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散文

出版时间：2011-5  出版社：春风文艺  作者：祝勇|主编:韩忠良  页数：409  字数：38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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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2010年元旦刚过，史铁生出版了他的散文集《扶轮问路》；这一年的最后一天，史铁生在离他六十岁生日还差四天的时候走了。在流水账一样的散文时光中，这样的戏剧性显得有些不可思议，它带给人的不是惊喜，而是辛酸；它修改了那本书的意义，使它由一个人的生命哲思，变成一种苍凉的告别。　　史铁生说：“在你二十岁的时候，上帝就把你放那儿了，你的肉体被带到了受限制的状态下，你和别人一样，但你不能和别人一样走路。你无法躲避必须面对的就是痛苦。　　“如果我问上帝为什么，我会因为得不到回答加倍痛苦；　　“我常常感到搓火，因为我找不到任何出处，或者说找不到仇人，为我正在遭受的一切注解。　　……　　平静的流水账中，史铁生无疑是这一年中最大的传奇。他既给我们带来荣耀，也给我们带来悲伤。卓别林说：死神是最守信用的，他早晚会来的，你又何必这么着急呢？史铁生在元旦前夜的骤然离去超出所有人的意料。但他的传奇也只是生老病死的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在日常生活中，没有惊天动地，没有万众瞩目，有的只是无法言说的无奈、切肤的疼痛和许多不值一提的小惊喜。人们以各自的方式问路，散文就这样伴随人生在探索、追问中一步步走向生命的远景。2011年，正是这一进程中不引人注目又不可或缺的一步。对荀子来说，“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是哲学思想；对毛泽东来说，“积小胜为大胜”是战略方针；对我们来说，这种耐心中的坚持既是被动的选择也是主动的选择。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些没有“轰动效应”的作品中的每一个字，在时间的链条中，都是至关重要的。　　2011年1月4日～5日　　北京-成都-康定途中匆就

内容概要

《2010年散文》(作者祝勇)是“21世纪中国文学大系”系列中的一本。
《2010年散文》收录了《黑白间》、《风动紫禁城》、《蔡文姬：胡笳落雪》、《对视》、《笔记：一个人的纪录片》、《一块土地》、《致石涛书》、《睡眠，我们的睡眠》、《我知道的冰心》、《父亲》、《收音机、耳朵与沉默》、《雄踞之处，未必是巅》、《当人伦遭遇政治》、《个人史》、《关于火车的不规则叙事》等散文作品。

书籍目录

序：轮与轨
1月
扶轮问路
旧事记(节选)
小神话
2月
芒果的精神分析
从“厨房”到“探戈”：十年一觉女权梦
自由在呼唤——从陶渊明到袁中郎
3月
手心手背
职业所累
4月
泅渡桑耶
跑马山的云
5月
刀俎间的宝座
爱情课程
在黑暗中散发痛苦的光芒
6月
黑白间
7月
风动紫禁城
蔡文姬：胡笳落雪
对视
笔记：一个人的纪录片
8月
一块土地
致石涛书
睡眠，我们的睡眠
9月
我知道的冰心
父亲
收音机、耳朵与沉默
雄踞之处，未必是巅
10月
当人伦遭遇政治
个人史
关于火车的不规则叙事
田野上的史记
11月
梦说，我说
12月
阿冬正传
朝代的两头文
2010年散文大事记

