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道伊斯兰

出版时间：2009-5  出版社：上海译文出版社  作者：爱德华·萨义德,Edward Said  页数：238  译者：阎纪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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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从伊朗人质事件、波斯湾战争，到纽约世贸中心大楼爆炸案，西方世界一直被一个名叫“伊斯兰”的幽魂苦苦纠缠。在新闻媒体的描述，以及政府、学界与企业专家的应和下，“伊斯兰”竟沦为恐怖主义与宗教狂热的同义词。与此同时，一些国家也利用“伊斯兰”一词，来为其丧失民心的高压政权张目。　　　　　　　　　　　　　　　　　　　　　　　　　　　　　　　　　　　　　　　　　　　　　　　　　　　　　　　　　　　　　　在这部里程碑式的作品中，爱德华·萨义德针对伊斯兰被西方媒体塑造出的僵固形象，检视了其渊源和影响。他结合政治评议与文化批评来揭示出，即便是对伊斯兰世界最“客观”的报道，其中也潜藏着隐而不显的假设和对事实的扭曲。

作者简介

　　爱德华·萨义德（Edward W.Said，1935-2003)，当今世界极具影响力的文学与文化批评家。生于耶路撒冷，在英国占领期间就读于埃及开罗的西方学校，接受英式和美式教育，1950年代赴美就学，获哈佛大学博士学位，从1963年起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任教，教授英语文学和比较文学，是享有声誉的文学和文化批评家，同时也是乐评家、歌剧鉴赏家、钢琴家。他的乐评、文学评论和他的理论著作一样，学识渊博，兼有清晰明快的行文风格。其主要著作包括《东方学》、《巴勒斯坦问题》、《报道伊斯兰》、《文化与帝国主义》以及《流离失所的政治：巴勒斯坦自决的奋斗》等等。

书籍目录

新版绪论　　　　　　　　　　　　　　　　　　　　　　　　　　　　　　　　　　　　　　　　　　　　　　　　　　　　　　　　　　　　绪论附笔第一章 新闻中的伊斯兰教伊斯兰教与西方诠释的共同体公主事件的前前后后第二章 伊朗事件圣战失去伊朗未经检验且隐藏的假定另一个国家第三章 知识与权力诠释伊斯兰的政治学：正统知识与对立知识知识与诠释附录 “9·11”事件回应复仇无法消灭恐怖主义无知的冲突

章节摘录

　　为了向美国人说明替代性能源来源的重要，纽约的“联合爱迪生”（Consolidated Edison）电力公司在1980年夏天推出一部引入注目的广告。影片片段带出几个一望即知的石油输出国家组织人物——阿哈迈德?亚马尼（Ahmed Z.Yamani）、卡扎菲；还有一些较不知名、身着长袍的阿拉伯人，照片与影片交替呈现其他与石油及伊斯兰教有关联的人物：霍梅尼、阿拉法特、哈费兹?阿萨德（Hafez al—Assad）。广告中虽然没有提到这些人物的名字，但是严肃警告我们：“这些人”控制着美国的石油来源。阴沉的背景旁白并未说明“这些人”到底是谁、来自何方，只是让人觉得这批清一色男性的恶棍已经使美国人落入极度虐待狂的掌握之中。“这些人”只要像过去出现在报章电视上一样再度现身，就能够令美国观众感受到混合着愤怒、憎恨与恐惧的情绪。而联合爱迪生公司为了其商业理由，就是要激发并利用这些感受。曾任卡特总统内政顾问、后为克林顿政府高层官员的斯图亚特?艾森斯泰特（Stuart Eizenstat），他在1996年曾敦促克林顿总统采取“强势步骤，动员全国来因应真正的危机与明确的敌人——石油输出国组织”。　　