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时间:2011-12 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 作者:梁啟超 页数: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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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国历史可读耶?二十四史、两《通鉴》、九通、五纪事本末,乃至其他别史、杂史等,都计不下数万卷,幼童习焉,白首而不能殚,在昔犹苦之,况于百学待治之今日,学子精力能有几者?中国历史可不读耶?然则此数万卷者,以之覆瓿,以之当薪,举凡数千年来我祖宗活动之迹足征于文献者,认为一无价值而永屏诸人类文化产物之圈外,非惟吾侪为人子孙者所不忍,抑亦全人类所不许也。既不可不读而又不可读,其必有若而人焉,竭其心力以求善读之,然后出其所读者以供人之读。是故新史之作,可谓我学界今日最迫切之要求也已。近今史学之进步有两特征。其一,为客观的资料之整理:畴昔不认为史迹者,今则认之;畴昔认为史迹者,今或不认。举从前弃置散佚之迹,钩稽而比观之;其夙所因袭者,则重加鉴别,以估定其价值。如此则史学立于“真”的基础之上,而推论之功,乃不至枉施也。其二,为主观的观念之革新:以史为人类活态之再现,而非其僵迹之展览;为全社会之业影,而非一人一家之谱录。如此,然后历史与吾侪生活相密接,读之能亲切有味;如此,然后能使读者领会团体生活之意义,以助成其为一国民为一世界人之资格也。欧美近百数十年之史学界,全向于此两种方向以行。今虽仅见其进,未见其止;顾所成就则既斐然矣。我国史界浩如烟海之资料,苟无法以整理之耶?则诚如一堆瓦砾,只觉其可厌。苟有法以整理之耶?则如在矿之金,采之不竭;学者任研治其一部分,皆可以名家,而其所贡献于世界者皆可以极大。启超不自揆,蓄志此业,逾二十年,所积丛残之稿,亦既盈尺。顾不敢自信,迁延不以问诸世。客岁在天津南开大学任课外讲演,乃裒理旧业,益以新知,以与同学商榷。一学期终,得《中国历史研究法》一卷,凡十万言。孔子日:“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吾治史所持之器,大略在是。吾发心殚三四年之力,用此方法以创造一新史。吾之稿本,将悉以各学校之巡回讲演成之。其第二卷为《五千年史势鸟瞰》,以今春在北京清华学校讲焉。第三卷以下以时代为次,更俟续布也。
内容概要
梁启超涉猎东西方史学著作,结合中国史书的过去和现状,系统整理,专门讲演,条分缕析,言简意赅,有理论,有方法,有例证,有判断。《中国历史研究法》及其《补编》不愧是中国近代史学的名著。
作者简介
梁启超,字卓如,号任公,别号饮冰子、哀时客、饮冰室主人、自由斋主人等,广东新会人。中国近代著名的政治活动家、启蒙思想家、资产阶级宣传家、教育家、史学家和文学家。十七岁中举,后随其师康有为参与维新变法,事败后流亡日本,在当地创办《新小说》杂志,并与孙中山等革命人士来往密切;回国后又曾组织进步党争取宪政。1920年后,脱离政界,先后在清华、南开任教授,并专心著述。一生完成一千二百万字以上,涉及社会科学所有领域,1932年林志钧所编之《饮冰室合集》搜集较为完备。有关其生平的资料则以丁文江、赵丰编订的《梁启超年谱长编》最为丰富。 梁是清末民初中国文坛上影响最大的一个人物,他自1899年起提倡的文学革命开辟了近代文学理论探索和文学创作的新局面。而他本人的创作虽然成就并不很高,但却是自己理论的实践者,为新文学的真正发展开拓了道路。
书籍目录
《中国历史研究法》导读
中国历史研究法
自序
第一章 史之意义及共范围
第二章 过去之中国史学界
第三章 史之改造
第四章 说史料
