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居正大传

出版时间：2000-10-1  出版社：百花文艺出版社  作者：朱东润  页数：453  字数：330000  
Tag标签：无  

内容概要

　　本书的内容包括“荆州张秀才”、政治生活的开始、休假三年、再投入政治漩涡、闪阁中的混斗、内阁中的混斗（下）、大政变、初步的建设（上） 、初步的建设（下）、第一次打击以后、从夺情到归葬、元老的成功、鞠躬尽瘁、尾声。

作者简介

朱东润（1896－1988），江苏泰兴人，中国古代文学及各体文学专家。1916年英国伦敦西南学院肄业。建国后曾任复旦大学中文系主任、全国写作学会名誉会长等，是复旦大学第一批博士生导师之一。他为中文系开设中国文学批评史、陆游研究、梅尧臣研究、中国文学等课程，并培养了数十名硕士、博士生。其研究领域涉及中国古代文学、中国古代历史，尤其专长历史人物传记文字的创作。善于将中国古代文学与中国历史结合起来研究，注重史料的收集和史实的分析考辨，著有《张居正大传》、《杜甫叙论》等传记文字作品，其《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是我国最早的文学批评著作之一。他还是一位书法家，篆、隶、行、草无不精善。

书籍目录

序张氏世系表隆庆、万历十六年间内阁七卿年表第一章“荆州张秀才”第二章 政治生活的开始第三章 休假三年第四章 再投入政治漩涡第五章 闪阁中的混斗（上） 第六章 内阁中的混斗（下）第七章 大政变第八章 初步的建设（上） 第九章 初步的建设（下）第十章 第一次打击以后第十一章 从夺情到归葬第十二章 元老的成功第十三章 鞠躬尽瘁第十四章 尾声

章节摘录

书摘    三四月的天气渐渐回暖，阳光照满北京的郊野，前去泰安的人回来了，但是居正的病势日见沉重。仙妃的保祐，只是一个幻梦，剩给居正的是重大的负担和缠绵的病躯。内阁中还有张四维、申时行，但是稍为重要的公事，四维不敢专拟，一切送到居正病榻面前，听候处分。第二章  政治生活的开始    嘉靖二十六年，居正为庶吉士，从此踏上了政治生活的大道。    这时政治的大权，一切都在世宗手里。世宗是一个“英明”的君主，十六岁的时候，他只是兴王，武宗死了，遗诏召他嗣位。他自安陆兴王府入京。到了城外，礼部尚书请用皇太子即位礼，世宗立即拒绝，坚持着遗诏只是嗣皇帝，不是嗣皇子。十六岁的青年，这样地坚决，确实是一个英主的举动。即位以后，为了追尊父亲兴献王的事情，和大臣发生许多的争执，但是在大体上，我们毕竟不能不承认世宗称兴献王为皇考，伯父孝宗为皇伯考，是一种合理的主张。此外还有许多兴礼作乐的事，也许现代的我们不感到很大的兴趣，但是如废除孔子文宣王的尊号，只称先师，撤除塑像，只设木主，究竟不失为开明的举动。    然而嘉靖二十六年，世宗已经老了。他只是四十一岁，但是皇帝的年龄，和一般人不同。崇高的位置，使他的生活失去了上进的诱惑，于是他开始感觉到厌倦，再由厌倦感觉到衰迈了。从嘉靖十八年起，世宗已经不视朝；二十年以后，便一直在西苑万寿宮，连宫内也不去。一切的政务，都在因循和颓废中间销磨了。嘉靖二年起，世宗在宫中开始修醮，至此更是无日不在修醮的当中。当时还有前朝、后朝的分别，前朝百官的章奏，是给世宗皇帝看的；后朝便是道士的章奏，也是给世宗看的，但是后朝的世宗，只是道士的领袖。可是世宗对于整个的政治，仍然把持着，一步不会放松。他是洞内的虎豹，发怒的时候，会从洞内跳出来，打死些獐猫鹿兔，打得厌倦了，便仍回洞内，度那优裕懒散的生活。二十六年以后，世宗杀夏言，杀曾铣，杀丁汝夔、杨选、杨守谦、王忏，乃至杀杨继盛，杀严世蕃，都是同一的心理作用。然而世宗毕竟厌倦而衰迈了，整个的政权慢慢地从手里落下，严嵩、严世蕃父子就乘此盗弄君权，显赫一时。可是大柄仍然在世宗手里，当他从斋醮中清醒过来的时候，严嵩不免奉命回籍，严世蕃竟至身首异处。假如这是当时政治的轨道，那么居正入仕的那一年，明代的政治正在这样的轨道上面。    明代自成祖以来，政治的枢纽全在内阁。这是和现代资本主义国家的内阁近似、然而完全不同的组织。现代西方的内阁，是议会政治的产物；它的权力是相当地庞大，有时甚至成为国家的统治者，除了偶然受到议会制裁以外，不受任何的限制，整个的内阁，人员常在六七人以上，有时多至二三十人；全体阁员，不是出于一个政党，便出于几个政见不甚悬殊的政党；内阁总理，纵使不一定能够操纵全部的政治，但是他在内阁的领导权，任何阁员都不能加以否认。明代的内阁便完全两样了。整个的内阁只是皇帝的秘书厅，内阁大学士只是皇帝的秘书：内阁的权力有时竟是非常渺小，即使在相当庞大的时候，仍旧受到君权的限制；任何权重的大学士，在皇帝下诏斥逐以后，当日即须出京，不得逗留片刻；内阁的人员，有时多至八人，但是通常只有四五人，有时仅有一人；因为阁员的来源，出于皇帝的任命，而不出于任何的政党，所以阁中的意见，常时纷歧，偶有志同道合的同僚，意见一致，这只是和衷共济，而不是政见的协调；在四五人的内阁中间，正在逐渐演成一种领袖制度，这便是所谓首辅，现代的术语，称为秘书主任，皇帝的一切诏谕，都由首辅一人拟稿，称为票拟；在首辅执笔的时候，其余的人只有束手旁观，没有斟酌的余地，即有代为执笔的时候，也难免再经过首辅的删定；首辅的产生，常常是论资格，所以往往身任首辅数年，忽然来了一个资格较深的大学士，便只能退任次辅；首辅、次辅职权的分限，一切没有明文规定，只有习惯，因此首辅和其余的阁员，常时会有不断的斗争；政治的波涛，永远发生在内阁以内，次辅因为觊觎首辅的大权，便要攻击首辅，首辅因为感受次辅的威胁，也要驱逐次辅；同时因为维持内阁的尊严，所以他们的斗争，常是暗斗而不是明争；又因为内阁阁员，或多或少地都得到皇帝的信任，所以斗争的第一步，便是破坏皇帝对他的信任，以致加以贬斥或降调，而此种斗争的后面，常常潜伏着诬蔑、谗毁、甚至杀机。这样的政争，永远是充满血腥，而居正参加政治的时代，血腥正在内阁中荡漾．    嘉靖二十六年，内阁大学士只有夏言、严嵩二人。在二十三年以后，严嵩曾经当过一年有余的首辅，但是因为二十四年九月起用夏言，这是曾经当过三年首辅、资格较深的人物，所以退为次辅。夏言贵溪人，严嵩分宜人，他们虽然同是来自江西，却是属于两个范畴的人物。夏言是一味的高亢，严嵩便是一味的柔佞．夏言有时甚至和世宗反抗。世宗在醮天的时候，自己戴着香叶冠，一时高兴，制了几顶香叶冠，分赐大臣。第二天严嵩把轻纱笼着香叶冠，颤巍巍地戴进西苑来。夏言竟没有戴，世宗问起来，他只说大臣朝天子，用不着道士的衣冠。在他们同在内阁的时候，有一次严嵩跪在皇帝面前，泪水像雨一样地落下，说夏言欺负他，世宗想起夙恨，把夏言斥逐了，这是夏言第一次落职。以后便是严嵩的专权；贪污放恣成为政治的风气，所以世宗才想起重用夏言。夏言再入内阁以后，他们两人仍把以前的作风再行表演。世宗派小内监到他们家里去的时候，夏言只是坐着，把他们当奴才看待；严嵩却拉小内监并坐，数长数短地问着，等到小内监告辞的时候，更是满把的金钱塞到他们袖管里。世宗醮天，要有一道上给玉皇大帝的表章，一一因为写在青纸上，当时称为青词，一一便吩咐夏言、严嵩拟上来，夏言只是潦草塞责，严嵩便聚精会神，把他的文学天才，完全灌注到青词上面。这是第二次夏言、严嵩在阁内的斗争，但是这次夏言的失败，却失败在内阁之外。    自从明代开国起，直到神宗中世，国家的边患，只有北方的一面。元代的后裔都在北边，在他们分散的时候，对于国家，本来不成为多大的问题；但是一旦团结起来，常会给予国家一种严重的威胁。最初鞑靼骑士，未入河套，所以国家西边还比较安静。英宗天顺六年，鞑靼开始侵入河套，以后逐渐视为他们的给养地，不时再从河套出击，国家西边遂感觉不安。孝宗弘治十年，设总制陕西三边军务，所谓三边，便是指陕西省甘肃、延绥、宁夏三边，一切的布置，都是对付河套的鞑靼，以后称为“套寇”。第一任三边总制王越曾经主张以十五万大军穷搜河套，事未得行。武宗正德三年三边总制杨一清主张夺回河套，上言：“兹欲复守东胜，因河为固，东接大同，西接宁夏，使河套千里之地归我耕牧，开屯田数百里，用省内运，则陕西犹可息肩也。”但是杨一清的计划，也没有贯彻。到嘉靖年间，盘据河套的吉囊更加猖獗了。河套不清，三边永无宁日。夏言当政以后，二十五年夏间用曾铣总督①陕西三边军务。曾铣，江都人，虽然出生在风华绮靡的地方，但是却充满报国的热情。到任不久，十余万套寇冲入边墙，大掠延安、庆阳，曾铣一面以几千兵抵住套寇，一面却另派大军，直捣套寇的根据地，才算解了目前之急。但是曾铣认定最切实的办法，只有把鞑靼逐出河套。……

