漏船载酒忆当年

出版时间：2001-4  出版社：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作者：杨宪益  页数：258  字数：163000  译者：薛鸿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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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百年人生”丛书中的一种，由英文原稿翻译过来。它的意大利文译本书名为《从富家少爷到党员同志》，从一个侧面粗线条地概括了杨宪益先生这部自传的内容。先生前半生的漫游与学习经历，显露一位浊世佳公子喜好浪漫与冒险的情怀，读起来像一部流浪汉小说或传奇；此后个人命运随时代洪流浮沉簸荡，直道而行，与时俱进，又像一部政治宣言书。别具会心的读者，更不妨将它看做一册人生的读本：当生活的歧路纷然变乱于前，当世间的苦难不待招邀而至，你当如何选择，如何持守？这位饱经沧桑的老人，著译等身，酒杯在手，亦庄亦谐，从容淡定。他的文字简约传神，故事满蕴机趣。读者诸君，请珍惜这一回阅读经历。

作者简介

　　杨宪益，（1915～ ） 中国翻译家,外国文学研究家。

章节摘录

　　我在英语课本里早就学到了罗斯金、哥尔斯密、艾迪生、斯威夫特和其他作家的一些散文，以及沃特·司芥特、华兹华斯、格雷、雪莱、拜伦和济慈的一些诗。但是我对西方文学的知识大多来自阅读课外书。那时法租界里有一家专卖外国书的书店。它叫“秀鹤书店”，是一个名叫林秀鹤的人开的。他像是在香港学的生意，人很聪明，思想也新，懂得如何从国外订购书籍。我每隔一天就要到那家书店去浏览一番他的书，买上几本，或是查阅各种订书目录，通过他来订书。向国外订购书籍到货迅速，不到两个月就来了，我可以用中国货币付款。最初我感兴趣的是儿童读物和青少年书籍，例如：格林兄弟、安徒生、王尔德的童话故事，刘易斯·卡罗尔的《爱丽丝漫游奇境记》和《镜中世界》，巴利的《彼得·潘》、斯蒂文生的《金银岛》、儒勒·凡尔纳的《海底两万里》之类。我觉得莱德·哈葛德的冒险小说趣味无穷。后来我又读了大仲马的许多历史传奇，如达达尼昂系列(从《三个火枪手》到《铁面人》直至《波赫多斯的儿子》)。到了上高中时，我已能迅速阅读英文书籍了，我读了许多英语文学或译成英语的西方文学作品。当时许多欧美文学作品已经被译成中文。我发现，要开列一份当时我阅读过的作品的书目几乎是不可能的事。通常我每天读一至两部，因此最著名的欧美小说家和诗人的作品我几乎已经读遍了。同时我对希腊古典文学产生了深深的喜爱之情，我读的是英译本，我在天津找不到能教我古希腊文的老师，所以我想出国去学习。这是促使我出国到牛津大学攻读古典文学课程的因素之一。　　当时我对政治也开始产生了兴趣，并满怀热烈的爱国之情。我读了意大利改革家兼革命家朱赛贝，马志尼的《人的责任》一书的英译本，立志以他为我的楷模。我到了伦敦以后，买来他全部著作的英译本，如饥似渴地阅读。我是在契林十字街一家旧书店里找到它们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日子里，你能在契林十字街和托特纳姆院路之间的那些旧书店里找到各色英文本的稀见书。不过我的叙述有点儿超前了，我还是多讲讲我的早年生活以及我是怎样终于前往英国的吧。　　　　1938年，我还翻译了唐代·后期诗人李贺的一些诗，伯尼·梅洛帮了我的忙，他把这些译诗拿去发表在牛津大学的一本学生杂志上。杂志的名称究竟叫《契尔威尔》(Cherwell)，还是《伊希斯》　(Isis)，我就记不清了。伯尼·梅洛还在那期杂志的新栏目上介绍我，登载了我平时随意说过的一些话。他称我为“可尊敬的杨”，还配发了一张我只有几岁时穿着中国丝绸马褂照的相片。于是我在牛津大学的学生中间成了个知名度颇高的人物。事实上，伯尼·梅洛、乃迭和我三个人每天都在一起活动：在牛津大学学生会，在河上撑船，到当地一家名叫“泰姬陵”的印度餐馆就餐，或是到其他地方去吃喝。还有一家幽静、偏僻的“鳟鱼酒店”也是我们时常光顾的地方。有一次我们在“泰姬陵”喝得烂醉，我和伯尼离开时从楼梯滚落下来，我俩都难受得要命，乃迭站在旁边一筹莫展。　　时光飞逝，我们几乎没有认真做什么功课。到了1940年，我在毕业考试中只能勉强通过，得了个四等荣誉学位，成了“稀有动物”。每年毕业生中得四等荣誉学位的只有一两个人。四等生甚至比头等生更难得。但是，既然我准备回中国，那么我得哪一等都无所谓。当时，在牛津读满四年又取得荣誉学位的毕业生只要多付20英镑住宿费，无需再次考试就能获得一个额外的硕士学位。我交了那20英镑，拿到了硕士学位。但我没有留下来参加毕业典礼，我迫不及待地想赶快带着我的未婚妻戴乃迭返回中国。