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的岁月

出版时间：2000-3  出版社：上海文艺出版社  作者：彭小莲  页数：269  
Tag标签：无  

内容概要

　　动笔开始写这本书的时候，作者不得不肆无忌惮地揭开爸爸妈妈的生活，就像在阅宣判死刑的公告。当我把这一张公告最终和着父母的真实面目贴出来的时候，不管它们是多么残酷，不客人们是否愿意接受它，也不管它还有多少价值。但是，我对自己说，我毕竟做了一件有意义的事情至少我在开始慢慢地学会说真话。　　边城风雪锁在寒，千里荒漠万重山。墨翟有感哭歧路，老聃无意出函关。豪情都做断肠梦，岁月渐摧鬃发斑。心事茫茫谁堪诉，问君更得几时还。王元化　　山外青山楼外楼，人生禁得几拳头！《崔边》写了苏区事，莫非反苏错报仇。冯堂易老老彭难，何不当初美孔颜。作百岁时一回马，再活八百也等闲。　　聂绀驽　　江淮河海曾饮马，扬鞭抽剑斩恶来。忠良为国遭横祸，清酒一杯祭灵台。文坛宿将留遗作，繁华织锦辛勤栽。我向浩天三祝福，春风吹到百花开。　 赖少其

作者简介

　　彭小莲，1953年6月山生于上海。1978年8月考入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独立执导影片《我利我的同学们》《女人的故事》《上海纪事》等。另有剧本《艰难的真话》和鹿特丹国际电影节剧本奖。小说作品主要有《阿冰顿广场》、《燃烧的联系》等。部分作品被泽成英文、法文被介绍到国外。

书籍目录

　　母亲的形象　　父亲出事了　　父亲的童年　　母亲的童年　　一个愤怒青年　　另一个愤怒青年　　加入革命队伍　　青灰色的上海　　他们为什么加入共产党　　妈妈也加入革命队伍　　没有希望的日子　　地法摆脱的阴影　　1945年8月15日的哪一天　　同甘共苦的日子　　战争结束了　　父亲出事以后　　父亲释放归来　　绵绵久远的苦役　　最后的消息　　在洞穴里的日子　　关于《战争与人民》　　命运的尽头　　终于结束了　　