媒体关注与评论

序二十余年以前，读到鲍斯威尔的《约翰逊博士传》，我开始对于传记文学感觉很大的兴趣，但是对于文学的这个部门，作切实的研讨，只是1939年以来的事。在那一年，我看到一般人对于传记文学的观念还是非常模糊，更谈不到对于这类文学有什么进展，于是决定替中国文学界做一番斩伐荆棘的工作。    宗旨既经决定，开始研读。除了中国作品以外，对于西方文学，在传记作品方面，我从勃路泰格的《名人传》读到现代作家的著作，在传记理论方面，我从提阿梵特斯的《人格论》读到莫洛亚的《传记综论》。当然，我的能力有限，所在地的书籍也有限，但是我只有尽我的力量在可能范围以内前进。    在这几年以内，陆续写成的《中国传记文学之进展》、《传记文学之前途》、《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述论》、《传记文学与人格》和其它几篇文字发表了，没有发表的也有几篇。除了散篇以外，本拟叙述中国传记文学之趋势，但是因为参考书籍缺乏，只能写定一些纲领，未能完成；完成的只有《八代传记文学述论》一本十余万字的著作。    对于中国传记文学的进展，总算勉强有些认识，但是认识过去，当然不是开导将来。佛家所谓“阅尽他宝，终非己分”，是一句颠扑不破的名言。要想为中国文学努力，专靠称扬古人，叙述故籍，其结果只落得“阅尽他宝”，谈不上继往开来的工作。一般文学如此，传记文学也是如此。所以决定实地写一本传记。这是一个尝试，成功固然很好，失败也可以给自己和别人一些警戒，实际也是一种成功。自己对于失败，本来不感觉很大的威胁，何况现在无论如何都有相当的成就呢！    写作的目标决定，其次便是形式的问题。自己认定世界是整个的，文学是整个的，在近代的中国，传记文学的意识，也许不免落后，但是在不久的将来，必然有把我们的意识激荡向前、不容落伍的一日。史汉列传的时代过去了，汉魏别传的时代过去了，六代唐宋墓铭的时代过去了，宋代以后年谱的时代过去了，乃至比较好的作品，如朱熹《张魏公行状》，黄幹《朱子行状》的时代也过去了。横在我们面前的，是西方三百年以来传记文学的进展。我们对于古人的著作，要认识，要了解，要欣赏；但是我们决不承认由古人支配我们的前途。古人支配今人，纵使有人主张，其实是一个不能忍受、不能想象的谬论。    西方三百年来传记文学经过不断的进展，在形式和内容方面，起了不少的变化，假如我们采取这一条路线，我们究竟采取哪一个方式呢？    最有名的著作当然是鲍斯威尔的作品。一部《约翰逊博士传》成为家传户诵的文章。这里我们看到一位不修边幅的博士，和他的许多朋友，我们听到他们讨论文学，讨论政治，乃至于讨论栽树鬻果一切零碎的小事。有时约翰逊来一次恶谑，捧腹大笑，剩得被嘲的鲍斯威尔抱怨自己的不幸。约翰逊笑也有，骂也有，但是他的学生葛立克趁先生不在的时候，描写先生夫妇间的爱恋，蹑手蹑脚，更引起哄堂的狂欢。这是生活，因此这部著作成为不朽的作品。但是要写成这样一部作品，至少要作者和传主在生活上有密切的关系，而后才有叙述的机会。至于作者文学上的修养和鲍斯威尔那种特有的精神，都是这类著作的必要条件。……

用户评论 (总计23条)

•   好书，四大传记都齐了
•   是严谨的治学风格，学习中
•   努力想看下去。但是实在坚持不了哦
  也许是自己的修养不到吧，总觉得无趣。
•   　　
  　　合上《张居正大传》，阅读并没有结束。这两天，那位年长的士大夫不时出现在我脑海里，不论在车上还是在路上，在做事还是在玩笑，只要停下来，“张居正”这三个字连同着他的故事就会自然显现。是的，我对这个人确实放不下，因为他太复杂了，他心中的矛盾，他身后的争议都拨动着我去探寻的欲望。
  　　他出生寒门，却天赋过人，五岁入学读书，十岁通六经大义，十二岁补府学生，也就是常言道的秀才。在江陵一带颇有名声。十三岁那年参加乡试，本来很有希望中举，但是因为湖广巡抚顾璘的主张，没有成功。他认为张居正是一个大才，太早中举便会自满，把上进的志愿打消，等到才具老练了，将来的发展更没有限量。于是磨砺到嘉靖二十六年，居正二十三岁，才正式成为庶吉士，踏上政治生活的大道。
  　　在三十四年的政治生涯中，他曾休假三年，待到重返政坛，又经历严嵩倒台、穆宗时代的内阁混斗，一直到高拱致仕，才终于成为了首辅。他功高盖世，以一己之力让风雨飘摇的明王朝又多支撑了七十余年；他刚愎自用、排除异己，稍有令他不快者，或流放、或廷杖，都没有好下场。他一心为国为民，设考成法、裁汰冗官，不惜得罪整个士大夫阶层；同时，他也姑息行贿，家藏万两黄金。对于恩师致仕，他不发一言，对宦官干政，他曲意逢迎；但是，他也忠心直谏，太后修宫建庙，他驳，神宗挥霍无度，他驳，据理力争，不退一步。
  　　或许人性本来都是复杂的，不过他是历史人物，于是在我们的放大镜下显得难以理解。但是无论他到底有多复杂，张居正都是一个令我十分佩服的人。我不是学历史的，不在意他所做事情的历史意义，也不在意对于他本人的历史评价，我所感兴趣的，是读这本书的时候，我不时感受到他内心两股力量的斗争，可能有人以为这两种力量是“善”与“恶”，而他所值得敬佩的是他在这种挣扎下所作出的选择往往偏于善。其实，我觉得那两种力量应该叫做“困难”与“容易”，如果他稍稍懈怠一点，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会获得更多名望与利益，而他往往选择的是“困难”，正面斗争比曲意逢迎要容易，直言不满比暗自吞下苦水要容易，但是他都为了更大的目标而忍着。张居正说自己，没什么牛逼的，就是耐烦而已。我敬佩他的耐烦。
  　　张居正死后的遭遇，是他没想到的，因为他面对的是另外一个复杂的人，万历皇帝朱翊钧。他也在两种力量中挣扎，相对而言，朱翊钧的选择却往往是“容易”，报复是容易的，消极怠工是容易的，敛财、赏赐、玩女人，都是容易。张居正在万历十年去世以后，明王朝覆灭的种子已经在朱翊钧的贪图“容易”中种下。
•   　　 張文忠公置身台鼎凡十六年，當國十年，輔理幼衝，調和陰陽。撥亂反正，洗刷國朝二百年沉珂，羈縻九邊，再築皇明已頽之樑棟。
  　　 然天道忌盈，水滿則溢，人亡而政去，嗚呼！
  　　 所謂書生自有屠龍劍，儒者從來爲帝師。文忠公一舉而起文人政治之新高峯，刷新吏治，考鞭天下，整頓稅法，子惠元元，可謂明朝救時之相也。
  　　 得失譭譽關頭若不打破，則天下無一事可成，此文忠公秉政之心得也，亦爲政者顛撲不破之至理也，與今日之中國，亦有莫大之啓示。
•   　　 最早读朱东润先生的书是《历代文学作品选》。只可惜浮光掠影，走马观花，很难再选文罗列中细究编选者的良苦用心。值偶遇《张居正大传》，才算再续前缘。
  　　 所谓“以我眼观物，故物皆着我色”。大凡为人立传，虽有史家职业道德所束缚，亦难免为传主倾注个人情感，为叙事预设个人立场。史之圣者如司马迁亦不念在行文中放纵私情，譬如刘项二本纪（《高祖本纪》与《项羽本纪》），臧否分明。何况传主张居正，历来毁誉交加，凡论及此必有一番立场要事先亮出。而朱先生行文，不愠不火，娓娓道来，非儒非道，好似新闻直播。初读时，觉得少些味道（甚至不如《明史》精彩）。细究后，方知不易。恰似以科学家之角度，弃绝七情，自然之眼观自然，以无情观照世相。与流俗所谓“心灵”、“人性”的叙史样式相比，更能展现传主所处时代的全面风貌与种种微妙细节。而后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只在收束处一笔点睛，又把读者拉回到了现实之中，全篇无情之观照，一时又鲜活且饱含深情与深思了。