联合爱迪生公司广告中有两项因素，构成这本书的主题。其中之一当然就是伊斯兰教，或者应该说是伊斯兰教在西方——尤其是美国——的形象。另一项则是这幅形象在西方——特别是在美国——的运用。我们即将看到，这两项因素之间的关联性，最终会使得它们揭露西方及美国与揭露伊斯兰教的程度不相上下，后者的具体性与趣味还略逊前者一筹。不过在我们检视现阶段情况之前，先来回顾一下伊斯兰教与基督教西方的历史关系。　　从至晚18世纪末直到今日，现代西方对于伊斯兰教的反应一直被一种极端简化的思考模式所主宰，我们或许可以称之为“东方学专家”。东方学专家思考模式的共通基础是一道想像的但泾渭分明的地理界线，将世界划分成两个不对等的部分，比较大的、“不一样的”那部分叫做东方；另外一个也就是“我们的”世界，则称之为西方（the Occident或theWest）。当一个社会或文化认定另一个社会或文化不同于它自身时，必然会出现这种分别。不过有趣的是，尽管东方向来被看做是这世界上较弱势的一部分，它总是被认定为比西方更广大、更有潜力（通常是毁灭性的力量）。伊斯兰教一直被归类于东方，它在东方主义整体架构中的命运，首先是被当成一个庞大坚定的实体，然后饱受极不寻常敌意与恐惧的对待。这种现象背后当然有许多宗教、心理与政治的原因；不过所有的原因都出于一种意识：就西方而言，伊斯兰教不仅代表可怕的竞争者，更代表对基督教后来居上的挑战。中世纪时代大部分时期以及文艺复兴早期，欧洲都视伊斯兰教为一种叛教、亵渎、晦涩的邪恶宗教。穆罕默德在穆斯林心目中是先知而不是神，这点似乎并不重要；基督教徒在乎的是认定穆罕默德为一个假先知、混乱的播种者、好色之徒、伪君子与魔鬼代言人。这种对穆罕默德的观点并不完全属于教义层面。真实世界中的真实事件使伊斯兰教化身为一股可观的政治力量。数百年来，强大的伊斯兰陆、海军威胁着欧洲，摧毁其前哨站，在其领域中殖民。它犹如一种更年轻、更刚健、更有活力的基督教在东方崛起，具备了古希腊的学术知识，单纯、无畏与好战的信念使它朝气蓬勃，准备要一举摧毁基督教。尽管后来伊斯兰世界江河日下，欧洲则蒸蒸日上，但是对于“穆罕默德教”（Mohammedanism）的恐惧一直阴魂不散。伊斯兰世界比全球其他非基督教宗教更接近欧洲，就是这种毗邻关系唤起了对于伊斯兰入侵欧洲以及其潜藏力量的记忆，一而再再而三，令西方困扰不已。东方其他伟大文明——诸如印度与中国——都被视为落居下风且距离遥远，因此不会让西方寝食难安。只有伊斯兰教似乎从来不曾全然降服于西方，而且原油价格在20世纪70年代前期一飞冲天之后，伊斯兰世界早年的征服大业似乎又将卷土重来，令整个西方世界不寒而栗。20世纪80与90年代“伊斯兰恐怖主义”（Islamic terrorism）的勃兴，更深化、强化了这种震惊感。　　到了l978年，伊朗占据舞台中央，让美国人感受到与日俱增的焦虑与激情。很少有国家像伊朗一样，虽遥远荒僻，迥然不同，却与美国人产生如此密切的关联。美国人似乎也从来没有这么一筹莫展，这么无力无助，只能坐视戏剧化的事件纷至沓来。他们无法忘却伊朗的存在，因为在许许多多层面上，伊朗都以一副桀骜不驯的姿态侵犯他们的生活。在能源短缺期间，伊朗是主要的石油供应国；它所处地区向来被认为是动荡不安的兵家必争之地。伊朗身为美国的重要盟邦，在美国的全球擘画中，伊朗失去了君主政权、军队与价值，这些都发生在持续一年的激烈革命动乱中，其规模之大，是l917年10月俄罗斯革命以来所仅见。一种自称属于伊斯兰、似乎颇受欢迎而且反帝国主义的新秩序，在挣扎中诞生。霍梅尼阿亚图拉（Ayatollah）的形象与现身占据了媒体，但媒体只是把他描述成强硬顽固、大权在握，而且对美国怀恨在心。到最后，由于逊王巴列维在1979年10月22日入境美国，一群伊朗学生遂于11月4日攻占美国驻德黑兰大使馆，许多美国人沦为人质，一年多之后才获释。　　