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典的民主

出版时间：2001-01  出版社：上海译文出版社  作者：（英）约翰・索利  页数：120  译者：王琼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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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译文世界史丛书中的雅典的民主分册。该书主要对作为西方民主制度的渊源之一的古希腊民主，按时间顺序作了详尽的历史论述。
    该书内容丰富，资料翔实，具有一定的科学性、系统性、理论性以及知识性，有助于读者对雅典的民主的全面了解，同时本书还具有较强的阅读性，不仅可供具有一定理论水平的读者阅读，同时亦可供广大普通读者对拓展知识面具有较大的帮助，非常值得一读。

书籍目录

图一 希腊、爱琴海诸岛及爱奥尼亚
图二 阿提卡：城市、沿海及内陆地区
图三 阿提卡：城市、沿海及内陆“特里提斯”分布图
图四 雅典城
序
引言
第一章 民主的序曲
第二章 民主制度：克利斯提尼的改革
第三章 民主制度：稍后的改革措施
第四章 民主制度的实际运作
结论
附录一 克利斯提尼时期的地方编制
附录二 陶片流放制度
附录三 雅典大事年表
参考文献

章节摘录

　　表一：梭伦的经济改革　　* 所有债务一笔勾销。这当然是极端激进的措施，多数权贵家庭势必得付出相当高的代价，因为他们正是主要的债权人。这项决定被称为解负令“seisakhtheia”，意即“摆脱重担”。　　* 上述措施随之而来的，便是取消hektemorion土地上的标记，意味着这片土地不再是抵押品，回归农民所有。同样的，有钱人家也损失了大笔这类不义之财。　　* 未来将不再有纳为奴仆偿债的事情发生。或者，换个方式说，债务人的人身不再是偿债的保证。此外，这项措施更溯及既往，还给因债务沦为奴隶的雅典人人身自由。针对被卖到海外的奴隶，梭伦也曾努力还他们自由。　　* 除了橄榄油外，所有食品原料均不得出口(阿提卡盛产橄榄油)。由于粮食出口比在国内售价更高，这项措施旨在杜绝粮食出口。出口粮食除了导致国内价格居高不下以外，更造成粮食短缺。　　* 改革重量和度量衡制度，使之与科林斯和尤卑亚等城邦通行的标准统一。就经济发展而言，科林斯和尤卑亚均较雅典先进。这项措施使得雅典与已采用科林斯和尤卑亚度量衡制度的各个城邦间贸易往来更加便利。无论贸易界是否赞同梭伦的其他改革，至少这项措施深受他们欢迎。　　* 鼓励熟练的工匠由海外移往雅典定居做生意。商贾出身的梭伦很清楚，雅典的经济相当落后。此用意在于快速提高雅典的生产力。　　　　其他官职(似乎主要是财政方面的职务)则是除了雇工级之外，其余3个阶层均可出任。　　一般认为，梭伦一手成立了全新的400人会议，由每个部落推派100人组成。这个会议的存废，众说纷纭。但由梭伦一手创立的说法似乎无庸置疑，虽然有关它在公元前6世纪的运作情形，鲜有史料记载。我们不清楚会议成员是如何选出的，但似乎是由3个上流阶层的代表组成。显然，会议握有相当实权，尤其是在监督国家官员和制订公民大会(参见下文)议程时，更是一言九鼎。因此，原本由阿瑞奥珀戈斯会议行使的诸多权力，如今都由400人会议接手。这一切看似极激进的大幅变革，实则不然。虽然新会议赖以为基础的部落组织，详情不得而知，但无疑是被部落的贵族世家一手操纵。虽然会议内不尽然全都是他们的人马(是否如此我们也无法确定)，但贵族的影响力仍相当可观。公元前508年至507年即位的克利斯提尼，在新宪法中不顾一切地废除这种部落式的架构，意义当然十分深远。这更有力地证明当时确实存在以部落为基础的400人会议。　　此时，4大财产等级的成员均可参与公民大会，这意味着所有的男性公民都有权参与。听起来似乎是个颇合乎民主的进展，但大家千万别忘了，公民大会的议程依旧由400人会议全权决定。事实上，公民大会的政治权力似乎依旧相当有限，但其中确实包括某些权力，可监督国　　家官员的所作所为。　　梭伦针对司法审判进行了彻底且激进的改革。他引进新的审判制度：每个阶层的成员都可担任陪审员，此外，所有的公民如对执政官的判决有异议，也可向这些新成立的法庭提起上诉。新的法庭并未取代执政官在司法方面原有的功能。只是在民主制度中，对执政官的一项制衡措施。事实上，这类法庭(称之为“平民大会”)或许只是公民大会的分支机构，甚至由公民大会全员集会，担任审判工作。我们不免怀疑，这项措施或许反映出，《德拉古法典》公诸于世之后，多数人民对于法令的不满情绪。为此，梭伦将司法审判的最终权力，交付给全体公民的代表团体——确实是老谋深算的举动。如此一来，全体公民将参与国家行政事务，却无从插手决策。　　阿瑞奥珀戈斯会议的情况又是如何?它的权力当然遭到削减，但它作为元老级政治人物云集的权威团体，这样的地位却日益崇高。因为此刻，它的成员选自更多才干之士。阿瑞奥珀戈斯会议依旧保持审判杀人案的权力，梭伦更正式委托他们负起监督法令和宪法的工作。这个角色或许比某些人设想的更加重要：因为它必须拥有实权，才能胜任。因此，阿瑞奥珀戈斯会议势必拥有某些权力，得以否决官员和其他机关的判决。但是，对于这一切运作的情形，我们所知有限。　　　　公民大会是城邦的决策机构，原则上是由所有年满20岁的男性公民组成。