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时间:2004-1 出版社:上海译文 作者:斯坦格雷伯 页数:326 字数:233000 译者:华仲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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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在这本使人激奋的著作中,桑德拉·斯坦格雷伯博士,这位才华横溢的作家,初为人母者和倍受尊敬的生态学家,对当母亲的内部生态进行探索。这本充满美丽和神秘的书在以怀胎十月的顺序讲述她自己妊娠和分娩的故事时,编织进了有关遗传学的新发现、胚胎器官微妙的生成和发展、胎儿脑的结构和母体为准备滋养和保护新生命所发生的令人惊异的变迁等科普内容。同时,斯坦格雷伯又揭示了环境造成的危险——从羊水中发现的工业毒物到母乳受到毒物的污染——现已威胁到婴儿发育的每一个关键阶段的惊人程度。
本书的叙述角度较新颖,作者把幼年被领养的经历、20岁时罹患癌症的经历、与丈夫喜结连理的经历、长达两年的哺乳经历等等,在适当的时候,有时又是你意想不到的时候,向你娓娓道来。让热爱家庭、珍视生活的每一个人感到亲切,感到共鸣,同时以生态学家做母亲的过程来讲述保护自然,保护人类生殖,保护未来的婴儿的重要性。本书是一本充满人情味的妙趣横生的通俗科普读物,人人可读,人人应读。
作者简介
桑德拉·斯坦格雷伯博士是一位科普作家、生态学家、诗人、环保主义者,现在康奈尔大学任教。她的第一本著作《居住下游:一个生态学家眼中的癌症和环境》获得高度赞扬。斯坦格雷伯是几项科普写作奖的获得者。1997年被《女性杂志》评为年度杰出的女性,不久前,作为国际
书籍目录
前言第一部分下弦月饥饿月树汁月生蛋月母亲月玫瑰月干草月嫩黍月丰收月第二部分漫话乳房面包和鱼登高望远后记 呼唤预防鸣谢
章节摘录
书摘 无意之中出现的后果并非总是不可预见的后果。 尽管环境有其自己的方式来处理汞这样的金属,某些生态规则仍然有约束力。其中的核心是生物放大原则,这是指持续的毒物随着它在食物链中位置的升高而浓缩。位于生物链顶的生物,体内浓度也最高。在水中,有毒物质常能浓缩到异乎寻常的程度,因为其中的食物链比陆地的更长。(由于水的浮力,水中生物生存所需的热量相对少于受重力制约的、陆地上的生物。由于它们在支撑自身方面花的能量少,能量由链的一环向下一环转移效率更高。又由于环节间能量丧失少,整个链条可以增加更多的环节。)以水俣为例,捕获到渔船甲板上的鱼,其肉内的汞含量是它们生存其中的海水含量的100万倍以上。换句话说,当窒索公司将汞排入海湾时,除了生活其中的细菌将它变成质量上毒性更强的毒物外,在它重回陆地之时,浓度已增长了l00万倍。一般说来,当持续性污染物释放进入总的环境时,大量吃鱼和其他水生动物的人接触到这些物质的机会也最多。 在所有人类的成员中,胎儿最易受毒物的伤害。 我们已经了解,胎盘甚至可以进一步放大有毒化学物的作用。此外,发育中的器官比成年器官对伤害更加敏感。最易因接触甲基汞受到伤害的时限是妊娠的第4个月至第6十月——比风疹和酞胺哌啶酮的时限晚得多。这一时段是脑细胞移行的时候。正像蜘蛛可以用放出一缕细丝的办法将自己由天花板垂落,胎儿脑细胞也能借助自身的轴突纤维而由脑中央来到表面。最后,脑充满着类似蜘蛛的细胞和它们随后编织的神经细胞联络网。甲基汞千扰了神经细胞由中央向表面的移动。一旦脑细胞移行的关键时刻错过,就再也不会回来。 有毒化学物的阈限对胎儿说来,可能并不存在。 毒物阈限的观点,就像胎盘屏障的形象一样,深深地印刻在我们的集体意识之中,抛弃它也同样很难。与胎盘屏障的信念一样,阈限信念给人以不受伤害的安全感。只要接触某一毒物低于—定限度,人们常这么想,风险也就可忽略不计。这种假设有诱惑力,就人的看法而论,这种想法由来已久。阈限的观念是直从中世纪的“剂量决定毒性”的基本原则派生出来的。 来自水俣病的新一轮研究,对汞伤害胎儿是否有阈限的问题发出挑战。在对先天性水俣病患者进行最初调查时,没有想到问这样一个问题:“汞造成伤害的最低量是多少?”遗憾的是,在上次计数时,只有47名受害者仍然活着;在这样的时候,要想分清他们在出生前与汞的接触和出生之后的接触会很困难。不过,水俣的许多家庭遵循一个特别的传统:当婴儿出生时,人们用纱布仔细地包好一段脐带,放置在一个小木盒中。