桂河大桥

出版时间：2010-12-1  出版社：上海译文出版社  作者：[法]皮埃尔•布尔  页数：179  字数：85000  译者：王文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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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桂河大桥》：二战期间，英国军官尼科尔森奉命率领五百名部下向日军投降，日军为了侵略印度，驱策盟军战俘修建缅泰铁路，尼科尔森及部下接到了修建铁路线上的桂河大桥的任务。
一方面，为了建造一座有相当承受力、技术上合格的大桥，尼科尔森上校任用了有组织才能的原企业家休斯少校和富于公共工程经验的原工程师里夫斯上尉当参谋。他们在桥?选址、造桥材料、组织分工等问题上提出了最佳方案，一改原来日方领导下混乱无序、停滞不前的状况，大大加快了施工进度。原先故意消极怠工、暗中破坏的英军战俘们，在尼科尔森上校近乎苛刻的要求下，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在非人的条件下艰苦顽强地工作，终于如期建成了桂河大桥。
另一方面，英国军方为了炸毁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桂河大桥，316特种部队派遣了一个特遣小组深入战区，任务就是待铁路竣工后炸毁桂河大桥，切断这条对日军极为重要的交通命脉。小组的成员有组长希斯少校、沃登上尉和乔伊斯准尉。他们空降缅甸，在当地游击队员的协助下实地侦查，在桂河大桥的桥桩上绑好了炸药，并进行了多次夜间演习。
所以，就形成了一个英国人造桥、英国人炸桥的荒诞场面。随着铁路竣工日期的临近，气氛越发紧张，最后的结局出人意料……
皮埃尔·布尔所著的《桂河大桥》是奥斯卡电影大奖原著小说，影评曾获第十三届奥斯卡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男主角、最佳编剧、最佳摄影、最佳剪辑、最佳音乐七项大奖作品。

作者简介

皮埃尔·布尔（Pierre
Boulle）1912-1994，法国小说家。青年时期在马来亚经营橡胶种植园，后定居印度支那。二战爆发后，加入戴高乐领导的自由法国力量，在中国、缅甸和印支半岛与日军作战。代表作有《桂河大桥》和《人猿星球》。

章节摘录

　　某些目光在东西方心灵之间看到的不可逾越的鸿沟或许不过是海市蜃楼。或许它只是没有可靠依据的老生常谈的传统表现，这老生常谈有一天被居心叵测地改扮成措辞尖刻的概述，而要为其存在辩解甚至不能引用人人皆懂的道理？或许在这场战争中，“保全面子”的需要对大不列颠人和日本人而言同样迫切，同样生死攸关？或许这种需要支配了一方的行动，而他们并未意识到，又同样严格和命中注定地左右了另一方的行动，恐怕还左右了各国人民的行动？或许两个敌人表面上针锋相对的行为不过是同一个非物质现实的虽有差别却无伤大雅的表现？或许日本上校佐藤的思想在本质上和他的俘虏尼科尔森上校的思想相似？　　以上是少校军医官克利普顿向自己提出的问题。他也是一名俘虏，和五百名被日本人带到桂河战俘营的不幸者一样，和六万名被日本人分成几个大队集结于世界上最不开化的地区——缅甸和泰国的热带丛林——修筑连接孟加拉湾和曼谷、新加坡的铁路的英国人、澳大利亚人、荷兰人、美国人一样。克利普顿有时对自己作出肯定的回答，同时承认这个观点完全违情悖理，要求大大地超越表象。要采纳它，尤其需要否认表露大和魂的推推搡搡，用枪托殴打和其他更危险的粗暴行为，以及尼科尔森上校为确认大不列颠人的优越最喜爱使用的武器——大力显示尊严——具有任何实际的意义。不过，此刻克利普顿忍不住作出这个判断，他的长官的表现令他怒火填膺，在抽象和热切的追根溯源中，他的心情才稍稍平静下来。　　这番寻觅总导致同一个结论，即构成尼科尔森上校个性的全部特征（他搜集的这些数量可观的特征乱七八糟地堆在一起：富于责任感，眷念先祖遗风，尊重权威，念念不忘纪律，喜欢圆满完成任务），可以最恰当不过地浓缩在一个字眼里：附庸风雅。在狂热探究的期间，他认为上校是个附庸风雅的人，是附庸风雅的军人的完美典型。该典型是自石器时代以来经过长期的综合缓慢形成并日臻成熟的，传统保存了这一类人。　　此外，克利普顿生性客观，具有从不同角度考虑问题的难得的禀赋。