•   　　今日读罢《张居正传》，寒心不已。居正为国，鞠躬尽瘁。虽位居宰辅，然一心为公。虽专权擅政，然竟未谋私。生于末世，政弊法驰。前代政失之宽，居正纠之以猛。裁汰冗官、整顿吏治，开源节流，运筹边关。然信而见疑，忠而被谤，为申正气，遂开罪于国家之奸佞。居正在日，群阴隐蔽，如鬼魅不敢出于昼日；居正殁后，魑魅猖獗，流言肆行。国之宰辅，终遭身败名裂，吾由此知明之将亡也。然国家负居正，居正未尝负国家也。
  　　
  　　居正在日，虽居高位而未贪恋金宝，虽成大功而不自傲居功。平生所钟意者，唯不成器之三子也。子之放荡无羁，居正辄引良友与之交。然每念及子之无成，亦为平生恨事。然当家败之时，敬修刚烈不屈，以死明志，遗血书云：“呜呼，天道无知，似失好生之德，人心难测，罔恤尽瘁之忠！”懋修本及第之状元，为人桀骜，不屈从于当轴，得一生清寒，由是乎乃毕其精力而为居正著述，书成之日，自序云：“留此一段精诚在天壤间，古人所谓知我罪我，先公亦在是乎！史家所称为公为过，小子辈何感避焉！”呜呼，使居正有知，见子之如此，亦可瞑目矣。
  　　
  　　明末之时，居正有玄孙名为同嗣，念念不忘曾祖之为人，习孔孟之义，修肝胆之心。不避满洲铁骑，誓与守城共存亡。终如宋末之文天祥，唯以一腔热血报效国家。居正一门，为国赤诚如此。呜呼，国家负居正，然居正终不负国家也。
  　　
  　　
  　　
  　　以下是本书摘录：
  　　
  　　民国四大传记之一，朱东润著，《张居正传》
  　　
  　　序
  　　
  　　佛家所谓“阅尽他宝，终非己分”，是一句颠扑不破的名言。
  　　
  　　孟子说过：“智譬则巧也，圣譬则力也，由射于百步之外也，甚至尔力也，其中非尔力也。”力的方面，我们应当努力；巧的方面，不一定是单凭努力就可以办到的事。
  　　
  　　“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亦是政局之真理
  　　
  　　第一章 荆州张秀才
  　　
  　　世宗是一个有名的天才，但是聪明当中带着痴呆的气息，尽管一面制礼作乐，处处表现太平盛世的现象，可是建斋兴醮，也处处流露出荒诞无稽的思想。
  　　
  　　张居正祖父张镇生性放浪、不拘小节，父亲张文明也如此。这些都遗传了下来，在张居正的生活里，留下一些痕迹：专权、自恣，正是豪爽放浪的人走上政治生活以后的形态。
  　　
  　　张文明生性倔强，虽然天资聪颖，终不为有司所容，没有考中过。生活放浪不羁。
  　　
  　　张居正母赵氏怀孕十二个月。本来在妊十月，虽然是人道之常，但是一个强壮的少妇，第一次妊娠期常会加长，这是每个医生知道的事实。
  　　
  　　“至我国家，立贤无方，唯才是用，采灵菌于粪壤，拔姜姬于憔悴；王谢子弟，或杂在庸流，而韦布闾巷之士，化为旺族。”（张居正《西陵何氏族谱序》）
  　　
  　　我评：居正少年天才，顾璘故意让他不中举。则张居正身为天才，而多多历经平常学生之苦难。有其实而不予其名，可练国宝。
  　　
  　　顾璘对张居正说：“古人都说，大器晚成，这是为中材说法罢了。当然你不是一个中材。”
  　　
  　　居正乡试中式的第二年，嘉靖二十年辛丑，是会试的一年，这次居正曾否入京会试，不可考。明代的制度，乡试的次年便是会试，新科的举人都要入京，也许居正因为年龄太小，没有去。到嘉靖二十三年甲辰，居正入京会试，这次却失败了。他曾说到失败底原因：
  　　夫欲求古匠之芳躅，又合当世之轨辙，惟有绝世之才者能之，明兴以来，亦不多见。吾昔童稚登科，冒窃盛名，妄谓屈宋班马，了不异人，区区一第，唾手可得，乃弃其本业，而驰骛古典。比及三年，新功未完，旧业已芜，今追忆当时所为，适足以发笑而自点耳。甲辰下第，然后揣己量力，复寻前辙，昼作夜思，殚精毕力，幸而艺成，然亦仅得一第止耳，犹未能掉勒文场，夺标艺苑也。（书牍十五《示季子懋修》）
  　　
  　　第二章 政治生活的开始
  　　
  　　所以内阁的斗争，常是暗斗而不是明争……所以斗争的第一步，便是破坏皇帝对他的信任。
  　　
  　　居正和严嵩，是有相当的感情。我评：人是复杂的，不宜脸谱化。
  　　
  　　张居正知道，在怎样的环境里，应当怎样维护自己。他也知道，在学习的期间，应当怎样的从容缓进。我评：历练还是不够，，从政之时犹显操之过急，没有学到徐阶的隐忍。
  　　
  　　我评：明养宗藩，清养八旗，如今养公务员，皆弊也。
  　　
  　　严嵩柔佞，夏言刚愎，柔能克刚，所以夏言失败了。但是一味地柔佞，柔到和水一样，便唤不起信任。大难临头的时候，柔佞的人只是推卸责任，这样最容易引起轻视。
  　　
  　　徐阶不是这样。他不是钢铁，也不是水，他是一方橡皮。橡皮是柔的，遇到坚强的压力，能屈服，能退让，但是在压力减轻的时候，立即恢复原状。对于外来的力量，他是抵抗，但是永远不采取决裂的态度，即在退让的时候，他也永远不曾忘去撑持。
  　　
  　　在严嵩底眼中，居正只是一个应酬诗文的作家，这又证实严嵩不如徐阶的敏感。
  　　
  　　第三章 休假三年
  　　
  　　箕子佯狂。我评：竹林七贤效仿他。生当乱世，明哲保身。
  　　
  　　第四章 再投入政治漩涡
  　　
  　　《易》所谓“困亨”者，非以困能亨人，盖处困而不失其宜，乃可亨耳。
  　　
  　　张居正喜欢杨诚斋写的《易传》。
  　　
  　　徐阶认识到居正是国家栋梁之才，他舍不得让居正做杨继盛、吴时来，甚至也舍不得让他做邹应龙，冒着最后一次的危险。他只让居正在幕后活动。
  　　
  　　我评：徐阶如何剪除严嵩党羽？值得研究。崇祯当年灭魏忠贤党羽，用力过猛，朝堂为之一空。太过！应学徐阶之法。
  　　
  　　第五章 内阁中的混斗（上）
  　　
  　　张居正上书，希望穆宗实行独裁政治。不明白君主政治内容的人，也许以为君主政治都是独裁的，其实这是观念的错误。君主政治只能加强独裁的地位，不一定是独裁政治。在一个优柔寡断的君主手里，整个的政局，常有多头政治的倾向，这不是独裁。
  　　
  　　三代至秦，浑沌之再辟者也，其创制立法，至今守之以为利。史称其得圣人之威。使始皇有贤子，守其法而益振之，积至数十年，继宗世族，变夷已尽，老师宿儒，闻见悉去，民之复起者，皆改心易虑，以听上之令，即有刘项百辈，何能为哉！惜乎扶苏仁懦，胡亥稚蒙，奸宄内发，六国余孽尚存，因天下之怨而以秦为招，再传而蹙，此始皇之不幸也。假令扶苏不死继立，必取始皇之法纷更之，以求复三代之旧，至于国势微弱，强宗复起，亦必乱亡。后世儒者，苟见扶苏之谏焚书坑儒，遂以为贤，而不知乱秦者扶苏也。高皇帝以神武定天下，其治主于威强，前代繁文苛礼，乱政弊习，刬削殆尽，其所芟除夷灭，秦法不严于此矣。又浑沌之再辟也。懿文仁柔，建文误用齐、黄诸人，踵衰宋之陋习，日取高皇帝约束纷更之，亦秦之扶苏也。建文不早自败，亦必亡国。幸赖成祖神武，起而振之。历仁、宣、英、宪、孝，皆以刚明英断，总揽乾纲，独运威福，兢兢守高皇帝之法，不敢失坠，故人心大定，而势有常尊。至于世庙，承正德群奸乱政之后，又用威以振之，恢皇纲，饬法纪，而国家神气，为之再扬。盖人心久则难变，法之行，不可虑始，即有不便于人者，彼久而习之，长而安焉，亦自无不宜矣。三代惟商之规模法度，最为整肃，成汤、伊尹，以圣哲勇智，创造基业，其后贤圣之君六七作，故国势常强，纣虽无道，而周取之甚难。以文、武、周公之圣，世历三纪，始得帖然顺服，盖天下之归殷久矣。余尝谓本朝立国规模，大略似商，周以下远不及也。列圣相承，纲维丕振，虽历年二百有余，累经大故，而海内人心，晏然不摇，斯用威之效也。腐儒不达时变，动称三代云云，及言“革除”事，以非议我二祖法令者，皆宋时奸臣卖国之余习。老儒臭腐之迂谈，必不可用也。（张居正文集十一《杂著》）我评：张居正认为最好的政治体制就是独裁，事实证明这确实是效率最高、最稳定的方案。
