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女性自杀问题研究

出版时间：2008-12  出版社：上海辞书出版社  作者：侯艳兴  页数：326  字数：256000  
Tag标签：无  

前言

　　在古今中外城市史上，没有一个城市像近代上海那么内蕴丰富，情况复杂。这里有三类市政机关，三个司法体系，四种司法机构(领事法庭、领事公堂、会审公廨与中国法庭)，三个警察系统，三个公交系统，三个供水系统，三个供电系统，电压有两种(法租界是115伏，公共租界是220伏)，有轨电车的路轨宽度也分两种。　　假如有人想从南京路乘电车去中国城里的某个地方，他必须先乘英国电车到租界边的爱德华七世大街(今延安东路)，接着穿过马路进入法租界，乘法国电车到南头，然后穿过民国路，再乘中国电车继续前行。在这趟半个多小时的路途上，首先可看到的是穿着英国警察制服的英国人、白俄人和印度锡克族人，然后是穿着法国警察制服的法国人、白俄人和越南人，最后是中国警察。　　这里人口多元。域内人口八成以上来自全国各地，包括江苏、浙江、安徽、福建、广东、湖南、山东等18个省区。同乡会是他们最熟悉的组织，同乡是他们最亲切的关系，名目繁多的会馆、公所，为同乡寻找工作、排解纠纷、申诉冤屈、子女就学、看病就医、办理婚丧嫁娶之事，发挥重要作用。千姿百态的地方话、地方菜、地方戏，成为各路同乡认同的重要标志。外侨人口最多时超过15万，所属国籍与民族最多时超过60个，各种总会是他们最重要的社交场所，日本人则自成社区，将虹口地区建成了“小东京”。　　这里货币多元。几乎所有重要的列强都有银行在上海发行过货币，确切可计的有18家。它们发行的各种面值、各种文字、各种颜色、各种图案的纸币，英国女王头像、孙中山头像、自由女神像、赵公元帅像等，同时出现在上海货币市场上，光怪陆离，莫此为甚。世界上没有哪一个城市，哪怕是伦敦、纽约那样的国际性金融中心城市，能够像这里有那么多品种的货币流通。

内容概要

中国女性整体受压迫吗？女性自杀是不足受压迫致死，或者以死反抗呢？女性是不是受男性压迫，女性自杀是不是受男性压迫致死的结果？本书带着这三个问题，在社会性别理论的指导下，解构传统的“压迫一一解放”的妇女史观，力图揭示近代上海社会转型背景之下女性自杀的社会性别意义。透过本书可以观察到，女性自杀具有复杂的面向，一方面，女性自杀并非天生的，而是社会性别文化建构的结果；另一方面，女性自杀并不总是受压迫的结果，因为两性都受到了社会性别权力的规训。在社会性别机制中，自杀既可以是权力的结果，亦可以是权力运作的体现。

作者简介

侯艳兴，1979年2月生，江苏靖江人。历史学博士。先后就读于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河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和复旦大学历史系。现就教于华东师范大学，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史研究，尤其足中国近现代社会史和社会性别史。

书籍目录

绪论  一、上海城市特质与女性自杀问题  二、以往鉴来：学术价值与现实意义  三、知彼而后知己：学术史回顾  四、为有源头活水来：史料选择与概念阐释  五、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社会性别理论的借鉴第一章  女性自杀的特点与类型  一、历史上女性自杀现象的简要回顾  二、女性自杀的特点：一项计量考察  三、女性自杀的类型第二章  恋爱问题与女性自杀  一、过渡时代：“自由恋爱”与“父母之命”  二、爱情的考验：情死与失恋自杀  三、马振华自杀个案研究  四、传统与现代：性别观念的变迁第三章  婚姻问题与女性自杀  一、转型时期：婚姻形态与非婚状态  二、阮玲玉自杀个案研究  三、社会环境与个人性格：阮玲玉自杀分析第四章  家庭问题与女性自杀  一、新旧更替：“大家庭”与“小家庭”  二、身份与性别冲突：家庭纠纷第五章  社会问题与女性自杀  一、青黄交接：“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  二、苦闷与彷徨：从家庭到社会与从社会回家庭  三、旧女性与新女性：性别、阶级与国家结语：转型时期的上海女性自杀问题——社会性别视角下的  思考参考文献后记

章节摘录

　　（四）自杀年龄的统计——两性相比，女性自杀者比男性自杀者更趋年轻化。　　自杀和年龄是很有关系的，不同的年龄有不同的思想，人生经历由幼儿至老年，思想因年龄不同而有异，所以三者之间关系也极为密切。在童年时代，是没有死的观念的，天真烂漫，而且他们连自杀的方法都不知道。不过童年确实存在着自杀，有的是因为受了继父母的虐待，有的是受了养父母的虐待，有的是因父母早就弃世依食于亲戚而受其虐待。[58]童养媳遭到公婆虐待而自杀这种案例在上海也是很多的（在第四章有详细论述）。还有一种儿童自杀，与其说是自杀，还不如说是被杀，那是因为母亲在自杀之前，常常要让子女自杀，或者杀死自己的子女。　　人到了青年时期，自杀开始增多。之所以如此，一方面由于青年本身处于具有攻击性的时期，容易冲动，对待社会应激事件难以保持客观冷静。另一方面，转型时代的青年缺乏一种完善的人生观。朱锡昌认为自从新学人华以来，新思潮一天比一天膨胀，文化运动也一天比一天高涨，这应该是好现象。青年人的脑筋又是变化最快的。他们对于一切的旧思想、学术、制度、习惯、信条等，都怀疑起来，于是便失去了自己原有的信仰。[59]20世纪30年代中国旧有的制度被改变，取舍之间显得异常混乱，外来思想的传播在本土化的过程中也显得支离破碎，受全社会承认的价值观、人生观很难树立。青年人开始变得迷茫和不知所措，有些人通过毁灭自己来解决现实的苦痛，这就是“时代的苦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