章节摘录

　　坐轮椅竞已坐到了第三十三个年头，用过的轮椅也近两位数了，这实在是件没想到的事。1980年秋天，“肾衰”初发，我问过柏大夫：“敝人刑期尚余几何？”她说：“阁下争取再活十年。”都是玩笑的口吻，但都明白这不是玩笑——问答就此打住，急忙转移了话题，便是证明。十年，如今已然大大超额了。　　那时还不能预见到“透析”的未来。那时的北京城仅限三环路以内。　　那时大导演田壮壮正忙于毕业作品，一干年轻人马加一个秃顶的林洪桐老师，选中了拙作《我们的角落》，要把它拍成电视剧。某日躺在病房，只见他们推来一辆崭新的手摇车，要换我那辆旧的，说是把这辆旧的开进电视剧那才真实。手摇车，轮椅之一种，结构近似三轮摩托，唯动力是靠手摇。一样的东西，换成新的，明显值得再活十年。只可惜，出院时新的又换回成旧的，那时的拍摄经费比不得现在。　　不过呢，还是旧的好，那是我的二十位同学和朋友的合资馈赠。其实是二十位母亲的心血——儿女们都还在插队，哪儿来的钱？那轮椅我用了很多年，摇着它去街道工厂干活，去地坛里读书，去“知青办”申请正式工作，在大街小巷里风驰或鼠窜，到城郊的旷野上看日落星出……摇进过深夜，也摇进过黎明，以及摇进过爱情但很快又摇出来。　　1979年春节，摇着它，柳青骑车助我一臂之力，乘一路北风，我们去《春雨》编辑部参加了一回作家们的聚会。在那儿，我的写作头一回得到认可。那是座古旧的小楼，又窄又陡的木楼梯踩上去“嗵嗵”作响，一代青年作家们喊着号子把我连人带车抬上了二楼。“斯是陋室”——脱了漆的木地板，受过潮的木墙围，几盏老式吊灯尚存几分贵族味道……大家或坐或站，一起吃饺子，读作品，高谈阔论或大放厥词，真正是一个激情燃烧的年代。　　所以，这轮椅殊不可以“断有情”，最终我把它送给了一位更不容易的残哥们儿。其时我已收获几笔稿酣，买了一辆更利远行的电动三轮车。　　这电动三轮利于远行不假，也利于把人撂在半道儿。有两回，都是去赴苏炜家的聚会，走到半道儿，一回是链子断了，一回是轮胎扎了。那年代又没有手机，愣愣地坐着想了半晌，只好侧弯下身子去转动车轮，左轮转累了换只手再转右轮。回程时有了救兵，一次是陈建功，一次是郑万隆，骑车推着我走，到家已然半夜。　　链子和轮胎的毛病自然好办，机电部分有了问题麻烦就大。幸有三位行家做我的专职维护，先是瑞虎，后是老鄂和徐杰。瑞虎出国走了，后两位接替上。直到现在，我座下这辆电动轮椅——此刻之妙随后我会说到——出了毛病，也还是他们三位的事；瑞虎在国外找零件，老鄂和徐杰在国内施工，通过卫星或经由一条海底电缆，配合得无懈可击。　　两腿初废时，我曾暗下决心：这辈子就在屋里看书，哪儿也不去了。可等到有一天，家人劝说着把我抬进院子，一见那青天朗照、杨柳和风，决心即刻动摇。又有同学和朋友们常来看我，带来那一个大世界里的种种消息，心就越发地活了，设想着，在那久别的世界里摇着轮椅走一走大约也算不得什么丑事。于是有了平生的第一辆轮椅。那是邻居朱二哥的设计。父亲捧了图纸，满城里跑着找人制作，跑了好些天，才有一家“黑白铁加工部”肯于接受。用材是两个自行车轮、两个方向轮并数根废弃的铁窗框。母亲为它缝制了坐垫和靠背。后又求人在其两侧装上支架，撑起一面木板，书桌、饭桌乃至吧台就都齐备。倒不单是图省钱。现在怕是没人会相信了，那年代连个像样的轮椅都没处买；偶见“医疗用品商店”里有一款，其昂贵与笨重都可谓无比。　　我在一篇题为“看电影”的散文中，也说到过这辆轮椅：“一夜大雪未停，事先已探知手摇车不准入场（电影院），母亲便推着那辆自制的轮椅送我去……雪花纷纷地还在飞舞，在昏黄的路灯下仿佛一群飞蛾。路上的雪冻成了一道道冰棱子，母亲推得沉重，但母亲心里快乐……母亲知道我正打算写点什么，又知道我跟长影的一位导演有着通信，所以她觉得推我去看这电影是非常必要的，是件大事。怎样的大事呢？我们一起去那条快乐的雪路上跋涉时，谁也没有把握，唯朦胧地都怀着希望。”　　那一辆自制的轮椅，寄托了二老多少心愿！但是下一辆真正的轮椅来了，母亲却没能看到。　　