第五章 史料之搜集与鉴别
第六章 史迹之论次
研究文化史的几个重要问题——对于旧著《中国历史研究法》之修补及修正
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
绪论
总论
第一章 史的目的
第二章 史家的四长
第三章 五种专史概论
分论一 人的专史
第一章 人的专史总说
第二章 人的专史的对象
第三章 做传的方法
第四章 合传及其做法
第五章 年谱及其做法
第六章 专传的做法
第七章 人表及其做法(略)
分论二 事的专史(略)
分论三 文物的专史
第一章 文物专史总说
第二章 政治专史及其做法
第三章 经济专史及其做法
第四章 文化专史及其做法
第五章 文物专史做法总说
分论四 地方的专史(略)
分论五 断代的专史(略)
章节摘录
人物本位之史,既非吾侪所尚,然则诸史中列传之价值不锐减耶?是又不然。列传之价值,不在其为史而在其为史料。苟史中而非有“各色人等”之列传者,则吾侪读史者,将惟见各时代中常有若干半人半兽之武夫出没起伏,聚众相斫,中间点缀以若干篇涂民耳目之诏令奏议,史之为史,如是而已。所谓社会,所谓文化,何丝毫之能睹?旧史之作列传,其本意固非欲以纪社会纪文化也;然人总不能不生活于社会环境之中,既叙人则不能不涉笔以叙及其环境;而吾侪所最渴需之史料,求诸其正笔而不得者,求诸其涉笔而往往得之。此列传之所为可贵也。既如是也,则对于旧史之评价又当一变。即以前所评四书言之:例如《晋书》,自刘知几以下共讥其杂采小说,体例不纯。吾侪视之,则何伤者?使各史而皆如陈寿之《三国志》,字字精严,笔笔锤炼,则苟无裴松之之注,吾侪将失去许多史料矣。例如《魏书》,其秽固也;虽然,一个古人之贞邪贪廉等,虽纪载失实,于我辈何与,于史又何与?只求魏收能将当时社会上大小情态多附其书以传,则吾所责望于彼者已足,他可勿问也。例如《元史》,猥杂极矣,其中半录官牍,鄙俚一仍原文。然以较《北周书》之“行文必《尚书》,出语皆《左传》”,孰为真面目,孰为可据之史料?则吾毋宁取《元史》也。是故吾侪若以旧史作史读,则马班犹不敢妄许,遑论余子?若作史料读,则二十四史各有短长,略等夷耳。若作史读,惟患其不简严;简严乃能一吾趋向,节吾精力。若作史料读,惟患其不杂博;杂博乃能扩吾范围,恣吾别择。昔万斯同作《明史稿》,尝自言日:“昔人于《宋史》已病其繁,而吾所述倍焉。非不知简之为贵也;吾恐后之人务博而不知所裁,故先为之极,使知吾所取者有可损,而所不取者必非其事与言之真。”(清国史馆《斯同传》)吾辈于旧史,皆作史稿读,故如斯同书之繁博,乃所最欢迎也。既如是也,则所谓别史、杂史、杂传、杂记之属,其价值实与正史无异,而时复过之。试举其例:吾侪读《尚书》、《史记》,但觉周武王伐罪吊民之师,其文明程度殆为“超人的”,倘非有《逸周书》“克殷”、“世俘”诸篇,谁复能识“血流漂杵”四字之作何解。且吾不尝言陈寿《三国志?诸葛亮传》记亮南征事仅得二十字耶?然常璩《华阳国志》,则有七百余字,吾侪所以得知兹役始末者,赖璩书也。至如元顺帝系出瀛国公,清多尔衮蒸其太后,此等在旧史中,不得不谓为极大之事,然正史曷尝一语道及?欲明真相,非求诸野史焉不可也。是故以旧史作史料读,不惟陈寿与魏收可以等夷,视司马迁、班固与一不知谁何之人所作半通不通之笔记,亦可作等夷视也。(乙)关系史迹之文件此等文件,在爱惜文献之国民,搜辑宝存,惟力是视。例如英之《大宪章》,法之《人权宣言》,美之《十三州宪法》,其原稿今皆珍袭,且以供公众阅览;其余各时代公私大小之文件稍有价值者,靡不罗而庋之。试入各地之图书馆博物馆,橱中琅琅盈望皆是也。炯眼之史家,得此则新发明日出焉。中国既无公众收藏之所,私家所蓄为数有限,又复散布不能稽其迹,湮灭抑甚易;且所宝惟在美术品,其有裨史迹者至微末。今各家着录墨迹,大率断自宋代,再上则唐人写经之类,然皆以供骨董摩挲而已。故吾国此类史料,其真属有用者,恐不过上溯三四百年前物,极矣(注十一)。此等史料,收罗当自近代始。