有些家庭同意让研究者使用盒内的东西,由此,研究者将能测定这些个人出生前接触汞的实际情况,包括那些现已不在世的人。这份发表于1998年的研究发现,患有先天性水俣病的婴儿的脐带所含的甲基汞,远远高于健康婴儿。此外,智力迟钝、但没有水俣病症状的儿童,他们的脐带甲基汞含量在其他两组之间。换句话说,就是在引起我们所称的水俣病的各种症状所需的阈限之下,脑的仿害仍然存在。 2天之后,回到伊利诺伊州,我把一作封递给杰夫。这是我检查完毕穿好衣服准备离去时,超声波检查医生递给我的。 “这是什么?” “超声波图的照片。不过,”——当他去掀信封盖时,我把手按在他的手上——“不要失望,杰夫。这些照片像无聊的报纸上登的所谓野人脚印的照片。” 杰夫从信封中抽出2张小图,纸张很光滑、挺括。一张是胎儿的侧影,另一张是头的正面像。比起屏幕上的动态图形来,照片上的更模糊不清。我真想向杰夫说声对不起。 “如果你想了解,我可以将超声波检查医生指给我看的胎儿的结构点给你看。” 但根本没有必要。杰夫很快就把一切都给我点了出来。他特别注意到的是前额的曲线。我猛然记起,最早的解剖学家都是艺术家。 “什么时候可以知道其他检查的结果?”杰夫在问。 “10——12天。” “我们什么时候出发去伦敦?” “还有12天。” 我们两人都思考了一下。 “我想问题不大,”杰夫说,又端详了一下由超声波积聚而成的孩子的面孔。 有了这—份预测,我们开始了等待。在我看到自己羊水那天后的第12天,我已安排了飞越大西洋去英国和爱尔兰作为期2周的图书促销旅行。这一次,杰夫也一同去。波士顿那边的医院说,我羊膜穿刺检查的结果在我们出发之前可以从实验室取回。 在这同时,桃金娘雀来到了伊利诺伊州。它们将在这里过上几周.在树枝间闪现黄色的尾部,发出“啾、啾、啾”的叫声,好像在话筒前试音。这种热闹、忙碌的场面给人以信心。桃金娘雀是韧劲十足的小鸟,挺得庄春天的晚雪,深秋则取食毒漆树上长的果子。不幸的是,它们常因撞上广播高塔而死。1985年10月,就在一个晚上,300多只撞死的桃金娘雀躺在伊利诺伊州斯普林菲尔留市电视塔脚下。我不知道,当无线通讯的狂潮卷起越来越多的高塔时,对这些小鸟意味着什么。我开始注意夜间天气预报了,希望多些晴朗的夜空。云层迫使迁徙的鸟儿低飞,有时会被引到向飞机发送警示的高塔闪灯。不知何故,桃金娘雀特别易于受到这种吸引。也许,它们把塔上的灯误当星星了吧。 电视和手机通讯系统还不是仅有的危险。几天后,我与吉文·哈珀一起吃饭,他是本地的生物学家,一直在研究伊利诺伊州鸟类受杀虫剂影响的情况。他特别感兴趣的是分析鸟类组织,寻找有机氯杀虫剂的痕迹。这是一族将氯原子加到碳分子上构成的合成化学物质——在大自然中并不多见,但在实验室里却很容易促成的“包办婚姻”。DDT大概是最出名的一个代表。这一家族的成员都用化学“触电”法杀虫,也就是说,毒害昆虫的神经系统。但是许多有机氯杀虫剂一旦进入到大环境中,还表现出另外两个特点。与汞相似,它们也会发生生物放大;与己烯雌酚雷同,它们也有重新引导由激素导向的生物过程的能力。 哈珀和他的同事在1996年的春季迁徙期间,收集了各种鸣禽——不少死于高塔撞击——分析它们的组织,以检测这些化学物的存在。污染无处不在。他作过检查的72只鸟中,90%以上体内至少含有一种这样的杀虫剂——常常有3种或更多。最常被检测到的杀虫剂是氧桥氯甲桥萘(狄氏剂)、七氯和DDT(更精确地说,是这些化学物的代谢产物)。根据生物放大的原则,在食物链上位置较高的鸟类——食昆虫的桃金娘雀和鹟鸟——其体内的杀虫剂含量高于素食类鸟,如蜡嘴雀和蓝科小鸣鸟——虽然这些鸟类也受到沾染。 含氯杀虫剂在美国和加拿大基本已禁止使用。人们很可能会想,这些侯鸟是从热带的冬季栖息地获得这些毒物,然后将这些无人欢迎的留念品带到北方的夏季居所。但哈珀的其他一些发现与此假设相悖。伊利诺伊州的蝙蝠和非迁徙鸟类,如州北的红衣凤头鸟,也受到DDT的污染;就是说,至少某些生活于我们中间的鸟和哺乳动物就在此地接触到毒物。这一发现展示三种可能:一种是含氯杀虫剂是通过风从其他地方吹到这里来的;另一种是过去使用的杀山剂虽历经多年,仍存在于土地、水和各种沉淀物之中,无声无息地进入食物链中;或者伊利诺伊州中部仍然有人不顾法律,继续在使用这些毒物。 迁徙的鸣禽神秘地减少着,这是否与地方上使用的杀虫剂有关?哈珀是个谨慎的科学家。他说,就他所发现的鸟类受污染程度,鸣禽雏鸟的孵化是否会受到影响,现在还不能决定。但科学文献很少有这方面的线索。