他的结论稍稍平息了上校的某些姿态在他脑海中掀起的风暴，他突然觉得自己变得宽容，几乎动了感情，承认上校品德高尚。他承认，倘若这些品德为附庸风雅者所特有，那么照此逻辑稍作推演，很可能必须把最美好的情感归入同一类别，并最终在母爱中辨识出附庸风雅在世上最光彩夺目的表现。　　尼科尔森上校对纪律的重视以往在亚洲和非洲的各个地区是出了名的，一九四二年马来亚遭到入侵后，这一点在新加坡溃败时再一次得到了确认。　　最高指挥部下达放下武器的命令后，他团里的一群年轻军官制定了一项抵达海岸、抢一只小船驶往荷属印度的计划。尼科尔森上校一方面对他们的热情和勇气表示敬意，另一方面用他依然掌有的一切手段反对这项计划。　　他首先试图说服他们，向他们解释这个企图直接违背接到的指示。总司令签署了在全马来亚的投降书，陛下的任何臣民逃跑都是违抗行为。就他而言，他只看到一条可能的行为准则：在原地等待日本高级军官前来接受他、他的干部以及数百名在近几周的屠杀中幸免于难的士兵的投降。　　“如果长官们逃避责任，”他说，“那会给部队树立什么榜样啊！”　　他的目光在重大时刻显出的看透人心的锐利支持了他的论据。他的一双眼睛有着印度洋波平浪静时的颜色，始终平静的面孔敏感地映照出不知心绪纷乱为何物的灵魂。他蓄着一部沉着镇定的英雄们那种近乎红棕色的金黄胡髭，皮肤上泛出的红光表明～颗纯洁的心控制着没有缺陷、有力而规则的血液循环。在战役中自始至终跟随着他的克利普顿，每天惊叹不已地看到．，这位驻印度部队的英国军官在他眼皮底下奇迹般地幻化成一个他始终以为带有传奇色彩的人，此人过分地显示自己的存在，惹得他痛苦地时而大为恼火，时而深受感动。　　克利普顿为年轻军官们辩护。他赞同他们，并直言不讳。　　……

用户评论 (总计26条)

•   不错，平实，紧张。
•   　　　　要是没接触过西方文化，尼克尔森上校在我们心中恐怕就是个叛徒了。如果说投降还可以理解，但他出色的管理士兵为敌人修桥以及最后的行为完全是东方文明中的叛国行为了。
  　　　　但做为西方文明来说，上校的行为确实可以理解甚至值得尊重的。他做为一名军人，在上级命令投降时遵守了最后的命令。也就是说他已不是战斗人员了，他只是要等着回家的非武装人员，而他所要坚守的显然只剩下人的尊严。只可惜东西方文明的差异，日本人强迫他们去修路修桥。尼克尔森上校在得到尊重的情况下服从了，而且出色的完成了任务，甚至当英军来炸桥时，他破坏了这次行动。这难以理解吗？也许是的。但也许并不难。他只是做为一个人以及一个专业人士的职业操守。
  　　　　显然作者是欣赏这种行为的，在书中作者把它表现为文明与野蛮的斗争，西方是先进的文明的，而东方则是粗鲁的野蛮的。其实我可以理解，但对于书中弥漫的这种思想太多了，虽然指的是日本人，可是想想当时的中国人比日本还差。心中委实不快。作者的帝国主义思想太重了。
  　　　　不过对于此书来说，还是相当出色的。说实话，以前我根本没这种观点，甚至最初时也无法接受尼克尔森上校的做法。但现在想想不得不承认，这种做法是正确的。我们先是做为一个人而活着，不是国家的工具，我们先要的是做人的尊严，然后才是别的。如果连人与人的尊严都没有了，那我们生存的目的又是什么呢？
  　　　　桂河桥，一架跨越文明与野蛮之桥。
•   　　在五层楼的新华书店淘到了这本书。
  　　
  　　我必须承认，是它简洁的封皮首先吸引了我，然后是同名影片获奥斯卡七项大奖的那一行不经波澜的附注促使我把它买了下来。
  　　
  　　迟迟没有看。战争题材的小说在我有限的读过的书中更是少得可怜。
  　　
  　　我知道敌对方是法西斯和大日本帝国，可是扣在叙述者骨子里的对自己民族的无限膨胀的自豪感和把东方文明归结为野蛮的一次又一次的强调让人实属难受。
  　　
  　　尼克尔森上校坚持不和下士们一同劳动的做法似乎也不符合我们认定的既定的常识。作为战俘为敌军干活并发疯的卖力，而且把它当做西方文明的伟大成果。
  　　
  　　我是真的无比希望乔伊斯最后完成使命。可是结局是三个人包括尼克尔森在内湮没在沃登的迫击炮的火光中。
  　　
  　　有些可惜。
  　　
  　　虽然后记这么说，作者歌颂的核心是英雄主义色彩的充满悖论的尼克尔森上校。可我觉得真正打动我的是那个充满着一腔热血的发了狂似的叫做乔伊斯的年轻人。
•   　　桂河大桥：所谓比荒谬更荒谬的东西
  　　文：当心马路骗子
  　　
