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洋场

出版时间：2011-8  出版社：薛理勇 上海辞书出版社 (2011-08出版)  作者：薛理勇  页数：2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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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旧中国的许多开放口岸城市中有“租界”，因此，租界研究也是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课题，许多大型或专业的辞典中均收有“租界”条目。什么是租界？我认同《毛泽东选集》注文中对“租界”一词的释义，即“租界是帝国主义在中国领土上建立的独立于中国行政体系和法律制度之外的殖民地。”首先，租界并不等同于殖民地，它是在一个主权国家领土上建立的“殖民地”。这里的“殖民地”似应单纯理解为“区域”这一概念。租界的性质还是属于半殖民地的。其次，租界又不从属于中国的行政体系，不受制于中国的法律制度。    1842年8月29日中英《南京条约》关于“五口通商”的内容只有一句话，即“自今以来，大皇帝恩准英国人民带同所属家眷，寄居大清沿海之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等五处港口，贸易通商无碍”。对外国人进入中国通商口岸城市后可以居住在何处，如何获得土地、房屋等细节均没有详细说明，于是在1843年10月8日签订了《虎门条约》，作为《南京条约》的补充条约。其中第七款就对外国人进入通商口岸后的一系列事宜作了规定，说：    在万年和约内言明，允准英人携眷赴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五港口居住，不相欺侮，不加拘制。但中华地方官必须与英国管事官各就地方民情，议定于何地方，用何房屋或基地，系准英人租赁……    毫无疑问，中国各地的租界设立的依据就是《虎门条约》中的这一条款。1845年11月29日，上海道台与英国领事经过一段时期磋商后签订了《上海租地章程》，划出上海县城北郊临黄浦江的土地作为英国人的“居留地”，外国人可以在这里“永租”土地，兴建住宅，通商贸易，后来，“居留地”逐渐蜕变为“租界”。1848年和1849年美租界与法租界相继建立。1863年英、美租界正式合并，即后来所谓的“公共租界”。所以，上海长期存在公共租界和法租界两个租界。    1843年后，计有英、法、美、德、日、俄、意、比、奥等9个国家在上海、天津、汉口、广州、厦门、九江、镇江、杭州、苏州、沙市、重庆、福州等12个城市建有租界，租界的总数共30个。有学者作过统计，这分布在各口岸城市的30个租界的总面积不足50平方公里，而上海一地的两个租界的面积就达三十多平方公里，占全国租界总面积的三分之二之多，所以，上海租界就是全国租界的典型和代表，也成为学者们研究的重点。    古代，经济发达的中原汉民把中原四周的东、南、西、北少数民族鄙之为夷、蛮、戎、狄，统称之为“夷”，合称“四夷”，《尚书·毕命》：“四夷左衽，罔不咸赖”，于是所有的外国被叫作“夷”，洋人就是“夷人”，上海的租界也被叫作“夷场”。这使以战胜者自居的外国人感到不快，他们希望中国人改变对外国人的看法和称谓，不要叫他们为“夷人”或“西夷”，但始终未能起效果。一直到第二次鸦片战争后，1858年中英签订的《天津条约》中，英国人干脆把这件事写入条约中，该条约第五十一款中明文规定：“嗣后各式公文，无论京外，内叙大英国官民，自不得提书‘夷’字。”于是，上海的租界由原来的“夷场”被改叫作“洋场”。而洋场就是一方被洋化或异化的场化(沪语“地方”的意思)。    租界是帝国主义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的产物，租界对中国主权的侵犯是不言而喻的，但租界又是列强在中国封建帝国中建立的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于是它又犹如在一个密封的罐子中打了一个洞，开了一扇窗，西风东渐，在侵蚀这个封建帝国的同时，随之而来的欧风美雨也在不断改变中国社会，加速封建社会的瓦解，促进资本主义的发生、发展，而从城市的角度上来讲，它又是一种催化剂、激素，加速了上海城市化的进程。    在自然界，基因或基因的传承可以使生物维持干万年的不变，但生物也在传宗接代之中发生变异，而就是变异使生物更适应大自然不断变化的环境，使生命得以传承、永恒。一位哲人说，没有列强的入侵，中国的封建社会也会缓慢地发展为资本主义社会，列强的入侵加速中国封建制度瓦解，促进中国资本主义的发生、发展。从社会发展来讲，封建社会比资本主义社会落后，资本主义比封建主义进步，能使社会进步总归是一件好事情。    同化和异化又是另一个哲学命题。当西方人进入东方之都后，在东方人被西方人异化的同时，西方人也会被东方人同化。于是，上海的租界又不能完全等同西方的城市模式。即使租界当局搬用他们本国的城市模式来制定制度、实施组织和管理，到了中国后仍然走了样。上海话中的“洋泾浜”是一个多义词，其中很重要的意义就是指不中不西、亦中亦西、中西混合，用另一句上海话表达，那就是勿二勿三、勿三勿四，或者不伦不类。“洋泾浜”也是上海租界的代名词，再套用一句话作为上海租界之种种现象，那就是洋泾浜里格事体老洋泾浜格。    租界的罪恶就是“落后者挨打”，而换一角度来看，上海从东海之滨的一个小县城逐渐变成国际性的都会，这一结果与租界又是不无关系的。    薛理勇    2011年7月