对于伊朗诸多事件的反应，并不是发生在一无依傍的真空之中。在公众的文化潜意识背后，有一种对于伊斯兰教、阿拉伯人与整体东方的长期存在心态，我称之为“东方主义”。无论是最近出版且颇获好评的小说如奈保尔（V.S.Naipaul)的《大河湾》（A Bend in the River)与约翰?厄普代克（John Updike)的《政变》（The Coup)，或者是小学历史教科书、漫画、电视影集、电影与卡通，伊斯兰教的形象都如出一辙，无所不在，而且都取材自对于伊斯兰教长期以来的观点：也就是经常将穆斯林嘲弄贬抑为石油贩子、恐怖分子，以及新近出现的残酷暴民。相反地，无论是在一般文化或特别是在对于非西方人的讨论中，都很少看到以同情态度来谈论甚或思索——更不用说是描绘——伊斯兰教或任何伊斯兰事物。如果要他们举出一位现代伊斯兰作家，大部分人恐怕只能举出哈里尔?纪伯伦（Khalil Gibran)，实则他并非伊斯兰作家。专攻伊斯兰教的学院专家面对这个宗教与其中多种文化时，通常会局限于一种虚构的或是文化决定论的意识形态框架，其中充斥着激情与防御性偏见，甚至是强烈的反感；因为有这种框架，理解伊斯兰教遂成为一桩艰巨的工作。从1979年春天媒体对于伊朗革命的诸多深度探讨与采访来看，除了将这场革命认定为美国的挫败（当然就某种特殊意义而言，的确是如此)或者黑暗击退光明的胜利之外，其他观点乏人问津。　　对伊朗的关注持续至20世纪90年代。冷战结束之后，伊朗与伊斯兰教都成为美国最主要的外国仇敌。伊朗被认定是恐怖主义国家，因为它支持黎巴嫩南部真主党之类的团体——真主党在以色列入侵黎巴嫩之后成立，目标是要反抗以色列对黎南的占领，并且被指控输出宗教激进主义，而且伊朗对于美国在中东地区——特别是波斯湾——霸权的顽强反抗，特别令人忌惮。《洛杉矶时报》伊斯兰教专家罗宾?莱特（Robin Wright)在1991年1月26日的专栏中写到，美国与西方政府官员仍然在找寻对付“伊斯兰挑战”（Islamic challenge)的策略，莱特引述一位不具名的布什政府“高层”官员的话，他承认：“我们对付伊斯兰教时，必须比三四十年前对付共产党更精明。”这一整篇五栏的文章虽然也提及将“众多国家”简化的危险，但是其中唯一的照片是霍梅尼。霍梅尼与伊朗具体呈现了所有伊斯兰教的可憎之处，从恐怖主义、反西方心态，到“主要的一神教国家中，唯一还会发布一套控驭社会法规以及精神信仰的国家”。文章中完全没有提到，就连在伊朗内部，对于这些法规甚至“伊斯兰教”的定位都有重大且持续不断的争议，对于霍梅尼贡献的质疑也是针锋相对。光是用“伊斯兰教”这个字眼就足以涵盖“我们”观照全世界时的忧虑。雪上加霜的是，克林顿政府已经提出法案，要惩罚其他与伊朗（以及利比亚、古巴)进行贸易的国家。　　在辅助说明这种对伊斯兰教的普遍敌意时，奈保尔的角色耐人寻味。他接受《国际新闻周刊》（Newsweek International)专访（1980年8月18日刊出)时谈到自己正在写一本关于“伊斯兰教”的书，然后主动说道：“穆斯林宗教激进主义缺乏知识性的实质内容，因此必将崩溃。”但是对于他所说的是哪一种穆斯林宗教激进主义，以及他所想的是哪一种知识性实质内容，奈保尔都没有明言：伊朗无疑是他意中所指，但此外还有——以同样暖昧的用语——整个战后第三世界的伊斯兰反帝国主义风潮，奈保尔对之发展出一种特别强烈的厌恶《在信徒的国度：伊斯兰之旅》（Among the Believet: An Islamic Journey)一书中显露无遗。在奈保尔小说近作《游击队》（Guerrillas)与《大河湾》中，伊斯兰教是探讨的对象，也是奈保尔对于第三世界全面指控（并为此受到自由派西方读者欢迎)的一部分；这个第三世界是他杂凑了几个怪异统治者的贪污腐败、欧洲殖民主义的终结与后殖民时期重建本土社会的努力，来说明非洲与亚洲全面的知性败坏。