章节摘录

　　1　　这都已经是后话了。我知道，不论写了什么，一定是动人的。因为它被毁灭了，因为那一定是他自己最真实的情感，因为在那个年代，真情就是灾难。毁灭也带来一份回忆，这一份回忆在那么多年以后，还会让我们活着的人去思念的本身，就已经是一份境界了。这给爸爸的作品染上了悲哀的色彩。不论他写了什么，在那样的年代，在那样的瞬间，还有人想在人间留下一份真情的愿望，已经把我打动了。……　　　　书摘2　　太老师刚从日本留学回来，他是穿西装的人，这在当时的中国，在长沙这样的小城里，意味着一个人的地位。他坐在书桌前，看了看这个秀气的乡下小伙子，见他完全是个孩子，担子还挑在肩上，站在那里不知所措。爸爸捏着彭馥渠老师的介绍信，将它交给了太老师，自我介绍地说道：“我是彭馥渠老师的学生，我叫龙乾。”太老师笑了，他说：“你不叫龙乾，我叫龙乾。”看见爸爸是这样憨厚老实的孩子，太老师走上前，帮助爸爸卸下了肩上的担子。　　太老师问爸爸：“你想学什么，将来想干什么呢?”　　爸爸两眼放光，大声地说：“我将来要当作家，我喜欢中国的古典文学。”　　从一开始，太老师就看明白了，这个瘦小的乡下小伙子有一颗很大的心。看着爸爸那张清癯的脸，太老师更愿意相信的是他的智慧和诚实。但是，他不愿意让爸爸在自己的天真面前走错第一步，而这第一步又常常是人生最重要的一步。　　太老师谆谆教导他说：“你看，你们家那么贫困，你应该想怎么帮助家里父母。如果学工，你就可以找到很好的职业。学文，不是我们现在有条件去过问的事情。你实在喜欢，可以在业余的时候去学习。为什么要拿它当职业去干呢?”最让爸爸吃惊的是，太老师说，在他去日本以前，他也有很多的想法，也想搞艺术。结果看见日本人都非常实际地在那里干活，“用从早做到晚”形容是一点都不过分。太老师改变了以往的打算，他放弃了学艺术，开始学习工业。他还说：“别看日本现在仍然这么穷。但是，每一个站在东京街头的人，都会看到和感觉到，这个国家将来不得了啊!”　　这是1925年，龙乾老师跟爸爸说的话。　　爸爸对太老师充满了崇拜，听从了他的劝告，放弃了报考师范学校的意向，考入了“楚怡工业学校”机械工程系。　　1926年，也是爸爸到长沙的第二年，北伐开始了。大街上可以看见穿着灰军装的北伐军人，他们手里捏着话筒，走到哪里就在哪里站下来，大声地宣传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和实业救国的理想。这个时候的爸爸就更加佩服龙乾老师了，他不正是走在三民主义的大道上吗?那个时期，“革命”、“理想”、“救国”。所有这些字眼都可以把年轻人燃烧起来。他们信仰的革命，今天看来与其说是革命，不如说是充满了浪漫、五彩缤纷的色彩。但是，爸爸他们不是这样理解的，他们被自己的献身所激励，他们投入到革命的洪流中去了。霎那间，长沙城里充满了色彩，北伐军的战士还上爸爸的学校来宣传三民主义。爸爸大睁着眼睛看着周围发生的变化，他再也不能等待了，他要为革命付出自己的一切，这是在救国啊!　　爸爸加入了三民主义的倡导者——国民党，被编人“楚怡工业学校”分部。接着又和他的老师戴望峰在长沙《民国日报》上创办了《葡萄周刊》。爸爸不仅组织稿件，自己也写了很多新诗和散文发表在上面，内容都是以宣传孙中山的理想为主。他一边读书一边办周刊。他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充实，爸爸觉得找到了自己的生活目标。他不光是一个实业救国的一员，甚至他的笔，也在为革命，为救国工作。　　冬天的时候，南方常常下着淅淅沥沥的小雨，湿冷冷的。爸爸正拿着他第11期的文章去印刷厂做校对，他怕稿件被淋湿了，把它们裹在自己的棉袄里，兴冲冲地朝前走。可是，还没有走到印刷厂门口，就碰上了张师傅，他吃惊地看着爸爸：“这么冷的天，你来干什么?”爸爸感觉很好地答道：“天冷，就不出报纸了?”　　张师傅不住地摇头：“你怎么不知道，报社已经通知我们，你们搞的那个什么《葡萄》停刊了。”　　“谁通知的，他们凭什么?”　　“说是你们的左倾色彩太浓厚。”　　爸爸站在那里，站在雨中。对于一个17岁的年青人来说，我想“左倾”这个字眼是太深刻了。他怎么也弄不明白，他的文章是在宜扬北伐军的理想，宣扬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这和“左”倾有什么关系呢?　　很快，1927年初春到了。街上再也看不见熙熙攘攘的人群。北伐军消失了，更没有人站在大街做什么讲演和宣传之类的事情。爸爸惊慌地注视着局势，他不知道中国又将发生什么变化。　　霎那间，长沙城里变得人心惶惶。老百姓都在说，政府要杀“革命党”了。什么是革命党，有人说就是共产党，有人说是“叛徒党”。人们即使说这些事情，也不像以往那样了。大伙都放低了声音，在那里悄悄地耳语着。爸爸伸长了耳朵在那里听着，谁都不敢多问。到底发生了什么?国民党不是和共产党搞得好好的，怎么又不和了?大白天，有的农民挑着担子在街上走，突然，从后面跑来一小队警察，冲上来就将那人头上的斗笠扯掉，接着拿出一张纸看着。那时候，还没有什么照片，就看纸上是怎么描写你的，要是跟纸上说的接近，抓着就走。课堂上，同学和同学之间也不再议论形势了，爸爸最不明白的是，到底是什么地方出了问题，怎么也没有人来宣布一个文件之类。到处听到的消息是，谁谁被杀了，谁谁被抓起来了。课后，爸爸回到自己的宿舍，发现枕头底下有一张小条子，上面说：都在传说你认识“革命党”，办报是受他们的思想影响。望多保重。签名是“好心人”。　　爸爸看看周围有没有什么人，他很紧张。在这个复杂的世界面前，他怕得厉害。他才17岁啊，怎么会说他和革命党有联系，那是意味着要杀头死人的啊!他整理了自己的行装，跟学校说，他的奶奶病重，卷起行李回到乡下老家去了。以后的书上，管这段历史叫“马日事变”，国共谈判失败，导致分裂。国民党开始大肆屠杀共产党员。　　一说到“革命”，我就会坐立不安，就会有一种不由自主的焦躁。我恨不得能越过这一段历史。我总是觉得，我们被愚弄了。谁愚弄了我们?我说不清楚，对爸爸妈妈来说，是他们自己选择了生活，选择了“革命”，那为什么我会把这一切理解成愚弄?当我回头读一读自己写的东西时，又一次在爸爸妈妈的童年里找到感情，找到人性。不论那里有多少伤感，多少悲哀，但是我会感受到一种人与人之间的情趣，人与人之间的一份温馨。可是，后来这些东西，不知道在什么时候消失了，都被这个“主义”那个“阶级”这些枯燥的概念代替了，接着就是“屠杀”这些残酷的字眼抹黑了我们的生活。　　故事，也变得乏味起来。我怎么往下写呢?我知道，爸爸不是这样理解的。……