下一辆是丑小鸭杂志社送的，一辆正规并且做工精美的轮椅，全身的不锈钢，可折叠，可拆卸，两侧扶手下各有一金色的“福”字。　　除了这辆轮椅，还有一件也是我多么希望母亲看见的事，她却没能看见：1983年，我的小说得了全国奖。　　得了奖，像是有了点儿资本，这年夏天我被邀请参加了《丑小鸭》的“青岛笔会”，双腿瘫痪后，我才记起了立哲曾教我的“不要脸精神”，大意是：想干事你就别太要面子，就算不懂装懂，哥们儿你也得往行家堆儿里凑。立哲说这话时，我们都还在陕北，十八九岁。“文革”闹得我们都只上到初中，正是靠了此一“不要脸精神”，赤脚医生孙立哲的医道才得以突飞猛进，在陕北的窑洞里做了不知多少手术，被全国顶尖的外科专家叹为奇迹。于是乎我便也给自己立个法：不管多么厚脸皮，也要多往作家堆儿里凑，幸而除了两腿不仁不义，其余的器官都还按部就班，便一闭眼，拖累着大伙儿去了趟青岛。　　参照以往的经验，我执意要连人带那辆手摇车一起上行李车厢，理由是下了火车不也得靠它？其时全中国的出租车也未必能超过百辆。树生兄便一路陪伴。谁料此一回完全不似以往（上一次是去北戴河，下了火车由甘铁生骑车推我到宾馆），行李车厢内货品拥塞，密不透风，树生心脏本已脆弱，只好于一路挥汗、谈笑之间频频吞服“速效救心”。　　回程时我也怕了，托运了轮椅，随众人去坐硬座。进站口在车头，我们的车厢在车尾；身高马大的树纲兄背了我走，先还听他不紧不慢地安慰我，后便只闻其风箱也似的粗喘。待找到座位，偌大一个刘树纲竞似只剩下了一张煞白的脸。　　《丑小鸭》不知现在还有没有？那辆“福字牌”轮椅，理应归功其首任社长胡石英。见我那手摇车抬上抬下着实不便，他自言自语道：“有没有更轻便一点儿的？也许我们能送他一辆。”瞌睡中的刘树生急忙弄醒自己，接过话头儿：“行啊，这事儿交给我啦，你只管报销就是。”胡石英欲言又止——那得多少钱呀，他心里也没底。那时铁良还在“医疗设备厂”工作，说正有一批中外合资的轮椅在试生产，好是好，就是贵。树生又是那句话：“行啊，这事儿交给我啦，你去买来就是。”买来了，四百九十五块，1983年呀！据说胡社长盯着发票不断地咋舌。　　这辆“福”字牌轮椅，开启了我走南闯北的历史。其实是众人推着、背着、抬着我，去看中国。先是北京作协的一群哥们儿送我回了趟陕北，见了久别的“清平湾”。后又有洪峰接我去长春领了个奖；父亲年轻时在东北林区待了好些年，所以沿途的大地名听着都耳熟。马原总想把我弄到西藏去看看，我说：下了飞机就有火葬场吗？吓得他只好请我去了趟沈阳。王安忆和姚育明推着我逛淮海路，是在1988年，那时她们还不知道、所谓“给我妹妹挑件毛衫”其实是借口，那时我又一次摇进了爱情，并且至今没再摇出来。少功、建功还有何立伟等等一大群人，更是把我抬上了南海舰队的鱼雷快艇。仅于近海小试风浪，已然触到了大海的威猛—那波涛看似柔软，一旦颠簸其间，竟是石头般的坚硬。又跟着郑义兄走了一回五台山，在“佛母洞”前汽车失控，就要撞下山崖时被一块巨石挡住。大家都说“这车上必有福将”，我心说是我呀，没见轮椅上那个“福”字？1996年迈平请我去斯德哥尔摩开会，算是头一回见了外国。飞机缓缓降落时，我心里油然地冒出句挺有学问的话：这世界上果真有外国呀？转年立哲又带我走了差不多半个美国，那时双肾已然怠工，我一路挣扎着看：大沙漠、大峡谷、大瀑布、大赌城……立哲是学医的，笑嘻嘻地闻一闻我的尿说：“不要紧，味儿挺大，还能排毒。”其实他心里全明白。他所以急着请我去，就是怕我一旦“透析”就去不成了。他的哲学一向是：命，干吗用的？单是为了活着？　　说起那辆“福”字轮椅就是要想起的那些人呢？如今都老了，有的已经过世。大伙儿推着、抬着、背着我走南闯北的日子，都是回忆了。这辆轮椅，仍然是不可“断有情”的印证。我说过，我的生命密码根本是两条：残疾与爱情。　  ……

用户评论 (总计1条)

•   不错的选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