“伊斯兰教”在奈保尔笔下独挑大梁，无论是表现在让可悲的西印度群岛游击队员取伊斯兰姓氏，还是表现在非洲奴隶买卖的遗风。对奈保尔与其他读者而言，“伊斯兰教”可以用来涵盖一个人基于文明、西方的理性观点所最无法认同的全部事物。　　小说家、记者、决策人士与“专家”在处理“伊斯兰教”或者现今运行于伊朗与伊斯兰世界其他地区伊斯兰教时，宗教热情、争取正义的奋斗、凡夫俗子的弱点、政治竞争，以及被如实面对的男性、女性与社会历史，这些因素似乎都浑然不分。“伊斯兰教”看来就像吞没了多样化伊斯兰世界的所有层面，将它们全部化约为一种特别恶毒而且欠缺思维能力的本质。出现的结果大部分都不是分析与理解，而是形态最粗糙的“我们对抗他们”（us-versus-them)。无论伊朗人或穆斯林如何说明他们的正义感、他们被压迫的历史、他们对自身社会的展望，似乎都无关紧要；美国重视的是这场“伊斯兰革命”的发展进程，有多少人被伊朗革命委员会（Komitehs)处决，霍梅尼又以伊斯兰教之名下令执行多少桩怪异的暴行。当然，没有人会将琼斯镇（Jonestown)的大屠杀、俄克拉何马市爆炸案的毁灭性恐怖、对中南半岛的蹂躏这些事件，等同于基督教、西方或美国文明整体。这种等同方式只保留给“伊斯兰教”。　　为何这一系列的政治、文化、社会，甚至经济事件，似乎都那么容易以条件反射的（Pavlovian)方式化约成“伊斯兰教”？“伊斯兰教”到底有什么因素会激发如此快速而过度的反应？对西方人而言，“伊斯兰教”与伊斯兰世界在哪些方面有别于第三世界其他部分与冷战时期的苏联？这些问题绝不简单明了，因此必须借由逐项讨论、设定许多条件与区别的方式来回答。　　用来指称庞大复杂实体的标签，其暖昧含混已是恶名昭彰，但同时又是无可避免。如果“伊斯兰教”的确是个模糊且充满意识形态的标签，那么“西方”与“基督教”也同样是问题丛生。然而，要避开这些标签并非易事，因为穆斯林谈论伊斯兰教、基督教徒谈论基督教、西方人谈论西方、犹太人谈论犹太教，以及他们在谈论另一方时，似乎都是自信满满、斩钉截铁。我并不想建议如何回避这些标签，我认为更能够立竿见影的做法是：开宗明义就承认，作为文化史整体的一部分而非客观的分类法，“标签”确实存在而且行之有年：本章稍后我会将它们定位成诠释方式，是由我所谓的“诠释共同体”（communities of interpretation)为其自身之目的而创造的。因此我们要谨记，“伊斯兰教”、“西方”甚至“基督教”这类标签在使用时，至少有两种运作方式，并制造出至少两种意义。首先是单纯的指称功能，例如我们说霍梅尼是穆斯林或教宗保罗二世是天主教徒。这种声明告诉我们某件事物与其他事物相区隔的最基本资讯。在这个层面，我们区分橘子与苹果（就如同我们区分穆斯林与基督教徒)的地步只限于我们知道它们是不同的水果，生长在不同的果树上等等。　　这些标签的第二种功能是要制造一种更为复杂的意义。今日在西方提到“伊斯兰教”这个字眼，会意指我先前论及的许多不愉快事物。更有甚者，“伊斯兰教”不可能意指一个人以直接或客观方式获致的知识。我们对“西方”的用法亦可做如是观。愤怒或武断地使用这些标签的人们中，有多少能够确实掌握西方传统的所有层面、伊斯兰律法，或伊斯兰世界的实际语言？显然少之又少，但是这种情形并无法阻止人们自信满满地描述“伊斯兰教”与“西方”的特质，或是自以为通晓自己正在谈论的事物。　　因此我们要严肃面对标签，对于一个谈论“西方”的穆斯林，或者一个谈论“伊斯兰教”的美国人，这些广泛的概括化背后有一整套同时授予（enabling)又剥夺（disabling)的历史。这些标签带有意识形态，充满强烈情感，其生命力更甚于许多经验，而且能够适应新的事件、讯息与真实。