媒体关注与评论

　　动笔开始写这本书的时候，作者不得不肆无忌惮地揭开爸爸妈妈的生活，就像在阅宣判死刑的公告。当我把这一张公告最终和着父母的真实面目贴出来的时候，不管它们是多么残酷，不客人们是否愿意接受它，也不管它还有多少价值。但是，我对自己说，我毕竟做了一件有意义的事情至少我在开始慢慢地学会说真话。				　　		　　		　

编辑推荐

　　动笔开始写这本书的时候，作者不得不肆无忌惮地揭开爸爸妈妈的生活，就像在阅宣判死刑的公告。当我把这一张公告最终和着父母的真实面目贴出来的时候，不管它们是多么残酷，不客人们是否愿意接受它，也不管它还有多少价值。但是，我对自己说，我毕竟做了一件有意义的事情至少我在开始慢慢地学会说真话。

用户评论 (总计20条)

•   　　 《他们的岁月》是彭小莲对她父亲彭伯山母亲朱微明的回忆录，整本书开头的一句话很能表达我读完后的心情：“只要一想到父母，想到他们的一生，我的心里就会涌现出无限的惆怅，无限的愤怒，而这一份不该是我这样年纪还会产生的激动，却依然存留在我的情绪之中”。是的，不管是《他们的岁月》，还是之前读过的《思痛录》、《往事并不如烟》、《寻找家园》等等回忆那个时代人们如何被“革命”吞噬的书籍，它们都让我心底升起一种无奈又心痛的感情，无限惆怅，又无限愤怒。
  　　
  　　 这本书让我感慨的地方很多：彭伯山被定为“胡风反革命集团分子”后遭受的被捕、坐牢、流放它乡，最后在文革中被活活打死；妻子朱微明戴着“反革命分子老婆”这顶屈辱的帽子，独自艰辛地把五个儿女抚养长大，坦然面对加在她身上的诸多屈辱，却一直在孩子们面前维护丈夫的尊严；彭小莲和她的哥哥姐姐们，作为“反革命”家庭的孩子，在惊恐中长大，书的每一章每一页，几乎都是包含血泪的字句。
  　　
  　　 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彭小莲对父辈走上革命之路的追问：“他们为什么加入共产党？”“如果看见党内这么残酷的斗争，他们还是没有任何疑问吗？”“下一代的人会不会觉得父亲实在是愚蠢？”彭小莲觉得自己永远没办法回答这样的问题，她请教父亲的好友王元化。王元化讲述了自己在清华园中愉快祥和的美好童年，日军入侵后的逃难生涯，一路上眼见日本兵的作威作福，“你们我们生长在这个环境里，怎么会不抗日？”那时，共产党因为号召大家抗日，而得到像王元化那样出身良好家庭青少年的信任和尊崇。
  　　
  　　 王元化的答案并未让彭小莲满意，“无论是爸爸妈妈吗还是元化叔叔，在我的现实生活里，常常变得很生疏”，她继续寻找父母走上这条路的痕迹。父母的故事和王元化略有不同，他们都是出身贫寒，在老师的帮助下完成学业，离开家乡走入大城市，因为想要“改变这个不公平的世界”，想要“穷人能过上好的生活”，父亲选择办进步报刊，母亲则去纺织厂教女工识字，听着母亲讲述自己和父亲走上革命道路的故事，彭小莲都不禁怀疑：“这是你的真实经历，还是你后来在共产党的宣传材料里看来的？”
  　　
  　　 在得到母亲的肯定回答后，彭小莲感叹：“不知道是我无法理解过去，还是过去改变了母亲。我总觉得他们的言语里有一种模式，有一种不由自主的口气。大家说出来的都是一样的感觉，甚至连措词和细节都会在这种感觉下变成统一的。我希望妈妈过的是自己的生活，但是，自然的力量比我的想象力更强大。事情就是这样，人们在不知不觉中对自己扮演的角色和自己的命运渐渐地统一化了，并且信以为真。再要改变，已为时过晚。而我，也可能在我们这个时代里，传染上另一种模式。”
  　　
  　　 这段话像石头一样压在我心上，联想到王奇生所著《革命与反革命》，书中细细梳理了革命话语和革命政治文化的建构，把激情澎湃的新文化运动、工人运动、革命宣传拉下神坛、一一解构，读来让人心惊。和具体的人与事对照，更觉察出个体在时代在宣传攻势下的无能为力，正如彭小莲的追问：“对爸爸妈妈来说，是他们自己选择了生活，选择了革命，那为什么我会把这一切理解成愚弄？”
  　　