  　　作为小说，《桂河大桥》的名声，无疑更多来自于大卫•里恩导演的同名电影。就像流传在影评界那句名言所说：最好的战争电影都是反战的。电影《桂河大桥》刻画的英国军官为日本侵略军建造大桥，同时全力阻止大桥被本国特遣队炸毁的故事，冷峻地表现着战争带来的荒谬。影片最后桂河大桥被炸毁的碎片漂浮远去，成为战争电影的经典镜头。
  　　作为小说家的皮埃尔•布尔，常年居住在东南亚的热带国家，以自由法国战士的身份参加过二战，加上被日军俘虏成为战俘、并成功越狱的经历，让他笔下关于二战的文学作品充满惊人的真实感和无所不包的细节质感。
  　　而最为奇妙的，是当一个因为种种历史渊源颇为不鸟英国人的法国作家，在描写一位充满民族自豪感、绅士风度、职业自豪感的英国军人时，在笔下流露出的显而易见的不屑、调笑，以及隐藏在这一切背后的、让人深思的矛盾。
  　　正如译者王文融先生在译后记中所说，《桂河大桥》最简单的解读方法，是将目光专注于为日本人建设桂河大桥的尼科尔森上校等战俘，与受命破坏大桥的英国特遣队队员乔伊斯等人之间的“英国内战”。
  　　从这一层面来讲，尼科尔森上校在小说前五分之一部份里和日本战俘营指挥官佐藤之间的矛盾，只能说是一段小小的铺垫。因为在战俘营，战俘与监管者之间的斗争都是艺术创作者会着力打造的篇章。只不过《桂河大桥》的特殊点在于，皮埃尔•布尔笔下的斗争，并不在广大战俘如何反抗，而仅仅是集中在尼克尔森上校一个人身上。英国上校的抗争类似于甘地的“非暴力不合作”，而且目的不是什么越狱或者争取人道待遇，“让日本人知道，指挥英国战俘的不是日本胜利者，是英国军官”，这份荣耀才是尼科尔森上校的唯一目的。
  　　单从这种抵抗目的，习惯了东方思维的我们，多半就会为上校的死脑筋而讪笑，因为在我们的习惯里，军官与士兵同甘共苦，军官领导己方战俘与狱卒们明争暗斗才是正常的。可在尼科尔森看来，重要的不是去赢得什么，而是要维护一些被战败所剥离的东西，比如英国式的尊严和军人的荣誉。为此，他可以牺牲自己，但前提是手下士兵得跟他一样坚持尊严和荣誉，否则，他宁可去死，也宁可让士兵去死（他坚持克利普顿军医让受热带病折磨的士兵重新上工地就是证据）。
  　　阅读的时候，我一直有一个疑问，如果不是不鸟英国人的法国作家写同样题材的小说，尼克尔森上校还会是这样一副迂腐的老绅士派头吗？答案显然不会，就像大卫•里恩执导的电影里多了一个美国人希尔兹。里恩虽然是英国人，但他最著名的大制作影片《阿拉伯的劳伦斯》、《桂河大桥》都是用的美国资本，于是美国式的个人英雄主义被加进了电影剧本。布尔作为法国人，把英国人塑造得让人哭笑不得自然也不足为奇。同理，作为在殖民时代成长起来的西方人，布尔的文字里还大量流露出对东方文明的蔑视。
  　　而抛开这事关种族、文化环境的一切，透过小说线索更直接、体系更精炼的故事情节，《桂河大桥》值得深思的东西远不止如此。
  　　尼科尔森上校对军人荣誉、民族尊严的狂热追求，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理解为这位老派军人对个人职业生涯寻求的一种定义。在战争中战败投降，而且是不抵抗的投降，任何一个军人都会视其为奇耻大辱。但在尼科尔森身上看不到这种屈辱感，他在那一刻思考的是怎样把腰里的左轮手枪交到日本军官手里才不会失掉大英帝国的面子。日本胜利者的残暴让他愤怒，但更不能容忍的，是手下士兵在战俘营里无所事事，丢掉了英国军人的骄傲。与之相对应的，是士兵们“听不到长官号令感到手足无措”的滑稽。于是，当尼科尔森上校作为战俘营的英军最高长官，要求士兵们造一座最好的“桂河大桥”时，士兵们无条件地服从了，即使他们谁都知道这座大桥将运着敌人的士兵去侵略，但只要能压倒无能的日本人，“对他们弃之不顾，他们便不可能前进一步”，这种优越感让小说中唯一的清醒者克利普顿军医无奈，却不得不崇拜，让尼科尔森把完美的桂河大桥当成自己职业生涯顶峰的纪念碑。
  　　对此，布尔有一段文字：大桥在尼科尔森眼里是种族世代累积下来的经验和努力的具体物化象征，在工程师里夫斯眼里是他设计生涯和研究孕育出的生命，是日本军官佐藤上校对西方文明佩服的证据，是克利普顿对自己原本清醒状态的自我否定，但最终，布尔用一种热切的笔调，充满热情地反讽道：大桥将在日本指挥部的限定日期前提前完工，绝不会阻碍侵略者的征服脚步。