  　　
  　　明代内阁与兵部、吏部互相牵制。一般礼部尚书和兵部尚书不入内阁。
  　　
  　　第六章 内阁中的混斗（下）
  　　
  　　我评：高拱为了报答帮助自己的太监，忽略了冯保，而使冯保怨恨。因为按照资历，早就该冯保上位了。所以说，送人情也必须考虑一些理应发生的东西，不要违逆这些。
  　　
  　　徐贞明认为水害未除，正由于水利未兴。
  　　
  　　第七章 大政变
  　　
  　　冯保更加是众矢之的，于是以讹传讹，发明成为发现，传说成为事实。到了清初修史，没有整理史实的决心，所以在记载里，充满矛盾。
  　　
  　　
  　　这一次的政变，高拱底政权推翻了，居正底政权树立起来，一切只是人事的变动，不是政策的变动。高拱是一个强干的“政治家”，自兼吏部尚书，上午到内阁，下午到吏部，没有一件积案，这是他办事的能力。居正不兼部，但是对于内阁和六部底事情，没有一件不曾洞察，他底精明，正抵上高拱底强干。高拱对于同僚，不免高亢，居正稍为谦抑；高拱对于政敌，照例是不能容忍，有仇必报，居正稍知容忍，甚至量材录用。不过这个分别，只是一个大概。最初掌握政权的时候，居正还有一些笼络人才的意味，以后便日渐高亢，到了万历六年以后，简直和高拱一样。在这方面，他们中的区别，只是年龄的区别，等到居正过了五十以后，他底行为，便和高拱没有分别。在应付官庭和内监方面，居正比高拱高明多了，他知道敷衍和迁就，他知道走曲线，然而他永远认清政治目标，宫庭和内监对于实际的政治，没有过问的余地。高拱提高内阁政权的目标，在居正手里完成，但是居正没有遇到高拱所遇的挫折。不过这是高拱失败以后，居正所得的教训：假使高拱有第三次入阁的机会，以他那样的能力，不是办不到的。简单一句，高拱和居正，只是同一范畴的人物，因为环境底不同，不免有少许的差异。不明白实际政治的人，也许因为他们不能合作，发生诧异，其实整个的政权不能容许两个“政治家”共同掌握，正和整个的家庭不能容许两个主妇共同主持一样。
  　　
  　　
  　　夫高皇帝之始为法也，律令三易而后成，官制晚年而始定，一时名臣英佐，相与持筹而算之。其利害审矣！后虽有智巧，莫能逾之矣！且以高皇帝之圣哲，犹俯循庸众之所为，乃以今之庸众，而欲易圣哲之所建，岂不悖乎？车之不前也，马不力也，不策马而策车，何益？法之不行也，人不力也，不议人而议法，何益？下流壅则上溢，上源窒则下枯：决其壅，疏其窒，而法行矣。今之为法壅者，其病有四：愚请颂言而毋讳，可乎？夫天下之治，始乎严，常卒乎弛；而人之情，始乎奋，常卒乎怠。今固已怠矣，干蛊之道，如塞漏舟，而今且泄泄然，以为毋扰耳。一令下，曰：“何烦苛也？”一事兴，曰：“何操切也？”相与务为无所事事之老成，而崇尚夫坐啸画诺之惇大，以此求理，不亦难乎？此病在积习者一也。天下之势，上常重而下常轻，则运之为易。今法之所行，常在于卑寡，势之所阻，常在于众强。下挟其众而威乎上，上恐见议而畏乎下，陵替之风渐成，指臂之势难使。此病在纪纲者二也。夫“多指乱视，多言乱听”，言贵定也。今或一事未建，而论者盈庭，一利未兴，而议者踵至：是以任事者多却顾之虞，而善宦者工遁藏之术。此病在议论者三也。夫屡省考成也，所以兴事也，故采其名，必稽其实，作于始，必考其终，则人无隐衷而事可底绩。今一制之立，若曰“著为令矣”，曾不崇朝，而遽闻停罢。一令之施，若曰“布海内矣”，而畿辅之内，且格不行。利害不究其归，而赏罚莫必其后。此病在名实者四也。四者之弊，熟于人之耳目，而入于人之心志，非一日矣。今不祛四者之弊以决其壅，疏其窒，而欲法之行，虽日更制而月易令，何益乎？（文集三《辛未会试程策》二）
  　　
  　　
  　　高拱用殷正茂为广西巡抚。正茂有才，但是贪污是免不了的。高拱说：“给他一百万，正茂也许吞没一半，但是只有正茂会把事情办好。”后来正茂果然“平定”古田。
  　　
  　　
  　　内不敢任爱憎之私，外不轻信毁誉之说
  　　
  　　
  　　在不知明朝政体的人，也许以为既是杨博底资望最好，当然应补杨博。但是事实不是如此的。明朝的中枢，是二元制：吏部尚书底地位，本来在内阁大学士以上，即使到了内阁权重以后，吏部尚书，终于不曾落到内阁以下。当时的故事，吏部尚书在路上遇到大学士，照例不避道，便是显然的证据。（见《明史》卷二二四《孙鑨传》）孝宗弘治年间，吏部尚书王恕底声望，始终不受内阁底压制，更是实例。还有，由吏部尚书入阁的，不是没有，但是这是特旨。在推举的时候，通常是礼部尚书、吏部侍郎，或是翰林学士。
  　　
  　　
  　　其实居正底经验多了，他知道内阁里除了了自己，只需要一位忠厚老实，和衷共济的长者，并不需要一位雄才大略、器度恢宏的重臣。这是居正底私心，但是这是隆庆年间内阁混斗的经验。为国求贤，固然是对的，但是为内阁谋安定，也何尝不是为国家？
  　　
  　　
  　　第八章 初步的建设（上）
  　　
  　　
  　　朕初承大统，深烛弊源，亟欲大事芟除，用以廓清氛浊，但念临御兹始，解泽方覃，铦锄或及于芝兰，密网恐惊乎鸾凤，是用去其太甚，薄示戒惩，余皆曲赐矜原，与之更始。《书》不云乎？“无偏无党，王道荡荡，无党无偏，王道平平。”
  　　
  　　
  　　仆一念为国家，为士大夫之心，自省脱诚专一，其作用处，或有不合于流俗者，要之欲成吾为国家为士大夫之心耳。仆尝有言，“使吾为刽子手，吾亦不离法场而证菩提。”又一偈云，“高冈虎方怒，深林蟒正嗅，世无迷路客，终是不伤人。”丈深于佛学者，岂不知此机乎？（书牍八《答奉常陆五台论治体用刚》）
  　　
  　　
  　　孔子论政，开口便说“足食”、“足兵”。舜令十二牧曰，“食哉维时。”周公立政：“其克诘尔戎兵！”何尝不欲国之富且强哉？后世学术不明，高谈无实，剽窃仁义，谓之“王道”，才涉富强，便云“霸术”。不知王霸之辨，义理之间，在心不在迹，奚必仁义之为王，富强之为霸也？仆自秉政以来，除密勿敷陈，培养冲德外，其播之命令者，实不外此二事。今已七八年矣，而闾里愁叹之声，尚犹未息，仓卒意外之变，尚或难支，焉在其为富且强哉！（书牍十一《答福建巡抚耿楚侗谈王霸之辨》）
  　　
  　　
  　　
  　　居正是一个现实的政治家。他知道政务的办不通，不是机构底缺乏，所以他不主张增加政治机构。他也知道公文政治不能打倒公文政治，所以他不主张提出新的法令、章程，增加纸笔底浪费。他只要清清白白的一个交代。办法在纸上说过了，究竟办到没有？他要在各科底账簿上切实注明。在内阁里，他自己也有账簿，可以随时稽考。他以六科控制六部，再以内阁控制六科。这是居正底政治系统。
  　　
  　　
  　　孟子底经济政策。他那“薄税政”的主张，用现代的术语，其实只是“养税源’。
  　　
  　　
  　　不加赋而上用足”和桑弘羊底“民不益赋而天下用饶”，似乎神秘，实际上一点也不神秘。弘羊底武器是平准法，他打倒当时的富商大贾，把一切囤积居奇底利益，收归国有，这样应付了汉武帝时代的财政困难。居正底武器是考成法，他要实收粮赋，停止减免；这样便可以摧残当时的一部分大地主，维持国家底岁收。
  　　
  　　
  　　有心的当局只有从“摧豪强，抑兼并”的途径入手。隆庆三年海瑞为应天巡抚，他底目的便是摧残大户。贫农底田产并入大户的，海瑞设法替他们夺还，实行他所看到的社会政策。后来万历十五年海瑞在南京死了，小民罢市，当他底棺枢出城的时候，沿江号哭相送的人，百里不绝。
  　　
  　　
  　　张居正对殷正茂说：“治乱国，用重典。”
  　　
  　　
  　　 第九章 初步的建设（下）
  　　
  　　
  　　不负实际责任的人常常主张宽大，但是负担实际责任的人，便认为这是一个难题。
  　　
  　　廪膳生员，增广生员，附学生员，简称廪生、增生、附生；有时只称廪、增、附。家中只要一人入学，可以三人免役。这一群特权阶级人物多了，发生连带关系，在地方上隐隐成为一种势力，可以欺侮一般民众，同样地也可压迫地方官吏。他们尽管满口孔子、孟子，圣经、贤传，讲道德，说仁义，但是事实上只是地方的祸害。这便是所谓学霸。