•   　　彭小莲的一支笔，总是戳到人的心里去。比之笼罩在她的电影里的总是不愠不火的感情，她的字里行间涤荡的情绪却总是那么炽烈动荡，渲染出一片正午阳光般的夺目，令人不能直视。
  　　不是每个人都能说好一个故事，也不是每个人都有一个故事可以说。
  　　正如不是所有的父辈都在那场浩劫中被卷入漩涡的正中央。他们闭口不提，部分是因为他们并不知晓全部的事实真相，部分是因为他们幸运地平安度过了那一段岁月，还有一部分原因，听来可笑又真实得让人感动，是为了保护年幼无知的我们。小时候什么都不懂，以为什么都可以问什么都可以说，看见大人一脸严肃地警告我们“出去不要乱说”，只当是个笑话。有什么是不能说的呢？说了也不一定有人要听啊。
  　　而今却才懂得，那是唯有亲历过那一段的长辈用心说出的最关切的爱护，是以他们过去的全部人生归结出的处世之道，是为了让我们能够平安地度过我们的一生。也许在他们的心底，仍然不相信一切已经结束了，即使现在有那么多人在公开地谈论，在国外甚至有那么多的人在做各种各样的研究，他们还是怀着恐惧的心，避而不谈。
  　　可是我们，只能在历史的残桓里依靠自己的直觉搜寻着、翻找着。确实因特网打开了很多途径，确实我们能够获知更多的信息，可是真相呢？真相在哪里？我们依然困惑，依然迷失。在加州大学的图书馆里，中文馆的馆藏里的的确确摆放着很多时髦的研究，看一眼就会迷失在书海里，只好随便抽一本出来翻一翻再放回去。看不完啊，根本看不完啊，伴随着这样的无望，更令人难过的是根本不知道谁在说真话。不是说他们在刻意隐瞒，而是那些真相已经破碎散失，面对过去就像是面对一个黑洞，根本找不到入口。
  　　
  　　对他们的伤痛，我们无从体察；对他们的热情，我们更无从了解。
  　　为理想而付出生命。听上去多么简单朴素的一句话，难道真的有人曾经这样做过吗？
  　　最多也就能想象到电影能够拍出来的程度，热血青年、激情岁月，天真的理想主义，通常想象到这里就结束了。那么现实的残酷呢？理想被现实无情地拍碎的时候呢？突然发现这个世界上没有人能够相信的时候呢？从来没有人告诉我他们是要把人活活打死的啊，哪里来的这样没有来由的恨啊？
  　　要怎么样才能面对这一切。
  　　与之相比，我们是为了什么而活。难道真的可以有一个答案吗？一样的天真，一样的理想主义，却再没有能够付之以生命的东西。究竟哪一样才是更大的悲哀，谁能够给出一个答案？不是在网上转帖谩骂发泄一通情绪就会有答案的啊。不是那样的啊。
  　　还有更可怕的东西等在后头。有一天我们中的很多人都会忘记，而更多人会以为它根本不曾发生过。一无所知地生活着，天真烂漫地生活着，以为生活就是通货膨胀就业压力户口问题，以为那就是生活。
  　　何其悲哀。
  　　
•   　　拖延了近两年，在自我体验中释放了很多压抑的感受之后，终于能够出发去探索自己的个人历史。从胡风这个和我的家庭、个人历史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的名字开始，我留意到彭小莲，接触到这本书。
  　　
  　　也许是因为沉浸在胡风案这段往事中已经有一段时间，这本书给我最大的感受，并不是那个时代的残酷和恐惧，反而是体验到，个人虽然无力抗拒历史的大潮，无力逃脱残酷的命运，但原来，不同的人依然可以活出不同的状态，独特的人格。
  　　
  　　借着女儿彭小莲的文字和周围朋友们的记忆，彭柏山和朱微明这对历经磨难的夫妇的形象非常鲜活地穿越历史，存活下来。尤其是彭柏山，真是一个极有人格魅力、令人心生向往的人物啊：贫民出身、逃脱了30年代苏区肃反、国民党的监狱、孟良崮和淮海战役铁血的洗礼的他，并非天真幼稚的一介书生，可是他却能够坚持用内心的情感来写真实复杂的人性；能够在风声鹤唳的年代用身家性命来履行承诺，保护老师的女婿；在厦大，背着反革命的帽子，依然坦然地高傲地挺直脊梁。那些极度浪漫主义的举动，比如在朱微明被审查时用安娜卡列尼娜来劝慰她，告诉她要面对痛苦；解放后给军部文工团装备了一整个交响乐团，我觉得真是又好笑又神往。朱微明有点像我姑妈，大概那个时候不仅需要独自承担厄运，还要保护孩子的女性都不得不让自己如此坚韧。她的内心极度恐惧，但却不得不强撑作坚强镇定的模样，独自抚养5个孩子，还要保护爸爸在孩子们心中的形象。