  　　也许，尼科尔森的职业生涯因为桂河大桥的建成达到顶峰。但皮埃尔•布尔把这种军人职业生涯的巅峰，建立在为敌对方服务的前提下，这是否能简单地归结为战争造成的畸形呢？尼科尔森作为一个战争中的个体，他不以战败当俘虏为辱，反而在战俘生涯中获得了精神上的最大满足感和荣誉感，这种心理已经跳出了普遍意义上常说的盎格鲁撒克逊人的骄傲，而成为一种很奇怪的个体心理，也即人生信条、职业道德、人性的光明面，这些常理下处于正面的东西，是否真的那么值得一个个体去坚持，去为之无条件的付出。
  　　布尔在尼科尔森身上设下的这个疑问，无疑是一个矛盾的悖论。而在另一位主角乔伊斯身上，同样能看到类似的矛盾。乔伊斯战前是一个为“两年里节约了一斤半金属”而骄傲的制图员，生活平淡不起波澜。战争爆发，和平日子里一丝不苟的乔伊斯在战争里显露出了勇敢、灵活、坚忍、果断的军人品质。所谓时势造英雄，某些品质本就是在特殊环境下才能显示出来，这无可指摘。可是布尔用这样的文字为乔伊斯的军人品质加上了如下的定义：
  　　
  　　聚光灯下的绘图纸，不可胜数的小梁图，一些棕色的长方形贴合其上，一个名称雄踞四方，无休止地用闪光的粗体字母组成一个词：“破坏”。
  　　它不再熄灭。自被他的本能呼唤的那一刻起，它胜利地占有了他的头脑，他感到唯独它坚实、全面、有力，足以使他超越厌恶和他的可怜躯壳的颤抖。它如醇酒一样醉人，如鸦片一样缓解痛苦。他任其占有自己，注意不让它逃脱。
  　　
  　　这个时候，我们只能说，乔伊斯只是一个被和平日子里一丝不苟的工作习惯、一成不变的生活压抑得苦苦寻找爆发点的人，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皮埃尔•布尔批判的是常态的人性，是每个人都有、只是掩藏一时的丑恶本能，这种本能和是否处于战争状态无关，只要有合适的雷管，任何时候都有爆炸的可能。
  　　《桂河大桥》表现的是战争，是战争状态下的荒谬，在这个层面上，大卫•里恩的改编电影达到了很高的境界。但皮埃尔•布尔的小说，还隐藏着很多在正常年代也必须要思考、必须要重视的东西，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所谓“英国人打英国人”、“尼克尔森上校比佐藤更该杀”的奇怪谬论，或许显得低了一些？
  　　
•   　　埃德蒙•威尔逊在他关于《吉姆》的著名评价中写道，“吉卜林用相当大的戏剧性效果为他的读者设置了东方与英国人之间的对比。东方带有神秘色彩和肉欲，混合着神圣与狡诈的两个极端；英国人则有卓越的组织、对现代方法的信心和拂去土著的神秘与信仰的束缚的本能。我们看到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并存，双方都不真正了解对方。”
  　　将这段评述移植在《桂河大桥》上似乎也同样恰切。尽管小说的主要情节围绕着两群英国人的冲突展开，但更令人感兴趣的是皮埃尔在书中毫不遮掩地传递着自己作为一位法国作家的立场：除却对“荒蛮之地的落后部族”的轻蔑态度，还有身为法国人面对老对手英国人的轻慢的嘲讽——当然是以一种“凄婉动人”的方式；正如皮埃尔在扉页上引用的康拉德所言，这不是一个滑稽的故事，他们都是芸芸众生的一份子，是在和平年代里会被别人当作好人来对待的正人君子，也许有点儿小小的狂热，但终归都是些体面人。
  　　尽管写在《吉姆》之后的近半个世纪，且小说的背景从殖民地时期的印度移到了二战期间的泰国，皮埃尔与吉卜林和康拉德一样，从自己的异域背景中得到不少灵感，只不过同为出身于老牌帝国主义中的男性作家，皮埃尔与他的前辈之间确实存在不小的差异。除了他极富探险色彩的人生经历的影响外，这种差异或许源自英法两国对待殖民地的迥异态度：法国对待利益、种植园和奴隶的兴趣并不少于英国，但它更多地受到“声誉”的驱动，与一些英国学者推崇的英国是在“不经意间”得到了它的海外帝国的说法截然不同。伴随着地理知识和地理发现的殖民开拓，在法国人的话语体系里被描述成一项至高无上的认识地球并征服它的使命。
  　　从这个角度来看，小说中的尼克尔森正是两种帝国主义话语的矛盾综合体。他的身上沾染了深厚的帝国主义气质，像任何传统的英国人一样信奉秩序与尊严（借用萨伊德的说法，尼克尔森上校这个人物可谓是帝国力量在殖民地的人格化的变化的顶峰）。他甚至拒绝与对手展开一场平等的较量；在他眼中，野蛮人佐藤上校根本不具备向他挑战的资格。然而，他在小说中未现身的法国对手却以为这种自负散发着顽固的腐臭。更耐人寻味的是，作者通过另一群英国人的眼睛完成了这种嘲讽：从对岸看过去，上校眼中坚强的英国士兵与一群行走的骷髅无异，他坚持的尊严不值一提，恰恰是倒映在他的同胞眼中的凄惨和死亡令他的倨傲无地自容。