  　　
  　　个时代有各个时代的领导阶层，得罪这个阶层，往往会发生极大的风波。周武帝灭高齐，统一北方，对于南方的陈国，随时可加扑灭，只因为沙汰沙门，得罪当时的领导阶层，这一群僧侣消极反抗，武帝死后，不过数年，整个的国家移转到一个委琐平庸的杨坚手里。
  　　
  　　疲于奔命，根源在于信息不畅。
  　　
  　　明初举人为名臣者甚众，以后偏重进士，轻视举人，积弊日甚，请求自今以后，惟论政绩，不论出身。
  　　
  　　奸人不便于己，猥言时政苛猛，以摇惑众听；而迂阔虚谈之土，动引晚宋衰乱之政，以抑损上德，矫扞文罔。
  　　
  　　第十章 第一次打击之后
  　　
  　　 古之圣贤所遇之时不同，而处之之道亦异。《易大过》栋桡。《彖》曰，“刚过乎中。”当大过之时，为大过之事，未免有刚过之病；然不如是，不足以定倾而安国，栋桡而本末弱矣。
  　　但利之所在，人争欲之，擅众所利，则怨必丛积。
  　　大致古来两广一带，腐化的空气，特别浓厚，所以岑参看到朋友往广东做官，仔细吩咐他，“此乡多宝玉，慎勿厌清贫。”
  　　创始为作事所难，独任乃人情共忌，乞下所司议。
  　　往时庙堂无定见，一闻浪语，即为之动摇，譬之低棋，随敌向往，应手即下。今则不然，吾审势已定，窥敌观变，或无事而自补，或弃于而求先，此今日之局面也。诸公当事者，宜审计焉。
  　　
  　　第十一章 从夺情到归葬
  　　
  　　我评：居正心胸并非宽大，朱镕基也坦承自己气量狭窄。但凡一个人，如果是强势的角色，态度坚决果断，肯定气量要受损。然而，当社会的弊病是太过宽松的时候，“猛臣”应上位，顾不得气度。
  　　
  　　第十二章 元老的成功
  　　
  　　在一般人民觉悟没有提高的时候，他们对于大地主阶级的危害，认识不够，甚至还会受到大地主阶级的利用。张居正主张清丈，和大地主阶级的利益，直接发生冲突，他在身后，招致不少的诋毁，也许这也是一个原因。但是居正说过，“得失毁誉关头若打不破，天下事无一可为者。”
  　　但是减削太甚，立法太严，出乎情理之外的条例，徒然增加执行的困难，于事实无所裨益。
  　　号称讲学。所讲的最初是圣经贤传，以后转到明心见性，这还是好的；有的成为一哄之市，书院讲学只增加号召徒众的机会；最下的甚至借此敛财，斯文扫地。
  　　在这一个情态之下，居正头脑糊涂一点，便可以做王莽；气魄大一点，也可以做曹操。
  　　我评：此时身退正宜。
  　　窃闻论治功者贵精明，论治体者尚浑厚。
  　　故虽笔札小技，非君德治道所关，而燕闲游息之时，借以调适性情，收敛心志，亦不悖于孔氏游艺博文之指，比之珍奇玩好，驰骋放佚之娱，则相去远甚，未必非皇上进德养心之一助也。
  　　臣等窃见前代好文之主，皆有文学之臣。
  　　夫林茂而鸟悦，洲深而鱼乐，鱼鸟之情，何期于林、渊哉，所寄在焉。
  　　
  　　第十四章 尾声（全文抄录）
  　　
  　　居正带着平生的抱负，埋入江陵的墓地，剩下来的是无限的恩怨和不尽的是非。
  　　
  　　居正殁后，赐谥文忠：“文”是曾任翰林者常有的谥法，“忠”是特赐；据谥法解，“危身奉上曰忠”，在赐谥的时候，对于居正，原有确切的认识。王世贞称居正“业惟戡乱，勋表救时，在唐赞皇，复为元之”，正是那一时期的公论。
  　　
  　　但是居正身死未久，又一道波浪来了。
  　　
  　　居正疏荐潘晟入阁，御史、给事中弹劾潘晟的奏疏，接二连三地来了。潘晟已由原籍浙江新昌出发，只得中途疏辞，张四维拟旨报允，这是第一步。四维和曾省吾、王篆不久发生冲突，御史江东之上疏攻击冯保底门客徐爵。经过这一个尝试以后，御史李植直疏冯保十二大罪，司礼太监张诚、张鲸更在神宗面前攻击冯保，他们说起冯保家资饶富，胜过皇上。神宗随即逮捕冯保，十二月，发南京安置，同时梁梦龙、曾省吾、王篆一概勒令致仕。在查抄冯保家产的时候，得金银一百余万、珠宝无数，神宗开始领略查抄底滋味。
  　　
  　　冯保临去的时候，慈圣太后还不十分清楚，她问神宗为什么。“没有什么，”神宗说，“只是老奴受了张居正的蛊惑，不久自会召回的。”
  　　
  　　慈圣太后还以为神宗是那个听话的孩子呢！他已经二十岁了，知道怎样应付母亲。居正、冯保、慈圣太后，只是一串的噩梦，梦境消残了，神宗开始发现自己。不久以后，慈圣太后还看到这个朝夕问安的儿子，索性连慈庆、慈宁两宫，轻易不到一步。可怜的老妇人啊，你们被忘去了！
  　　
  　　生人应付了，神宗再应付死人。
  　　
  　　居正整顿驿递，现在官员不得任意乘驿的禁例取消了；居正用考成法控制六部，现在考成法取消了；居正裁汰冗官，现在冗官一律恢复了；居正严令不得滥广学额，现在学额一并从宽了；乃至居正严守世宗遗训，外戚封爵不得世袭，现在也一概世袭了。居正所遗的制度，神宗正在不断地取消。
  　　
  　　但是这只是法制方面的改订，事情多得很呢。
  　　
  　　万历十一年三月，诏夺居正上柱国、太师，再诏夺文忠公谥，斥其子锦衣卫指挥简修为民。居正身殁至此，仅仅九个月。
  　　
  　　居正病重的时候，北京各部院替他建斋祈祷；这是一股风，吹遍南京、山西、陕西、河南、湖广。半个中国，都在为这功业彪炳的首辅祈祷，现在风势转过了，御史、给事中都在尽力攻击居正，他们要报效国家，报效皇上，当然便要排除居正底爪牙，废止居正底苛政。最得力的是御史丁此吕。此吕检举万历七年己卯科应天乡试主考高启愚所出的试题，“舜亦以命禹。”此吕指出这是高启愚有意劝进：舜是皇上，禹是居正，不是劝进是什么？张四维在十一年四月致仕了，现在的首辅是申时行，神宗把此吕底奏疏交给时行。
  　　
  　　“此吕把暧昧之言陷人大罪，”时行说，“诚恐此后谗言大至，非清明之朝所宜有。”
  　　
  　　经过几度的争持，此吕、启愚同时去职。这一次奏疏中此吕甚至攻击敬修、嗣修、懋修三人应乡试、会试时的考官，认为阿附居正，又说礼部侍郎何雒文代嗣修、懋修撰殿试策，幸亏时行说：“考官只据文艺，不知姓名，不宜以此为罪，”考官免罪，但是雒文还是解职。
  　　
  　　不久以后，御史羊可立追论居正构陷辽庶人宪火节。十七年以前的事了，现在重新提起。宪火节次妃王氏上疏鸣冤，疏中又说：“庶人金宝万计，尽入居正府矣。”金宝打动神宗的心坎，万历十二年四月诏令查抄居正家产，司礼太监张诚，刑部右侍郎邱橓，及锦衣卫、给事中等奉命前往。左都御史赵锦上疏，言“世宗籍严嵩家，祸延江西诸府，居正私藏未必逮严氏，若加搜索，恐遗害三楚，十倍江西民。且居正诚擅权，非有异志，其翼戴冲圣，夙夜勤劳，四外迭谧，功亦有不容泯者。今其官、荫、赠谥、及诸子官职，并从领革，已足示惩，乞特哀矜，稍宽其罚。”吏部尚书杨巍疏称“居正为顾命辅臣，侍皇上十年，任劳任怨，一念狗马微忠，或亦有之。今……上干阴阳之气，下伤臣庶之心，职等身为大臣，受恩深重，惟愿皇上存天地之心，为尧舜之主，使四海臣民，仰颂圣德，则雷霆之威，雨露之仁，并行而不停矣。此非独职等之心，乃在朝诸臣之心，天下臣民之心也。”一切的言论，神宗照例不听。
  　　
  　　刑部侍郎邱橓这一行人从北京出发了。出发以后，邱橓接到在朝几位大臣底书牍。内阁大学士申时行说：“圣德好生，门下必能曲体，不使覆盆有不照之冤，比屋有不辜之累也。冀始终留神，以仰承圣德，俯慰人心。”许国已入内阁了，也说“愿推罪人不孥之义，以成圣主好生之仁，且无令后世议今日轻人而重货也。上累圣德，中亏国体，下失人心，奉旨行事者亦何所辞其责。”最沉痛的是左谕德于慎行底一书，洋洋千言，是传诵一时的文字。他说：
  　　
  　　 江陵殚精毕智，勤劳于国家，阴祸机深，结怨于上下。当其柄政，举朝争颂其功而不敢言其过，今日既败，举朝争索其罪而不敢言其功，皆非情实也。且江陵平生，以法绳天下，而间结以恩，此其所入有限矣。彼以盖世之功自豪，固不甘为污鄙，而以传世之业期其子，又不使滥有交游，其所入又有限矣。若欲根究株连，称塞上命，恐全楚公私，重受其困。又江陵太夫人在堂，八十老母，累然诸子皆书生，不涉世事，籍没之后，必至落魄流离，可为酸楚。望于事宁罪定，疏请于上，乞以聚庐之居，恤以立锥之地，使生者不致为栾、郤之族，死者不致为若敖之鬼，亦上帷盖之仁也。