现今“伊斯兰教”与“西方”在每个地方都再度呈现出强大的迫切性。我们必须立刻指出，与伊斯兰教彼此针锋相对的似乎永远是西方而非基督教，为什么？因为人们认定，虽然“西方”在概念上大于其主要宗教基督教，而且其发展也超越了基督教的阶段，但是伊斯兰世界——尽管包括不同的社会、历史与语言——仍然陷溺于宗教、原始与落后。因此西方是现代化的，整体大于其部分的总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但其文化认同永远是“西方的”；相较之下，伊斯兰教只不过是“伊斯兰教”，可以化约为一小撮陈陈相因的特质，尽管从表面上就可看出，其冲突的出现与多样性的经验和西方一样丰富。

媒体关注与评论

　　我认为，大部分人类社会的知识到最后都可以透过常识来理解，而且臣服于某种批判性的评估。　　　　　　　　　　　　　　　　　　　　　　常识与批判性的评估，分析到最后皆具社会性与一般知识性的特质，让每个人都能亲炙并培养，而不是某个阶层的特权，也不是一小撮领有凭证的“专家”的私产……　　麻烦在于，训练衍生出学术派阀与新闻“专家”，他们脱离了社会现实、理智观点与知识责任感，若不是千方百计为莱一特殊利益集团张目，就是心甘情愿、百依百顺地为权力效劳。　　萨义德

编辑推荐

　　用真实取代虚伪，用责任取代逃避，用冒险取代安全，用批评取代一团和气。　　　　　　　　　　　　　　　　　　　　　　　　　　　　　　　　　知识与权利，报道与掩饰，诠释与共谋，萨义德“东方学三部曲”压轴之作。台湾“中研所”欧美研究所副所长，著名专家单德兴教授专文推荐。　　《报道伊斯兰》的作者是美国当代最具影响力的文学与文化批评大师爱德华·萨义德（Edward Said)，后殖民思潮先驱。他从1963年起，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文学与比较文学研究所教授，也是巴勒斯坦独立运动西方世界最雄辩的代言人。萨义德著述颇丰，尤以“中东三部曲”著名，本书为此三部曲的最后一部。全书共分两章：第一章新闻报道中的伊斯兰，下分伊斯兰与西方世界、解释的共同体和君主的故事3个章节；第二章是伊朗的故事。作者从传播和媒介研究的角度出发，对西方新闻媒体报道伊斯兰世界进行考察和论述。此书是理解西方同后殖民世界关系的必读之作，也是当代世界批判传播学领域中的经典。

用户评论 (总计11条)

•   报道伊斯兰
•   全新 很好
•   好，非常好，书很不错啊 ，质优价廉！
•   新闻报道之类
•   报道即遮蔽
•   众人啊！来自真主的启示确已降临你们！
•   　　 “他们不能再现自己，他们必须被再现”。
  　　
  　　 ——《报道伊斯兰》
  　　
  　　
  　　 Covering一语双关，既是报道又是遮蔽，“格格不入”的爱德华·萨义德站在东方的立场言说，力图扭转西方人关于伊斯兰世界的固有观念。致力于去除西方人眼中被异化的隔膜，还原伊斯兰世界的面目，抑或是爱德华·萨义德观念中的真实，在他看来，伊斯兰已被西方媒体和专家误读很深，而“‘文明冲突’理论就像‘世界大战’一样是哗众取宠，只能够强化人们防卫性的傲慢自大，但却无助于批判性地理解我们这个时代中复杂的相互依存关系。”
  　　
  　　 依照西方人对于东方的好奇，抽象化的观念和扭曲的印象，也恰好可以作为在观念上借鉴的对象，作为在处理相互关系时映照的镜像。这也是避免“爱国精神公式化”表达的途径。
  　　
  　　 而另一本《文化与帝国主义》则是以文化为入口，解析英法作家笔下的故事所涉及的与帝国文化的关系，加缪，康拉德，奥斯丁，或是他们的身份或是他们笔下的人物，都与帝国文化的命题互相映照。
  　　
  　　 萨义德作为一个公共知识分子的形象，站立在两座高墙之上，不停地发出声音，渴望双方的人们能够听到，然而让人深思的是：早已被习惯性偏见和防卫性心理遮眼的人们，真能够理解吗？