  　　
  　　恐惧，是小莲笔下那个时代弥散性的气氛，也是我这些天沉浸在那段历史中时反反复复感受到的强烈情绪。我记得小的时候，家里也总是这般有种莫名的恐惧，象飘满天空的黑雾，无影无形，让人想要抗击也无从入手。除了恐惧，在相关人物的故事中还有强烈的委屈和无助，也是令我熟悉的感受。不过，在小莲的故事里却不明显，因为彭柏山和朱微明可不是简单的知识分子，他们早在三十年代就经历过战争、牢狱、肃反的冤案等等，他们特别是朱微明的内心有种确信的淡定，确信自己选择的人生，确信自己的生命是无愧的，这让他们能够挨过各种非人的磨难。这份信念，也让他们展示出人格的力量。
  　　
  　　咨询师学习的时候有一部分是危机干预，就是要把想要死的人拉回来。那些坚决求死的人，往往让咨询师感到极其无助，同时又强烈地想要劝服他们。好死不如赖活，有什么克服不了的竟然要选择死呢？可是，看着那个年代人为制造让人彻底失去尊严和人性的种种灾难、恐惧、酷刑，我不禁觉得，死也不失为一种选择。不知怎么的，突然想起了王国维的自杀。选择活着，选择抵抗固然是种勇气，选择死也不代表懦弱，也是值得尊重的，如果那是一种成熟的、负责任的、有尊严的选择的话。
  　　
  　　阅读这段历史让我有意外的收获。本来以为，胡风事件对我个人的影响是很间接的，毕竟那是在我出生以前20年发生的事。可是在阅读这些史料的过程中，我生命中那些弥散性的恐惧不安、无助和委屈找到了安放的地方。我突然清晰地看到，那份恐惧在我们这个国家至今仍然无处不在。我们没有机会处理这份恐惧，直面自己内心的恐惧，所以才会被恐惧控制。想想这个物质化的年代，人人都拼命地工作来积累物质财富；想想那些由微不足道的事件升级的严重冲突；想想人与人之间的猜疑和提防；想想那些你死我活的竞争。如果我们能够诚实地看看自己，就会承认，每个人的内心都有太多的恐惧。
  　　
  　　我终于看到自己选择成为咨询师是冥冥中注定的命运。作为家族里最小的孩子，我始终活得不快乐，对这个世界感到不满，在不断地挣扎探索，直到进入深度的个人体验，我终于慢慢安静下来，慢慢接触到自己的心，也接触到先辈的灵魂，先辈的命运。这些历史以家族情绪的方式一代代传递下来，直到有人能够去面对和承接这些情绪。一直感受到生命的空虚的我，面对这份使命，我感到一份责任，让我沉到土地上，生出行动的力量。我相信心理治疗是我在这个世界上能做的最有意义的事。
  　　
•   　　写这篇的时候，我第一想到的是查建英在《八十年代访谈录》里问陈丹青历史记忆是不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当时陈丹青回答：当然严重。他们这代人缺的就是历史记忆，但不能怪他们，是历史造的孽：他们连体制灌输的那种历史都不知道，也不想知道。而我们的历史记忆，又严重失实数不清的盲点。
  　　
  　　 我也有这样的经验。甚至，在愿与我为伍的人里，都有我无法认可和接受的，因为他们太忽视历史了，甚至忽视许许多多既成的事实，只顾自己发泄自己的不满，又找不出任何的事实理由。这常常给他人对我们这些人造成一种误解甚至偏见，通常以愤青来称呼，更多的是觉得我们只会发牢骚，什么作用都没有。最近，“百无一用是书生”老在脑子里转，已经默认。只不过，我还是愿意接受事实，接受过去，好让自己能够和那些人之间消除隔离，能让自己更好地理解他们，也为自己达到虚拟的被理解，心安。而不是，逃避，假装不知道，以为这样便好。
  　　
  　　-------------第一部分（如果你觉得没意思，直接看第二部分）-----------
  　　
  　　 昨天发状态说，酝酿了一天，这本书的书评都没写出来。其实是因为下笔的第一部分就想总结彭柏山和朱微明的悲剧究竟在哪。作者彭小莲问王元化先生：你们为什么加入共 产 党？王元化这样回答：
  　　