  　　而支撑着尼克尔森上校的倨傲的，正是他的两位副手，希斯和里夫斯。两人代表着帝国主义力量与智慧的结合：前者曾是一家矿产公司的经理，后者在战前的印度担任工程师。他们是吉卜林笔下的克莱顿的继承者，他们的存在反映了专门知识在偏远世界取得统治地位的重要意义。比起他们的军官头衔，更值得注意的是他们作为学者和管理者的身份，不夸张地说，正是他们无可取代的专业知识使尼克尔森上校获得了其形象的合法性；因而他的冷静和坚毅不仅源于其根深蒂固的帝国主义优越性，更是因为他作为一种先进技术的统领者的毋庸置疑的正确性，这种正确性与精密科学及现代管理的客观高效同样不容辩驳。
  　　尼克尔森上校作为白种男性的根本优越性是如此明显，他是其他人的行动参照系、是谨慎事件的指挥者、是其力量值得尊重的人。你很可能不会赞同他的做法，最后却不由得对他心生敬佩；直到他为了维护自己、或者说为了维护自己所代表的大英帝国的尊严做出种种令人咋舌的不堪行为——先是向军医撒谎、迫使濒死的士兵重回修建工地，而后为了确保由自己统率的工程的安全，不惜将自己的同胞逼向绝境。
  　　从表面上看，《桂河大桥》似乎可以被简单地归结成一个“英国人建桥、英国人炸桥”的故事，因而小说中另一群英国人的存在同等重要。与尼克尔森上校相比，希斯和沃登的定位似乎不够鲜明，你很难确切地表述两者之间是否存在任何本质的不同，也许只在于沃登能够更“理智”地思考。他的理性不仅受惠于前教授的专门学科，更关键的是他从事的研究领域：东方语言。他是帝国主义和东方之间沟通的桥梁，而他与东方之间曾经存在的密切联系让他很难像希斯或者乔伊斯那样彻底地投身于战争——他更像是一个观察者而非参与者，所以小说终结于他的视角，其他人的命运因而也掌握在他的手中。在最后的高潮来临之际，沃登没能参与其中就是最好的证明。如果你还能回忆起伊文斯当年的际遇，也许就不难理解这样的情节；即使并非出于他的本意，年轻的沃登选择以东方语言作为他的职业这一事实决定了他将永远徘徊在帝国主义与被统治者的中间地带，他不再能够属于任何一方，他将为此付出代价，又将为此感到庆幸。他是最终命运的裁决者，泰国人将不能质疑他的决定，因为他是更为高贵的帝国的代言人；他的同伴也将没有机会反驳他的决定，既然他们的垂死的丑陋搏斗在他决定性的上帝般的全知视线中一览无遗。至此，一直隐身在后的作者借沃登之手终结了这场悲剧。
  　　相形之下，他们的同伴兼下属乔伊斯是一个热情、精力充沛又极度自信的年轻人，透过他年轻的身体，日渐衰亡的帝国主义似乎又恢复了往日的生机，但他的死印证了唯有理性高于一切的正统观念。热情，这个往往被与肉欲联系在一起的名词，似乎应该更多地被归入对野蛮人的定义，因而过多的热情将不可避免地走向毁灭。作者仿佛是在暗示，随着乔伊斯计划的失败，日不落帝国重振旗鼓的最后希望也化为泡影。
  　　
  　　有趣的是，相较于传统的殖民小说，皮埃尔的写作无疑更为复杂，其根源就在于他的小说中存在不止两个互相对立的世界。尽管两队英国人同样面对着在他们看来落后于自己的民族，但泰国和日本的象征意味决不可同日而语。
  　　日本作为一个亚洲国家，不仅成功抵御了来自欧美的殖民统治，而且在相当程度上掌握了较为先进的工业技术。然而在欧洲人（在小说里假借上校之口）看来，日本只是“刚刚脱离野蛮状态，而且脱离得太快。他们试图抄袭我们的方法，但没有消化吸收。”然而，如果我们尝试站在帝国主义的角度来看问题，就会发现一切其实与速度并无关联；关键在于日本不是在帝国主义的领导下进化的，也就是说尽管他们接受了外来的知识和力量，却从未接受欧洲人对他们自己民族的不发达、落后或退化的性质的判断。
  　　因而，作者似乎打定主意要将小说中的佐藤上校塑造成一个野蛮人的角色：他无视国际公约的傲慢、对暴力和强权的推崇，以及他时刻挂在嘴边的那句“我恨英国人”，使得那些生活状态更为原始的泰国人都显得高他一等。他拥有不少与尼克尔森上校相似的性格特征：固执、傲慢、自以为是。最后他之所以会全盘溃败，就在于他缺乏帝国主义气质中颇为重要的理性和冷静。而他的工程师也被毫不留情地描绘成了一个小丑，面对里夫斯和希斯，他除了唯唯诺诺一无是处，并且用“掩饰不住惊愕的钦佩之情”注视着在同行手下诞生的作品。
  　　另一方面，被塑造成更为民主、开放的休斯三人，也对泰国丛林怀抱着相同的态度。他们需要来自西方世界的先进武器，以及将之带来的救世主的指导和引领，并且他们对这样的安排并无不满。与他们的英国教官同处一室时，泰国游击队员选择蹲着而非坐着；他们用自己的语言沟通，为了不打扰英国人的交谈主动放低声音；作为土著他们甚至被一个年轻的英国人消耗尽了体力，对此他们“大加恭维”并且流露出“满意的神情”。而这一切都让作为上级的休斯感到满意，让他感到一切都在自己的掌控之中。