公民大会运作程序的详细证据多数出自公元前4世纪雄辩家(主要是狄摩西提尼)传世的作品以及《雅典的政制》一书，该书显然写于公元前330年左右。我们无法确定这些证据与民主制度最初100年的运作程序细节是否全然相符。不过，较早期留下的证据表明，后期的程序并无重大冲突。因此，公民大会运作程序的大致模式相当固定，这样的假设可能还算合理。　　一般而言，公民大会在每个常务委员任期内，召开4次会议，每年总计40次。会议通常在柏尼克斯召开。柏尼克斯位于卫城西方500公尺的平缓山坡(参见图四)，会场可容纳约6000人。然而，民主制度萌芽初期的数十年，会议可能是在市集区(即阿哥拉)举行。有资格出席公民大会的公民总数大约有3万人，因此显然大多数人多数时候并未出席。出席会议的主要可能是雅典的公民。阿提卡东岸到雅典的路程得整整走上两天，特地从马拉松或苏尼翁角走到雅典参加公民大会的更是少之又少。除非有其他事务要处理，否则不可能专程到雅典开会。但证据显示，公民大会开会时，柏尼克斯的大会堂经常座无虚席。　　公民大会每次会议议程都是由500人会议安排，更准确地说，是由当值的常务委员会安排。公民大会可自行决定，在议程之后加入某个特定项目。但除此之外，议程均由500人会议主控，并于会议前数天告知大众。大会期间，当值的常务委员会则专司协调事宜，由当天的500人会议主席主持整个会议。会议在破晓时分以祈祷、杀猪献祭仪式开场。通常在中午前结束，虽然有时会议会持续一整天。公元前406年阿吉纽西战役之后大审将军时，曾延期表决，因为当时天色已暗，无法清点举手的人数。有些会议的议程至少有部分是事先决定的，尤其是所谓的“主要会议”。每一常务委员会有4次会议，这是其中之一。每次会议都包括对城邦官员的信任投票、玉米供应的相关议题(玉米的价钱是由城邦决定)、国防问题，以及一些法律问题，例如报告城邦是否有没收的房地产。常务委员会的各个成员，分别针对各项议题宣读500人会议的草案。接着公民大会司仪便问道：“有谁要发言?”公民大会任何成员都可以登上讲台，就该项议题发表意见。由公元前340年左右，埃斯奇涅斯的讲稿，我们找到在500人会议及公民大会中发言的规定：　　任何人在500人会议或公民大会上发表演说时，必须针对当时讨论的议题，不可同时讨论两个独立的议题。同一场会议中，也不得就相同的问题两次发言。不可诽谤、谩骂，或打断他人发言。只有在讲台上才能发言，且不可攻击主持会议的官员。　　　　伯里克利极力赞成在战略位置上设立殖民地。在他鼓动之下，雅典政府派遣屯垦团前往那克索斯、安德罗斯岛、色雷斯和刻索尼苏斯(全都在公元前450--445年间)。意大利南部的图里镇(公元前443年)、安菲波利斯古城(公元前437年)，乃至更早期的色雷斯的布里亚(公元前445年左右)等殖民地，或许也都是在他的怂恿之下建立的。殖民风气一夕间蔚然成风，与伯里克利畅言海上霸权的策略不谋而合，又让平民心动不已。此举或许也显示了，公元前451年到450年的公民法，确实与公民人数急速增加有关。总计约4000名公民，外移至上述殖民地。　　伯里克利于公元前448年率先提出，动用提洛联盟的收入，重建卫城神殿的计划，而原有的神殿毁于波斯入侵期间。他的确曾试图召开广及全希腊的会议，并将这项计划列入会议议程。此举的目的无疑在于赢得联盟之外各城邦的道义支持，他深知这项计划在联盟内不可能受到欢迎，而且会议始终未能召开，他却一意孤行。当-然，公民大会热烈欢迎这项提案，它为雅典带来荣耀，确定雅典作为希腊首位城市的地位，同时带来许多就业机会。可是，反对声浪仍旧四起。如今，梅涅希西斯之子修昔底德(人们通常这样称呼他，以有别于史学家修昔底德。虽然两人有亲戚关系)是贵族反对势力的领袖。他和塞蒙有姻亲关系，而且在公元前450年塞蒙死后成为贵族世家的领导者。贵族阶级的财富主要仍旧来自土地，因此认为伯里克利的帝国主义政策对他们没什么好处。诚然，雅典扩张爱琴海的霸权，对他们好处非常有限。可是，修昔底德是基于道义理由，反对伯里克利重建神殿的计划：他认为盟邦进贡的金钱，是为了抵抗波斯的人侵，用以建造神殿不合情理。伯里克利则反驳说，盟邦出钱是为了接受雅典保护，雅典也给予保护了；除此之外，雅典可全权决定如何运用这笔钱。公元前443年，伯里克利提议，利用投票是否放逐，来决定这项议案的是否采用。他想必非常自信，自己遭放逐的机率微乎其微。他一点没错：修昔底德遭到流放。而修昔底德的离去，铲除了贵族间最后一股有组织反伯里克利的力量。　　诚然，这是相当正面的评价。密提林和弥罗斯的人民或许不这么认为。没有任何政治制度可以保证，所有的人民自始至终，行为都十分理性，符合人道精神，甚至符合本身的共同利益。至少雅典的民主制度，相较于其他政治体系而言，给予更多人尝试的机会。　　如今有个趋势，人们怀念雅典的民主制度，并将它视为所有现代民主制度的源头。但是，这样的想法必须经过审慎的评估。就古文明而言，后世的历史学家往往将雅典的民主制度，视为一项有意思的实验，而不是人人称道。生活在雅典民主体制之下的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都不认为这是最好的政治形式。此外，可想而知，希腊的君主和罗马元老院的议员都不欢迎民主制度。罗马的皇帝当然更不用说了。中世纪世界极少提到民主观念，除非把它当作古典希腊的一桩怪事。现在的民主制度的发展，并非基于人们对雅典民主体制的憧憬。它有着一段属于自己的坎坷漫长的历史。因此，两者之间对于民主的理想，并非连贯的。此外，我们也别忘了，此刻也不是人人都怀抱同样的理想。　　……