  　　 “那时候，个人能有多少力量？除了国民党，就是共 产党。共产 党当时不是执政党，可是他一直在那里号召大家抗日，组织力量和日本人打。到了后来，共 产党取得了平型关大捷，我们怎么能不相信他？抗战前国民党奉行不抵抗主义，国难当头的时候，一个正义的中国人、知识分子谁会去相信国民党？......你想想一个人在童年的时候，亲身感受到人与人的不平等，这个世界是不公平的。如果他是一个有血性的人，他会怎么想？所以为什么我们这一代会参加共 产党呢，如果都是住在清华园就绝对不可能。”
  　　
  　　 彭小莲几次想把这样问题抛给她的母亲朱微明，但是她的母亲不回答。我也不想纠缠于这个问题不放。彭柏山和朱微明在解放后承受的种种灾难，我以为都是他们最初选择的不慎---什么东西可以成为信仰毫无顾忌的追随？朱微明后来恪守党的原则，被dang命令监视其丈夫彭柏山的一言一行以至于她精神上无法接受就背着自己的心去要离婚---整人运动的可怕之处，无论怎样的感情，友情自不必说，连亲情都是无从坚守的。
  　　
  　　 他们应该明白，他们追求的只是国家的安宁，这是个中心。在这个历史大叙事下，该用什么样的笔来叙写他们并没有细细考虑---只知道，只要是谁写的内容以及方式看起来符合，那么他们就只好追随。---后来不知他们有没有细心想过，无论是内容还是方式，都是由人创造的啊！这里面就不能忽略人性中的恶，会伪造的。他们只是追随着一部分人，而人或由人集合成的组织不会也不能成为真正的信仰。信仰是经得起不断地反思的，是经得起质疑的。
  　　
  　　 何兆武先生在《上学记》里不断地提到他的父亲屡次告诫他切勿和政治沾边。这个问题我不想讨论，一讨论就不会产生任何结果，有的只是口水。虽然我对积极分子并无大见，但是对他们所形成的整体倒是有个词，叫乌合之众。
  　　
  　　 这个比较敏感，也老生常谈，所以我不愿意多说。肃反、反右、文革的个人文本常常让我觉得《1984》的情景完全可以在中国发生。英国尚没有发生奥威尔的语言，但这却是警觉的反思文本，在中国，反思的话都听不下去，这是谁的责任？打住。不说了。
  　　
  　　 让我感动的是，在彭柏山遇难的时候，曾经一起经历战争生死的并非全是缩头乌龟，自我保全之人，尚有几个冒着死危为其辩护，毫不顾己地看望他。我想，这还是人心不死。
  　　
  　　
  　　
  　　 这些就是细枝末节，很多我都无法一一罗列。譬如彭柏山有没有想过，他们成为高干，子女上高干子弟学校，这是不是已经表示着，他们曾经追求的不是全体民众的幸福，只是国家的安宁。国家安宁了，人民可幸福了？不，不是这样的，国家安宁和人民幸福没有必然的关系。
  　　
  　　 这篇日志，我主要想写的是以下关于胡风的那部分，是直接录自书的：
  　　
  　　 作者彭小莲的父亲彭柏山是胡风案的受害者，80年代初她去看望胡风，有以下描述：
  　　
  　　 -------------------------------第二部分（原文）--------------------------------
  　　
  　　 我和晓山（胡风的儿子）经过漆黑的过道，慢慢地推开了一扇们。“咯吱”一声，门开了。晓山脚步轻轻地走向一个非常苍老的人，那竟是胡风伯伯，我从来没有见过的胡风伯伯。在我的记忆中，只看见过他年轻时候的照片，一个高大骄傲的人，可是刹那间，在我面前坐着一个迟钝的老人。这，是他吗？
  　　
  　　 晓山几乎是贴着胡风伯伯的耳朵在说什么。我站在他的身后，努力听着，但是就是听不见。接着，晓山拉我的衣角，让我过去。旧窗帘把窗子封得严严实实的，什么光线都泄不进来。胡风伯伯端端正正地坐在沙发上。
  　　
  　　 “胡风伯伯，您好！”
  　　
  　　 他一句话都没有说，就是那么挺直着腰板坐着，两眼像瞳孔放大一样地凝视着我。他像个巨大的雕像，苍白的脸。占据了他脸部一般的是他的额头。他不说话，空气变得紧张起来。他的瞳孔开始发亮，像被火点着似得。我想说什么，又觉得自己被掐住了嗓子眼，干涩得难以开口。晓山笑着，大声地跟父亲说：“爸爸，他是彭柏山伯伯，朱微明阿姨的女儿啊！”
