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古时代的历史书写与皇帝权力起源

出版时间：2012-6  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  作者：徐冲  页数：338  字数：32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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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徐冲编著的《中古时代的历史书写与皇帝权力起源》主要讨论“（历史）知识的生成与表达”与“权力”之间的复杂关系，旨在揭示这一历史时期各种形式的历史书写在正当化王朝权力方面所承担的意识形态功能，解明中国古代王朝在构建政权正当性方面所进行的多种实践。

作者简介

　　徐冲，1980年生，成长于山东省东营市。1999年入北京大学，2008年获北京大学历史学博士学位。现任复旦大学历史学系讲师。研究领域为魏晋南北朝史，对汉魏制度变革、中古历史书写与北朝石刻史料尤为关注。在《历史研究》、《文史》、《国学研究》等刊物发表论文多篇。译有渡边信一郎著《中国古代的王权与天下秩序》。

书籍目录

书系缘起
序
前言
单元一：“起元”
小引
第一章 魏晋国史书写的“禅让后起元”
一、“从泰始为断”：西晋国史书写的“起元”问题
二、“禅让”与魏晋王朝的皇帝权力起源“
第二章 南北朝国史书写的“起元”前移
一、“起元义熙，为王业之始”：刘宋国史的“禅让前起元”“
二、“取平四胡之岁为齐元”：北齐国史的“禅让前起元”“
三、结语“
第三章 西魏北周无年号纪年考
一、问题的提出
二、西魏北周无年号纪年的时代面貌“
三、无年号纪年与魏、周禅代
单元二：“开国群雄传”
小引
第一章 “开国群雄传”小考
一、三国至南朝前期“开国群雄传”的存在。
二、“驱除”观念的变化
三、南北朝后期“开国群雄传”的缺失
四、结语
第二章 《旧唐书》“隋末群雄传”形成过程臆说
一、五代修《旧唐书》立“隋末群雄传”
二、韦述《唐书》立“隋末群雄传”
三、令狐德棻《国史》不立“隋末群雄传”
四、关于“隋末群雄传”进入唐代国史的一个推测
单元三：“外戚传”与“皇后传”
小引
第一章 汉代的“外戚传”与外戚权力
一、汉代的“外戚传”
二、汉代外戚权力的“正当”与“不正当”
第二章 魏晋南朝“皇后传”的成立
一、魏文帝《甲午诏书》与“汉魏革命”
二、魏晋南朝“皇后传”的成立
三、结语
第三章 新出北魏《李晖仪墓志》与魏收《魏书》：北朝外戚书写的一个断面
一、前言
二、《李晖仪墓志》序文与魏收《魏书》的外戚认识
三、魏收家族与陇西李氏的姻戚关系
四、结语
单元四：“隐逸列传”
小引
第一章 汉代的隐逸书写与隐逸理解
第二章 “处士功曹”小论
一、关于《隶释》所载《繁阳令杨君碑》与《杨君碑阴》
二、繁阳令杨君碑碑阴题名者的身份与“处士功曹”
三、不应辟命场合“故吏”身份的扩张
四、地方社会的“新秩序”
第三章 “二十四贤”与曹魏王朝的隐逸书写
一、《四八目》所载“二十四贤？的史料价值
二、“二十四贤”的构成与汉魏革命
三、曹丕彰表“隐逸”的建安背景：两例个案
四、曹魏王朝的隐逸书写
第四章 两晋南朝“隐逸列传”的成立
一、《三国志·魏书》的隐逸书写。
二、两晋南朝“隐逸列传”的成立
三、“新秩序”下的王权与隐逸。
附录一：两晋南朝“白衣领职”补论
一、东晋前期的“白衣领职”
二、魏晋时期的“白衣领某职”
三、东晋末南朝“白衣领职”与“免官”的并列
四、余论
附录二：汉唐间的君臣关系与“臣某”形式
一、问颢的提出
二、汉代情形的再确认
三、魏晋南朝“第二次君臣关系”下的“臣某”形式
四、魏晋南朝“第一次君臣关系”下的“臣某”形式
五、结语：对汉唐间“二重君臣关系”的反思
附录三：川腾羲雄《六朝贵族制社会研究》评介
一、前言
二、内容简介
三、京都学派？——学术史中的川膀史学
参考文献
索引