  　　这就是帝国主义为其版图之外的世界提供的选择：或者不加质疑地接受这种统治并为之效力，或者自取其辱并最终走向毁灭。即使小说中主要的悲剧并不落在被统治者的一方，但我们仍然不能忽略隐藏在其背后的意识形态的扩张的倾向。这种倾向并未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得到清理，相反它仍旧以一种复杂且不可避免的姿态存在于叙事的方方面面，即使这种叙事在很多场合以惊人的频率互相矛盾着。而今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正向典型的帝国及其文化发出挑战，面对日益复杂的多重视角的纠葛，我们该如何坚持自己的立场以应对以自处，或者才是小说背后更值得思考的问题。
  　　
•   　　每年的12月，距泰国首都曼谷西北122公里的北碧府都会举办“桂河桥周”纪念活动，活动的中心内容是围绕横跨桂河的一座大桥所展开。事实上这座大桥并不精致，更谈不上美观，现在所能看到的这座锈迹班驳的铁路桥只不过是泰国政府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花了5年时间重新修建泰缅铁路时顺带建造而成的。在此地举办纪念活动一是为了回顾历史，二是招揽人气，以便发展当地的旅游业。尽管现在的桂河大桥除了是泰国铁路枢纽的重要站点，更是旅游景点，但是令其名声在外的则是源自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经历。距离大桥不算远的地方有清晰可见的墓地，埋葬的几乎都是为修筑此桥而丧生的战俘与劳工，他们相当一部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英军战俘。他们远离家乡，埋身于异国他乡，英魂虽已经远去，但那一排排十字架似乎代替他们的双眼凝视着昔日挥洒血汗之地。
  　　
  　　桂河大桥这一段历史可以上溯至1942年，时值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军为完成进攻印度的战略意图，强迫包括中英战俘在内数以万计的修路队伍修筑穿越泰缅山区的战略运输线。据称平均在每根枕木下埋有38具尸体，是名副其实的“死亡铁路”，而横跨桂河的大桥是其咽喉要地，战略意义重大，屡次遭盟军轰炸。根据这一史实法国作家皮埃尔•布尔写就《桂河大桥》一书，并于1958年出版。
  　　
  　　在这本真实与虚构交错的中篇小说里，叙述了桂河大桥修建与被摧毁的一段故事。一方面英军战俘在残酷的条件下忍受日军的迫害，在非人的条件下修筑大桥；另一方面，英军战俘的指挥官尼科尔森上校混淆了现实处境下的道德是非观，将虚幻的自尊与种族意识融入工程中，将修筑大桥视为个人的艺术品，不惜阻止前来炸桥的英军特种部队。在颇具惊险与悲壮的情节衬托下，该书蕴涵极富争议的话题：爱国主义至上还是精神胜利为重。
  　　
  　　毫无疑问，英军战俘的指挥官尼科尔森上校是小说的焦点，作者将其刻画为一个悲剧英雄。尽管兵败被俘，但是在他身上依然保持着盎格鲁-撒克逊人的精神面貌，勇敢坚毅，自傲且善于克制，坦率却不失顽固，他并没有因为战俘的身份而看轻自己，自认遵守命令投降的他，将士气与民族自尊看的过高，以至最后行差踏错，为阻止炸桥而付出生命。作为对立面的日军战俘营指挥官佐藤则带有未开化蛮族的脸谱，征服者的荣耀并没有照耀到他，落魄一隅的不满让他残暴凶狠的对待战俘，然而在英军战俘极度自制的队列前，他只能沦落为一介小丑。
  　　
  　　英军战俘消极怠工转变为积极投入工作的转变，是小说中意向非常明显的例子。事实上为了对抗日军的残暴，将己方战争不利的因素减至最小的地步，英军战俘起先并没有认真的投入工作，而是故意耍弄日军，拖延施工并将工作刻意做错；随着尼科尔森上校试图将西方文明的先进性与英国人高尚精神层面展示给日军之后，事态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战俘们不但指出日军设计的拙劣，更以英国人特有的细致认真重新设计大桥，甚至在缺乏工具条件恶劣的环境下，以超常的工作热情投入大桥的建筑中，保证大桥在五个月的时间内顺利竣工。可以看到的是，战俘们尤其是那些军官战俘们，他们将自我行为与社会行为的准则淡化，将一个威胁正义事业的建筑过程视为体现自我的玩具，可是他们却丝毫没有意识到孜孜不倦的工作与大桥的顺利竣工将为反法西斯的正义战争带来如何巨大的负面影响。