  　　
  　　但是一切的话，邱橓都付之不理。
  　　
  　　这一次查抄底动机，当然还是出自神宗。居正当国十年，效忠国家，但是展正所揽驻大权，是神宗的大权。居正当权是神宗的失位，效忠国家便是蔑视皇上。这是最显然的逻辑。所以居正当国十年之中：居正和神宗，站在对立的地位，纵使双方在当时未必意识到，这是一件无可否认的事实。居正死了，神宗开始尝到复仇的滋味。居正的法制推翻了，官荫、赠谥削除了，甚至连诸子的官职都褫革了。张先生、张太嶽、张文忠公这一类的名称都搁起，只是一个平常的张居正。复仇的要求应当感到满足。但是感到满足的只是神宗底一个方面。
  　　
  　　神宗是高傲，但是同时也是贪婪。一个小农底外孙，禁不住金银财宝底诱惑。是宪火节次妃王氏底聪明呢，还是受到什么暗示？“金宝万计，尽入张府”两句，铸定张宅抄家的命运。明朝底法律，抄家只有三条：（一）谋反，（二）叛逆，及（三）奸党。（见《明史》卷一九三《翟銮传》）居正的罪状属于哪一条呢？不管他，查抄底诏令下来了。许国说：“无令后世议今日轻人而重货；”这才是一针见血之言。
  　　
  　　邱橓未到江陵以前，荆州府、江陵县亲自到张宅封门，张宅子女躲到空屋里，不敢出来。没有食物，不要紧，他们只是不敢出来！直到五月初五，邱橓到了，打开宅门，饿死的已经十余口。搜检、拷问，应有的尽有了。居正兄弟和诸子底私藏，都按出来，一共得到黄金万余两，白银十余万两。这是很大的数量，但是问官们还不满意，他们重行拷问，要张家招出寄存宅外的二百万银两，于是又牵上曾省吾、王篆、傅作舟三家。在拷问的当中，敬修自杀；懋修投井不死，不食又不死，侥幸保存一条性命。敬修临死的血书，是这次惨案中一件沉痛的文献，录于次：
  　　
  　　 呜呼，天道无知，似失好生之德，人心难测，罔恤尽瘁之忠。叹解网之无人，嗟缧绁之非罪，虽陈百喙，究莫释夫讥谗，惟誓一死，以申鸣其冤郁。窃先公以甘盘旧眷，简在密勿，其十年辅理之功，唯期奠天下于磐石，既不求誉，亦不恤毁，致有今日之祸；而敬修以长嗣，罹兹闵凶，何敢爱身命而寂无一言也。忆自四月二十一日闻报，二十二日即移居旧宅，男女惊骇之状，惨不忍言。至五月初五日，邱侍郎到府；初七日提敬修面审，其当事噂沓之形，与吏卒咆哮之景，皆生平所未经受者，而况体关三木，首戴幪巾乎！在敬修固不足惜，独是屈坐先公以二百万银数，不知先公自历官以来，清介之声，传播海内，不惟变产竭资不能完，即粉身碎骨亦难充者！且又要诬扳曾确庵（省吾）寄银十五万，王少方（篆）寄银十万，傅大川（作舟）寄银五万，云“从则已，不从则奉天命行事！”恐吓之言，令人胆落。嗟此三家，素皆怨府，患由张门及之，而又以数十万为寄，何其愚也！吾意三家纵贪，不能有此积，亦不能完结此事，吾后日何面目见之，且以敬修为何如人品也。今又以母、子、叔、侄，恐团聚一处，有串通之弊，于初十日，又出牌，追令隔别，不许相聚接语。可怜身名灰灭，骨肉星散，且虑会审之时，罗织锻炼，皆不可测，人非木石，岂能堪此！今幽囚仓室，风雨萧条，青草鸣蛙，实助余之悲悼耳。故告之天地神明，决一瞑而万世不愧。暖乎，人孰不贪生畏死，而敬修遭时如此，度后日决无生路！旷而观之，孔之圣也而死，回之贤也而死，死有重于泰山，有轻于鸿毛者，予于此时，审之熟矣。他如先公在朝有履满之嫌，去位有忧国之虑，惟思顾命之重，以身殉国，不能先几远害，以至于斯，而其功罪，与今日辽藩诬奏事，自有天下后世公论，在敬修不必辩。独其虚坐本家之银，与三家之寄，皆非一时可了之案，则何敢欺天罔人，以为脱祸求生之计。不得已而托之片楮，啮指以明剖心！此帖送各位当道一目，勿谓敬修为匹夫小节，而甘为沟渎之行也。祖宗祭祀，与祖母、老母饘粥，有诸弟在，足以承奉，吾死可决矣。而吾母素受辛苦，吾妻素亦贤淑，次室尚是稚子，俱有烈妇风，闻予之死，料不能自保。尤可痛者，吾有六岁孤儿，焭焭在抱，知亦不能存活也。
  　　
  　　五月初十日写完此帖，以期必遂，而梦兆稍吉，因缓。十二日会审，逼勒扳诬，慑以非刑，颐指气使，听其死生，皆由含沙以架奇祸，载鬼以起大狱，此古今宇宙稀有之事。上司愚弄人，而又使我叔侄自愚，何忍，何忍！
  　　
  　　邱侍郎、任抚按、活阎王！你也有父母妻子之念，奉天命而来，如得其情，则哀矜勿喜可也，何忍陷人如此酷烈！三尺童子亦皆知而怜之，今不得已，以死明心。呜呼，炯矣黄炉之火，黯如黑水之津，朝露溘然，生平已矣，宁不悲哉！
  　　
  　　有便，告知山西蒲州相公张凤盘，今张家事已完结矣，愿他辅佐圣明天于于亿万年也！
  　　
  　　关于当时拷问底情形，懋修也有一段记载：
  　　
  　　有一部堂讯狱日：“汝先大夫与戚帅相结，凡有书问，虽夜中开门递进，意欲何为？莫非反状乎！”
  　　
  　　懋修答日：“边烽紧急，宰相或不得坚卧不省。”部堂意阻。（书牍十二《答总兵戚南塘授击土蛮之策书》附注）
  　　
  　　经过多次拷问，敬修自缢身死，懋修自杀未遂，居正十六年的政权，最后由敬修、懋修偿还这一笔血债。
  　　
  　　敬修这一死，耸动朝廷，申时行和六部大臣疏请从宽处分；刑部尚书潘季驯复言“居正母逾八旬，旦暮莫必其命，乞降特恩宥释。”在这个空气之下，神宗下诏特留空宅一所，田十顷，赡养居正底母亲。辽府一案，也在此时结束了。上谕说：
  　　
  　　辽府废革，既奉先帝宸断，又无应继之人，着推举亲枝，以本爵奉祀，仍准王归葬原封。抱养子述玺准依亲居住，给与庶粮二百石，本折中半支。（本指本色，折指折价，言实物及代价各半支给也）王氏从厚，援徽府例赡养。张居正诬蔑亲藩，箝制言官，蔽塞朕聪，私占废辽田亩，假以丈量遮饰，骚动海内，专权乱政，同上负恩，谋国不忠，本当斫棺戮尸，念效劳有年，姑免尽法。伊属张居易、张嗣修、张书、张顺，俱令烟瘴地面充军。
  　　
  　　神宗和居正说过，“只是看顾先生子孙便了。”是这样地看顾也许没有料到！
  　　
  　　张家这一次大祸，当时人以为是高拱陷害，其实高拱死于万历六年，与此事无涉：敬修以为是张四维陷害，但是四维于十一年四月致仕，纵使平时对于居正久积嫌怨，现在也没有报复底机会。一切都由神宗主待。万历十六年冬，吏科给事中李沂上疏，攻击司礼太监张鲸，曾说“流传鲸广献金宝，多方请乞，陛下犹豫未忍断决。中外臣民初未肯信，以为陛下富有四海，岂爱金宝；威如雷霆，岂徇请乞？及见明旨许鲸策励供事，遂谓为真，亏损圣德。”张鲸是神宗特别赏识的内监，攻击冯保的是他，怂恿查抄的是他！神宗看见李沂底疏本，怒极了：他说，“李沂要为冯保、张居正报仇”，立刻下令杖六十，革职为民。为什么这是替张、冯两家报仇呢？攻击居正最力的三位御史李植、羊可立、江东之：李植常和人说：“至尊见我，称我为儿子，看见查抄的宝玩便喜欢。”为什么这样宠爱呢？神宗当然有他底理由。居正自己说过：“念己既忘家殉国，逞恤其他，虽机阱满前，众镞攒体，孤不畏也。”（书牍十《答河漕按院林云源言为事任怨》）居正身后底得祸，本来不在居正底意外。
  　　
  　　整个的神宗一朝，更没有称道居正的。嘉宗天启二年，这才想起居正底大功，复原官，予祭葬，张家房产没有变卖的一并发还。思宗崇祯三年，礼部侍郎罗喻义等，为居正讼冤，交给部议以后，这才给还二荫和诰命。十三年，敬修孙同敞再请追复敬修礼部主事并复武荫。思宗复敬修官，并授同敞中书舍人。国家到了艰难的时候，才想起往日的功臣。复官复荫，一切都是激励当日的臣工，但是事情已经太迟了。
  　　
  　　然而对于居正底子孙，事情毕竟不算太迟。
  　　
  　　居正诸子，自杀的自杀了，充军的充军了。懋修中状元的时候，年二十六岁；（《明贡举考略》卷一）崇祯七年懋修死时，已经八十岁。在事业方面，他没有什么表现，但是居正全集四十六卷的搜集，大半是懋修底功绩。书牍凡例题后云：“留此一段精诚在天壤间，古人所谓知我罪我，先公意在是乎。史家所称为功为过，小于辈何敢避焉。”这是几句有意义的语句。