章节摘录

　　要确认这一问题无疑是非常困难的。如前所述，唐代所修诸纪传体国史，就连北宋内府似也仅得见韦述《唐书》（130卷本）一种。此前所修的其他诸史，今天欲窥全貌固不可能；就是想在宋人著述中找到如韦述《唐书》般的断章残简，恐怕亦非易事。另外，虽然在《旧唐书》中的“隋末群雄传”的史文中，可以观察到不可能出自令狐德菜《国史》的部分文字；但要由此反推整个“隋末群雄传”都是如此，显然还是大大不够的。这样的史料状况，决定了只有从其他的间接途径人手，方有接近答案的可能。让我们再次把目光转向本章开头所引的钱大昕之言，即“自后南、北八史列传，只述开国功臣，胥用沈法”。所谓“南、北八史”，即《宋书》、《南齐书》、《梁书》、《陈书》、《魏书》、《北齐书》、《周书》与《隋书》这八部以南北朝诸王朝为书写对象的纪传体王朝史。尽管在王朝更替的暴力过程中并不缺少前代王朝之末世群雄，但是如钱氏所指出的，这八部史书在整体上都呈现出了“开国群雄传”的结构性缺失，从而与魏晋以来纪传体王朝史的书写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不过钱氏的意见中也有不够准确之处。从“南、北八史”的前端来看，“开国群雄传”在纪传体王朝史中的结构性缺失，确实始于南齐永明年间沈约《宋书》对于徐爰撰刘宋国史中桓玄、卢循等“晋末群雄传”的刊除。然而事实上，徐爰在刘宋大明年间受命修撰国史时，就已经提出不为桓玄立传，而只需作为高祖刘裕之“功业”，在国史中记录其被平定的经过就可以了。只不过这一主张未被当时的朝廷所采纳。徐爰在国史书写中的这一主张，要到几十年后沈约修前代史《宋书》时方才得以实现，并进而扩展为南北朝纪传体王朝史的书写通则。虽然南北朝诸王朝之国史今无一存，我们仍然可以推测，其中当也呈现了开国群雄传的结构性缺失。　　而若从“南、北八史”的后端来看，如所周知，《梁书》、《陈书》、《北齐书》、《周书》与《隋书》这五部，都是在唐太宗贞观年间以官修前代史的形式完成的，即所谓的“五代史”。这几部书与“南、北八史”中其他几部一样，仍然呈现“开国群雄传”的结构性缺失，提示我们唐代前期可能仍然处于南北朝以来的历史书写传统之中。在这样的传统笼罩之下，“前代史”与“国史”共享同样的结构是非常自然的。具体到唐代初期，可以从两个层面来理解这一问题。一方面，贞观年间所修的诸“前代史”，都是在前代诸王朝之“国史”基础上完成的，甚至连相关撰者也存在着明显的承袭关系。如姚思廉撰《陈书》，主要继承了其父姚察所撰陈之国史；李百药撰《北齐书》，凭借的是其父李德林入隋后所撰《齐史》，而此书又来自于德林在北齐所“预修”之国史。另一方面，这五部“前代史”的撰者，与唐代初期“国史”之撰者，事实上又基本是同一群体。如唐代纪传体国史，就始于“贞观初，姚思廉始撰纪传，粗成三十卷”。更具代表性的是令狐德葉。他在贞观年间除负责《周书》的具体修撰外，“仍总知类会梁、陈、齐、隋诸史”，同时兼修国史。高宗即位后，仍“监修国史及五代史志”，同时还参与“贞观十三年以后《实录》”以及《高宗实录》的修撰。史言“武德已来创修撰之源，自德橥始也”，又言“德菜暮年尤勤于著述，国家凡有修撰，无不参预”，恐皆非虚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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