  　　
  　　尽管战争带来苦难，战争正义与否也早已盖棺定论，但是小说意识中关于西方文明与东方未开化的意指则比比皆是，从大桥的设计到施工，从工程的进度到质量，从特种部队带领泰国反抗军行动，无处不显示出西方人领导的重要性与必要性，在小说中无意识透露出的内心独白中我们不难发现西方殖民意识与精英意识挥之不散，白人至上的观点贯穿小说始终。小说本身的精彩程度为意识形态所掩饰，以至小说最后英军特种部队为了炸桥而奋不顾身的英雄形象也为之失色。这一点不得不说是让人遗憾的事实。或许，小说不仅仅是为了反映桂河大桥这一单纯的建筑物体本身，以及完成这一建筑的艰难过程，而是通过大桥遭遇的经历来反映人性之复杂与矛盾，战争对于人性的摧残，在正义与非正义的较量中，每个人做出了自己的判断与行动，无论是埋骨于荒山恶岭的战俘，还是那些为之付出生命的英雄们，只是一出并不好笑的苦涩笑话里不太重要的补充物，展示出东西方心灵之间无法正常解释且不可逾越的鸿沟。
  　　
  　　值得一提的是，出于意识形态而造成的遗憾并非只有小说本身，根据该书改编的同名电影获得奥斯卡七项大奖，最佳编剧奖却没有颁发给两个编剧麦克尔•威尔逊和卡尔•弗曼，理由仅仅是因为他们被怀疑是共产主义者。歇斯底里的冷战思维不可理喻到让人啧啧称怪的程度，一如作品中关于东西方文明的理解。
  　　
  　　桂河大桥只是一道没有风景的桥，仅此而已。
  　　
•   　　 用口哨声演奏的进行曲，旋律是那么的熟悉和动人，但直到最近阅读了《桂河大桥》这本书，再去重温了一下这部电影我才知道它的名字叫波基上校进行曲。
  　　 《桂河大桥》是我在大学时学分镜头课程是专门看过的一部电影，虽然大卫-里恩的史诗电影节奏有点缓慢、长镜头多、观看起来有点沉闷，但不得不承认看完《桂河大桥》我确实被深深地震撼了。毕竟囊括七项奥斯卡大奖的电影确实有很多经典的地方，而这一次阅读电影的原著小说，就仿佛耳边响着波基上校进行曲一般，有一种说不出的亲切感。
  　　
  　　 同样是由小说改编的经典电影，如《沉默的羔羊》，电影情节紧凑，有些书中的细节和对话在电影中都一笔带过，而《桂河大桥》的电影却比小说要丰富了许多，因此《桂河大桥》这部小说相对于电影是单薄了一些，阅读的时候可以当做一部略长的中篇小说去看待。
  　　 小说给我带来的阅读体验在细节上没有电影的直观感受那么强烈，书中的描写也没有电影的镜头那么细致和富于引导性，但是在电影中能看到的重要情节在小说中都是被很好表现的，从详略程度上说，我甚至觉得小说的表现方式要优于电影，至少这样加快了整个故事的节奏，让事件的进程显得更加紧凑了。
  　　
  　　 小说最精彩和最经典的地方出现在第一部分和最后一部分，至于中间的三个部分只是对于情节的正常叙述，无非是采用了一个双线的叙述模式而已，没有什么值得关注的地方。而至于这段被很多评论家称为“分裂”或“精彩”的英国人斗英国人情节，在读小说的过程中感受并不是很深。
  　　
  　　 因此还是说说第一部和第五部吧。第一部分是小说最让我感到震撼的地方，只为了两个字——尊严。作家通过文字生动的描绘出了一个英国老牌军官的形象，像一头永不屈服的公牛一般，那种执着、不屈的感觉既让人看不懂，也让人敬畏。而作家对于日本人的描摹也非常精确，你对他服软，他们拿你当孙子，你对他强硬，他们反而尊敬你。而英国上校那种让人无法理解的自尊虽然吃了很多苦，却终于用自尊从日本人那里迎来了尊严。
  　　 就像现在看南京大屠杀问题一样的，我们在思考日本人为什么杀人的时候应该也去考虑自己为什么被杀，而皮埃尔-布尔的思考显然走在了前面。二战历史上日本人虐待战俘的情况是最为残暴的，而像尼尔森上校这只部队一样活得像“人”的简直是微乎其微，可以说尼尔森上校是用自尊赢得了尊重。
  　　
  　　 而在小说的最后一部分，则用一段让人意想不到的情节来收尾。尼尔森上校最后为了保护自己督建的大桥，甚至于自己的同伴、战友发生了对抗，在我们看来甚至和正义、历史的趋势、良知发生了对抗，尼尔森上校的行为完全是我们身在局外的读者所不能理解的，某种意义上甚至有点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意味。