  　　
  　　万历十年，允修回南应乡试，居正死了，允修丁忧，不能入闱，留为终身的遗憾，发还文荫以后，荫尚宝司司丞。崇祯十七年，张献忠底部下，到了江陵，要允修出来做官，允修自杀，（《康熙荆州府志》言不食死。允修孙同奎言自焚死。）留下一首绝命诗：“八十空嗟发已皤，岂知衰骨碎干戈，纯忠事业承先远，捧日肝肠启后多，今夕敢言能报国，他年漫惜未抡科，愿将心化铮铮铁，万死丛中气不磨！”
  　　
  　　最激烈的是同敞。思宗十五年，诏命同敞慰问湖广诸壬，顺道调兵云南。同敞事毕以后，北京失陷了，不久南京陷落。同敞走依隆武，隆武复同敞武荫，遣往湖南。他在途中，听说汀州又陷落了，整个的中国，除西南一角以外，都沦陷在敌人手里。同敞这才到广西，投奔永历帝。经过瞿式耜底推荐，永历帝授同敞兵部右侍郎、总督诸路军务。领导中原人民抗清的责任，又落到姓张底肩上。同敞记得曾祖在日，曾经主张用文人为边将；他也记得曾祖曾经说过：“国家或有大事，皇上幸而召臣，朝闻命而夕就道，虽执义荷戈，效死疆場，亦所弗避。”关保底血液，在同敞底脉管里跳动了。跟从明太祖底大纛，推翻元朝的统治是他底始祖；整顿国防，分化鞑靼，最后造成明朝强盛地位的是他底曾祖。同敞抚摩自己底筋骨，真有些自负。但是当时的大局整个变了，明朝只余得这一点残山剩水，败兵孱将；谈什么斗争！内讧、自扰、抵触、牵制：一切都在这个小朝廷里复演，这才是英雄短气的时候。但同敞有的是热血，单凭这一点，他要参加民族底决斗。总督诸路军务只是一个名义，当时的兵权全在将领手里。但是不管他，在一切斗争里，同敞常在前面。前进的时候，一马当先的是同敞；动摇的时候，端坐不动的也是同敞。他渐渐取得一般将士底信任。不幸永历五年，敌人攻进广西，严关失陷，前敌的将土败溃下来，永历帝往梧州去了，桂林的军队也溃了，剩得大学士瞿式耜一人留守，当时的重镇，成为一座空城。恰巧同敞从灵川来，见面以后，式耜和同敞说：
  　　
  　　“我为留守，当然死在桂林；总督没有守土的责任，你还是去罢！”
  　　
  　　“古人耻独为君子，”同敞毅然地说，“相公为什么不让同敞共死呢？”
  　　
  　　式耜高兴极了，吩咐剩下的一个老兵进酒，秉烛待旦，和同敞销磨这空城的一夜。第二天敌人进城，式耜、同敞同时被执。式耜说：“我们久已准备了。”敌人要他们投降，他们拒绝；要他们削发为僧，他们也拒绝；他们只要把自己底热血，为民族横流。敌人这才把他们分别幽禁起来。他们底中间是一堵墙，在幽禁的四十几天之内，他们叩着墙壁，赋诗唱和。永历五年闰十一月十七日，敌人把他们杀了。据说在行刑的时候，同敞衣冠整齐，昂然地站着。头颅落地以后，他向前跃起三步，方始躺下。直到现在，桂林东关还留着这一位民族英雄的坟墓。
  　　
  　　同敞留下两首有名的诗句：
  　　
  　　自诀诗
  　　
  　　弥月悲歌待此时，成仁取义有天知，
  　　
  　　衣冠不改生前制，姓字空留死后思，
  　　
  　　破碎山河休葬骨，颠连君父未舒眉；
  　　
  　　魂兮莫指归乡路，直往诸陵拜旧碑。
  　　
  　　自誓诗
  　　
  　　翰林骨莫葬青山，见有沙场咫尺间，
  　　
  　　老大徒伤千里骥，艰难胜度万重关；
  　　
  　　朝朝良史思三杰，夜夜悲歌困八蛮，
  　　
  　　久已无家家即在，丈夫原不望生还！
  　　
  　　同敞死了，热烈的血液，灌溉了民族复兴的萌芽。
  　　
  　　整个的中国，不是一家一姓的事，任何人追溯到自己的祖先的时候，总会发见许多可歌可泣的事实；有的显焕一些，也许有的黯淡一些，但是当我们想到自己底祖先，曾经为自由而奋斗，为发展而努力，乃至为生存而流血，我们对于过去，固然看到无穷的光辉，对于将来，也必然抱着更大的期待。前进啊，每一个中华民族的儿女！
  　　
  　　
•   　　大家都说朱先生是比较严谨的在写张居正。阅读了三分之一，觉得说，如果对于明史不是特别了解的人阅读起来会有困难。当然对张居正有浓厚兴趣的人之前都会熟读明史，只是太考验记忆力了。其中还有大段的古文引据，坦白说会有晦涩难懂的地方。虽然有强大的谷哥和度娘，但是为什么不在书里就直接有一些浅显易懂的翻译在里面呢？故，观感中偶尔有点小遗憾。自己书没读好也是关键。害羞一下。
•   　　即使聪慧绝世之如张公，亦有诸多不可为之事。身后诸般变故，更令人齿冷。
  　　臆其缺憾之处，或仍于帝子用心不足，未能尽早授以治国之法，而以一身任天下，身死之后，无人可续其未竟之功，一生心血遂付流水，更兼祸及子孙，百年之后，遂至内忧外患，社稷无存。
  　　
  　　于百姓之教化亦有未尽，清流之议，顾不足惜，然则以数十年之功，转易一代之风，成效如何，亦未可知。再以此多育芝兰，则后事如何，或犹可得数世安平。
  　　
  　　张公自谓待人以至诚，与师长、同僚、君上之谊，数度令人叹息，而生平所遇，门生、同乡指摘，死后遭帝主唾弃，亦非人力可就。
  　　
  　　而神宗身死数百年后，不幸遭逢大祸，其因果相报哉？人世俱往，而不可不以往者为鉴。
•   　　 这大概是我这一年读过的最好的书，也是一本能让我爱上传记文学的书。字字都是朱老先生心血凝结，都能看到他在其后所付诸的大量的考证、资料积累工作，如果再考虑到当时的写作环境，不得不肃然起敬。这才是做学问该有的样子。他也印证了张居正，先有非常之人，而后成非常之事。
  　　
•   　　《张居正大传》无愧这个“大”字，期间把一个有血有肉，有公心，有私欲，有道义，有阴谋的一代明臣以一个普通人活生生地展现在读者面前。也许现在的我们评说历史人物，或云介绍先辈，不能再简单地突出其某一方面。就比不能只讲我们张白圭同志的阴谋独断，也应了解其肩扛着民众疾苦。对于极具争议之人，可以允许诸家之言嘛。也不要只说我们的戚总兵荡尽日寇，也该知晓其也贪财贿上过。对于过往英雄，也可以让其走下神坛，食些人间烟为嘛。关键就是可以让真正想了解历史的人们看到一个立体的普通人。
•   　　 吴晗作传是史家态度，仿佛躲在帘后，有些言在此而意在彼端；梁启超作传是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把那人所在的位置看得清清楚楚；林语堂作传是身临其境，仿佛与传主同游山水，一吟一和；而朱东润作传，则另有几大特点：
  　　
  　　 一是酷爱对人物性格抽筋扒皮，如写到年幼的神宗，朱东润便刨根问底，从性格形成上为后来神宗“清算”张居正的大转变提供了解答，有理有据，读之令人不禁拍手叫好；二是注重对话描写，朱东润认为“对话是传记文学的精神”，书中的对话既简单又字字斟酌，读起来很有意思，不过因为朱东润“担保没有一句凭空想象的话”，对话并不多；三是不慌不忙，明代的内阁、皇帝、后妃和太监之间有着错综复杂的矛盾和斗争，朱东润不厌其烦地理清其前因后果，并做出了鞭辟入里的分析，很有小说的味道。
  　　
  　　 另外，《张居正大传》也是“四大传记”里风格最为统一、立场最为中立的一部，真真切切地实践了朱东润所提倡的“有来历、有证据、不忌繁琐、不事颂扬”的传记宗旨。朱东润撰写该书很重要的一个目的就是把西方传记文学介绍到中国，作出一本典范。事实上他也做到了。读朱东润的《张居正大传》，与读今天市面上的大部分人物传记相比，观其形式、内容、体例和写作风格，几乎感觉不出来这是七十年前的一部作品，也足见朱东润对中国现代传记文学的巨大影响。
  　　
  　　 张居正是封建专制时代的权臣，是主导明朝中兴的改革家，是老谋深算的内阁大学士；他勤于政事，也坐收宫斗渔利；他富国强兵，也贪恋政治权位；他以仁义道德要求他人，自己却行为不检；他生前功成名就，死后却人亡政息、恩怨是非不断……就是这样一个复杂的人物，在朱东润的笔下却没有半点不合情理之处、没有半点割裂孤立之处。其性格、其选择、其成就、其遭遇，在该书里都有着令人信服的逻辑。传主形象之丰满生动，实乃少见的成功之作。
  　　
