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28,不过有一点我是敢于断定的,那就是山街新建寺庙的兴起于台湾世俗世界的风险增多有深刻的关联。七十年代以来,台湾社会处于剧烈变迁的过程之中,它从六十年代的低度发达状态进入到一个空前高速发展的阶段。……但是,在同一个过程中,人们也意识到富贵并非可以克服人生的灾难、疾病、不幸。……于是,人们转向神灵,所求他们的安全感。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完全信仰宗教的逻辑,而是是意味着人们想从一个未必可知的世界中求得可知世界中不可求的之物的手段。在这一点上,我觉得台湾的新宗教现象与赌博有一定的共同之处:他们都是为了把握不可把握的世界的手段。……论及现代社会生活时,英国著名社会理论家吉登斯指出,现代社会实际上就是“风险社会”,现代文化实际上就是“风险文化”。(Anthory Giddens,1990,Moderity and self-Identity Polit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