  　　
  　　
  　　
•   　　最初知道萨义德的名字，是在阅读他与指挥大师巴伦博依姆合著的那本对话录《在音乐和社会中探寻》的时候，深为他超出一般学者之上的全面的修养与思想者的睿智而折服。再读这位巴勒斯坦著名学者的文字，则是上海译文出版社新近推出的他的代表作之一《报道伊斯兰》。书名非常吸引人，让人浮想联翩；封面更具冲击力；一位西方记者蹲在地上，用他的高级单反相机专注地对焦眼前同样蹲着、紧握AK-47突击步枪的伊斯兰武装人员，是塔利班士兵，还是恐怖组织成员？不得而知。然而，这张夺人眼球的封面图片，加上本书的副标题——“媒体与专家如何决定我们观看世界其他地方的方式”，倒是一下子抓住了萨义德这本著作的主题。
  　　《报道伊斯兰》的主题，其实就是萨义德力图破除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在报道和看待伊斯兰世界上的根深蒂固的偏见与迷思。用本书译者、台湾学者阎纪宇的话说：“美国学术和媒体所呈现的伊斯兰现象，一言以蔽之，便是浅薄化、单一化、标签化、污名化、妖魔化。”这其中自然有深刻复杂的历史与现实因素，在上世纪70年代末的伊朗人质危机与2001年的9•11事件中达到了高峰。
  　　美国人与西方世界实在无法理解，在70年代末爆发的伊朗伊斯兰革命，以及由伊朗学生为抗议美国收留被推翻的巴列维国王而扣押美国外交人员所引发的人质危机中，伊朗人民表现得既不亲苏联模式的共产主义，也不支持西方式的现代化。正如萨义德一针见血指出的那样：“现代化理论预设的行为准则根本无法解释这些推翻国王的伊朗人民。”于是，美国陷入了一个无奈的怪圈：他们对巴列维国王现代化的支持，被伊朗人视为反对国王的战斗口号，因为由美国人撑腰的伊朗君权独裁统治被认定违背伊斯兰教义；而巴列维流亡到纽约后的“象征性复辟”，在伊朗人眼中更是美帝国主义对抗伊斯兰革命的表现，从而加剧了伊朗人民的愤怒。结果引爆了人质危机，以及接踵而至的卡特总统解救人质行动的彻底失败，导致美伊关系打上了死结，至今无法解开。针对报道伊朗人质危机的整个过程，萨义德借用当时《华尔街日报》的一段评论，嘲讽美国媒体“若不是当成一场由自虐狂与暴力狂主演的怪物秀，就是当作肥皂剧来处理”。他举了美国公共电视台著名的“麦克尼尔/雷勒报道”节目为例，麦克尼尔、雷勒这两位电视界的精英，在做一期从德黑兰回国的美国教士的专题节目时，面对这些教士表达的给被巴列维暴政压迫了25年的伊朗人民的同情，两人根本不屑一听；而当伊朗前后两任外长应邀作客该节目时，两个主持人咄咄逼人质问他们的态度与美国政府如出一辙，只关心人质何时获释，完全不提伊朗人民的感受、伊朗政府要求惩处巴列维罪行的交换条件。至于霍梅尼上台后，伊朗事实上迈出的也许并不完美的民主化脚步，“伊朗国内对宪政公民投票的长期辩论”，各个党派之间的激烈竞争，美国媒体几乎视而不见。彼时彼刻，西方世界一直标榜的公正、客观的新闻立场早就抛到九霄云外去了。
  　　在萨义德看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掀起的一浪高过一浪的妖魔化伊斯兰世界、将恐怖主义等同于伊斯兰教的舆论讨伐狂潮，骨子里是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在作祟，自以为基督教文明优越于其他文明，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萨义德指出：“在苏联解体导致的知识界真空之中，搜索新异国仇敌的工作就锁定了伊斯兰教，如同8世纪欧洲基督教展开的搜索。”耐人寻味的是，西方许多自以为是的阿拉伯与伊斯兰文化研究专家、从事阿拉伯与伊斯兰世界新闻报道的媒体从业人员，其实对阿拉伯语或波斯语一窍不通，那么，他对阿拉伯与伊斯兰文化的研究或报道如何透彻客观？难怪萨义德挖苦道：“如果一名俄罗斯、法国、德国、拉丁美洲，甚至中国与日本的记者或专家无法通晓该国语言，那么他根本不会被当成一回事；然而‘伊斯兰教’的研究者似乎完全不需要语言的知识，因为他面对的是一种心理变态，根本不是‘真正的’文化或宗教。”