  　　 我想这大致因为这座桥是尼尔森上校的心血，是他用尊严赢得的产物，是他和自己同伴共患难的见证，因此在他心中已经有了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为此尼尔森上校会像维护自己尊严一般去维护这座桥梁。即便这座桥是为日本人造的，即便这座桥建造的目的是为了侵略，即便要炸毁这座桥的是他的同伴。
  　　
  　　 在战争的环境下，看待很多事物的眼光都不能像平常一样。就像英国明知道德国人要轰炸考文垂而不管不顾，你能说丘吉尔的决定是正义公平的吗？显然不能。很多传统的世界观和思维在战争的环境中都会改变，而《桂河大桥》就提供了一个值得我们深思的故事，一个非同于传统英雄主义的战争故事。故事中没有硝烟，没有大规模的争斗，但我们却看到了另一个层面上的斗争，塑造了一个值得我们思考和品位的人物。以上这些就是这部小说中最不平凡的地方。
  　　
  　　 可以说尼尔森上校是英国人性格的一个缩影，虽然我朝一直是批判英帝国主义的，但在这部小说中我们也大致能体会到为什么英国人在工业革命后能称雄世界两百年，打败了西班牙无敌舰队、拿破仑、德意志第二帝国，就是因为英国人骨子里面的倔强、认真、努力，归根结底是这个老牌帝国主义国家的尊严。
  　　
  　　 与桥有关的二战电影不少，南斯拉夫的《桥》、英国的《遥远的桥》以及这部《桂河大桥》等等都与桥梁有关。而某种程度上《桂河大桥》与《桥》还是有一定可比性的，不同的是《桥》属于传统的舍生取义的英雄主义情怀，工程师与自己的桥同归于尽；而《桂河大桥》却又是另一种英雄，尼尔森上校值得敬佩，但他的行为到底是值得肯定还是否定？耐人寻味。
  　　
  　　PS：对于日本人的军衔，还是翻译为大佐、少佐更为贴切，就算叫太君都更加中国化了。
  　　
•   我的买了还没看~~真惭愧
  是有一次别人评价一本书的时候顺便提到了《桂河大桥》的电影，我很喜欢，结果就找到了书
  可总是这样，书买了一堆，都没看
•   这个白人至上真是~~
  懒得评价缅甸战场上的英军，想想仁安羌，别的就不说了
•   其实我也和你一样啊，只是这本比较薄，翻起来很快的，其实我看这本书也是因为喜欢那部电影，最近还有点喜欢看拍过电影的小说，比如昨天晚上就看了大地惊雷
•   抓紧写大地惊雷的书评，哈哈
  看书真的好快，佩服不已啊
•   关于白人至上的这点，我在想是不是说的太过直接了，毕竟小说中关于荣誉和勇气的部分也值得一提，所以我给４星
•   问题是，英军在缅甸战场上的表现，他们对远征军的作用，我真的只能说是比意大利对德国的贡献大
•   其实这也是国家利益的表现吧，至少远征军对于缅甸做战的期望要远远高于英军，当时的英军主要还是投放在非洲．
•   问题是北非战场他们虽然最后赢了，但之前一直打的并不好，如果不是德国当时大势已去，还真不知道最后能怎么样
•   缅甸公路对于中国和对于英国的意义也的确完全不一样
•   没想到猴子还喜欢军事，蛮意外的．北非战场其实在蒙哥马利之前也有打过比较漂亮的战役，但是对新军事技术与战术的领会显然没有德国人那么到位．假如说德国当时在非洲军多投放一些军力，我想最后结果还是不会改变，损耗方面英国人挺的住，德国人则不然，运输线不通畅是最大的问题．远征军入缅的意义则不然，打击日寇扬国威也好，与盟国合作所需要的姿态也罢，总体上给我感觉更象是一场不得已而为之的做秀，悲壮却收获不多，至少从出发点来看，公路运输的物资还远远不如驼峰航线．这些东西说不得，说着说着就歪楼了
•   哈哈，我也真的不知道你喜欢这些呢：）
•   就是要多交流嘛，今天是周末，先闪了，祝周末愉快
•   周末愉快
•   关键在于写战争的切入点非常好，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视角
  第一次看完全是震撼的感觉。
•   可能我先看的电影吧．其实关于太平洋战争初期的作品太多了，再看这样的故事很难有大震撼的，纯粹当电影书来看的
•   毕竟获得过奥斯卡的，大卫里恩拍史诗片很NB
•   电影是很不错的，收的一套Ｄ９，现在感觉很喜欢以前这种风格的东东
•   是的啊，阿拉伯的劳伦斯以及日瓦戈医生也很不错
•   对的，我尤其喜欢第二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