对于杀虫剂和鸟类繁殖关系的研究,大多数集中在食物链上处于高位的一些类别——捕食其他动物的隼、鹰、雕和鸬鹚。对于鸣禽生殖的多数研究,主要集中在栖息地的消失上。 从餐馆出来的路上,哈珀为我指出几种树篱中传出的鸟叫声,这是复习的好机会。 “请问一下,叫声如‘witchity-witchity’的是哪一种鸟?常常出没于——” “黄喉雀。” “对了,我过去看到过。还有一种白喉雀,每天早晨在我卧室窗外鸣叫,但我看不见它。” “啊,这种鸟现在到处都有。” 分手之后,我继续行走,向南去富兰克林公园;那里树正开始绽出新芽,两棵古朴的玉兰树都快被自己满枝的花朵压弯了。天气很温和,阳光明媚,我身上有一点痒。当我发现,穿男式呢子套服是不让肚子显出的最好方法时,我开始男女装混穿。这一招很见效,我开始怀疑,男式套服的发明,最早是否就是为了这个原因。我已经重了20磅,但由于有杰夫的那几件旧的人字呢驼毛运动外衣,我敢说谁都被蒙在鼓里。我还是穿自己的裤子,不拉上拉链,用穿过扣洞的松紧带系着。这种方法快要不能用了,别的不说,天气也在渐渐暖起来。 在公园里,我找了野餐桌近处的一个长条凳坐下。我一定要看到白喉雀;因此,我的眼光在点缀着翠绿的树枝间来回扫描,注意树皮上有无动静,侧耳细听。正因为这样,我过了好几钟才注意到,在我近处一张桌子上野餐的人在向我招手、打招呼。我以为他们是我的学生,心里多少有点羞怯地张望过去,不好意思让他们看到我对着树叶独自发呆。 “喂,喂!”野餐者们叫着,满脸笑容。 他们不是我的学生,而是由两位教师陪着的一群患唐氏综合征的孩子。我缓慢而不自在地举起手,回应他们的招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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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每个怀孕的女人都会将自己的多种身份融合于这一经历之中。我是生态学家,这就意味着我会用很多的时间思考生物体与其生活其中的环境如何相互作用。当我在38岁怀孕时,我惊讶地意识到,我自己也成了一个栖息地。我的子宫就是仅有一人的一片内海。 所以,我用一个科学家的眼光向内探视,开始认认真真地研究起新的生命是如何由从外界环境进入女人身体的空气、食物和水的分子交织而成的这一生物戏剧。我也关注环境对怀孕和哺乳母亲构成的威胁。有毒的化学物质如何穿越坚韧厚实的胎盘?又如何进入到羊水之中?它们如何潜入乳房背后产生乳汁的球腺?如此早期地遭遇合成化学物质对孩子有何影响?回答这些问题,对于即将做母亲的我,是义不容辞的责任。同时,它们又指出了一个简明的真理:保护我们体内的生态系统,要求我们保护好体外的生态系统。 这本书是我最具个人色彩的生态调查结果。第1部分逐月描述了胎儿发育的演变过程,一个接一个月都是令人喜悦的月份,9个章节以农历上相应的每个满月的传统名称做标题。在此过程中,我探索着妊娠的无穷奥秘:晨吐带来的令人迷惑的萎靡;为什么历来无法辨识对胎儿有毒性作用的化学物;手捧一管来自自身体内羊水时的极度兴奋;先天缺损的来源;以及某些化学污染物破坏胎儿大脑发育的多种方式等。随着产期临近,我又将注意力移向生产过程本身的生态问题。由于我想在一家大的研究性医院进行自然分娩,作为我个人的又一重身份——癌症幸存者——在决策中起了关键作用。 接下来,《十月怀胎》又近距离地观察哺乳中的共生现象。因此,第2部分在乳房取代胎盘担负起哺育婴儿的任务之后,开始讲述母亲与婴儿之间生物关系纽带的重建。在这一部分中,我还仔细地对人乳的进化追根究源,论及它的抗病特征,无可比拟的促使哺乳中的婴儿大脑发育的功能等。最后,我又审视了人乳的好处——以及母亲产生乳汁的能力本身——如何因为人的食物链中有毒化学物质的存在而正在受到损害。 用印第安人助产妇卡茜·库克的话说,女人的身体是第一环境。如果世界环境受到污染,母亲身体的生态系统也不能幸免;母亲的身体受到污染,母体腹中的孩子也不会例外。这些真理应当激发我们大家行动起来——母亲们、父亲们、祖父祖母们、医生、助产士,以及每一个关心我们后代的人。 2001年1月31日 于纽约州伊萨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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