  　　美国及西方世界对伊斯兰世界的知识建构与报道，本质上是由其地缘政治与经济利益所决定的。萨义德如斯说。也许这算不上新鲜。但他进一步洞幽烛微、直指要害的解析，则有助于我们加深这方面的认识。在美国，围绕着中东与伊斯兰世界的事务，学术界、企业与政府之间活跃蓬勃、千丝万缕的的体制性隶属关系，决定了他们的价值取向和倾向性。1980年7月，关于向波斯湾地区派驻快速反应部队的舆论在美国甚嚣尘上，《新闻周刊》某期的封面故事标题赫然入目，可谓一语中的：“捍卫油田：强化美国军力。”美国为控制中东地区的石油、掌控世界经济发展的命脉，可以毫不犹豫地劳师远征，大打出手。这一实用主义的战略思维，其实在上世纪90年代的第一海湾战争以及前些年小布什发动的伊拉克战争中，凸现得更加清晰。伊拉克的战火至今远未平息。美国人的这种“战略思维”今后也还会延续下去。
  　　作为一个出生在巴勒斯坦，又在英美接受西式教育的学者，萨义德植根于阿拉伯文化的深厚土壤中，同时对西方文明有着独到深邃的理解。他秉持的“知识分子的责任感要求我们对于现实抱持更强烈的批判意识”这种坚定的信念，让他对弥漫于美国的妖魔化伊斯兰世界的思潮洞若观火，无法袖手旁观。因此，9.11事件爆发后,他敢于严厉地批评美国：“以F-16战机与军用直升机滥炸没有防卫的贫民，与传统的民族主义者的恐怖活动，在架构与效果上并无二致。”他毫不客气地批驳亨廷顿“文明冲突论”的荒谬，“针对整个宗教或文明放言高论，往往不是为了煽动人心就是出于彻底无知”。在美国与西方强势文化主导世界的大环境下，萨义德的批判异常犀利，也难免有唐吉诃德大战风车的悲壮，然而，却又是值得我们尊敬和深思的。
  　　
•   　　《报道伊斯兰》：“我是出色的坏脾气者”
  　　萨义德算得上是一个漂亮的男人，你看他那张被用来作为他的回忆录《格格不入》的封面的侧面像，卷发优雅，眉目如画，甚至那带有老年斑的手背皮肤，也格外潇洒迷人，简直是妙有姿容，好神情。萨义德的同仁朋友们在纪念他的文章里，都不约而同地提到萨义德很注意自己的仪表，颇欣赏体面优雅的绅士风度。这个男人很精致，精致到令人感动，他那种高雅的气质里渗透的是精神上的强大，从容，你看着他的照片，你能因为他的气质而感觉到自己的受尊重的，你甚至可以觉得他对自己仪表的精心雕琢，是在表达他对自己的珍惜和对世界的爱护。但是这个漂亮的男人，脾气却不好，因为对真理的执着与激情，对错误就极易动怒。
  　　很多人不由自主会强调萨义德的文化身份，甚至愿意把“流亡的苦难”这样一种情感，引入对萨义德的东方学及后殖民主义理论的理解中。出生在耶路撒冷又怎样？文化对人的熏染本身就是后天的、偶然的。所谓的身份认同的焦虑和危机感，并不必然发生在那些有着双重身份的人身上。萨义德智识逼人，才力智性雄越辉煌，也许我们可以作这样的设想，把他置于任何一种文化里，他都能最充分地汲取其精华，完善自我认知。萨义德是最早挞伐亨廷顿的文明冲突理论的学者之一，认为所谓的文明冲突的格局过于抽象，几近虚构，反而把人拉入不真实的感知里。当索尔仁尼琴在美国落脚，受自由派媒体热情拥戴，萨义德就不留情面地指出这是缺失理性的狂热的现象，而事实确是如此，当是时，并没有多少人真正阅读过索尔仁尼琴的作品，只是把他当作一个符号来推崇。这个男人很聪明，化用马克思的语言，他可以透过现象看本质。所以他的盟友躲不了他的批评，而他的敌手则只能承接他的口诛笔伐。他说我真正相信一种批判意识确实存在，可以凌驾超越一切偏见。