内容概要

　　在上海的近现代史中，租界是一个不可回避的话题。黑帮、买办之间的恩怨纷争，各色奇闻轶事、大案疑案，这些所发生的背景都绕不开租界。租界又不单单是背景，它是当时人们的一种生活状态,深刻地影响着这座城市里人事的行为逻辑，它是彼时城市生存的一种方式,却至今还影响着这座城市的发展。作者是著名的上海史专家，对上海历史有着相当深入和宽泛的研究。在书稿中，他阐述了上海租界的由来和几次扩展，揭露了帝国主义列强在近代对中国的野蛮侵略和无耻掠夺；同时，也十分客观地叙述了随着租借的建立和西风东渐，先进的科学技术和近代市政建设、市政管理等也随之进入上海，在客观上对上海的近代化起了促进作用。书稿面面俱到地介绍了上海租界建立后上海的城市模式，以及租界的公共交通、司法、消防、邮政电信、水电煤、菜场、垃圾处理、博彩等上海人的衣、食、住、行、玩各个方面，同时也穿插介绍了上海史上的重大事件和著名人物，以及有关的上海风俗、民情、语言等，犹如在读者面前展现了一幅鲜活的旧上海风情画。

作者简介

薛理勇，1947年生于上海。长期任职于上海市历史博物馆，从事上海历史、中华文化史、风俗史研究。现任上海市规划委员会专家委员会委员、上海食文化研究会副会长、上海地名学会常务理事、上海道教协会常务理事等，并担任SMG纪实频道嘉宾主持。著有《文以兴游——豫园楹联碑刻赏析》、《上海路名地名拾趣》、《上海滩地名掌故》、《上海沧桑百年》、《上海俗语切口》、《上海妓女史》、《外滩万国建筑博览》、《上海老城厢史话》、《上海老学校》、《上海闲话》、《上海闲话碎语》、《上海租界史话》、《外滩的历史和建筑》、《消逝的上海风景线》、《食俗趣话》等；主编《上海文化源流辞典》、《上海掌故辞典》。

书籍目录

十里洋场话租界南洋之巅的上海港英人居留地文惠廉与美租界大英法兰西，大家勿来去上海租界有多大租界的定型The Bund——外滩十字街头棋盘街江浦之汇跨大桥城市“共和国”的交通与电讯马车开进大上海“江北车子”独轮盘黄包车时代由“第1路”电车说开去交通规则的前世今生中国近代邮政业的发轫TELEGRAPH——信息传递“德律风”新风尚租界“卫士”从“巡捕”到警察“衙门八字开”从“西牢”到“东方巴士底狱”如飞救火马车来杵急钟楼报祝融租界的“水龙会”上海救火联合会洋泾浜和洋泾浜语何为“洋泾浜”《英话注解》与宁波人杨勋的《别琴竹枝词》上海租界流行语城市与房地产业地产主与房产商之间的“租地造屋”“顶”与租金“石库门文化”精通“堪舆”与“青乌”的“地产大王”万国储蓄会的房产投资自来灯火满街明自来清水四处流电线木头“竖起来”“进出口”管理租界中的菜场杀业公司乳业的萌芽与发展“报晓鸡”马桶车公共厕所与“撒水菩萨”租界里的三驾马车公家花园与博彩开放西人花园张园忆旧从申园到愚园“江南票”与“发财票”跑马场与香槟票STADIUM与“输到底”