其最大宗者,则档案与函牍也。历代官署档案,汗牛充栋,其有关史迹者,千百中仅一二,而此一二或竟为他处所绝不能得。档案性质,本极可厌,在平时固已束诸高阁,听其蠹朽,每经丧乱,辄荡无复存。旧史纪志两门,取材什九出档案;档案被采入者,则附其书以传,其被摈汰者,则永永消灭;而去取得当与否,则视乎其人之史识。其极贵重之史料,被史家轻轻一抹而宣告死刑以终古者,殆不知凡几也。二千年间,史料之罹此冤酷者,计复何限。往者不可追矣,其现存者之运命,亦危若朝露。吾三十年前在京师,曾从先辈借观总理衙门旧档钞本干余册,其中关于鸦片战役者便四五十册,他案称是。虽中多极可笑之语,然一部分之事实含在焉,不可诬也。其中尤有清康熙间与俄法往复文件甚多,其时法之元首则路易十四,俄之元首则大彼得也;试思此等文件,在史料上之价值当居何等?今外交部是否尚有全案,此钞本尚能否存在,而将来所谓“清史”者,能否传其要领于百一,举在不可知之数。此可见档案之当设法简择保存,所关如是其重也。
后记
梁启超(1873-1929),广东新会人。其学术涉猎广泛,几乎涉及社会科学所有领域,是中国近代著名的政治活动家、启蒙思想家、教育家、史学家和文学家,其中以史学研究成绩最著。一生著作颇丰,有多种作品集行世。《中国历史研究法》及《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是梁启超关于史学研究的专著。其中的许多治史经验,至今仍具有指引历史研究门径、启迪后学的价值。《中国历史研究法》是根据梁启超于1921年秋在天津南开大学的讲演稿整理而成,作为“中国文化史稿”第一编由商务印书馆于1922年初版。《研究文化史的几个重要问题——对于旧著》《中国历史研究法)之修补及修正》是根据梁启超1922年在南京金陵大学第一中学的演讲稿整理而成,后被收入1941年中华书局版《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四十》中。《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是根据梁启超于1926年10月至1927年5月在清华大学所作的演讲整理而成,作为“万有文库”分册之一由商务印书馆于1930年初版。
媒体关注与评论
《中国历史研究法》一书,虽未达西洋史学方法,然实为中国此学之奠基石,其举例之精巧亲切而富于启发性,西方史法书中实罕其匹。 ——张荫麟 历史学家我在投考清华以前已经念了几遍。回想起来,像梁先生那样渊博的人,才真正配讲中国历史研究法。 ——黎东方 历史学家《中国历史研究法》及补编诸书,后来国内搞史学的几乎无人不读,笔者多年前亦就其写过研究文章,可是今天重读它,却又有很多新的感想涌出来,引人再思索。 ——王也扬 知名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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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传统史学有重视“考信”的传统。至清代朴学盛行,学者对于如休搜集材料、考订歧误、辨别真伪这套学问尤其致力,积累了许多经验和资料。梁启超的《中国历史研究法》辟了专章论述史料的盾集和鉴别,就是以传统史学所积累的方法为基础,运用近代学术眼光加以总结和发展。因此他申明:论述搜集和考证史料,目的是达到“求真”,而“求真”乃是传统学术“实事求是”的精神和方法发展辐来。求得史实的准确是史学发展的前提,否则,“其思想将为枉用,其批评将为虚发”,这就是注重史料如何搜集与鉴别的意义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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