媒体关注与评论

　　序　　书是为有意了解雅典民主制度的结构，尤其是它在公元前5世纪实际运作情形的读者而作。研究希腊史的学生多半专注于公元前5世纪，以希波战争、雅典帝国、伯罗奔尼撒战争，以及伟大的剧作家和史学家等作为研究主题。但是，在研究希腊民主制度时，如果把焦点对准5世纪，就会出现问题。因为我们在公元前4世纪后期确实发现了大量有关民主制度运作的资料。该4世纪除了大量铭文之外，更有许多狄摩西提尼的政治讲稿流传至今。从他在公元前352年首次发表演说，至公元前322年逝世为止，有无数讲稿传世。因此，一般文献都偏重于狄摩西提尼时期雅典民主制度的运作。就某方面而言，公元前4世纪与公元前5世纪的情况大不相同。本书则假设大多数学生都希望了解：在他们最可能研究的时期，民主制度实际上是如何发展运作的。本书无意巨细无遗地探讨雅典的民主制度，而仅以编年史方式，叙述伯罗奔尼撒战争结束之前，雅典政府发展的过程，并将它与当时的重大事件及显赫伟人相结合。这些记载援引的　　佐证，甚至上溯至公元前404年。雅典古典时期的历史、文化与社会状况，若不能与当时民主制度的发展相结合，便无法尽窥原貌。仅希望本书能为此贡献绵薄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