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大英法兰西，大家勿来去与美国一样，法国政府于1844年也委任原法国驻希腊公使剌萼尼(Marie Melchior Joseph de Lagrene)为全权特使。他率领七艘法国兵舰和一艘货船于1844年8月抵达澳门。这位外交手段高明的剌萼尼并不急于拜访中国官员，而是不断对外放风，一会儿说想与中国交好以对付英国，一会儿又说大清必须给法国与英、美相等的权益，一会儿又说大清在康熙、雍正时抄没了许多法国天主教的产业，他们要上北京与中国皇帝论理。而经历鸦片战争战败之苦的大清官吏已经患了“恐外症”，生怕列强的出兵。一直到10月初，已经把中英《南京条约》和中美《望厦条约》研究得滚瓜烂熟的剌萼尼才要求正式拜访耆英，并向耆英提出签订条约的要求。10月24日，耆英登上了停泊在广州附近黄埔的一艘法国兵舰，与剌萼尼签订了中法《黄埔条约》共36款，取得了大清在《南京条约》、《望厦条约》给英国和美国的同样权利外，同时还解除了清康熙、雍正时对天主教的禁令，承认天主教在中国为合法宗教。1847年5月20日，法国外交部任命的驻上海第一任领事敏体尼(Louis Charles Nicolas Maximilien Montigny，今西藏南路旧名“敏体尼荫路”，即以他的名字命名)从法国搭乘双桅快船“迪盖-特鲁安”号起程，途经新加坡时换乘英国快船“加勒比”号，于1848年1月28日抵达上海。从法国到上海单程花了8个多月，陪他同往的只有家眷和在新加坡雇的一个佣人，据记载，这个佣人叫布雷东，是一位厨师，到上海后就患了痢疾，并于11月4日病逝，这是在上海死亡的第一个法国人。英国与法国均为欧洲的大国，隔英吉利海峡相望，在历史上，英法之间的战争不断，关系长时期处于不和或敌对的状态。法国人梅朋和傅立德合著的《上海法租界史》中讲：敏体尼到上海后，“并没有受到同僚们的，特别是阿礼国的热诚接待”，而就在他到上海之前，上海已经发生了“升旗事件”，所以敏体尼“希望避免和同僚们发生任何冲突，甚至任何麻烦”，但是“他绝不想把自己的国旗藏在箱子里，更不愿意自己这个法国代表处于另一国的管辖下”。敏体尼希望争取像英国一样，在上海建立独立的“法租界(Concession Francaise de Changhai)”。这个机会不久就来临了，1843年3月“青浦教案”发生了，此事本来只是英国与中国的冲突，从宗教角度而言，英国是以基督教为主的国家，教案的涉及者也是基督教，而法国是天主教为主的国家，很明显，不论从何角度来讲，“青浦教案”与法国人，与敏体尼是毫不相干的。但他表现得异常积极，坚决支持英国人向中国提出的要求，这显然是向英国人献媚示好，另一方面又直接谴责、攻击中国政府违约和无能。而此时的上海地方政府早已成了惊弓之鸟，急于平息“青浦教案”，敏体尼见时机成熟，即于1848年8月6日向上海道台吴健彰提交了一份希望在上海建立法租界的照会，全文如下：大法兰西国领事敏体尼为照会事：据法中和平通商条约第二十二款规定，凡法兰西人至五口通商地方居住，听其租赁房屋或租地自行建屋，建行，建坟地、礼拜堂、学房、医人院各项。地方官会同领事官酌议定法兰西人宜居住宜建造之地。凡地租、房租多寡之处，彼此在事人务须按照地方价值定议。中国官阻止内 地民人高抬租值，法兰西领事官亦谨防本国人强压迫受租值。房屋间数、地段宽广不必议立限制，等等。大法兰西国领事鉴于本国侨民呈请租地之要求，并据上述条款之规定，研究了尚未出让之土地，认为洋泾浜南岸，从城关开始可一直伸展至将来需要的地点为止，最是适宜。因此本领事要求贵道台，按照别国人的同样待遇，即便指定这个地区为法国租界，并派专门人员为法商雷米估定其所要购置地皮的价格。请您派人会同雷米前往察看地方，划定四界。夏末乃是最宜于建屋之时，现即将来临，请贵道台速即发令，以免拖延此事。此致吴道台阁下。敏体尼(签字)吴健彰是广东人，原为广州“十三行”买办，也是旗昌洋行的大股东之一，通过捐纳获候补道员衔。当时上海急需一位精通英文和洋务的道台，他在英美势力的帮助下，于1848年4月出任代理上海道台。也许是受了英、美关系和势力的影响，这位吴道台根本不把法国佬放在眼里，他不仅不对法领事的照会“复照”，还表示出对法国佬鄙视的态度，所以《上海法租界史》对吴健彰的记载也很不客气：吴健彰原是广州的一个行商，拥有巨大的财产，他就凭靠这点获得了好几个官衔和这个道台官职(在中国，这是可以用钱买的)。他几乎是不识字的，所以不可能参加科举，甚至连官话也不会讲。但是他的不标准的英语倒讲得很流利，这种英语胜过中国俗称的洋泾浜英语。他的兄弟是资本雄厚的怡和洋行买办，他自己在广州和外国人有长期的老关系，因此他被派到这一个新开放的对外通商口岸。恼羞成怒的敏体尼立即通过法国公使向清廷施加压力，而已经焦头烂额的清政府又生怕外交事件被扩大，遂撤销了吴健彰代理上海道台的职务。1848年9月，新任道台麟桂上任，仅半年后麟桂就批准法租界建立，并以告示形式正式向上海市民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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