  　　与萨义德同为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的迈克尔伍德教授，曾提到一件有趣的事，说当时自己发现哥大给的薪水很低，颇为沮丧，萨义德劝他辞职，从另一所大学得到工资上的承诺，这样哥大就会对伍德予以重视，但是伍德出于清高拒绝玩这样的游戏，萨义德叹了口气，微笑说：“迈克，你现在就在玩他们的游戏，而且失败了。”你想象一下这个爱买名牌服饰、品味颇高的知识精英嘴角的微笑，你就能相信，这个家伙聪明得可以识破很多人世游戏的诡吊之处，成为赢者。《报道伊斯兰》从这个意义上，可以看做是这个聪明的男人，对自己的这种才能的实践，当然你也可以更严肃地去传播接受学或者诠释学，或者文化批判的角度去看这部作品。萨义德的才智为后来的人们对他作品的解读，提供了多个角度。
  　　《报道伊斯兰》是写给美国人看的。这个拥有着全球最发达的媒体的国度，从来不惮于引入他者文化，并对其加以品头评足，虽谈不上“玉佩琼琚”，大放厥词之风却是一直都在的，其言论自由之氛围向来令人艳羡。这本出版于1981年的书，本身就是构成那里自由之风的一种表征。伊斯兰之于美国，是一个遥远的存在，但因为切实的国际事件，伊朗人质事件、波斯湾战争，以及能源之争，恐怖袭击，伊斯兰这个词时不时冲击着人们的认知。通过媒体和专家的芜杂的描述，人们在接受中建立起对伊斯兰的认识，但是，那是充满了各种偏见、非理性、误解的认识，真实的伊斯兰依然处在人们的理解之外。
  　　萨义德下笔激情顿挫，有时简直是怒气冲冲，书的副标题是——媒体与专家如何决定我们观看世界和其他地方的方式。他一方面恼怒于媒体在报道伊斯兰时的无知、下结论的轻率，专家们在研究伊斯兰文化的自以为是；一方面对公众不加辨析地接受媒体和专家提供的伊斯兰面目，甚为生气。萨义德毫不犹豫地使用了这样的词，炫耀、卖弄、弄巧成拙、可悲的偏见、孤陋寡闻、懒惰、分析理解能力的惊人欠缺、乏味凌乱、措辞可憎、陈腔滥调，如严苛的坏脾气老师斥责着学生。当然，他也会突然收敛所有激烈的感情，变得平和儒雅，专注地进行学理性的表达。
  　　在对待伊斯兰的问题上，萨义德并不怀有这样的意图：把一个真实的伊斯兰呈现在公众面前。他颇为耐心地收集了很多关于伊斯兰的报道以及所谓的研究成果，一一道出其中隐含的恶劣偏见。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西方媒体和专家以他们自己的视角传达给公众一个不真实的、浅薄化、标签化，甚至因为意识形态和利益争执而污名化的伊斯兰，在萨义德的视野里，是一种需要批评的文化现象。他把它当作一道例题，细致严谨地加以推论证实，褒贬自如，游刃有余。萨义德用自己的批判以及其中使用的思考方式，为公众提供一个可以分享的见解：我们习以为常的共识，可能包含着错误；我们对外部事物的理解，总是会受到我们自身局限的消极影响；我们在观察事物理解事物的时候，必须小心翼翼地扬弃天真轻信；在作结论时，须对恶质信念存在的可能性，保持一定的警惕；理解外部事物，其实就是理解我们自己；尊重我们理解的对象，就是尊重我们自己。
  　　“批评的社会目标是为了促进人类自由而产生的非强制性的知识”，这是萨义德在《世界、文本、批评家》一书中明确提出的。显然，他做到了。剩下的事情是，我们用自己的见识、方法和智商，去归纳演绎。
  　　
  　　成稿于09-10-10，民国98年国庆
  　　
•   我是来鄙视二楼的，用海地地震作为关键词这种人道灾难来推销狗屁英语答案是人类行为吗？
•   强烈鄙视卖答案的,坚决抵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