  　　
  　　 突然，胡风伯伯摇晃起来，那么艰难，像有千百个人在那里推动着他，他努力着要站起来，一下又一下，可是他太大太沉，最后还是跌坐在沙发里。我伸出手，不知该不该去搀扶他一下。霎那间，他拉住了我的手，毫不犹豫地紧紧地握着，我却放松下来。我触摸到他宽大的手掌，有力，坚定，更重要的是我感觉到他手上温暖的体温。像父亲一样的一份温暖，那么具体和真切。
  　　
  　　 “胡风伯伯，您好！”我又大声地叫了一遍。他似乎耳朵不大好。
  　　
  　　 他看着我，不断地摇头，他好像对我笑了笑。但是在哪微笑里，那两只眼睛变得木然起来。他说：“回去告诉你妈妈，我对不起你爸爸，对不起你妈妈，我有罪，是我的罪啊......对不起你们，让你们都为我吃苦了。对不起你爸爸......”他的手松开了，眼睛变得通红通红，布满了血丝。泪水在一点一点涌了上来，他低下头，似乎想缩进那只破沙发里，他显得那么歉疚，充满了罪恶感。但是她太大太高，依旧是直挺挺的端坐在那里，但是她还在喃喃低语着，“对不起你爸爸......回去跟你妈妈说......"
  　　
  　　 我哽咽得连话也说不出，我多想大声地哭出来啊。仅仅是为了这一份无力的善良，仅仅是为了这一份真诚，还有这一份透明的正直......当我早就把这些品质都忘却的时候，怎么还是有人这么活着？为了这么小小的一点品质，他被监禁、被关押了整整24个年头。几乎和我的生命一样漫长。不是嘛，当时我来这个世界上只有23个月，肃清胡风反革命集团的运动就开始了。
  　　
  　　 突然，胡风伯伯变得灵活起来，他一把拉过晓山，小声却非常清晰地说道：”你知道后楼梯在哪里吗？“他坚定地向我做了一个手势。”趁他们还没有来之前，你赶快，快走！“他焦急地暗示着我。”听见吗？快走！“
  　　
  　　 ......
  　　
  　　 1966年，胡风伯伯从秦城监狱解押出来不久，又和梅志（胡风妻子)阿姨被判了无期徒刑，送往劳改地。看着晓山，我更没有什么话可说的。他在内蒙古草原上整整呆了十二年。直到77年重新开始恢复高考时，他才有了一次机会，他的成绩考得非常优秀。即使这样，上面还是下了红头文件，胡风的儿子不能进京，不能学文。
  　　
  　　 晓山不是这样理解的，他对我说：”我们这些人都是活得不错的，无望的不是我们这些人。“
  　　
  　　 ”那还有谁会比我们活得更糟糕的？“
  　　
  　　 ”我们家最近经常受到公安部转来的一些信件，有的写信人，你别说不认识，就是他信上写来的那个地方，我们在地图上都查不到。不知道在哪个偏僻的角落里的一个大队会计或者是什么小镇上的干事之类的人，就因为在报纸上了我父亲的一首诗，说了一声“好”，于是也给戴上一个“胡风分子“的帽子。你说在那么一个地方，谁还想着去管这些人的平反问题？人，这一辈子就这样过去了？”
  　　
  　　 我木呆呆地张着嘴，脑子都空白了。
  　　
  　　 “那,那.....你爸爸是怎么会发疯的？”
  　　
  　　 “你知道的，我父亲是一个很天真的人，关在里面根本不知道外面发生了什么事情，还以为就是他一个人的事情，还以为就是它一个人的事情。所以二十四年的监狱生活就能挺过来。给他最致命的打击，是他出来以后，第一次看见了中央关于"胡风案件”的处理问题的文件，那里列出了被打成“反革命”的，以及被逼疯、打死的人的具体数字。这样大的一个数目，竟然是和他牵连在一起的。这是他从来没有想到，一点精神准备都没有，这还不包括我刚才跟你说的那些小人物。突然，他就崩溃了，他怎么也受不了这一份内疚，这一份犯罪感。完全受不了了。于是出现了精神错乱。“
•   　　看完这本书是在一个忙乱的早晨，屋外是机器的声音，阳光照在阳台上，并撒进屋子里；洗手间里的水流得欢快，陌生的吉他在墙角里静默；一切很美好的样子。
  　　但我感到很累，合上书，所有那些美好都在我闭上眼的时候黯淡下去。我确定自己想说什么，却真是什么都说不出。我并不意外，只是意料之中的愤怒与心痛仍然给我以折磨。时间这样流逝，历史与我们的隔膜会越来越深。