  　　 有批评云：“誉之者或过其实，毁之者或失其真。”俗论者对于复杂的历史人物往往失于偏颇。不过读罢该书，大概都不会得出太极端的结论，而是会赞同朱东润在序言里的说法：“他固然不是禽兽，但是他也并不志在圣人。他只是张居正，一个受时代陶铸而同时又想陶铸时代的人。”
•   　　
  　　 居正身殁了，这是万历十年六月二十。十六年的政权没留下回旋的余地，神宗等不及死者的入土安宁，马上反脸了。从生前的“先生功大，朕无以为酬”到死后的抄家、掘坟，生前、身后两番不同情景。人生多变，是因世事多变；而世事多变，终归是人性多变。在这样君为上的时代，表现更为明显。明朝的君主，性情多是乖变，或许是遗传的因素。朱元璋的擅杀本是心性不正的佐证。
  　　
  　　
  　　 对这样的朝代，我怀着阴暗死沉的印象，以为天日不现。居正，让我看到了在厚重云层下热流涌动的气象。他自己不也说，要做“尧舜之臣”吗。他确实这样去做。但距古贤的年代已久远了。朱先生展开了那个时代的画卷，阴暗的基调上，再现了朝廷上下的纵横捭阖。我首次感到了在权术之中杀伐气。这有耐先生的笔工和见识。
  　　
  　　
  　　 居正，可谓为一个务实的政治家。杜甫说他要“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却落泊而死，安史之乱昌厥了唐王朝八年之久；王安石主“变法”，欲再现盛世，宋神宗死后，一切为泡沫。居正认清了原委，只立足于现时，不是古仁君的时代了，也不是可以变革的时代了。如身体虚弱，经不起强药的冲击了，只有温补了。
  　　
  　　
  　　 他的生活、思想皆是为此运作，“富国强兵”迟早会实现的。他如此坚信。无论此前只是一个翰林小官，还是入阁后只步高拱首相的后尘，一切都在隐忍。只要机遇到来，一切都等着自己运作。而机遇何时不在呢。世人自轻，又何来的机遇！机会到底是来了，年轻的皇帝奉他为“帝师”，朝廷的事务少不得他。政绩出来了，国库殷实了，岁患解决了，北边军情稳定了，都在首相的操劳之下。
  　　
  　　
  　　
  　　 政治家就是政治家，身怀天下，不是为大众的救主，也不是圣人口中的“谦谦君子”，一切为自己的“有为”而操劳。这样的操劳最终有了功绩，至于身后，由着后人评吧！
  　　
•   　　第一直观印象：全文里朱东润先生常用“居正”这么亲切的名字来表述主角。
  　　
  　　身陷明朝政治斗争中的张居正，如何纵横捭阖，如何秉承儒家，如何波澜起伏，细读本书，可以把你理性地带回那个朝代，那个圈子。
  　　
  　　虽然描述的仅仅是一个朝代一段时间一个圈子的故事，但折射出的却是中国古往今来，尤其是政治圈子的人际关系，如何提人，如何整人，如何御人，如何服人……
  　　
  　　历史就是人与人的复杂关系，你跟我有关系，我跟他有瓜葛，他跟他又有纠结，他又跟你有一腿，你又跟她是亲戚，她又是我的老部下。然后就是内忧外患（俗称生产力）作为推动力，使故事继续向前，久而久之，就成了一部历史，为后人传唱。
•   　　张居正在中国古代算不上一流的名人，在明朝好象也排不到前三名，考其行状，也未有脱出“儒臣”的窠穴，只不过其人很有些政治才干而已。大明朝最精英的人物不过也就是三板斧：结交外戚、结交太监、结交军人，写《严嵩大传》，无非也是这些东西，说不定还会更精彩一些。
  　　一句话：儒学误国，方块字误国。
•   　　这本书果然是学者写的，太扎实了，霍霍，看得太累。看了三天才看了一小半，而且没留下多大印象。只好硬着头皮先通读一遍，回头可以找几篇张居正重要的争论文章再好好看看。猎奇历史的就不要选择这本书了。比较艰涩，太花时间了......
•   　　明朝仁宣之治以后，无论是政治经济还是军事都已经开始走下坡路。到了穆宗朱载垕神宗朱翊钧的时候，国家已经没有了昔日的强盛。像明太祖朱元璋明成祖朱棣这样有天赋又勤奋的皇帝已经少了很多。事必躬亲的皇帝成为了一个神话。穆宗时期严嵩，徐阶逗得难解难分。最终徐阶的隐忍使得他胜出，严党倾覆，严世蕃问斩；神宗时期高拱，赵贞吉，李春芳，陈以勤继续上演悲剧，最终以高拱的胜出结束，然而张居正利用高拱站错了队这一个致命的失误，取得了最终的胜利。这些都是前人用鲜血的教训换来的，他的老师徐阶不能不说是对他影响最大的一个人。穆宗在大臣之间掣肘，国家的栋梁全在内耗之中此消彼长，逐渐消亡了。神宗完全依赖张居正，因此在万历年间，明朝仿佛回光返照一般，政治经济军事都有了长足的发展，国库也有了一定的盈余。在之后的十数年里，张居正的考成法和一条鞭法都推动了明朝向着健康的方向发展，任用戚继光，李成梁加强北方的边防，分化俺答；兴漕运，使得水患减少，钱粮通济等等一系列措施在当时都是非常得当的。迟暮之年，尽忠为国，虽曾想激流勇退，然而最终还是为了国家可以说是奉献了自己的一生。
  　　也许有人会为居正鸣不平，这样的人一生轻身为国，为什么最终的下场却是抄家？其实这也与他的性格是息息相关的。自己的权利越大，为国家做得越多，偏偏就越对皇帝不忠，或许不忠这个词不恰当，不敬可能更好一些，不过这并不能掩盖居正性格上的弱点。他结交内宦，他的父亲儿子家奴也都做了很多违背居正意愿的事情，这就导致了日后的悲剧。然而最重要的还是万历。他不是后主，无法像刘禅那样完全依赖费祎董允姜维那样能臣，他的身世，造就了他对金钱观念的畸形，这些都成了张居正后人受迫害的直接原因。
  　　然而，历史总是会洗尽一切铅华，真正的忠臣总是会经历时间的洗礼，重新发出光彩，张居正以及他的后人，以及他们的事迹都受到了世人崇高的敬意。我想“文忠”这就是对他一生最好的诠释了吧。
  　　最后借用一句朱东润先生的话：前进啊，每一个中华民族的儿女！
•   　　一个永远有着争议的人物，其实一个真正的政治家需要具备“藏污纳垢”的能力，一个真正的政治英雄。！！阅读本书，会对张居正这位专制王朝的著名改革家有更深刻的理解与同情，对传主所置身的那个时代有更清醒的认识与反思。本书不仅有相当突出的学术成就与研究价值，也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与实用价值。
•   　　 历史虽不会重复，但总会不断有相似出现。万历年间，朝廷内部贪腐盛行，边疆不稳。这与时下的中国倒有几分相似：贪腐自不必说，边疆也面临越来越重的政治和经济压力。要知道，中国外交现在面对的问题要远远超过明代。一代能臣张居正让明朝中兴，现在中国的老百姓也希望能有一位张居正一样的好官出现，那些有抱负的在位官员当然也希望效仿张居正为国家去病除害。
  　　
  　　 许多人都有一个感触：在中国要想办成一件事情很难。的确如此。但这并不意味着没有成功的可能性。张居正就证明了这种可能性。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张居正都在为拿到施展拳脚的资格而隐忍，一直站在后台，积蓄力量和资历，等待时机成熟。老师徐阶扳倒严嵩，之后被内监逼退，而后高供再次入阁掌权，但因冯保而败走麦城。从考中进士到正式掌权，张居正花了26年，差不多是他主政十年的三倍。
  　　
  　　 这给了我们很好的示范，即成事需要坚忍。
  　　
  　　 张居正主政十年，对内整顿吏治，对外加强武备。这还不足以让人称道。套用现在的话说，恢复传统，加强执政权威才是他成功的关键。因为只有这样做才能获得上面支持，同时又能减少与保守势力的冲突。王安石变法就输在这一点上。
  　　
  　　 中国现在的改革不妨借鉴张居正，固本清源。除此之外，顺应民意和尊重历史发展规律则是新时代执政者必须拥有的两项新基本素质，毕竟我们已经不是明朝。否则我们恐怕很难做到像毛主席说的那样跳出这历史周期律。
•   我读的时候一开始也不愿意看那些文言，不过后来静下心来慢慢读感觉障碍不是很大，基本意思还是可以看懂的
•   恩恩，这年头心静是最难的
•   卡卡哥最近很勤劳啊
•   哈哈，都是在清仓呢。之前看过的，拿出来写两句，充充门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