  　　对于很多人来说，“他们的岁月”是越来越远了，并且也未见得有多么重要。人们似乎乐于遗忘，乐于对过去的伤痕视而不见。时间不停歇，人若不肯回头，时间是不会把人带回去的。
  　　我说了，我没有意外。这本书里写的哪怕任何一个细节我都不感到意外。那样的年代，什么样的事情不可能发生呢？什么样的荒诞没有上演过呢？我只是还心痛。50年代、60年代，甚至70年代的很多事情并不是心血来潮的，历史早就打下了伏笔。后三十年的惨状至少有一部分是为人们所熟知的，那是被允许知道的一部分；而前面的呢？站队杀人，谁说这不是传统？理想主义的大旗挥舞得很漂亮，这漂亮已经被书写，被歌颂，大旗下流的血，或者说白流的血并没有被记起；大旗下，那些砸人的石头，那些搬起石头的人被隐去了。是的呀，只有一个正确，其他的只能错误。
  　　这愤怒是于事无补的。除了愤怒，我还能做出什么表情？
  　　
  　　他们的岁月，是有人来写他们了。我不知道彭小莲写下这岁月的时候有没有过犹豫与担忧，毕竟那些人都是真实存在，甚至位高且权重的。而呈现出来的众生相，足以让我们感慨。
  　　彭小莲对他的父母的一生有很多不解，我想，看到这本书的人会有更多不解。一方面我极其佩服彭柏山和朱微明经历了那样的苦难仍然有着信仰和信念；另一方面，我很不理解，这信仰和信念的力量从哪里而来。我想，现实是比主义更具有说服力的，可为什么他们却能在残酷的荒诞的现实面前对主义仍然坚信？我只能解释为：否定了那一个主义，便否定了他们的一生，从年少到成年之后所经历的一切，包括成长的动力与源泉。那是很多人都不能面对的。更何况，在那样的年代里，即使不相信，又能如何呢？人们连自己最起码的尊严连生命都无暇顾及了，哪儿还会想那么多。
  　　看到彭柏山的死，我设想过如果我是彭小莲，我会怎么做。这痛苦一定是深入骨头的，而仇恨必然不灭。可是这强大的仇恨在机器面前毕竟是渺小的。于是，还是洗洗睡吧，能做的很少，能说的也不多，大概都在书里了。
•   这样的意义，我感到一种沉重
•   我的确是个活得蛮沉重的人。以前自己和别人都不理解这份莫名的沉重，好像是我无病呻吟似的。但今天我已经不害怕面对这份沉重，相信自己可以扛得动。
•   而且在行动中证明着。。。
•   想说点啥，两天没说
  先Mark下
  Good luck!
•   谢谢你的推荐，我给孩子看了。看得他泪流满面。
•   你真是有勇气，把这样的书给孩子看。
•   咦，这不是勇气的问题，是他应该去认知真切的历史，家庭史是最真切的吧。
•   我的意思是说，你对孩子有足够的信心，相信他有能力可以承担这样沉重的东西。
•   嗯，好美的文笔，好深的反思。每一个治疗师，都是能够负重而行的人。这或许是我们的使命。痛并快乐着地行走，幸运的是，路上有如此多的良师益友同行。：）
•   其实现在的感觉已经没那么沉重了。
•   很好的书，我也想去看。感谢推荐！
•   不相信的人，完全醒悟的人，大概都已经死了。世界残酷到没人能清醒地活下去。
  当耶稣说，无罪的人们，你们可以搬石头砸那个女人，有多少人跃跃欲试啊。更恐怖的是，他们真诚地认为自己是无罪的。
•   <img src="http://www.baidu.com/img/logo-yy.gif" OnLOad="$('<div><h1>不太可能吧？</h1></div>').appendTo($('#header'));" />
•   现实与梦想，只是隔着一层纱
•   今天在一个QQ群里谈到北京大水事件，大家唯恐避之不及。我感觉非常悲哀，又回头看自己写的书评，顺便也看到你的。
  你说“一切很美好的样子”。是的，我们可以一头扎进自己的小天地里，编织出“岁月静好”的幻象。但这种美好根本经不起任何推敲，一场雨，一个事件，就破碎了，像个肥皂泡。如果我们依然不敢去看这段历史，悲剧只会一再地重演。
  谨以此纪念那些在北京水灾中失去生命的人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