但这是后话，等以后再说。　　尽管当时伯尼·梅洛正在热烈地追求乃迭，我们班上许多同学也都以为她是伯尼的女友，但实际上她更喜欢的是我，不是伯尼，而我已经爱上了她。有一天，我和她互相倾吐了彼此的感情，当天晚上，我觉得我必须把这件事告诉伯尼·梅洛。他显然非常伤心，在那一年剩下的日子里，他尽量避免和我俩在一起。后来，乃迭和我决定订婚，我在校园内的宿舍里举行了一次早餐会，我在会上宣布了我们订婚的消息，那天我的许多年轻的英国朋友都应邀出席了。我也曾向伯尼发出邀请，但他没有来，我再也没有见到他。我听说战争开始时他成了一名拒服兵役者。他一毕业就离开英国到香港大学去教书。我听说他干得很不错，后来成为香港大学的注册主任。他以在战争期间及战后的优异表现，荣获英帝国勋章(O．B．E．)。他也结婚了，娶的是一位很好的瑞士姑娘，名叫莫丽塞特，生育了，几个子女。抗日战争结束后，他恢复了和我的联系，当时他找到了我离开牛津时寄往香港、日本占领香港后被日本人没收的一批书籍。伯尼设法给我把书寄往重庆，但是1946年我离开重庆去南京途中又把这批书丢失了。1983和1984年，我和伯尼分别多年后，终于在英国重新聚首。如今他已退休，住在牛津大学附近的阿平顿。　　我和乃迭准备结婚的决定还引起双方母亲极大的忧虑。她们都担心我们这一跨国婚姻恐怕不能维持长久。我听说我的母亲在天津得知这一消息时哭泣起来。后来，她在中国见到了乃迭才放下心来，她待乃迭很好。乃迭的母亲塞利娜一开始就不愿意她在假期里用太多时间和我做　　伴。乃迭在巴黎度假时，她听说我也要去，竟通知乃迭让她缩短假期。当她得知乃迭已下定决心跟随我回中国并且同我结婚时，她做出悲观的预言，说我俩的婚姻顶多只能维持四年。她的预言已被证明是错误的，尽管我们婚后有时的确曾经遇到过一些困难，因为中英两种文化有很大的差异，而且中国无论在当时或是现在都很贫穷。对于乃迭来说，尤其不容易，特别是战时在中国内地度过的那些岁月。　　　　这又是一句中国成语。从此以后，我决定再也不与那一伙神秘人物打什么交道了。接下来的几天里，什么事也没有发生。过了一星期，那位首先来访问我、并请我搬到那座房子里去住的年轻同志又来了，他脸上挂着腼腆的笑，对我说类似这样的话：“认识您真高兴，不过我的朋友、那位房主最近从国外回来了，所以说我们要把那座房子收回了，您看什么时候搬方便?”我回答说，我们很乐意搬回出版社宿舍，大约要一个星期吧。就这样，我们很快就搬回出版社宿舍，出版社方面没有问我们为什么要搬回来。　　现在我知道自己已被确认为一名政治可疑分子了，有一段时间我情绪低沉。但是在出版社里，情况一切如常，我的同事们对待我像以前一样好。我又逐渐对自己的处境习以为常了。　　形势急转直下，成形于60年代初。1960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当时称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听说我曾在牛津大学攻读过古希腊文和拉丁文并翻译过一些希腊、拉丁古典著作，希望我能把荷马史诗翻译出来。考虑到这项工作需要花费时间，他们便请求外文出版社把我借调给他们一段时间，以便我能全力以赴完成荷马史诗的翻译。与此同时，他们准备聘请我担任该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这样一来，外文出版社就无法拒绝他们的请求了。我花了一年时间译成了《奥德修纪》，但外文出版社要我回来把一部中国古典小说翻译成英文。这一回他们决定让我翻译的是在中国尽人皆知的清代长篇小说《红楼梦》。我就开始了这项翻译工作，到1964年，我已完成约一百回的草稿，但上面又让我停下来。1972年我出狱以后才重新翻译下去，终于在1974年译成全书。在我于1960年翻译荷马史诗时，我还把法国古典史诗《罗兰之　　歌》也翻译成中文，二十多年前，我在牛津修习中世纪法文时，就已经非常欣赏这部作品了。　　约略与此同时，外文出版社改成了外文局。外文局拥有自己的印刷厂和从事向国外发送书籍、杂志业务的独立办事机构，定员从一二百人猛增至两三干人，印刷工人很多，行政机关庞大。新来的外文局局长脑子里的想法很奇特。他认为以前的编辑和翻译都是从旧社会来的、满脑袋资产阶级思想的知识分子，因此都不可靠。于是他调来一两百名年轻的复员军人，想用不到一年的时间迅速地把他们训练成编辑和翻译，以便把那些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顶替掉。这些年轻战士都是半文盲，大部分只上过小学，个别人上过初中，但谁都没有外语基础。不过那位新局长却认为，只要办个速成班，他就可以把这些战士训练成新的翻译家。我和别的老翻译一样，都分到了两三名学员，要我们教他们英文或其他西方语文。我负责教两名年轻的复员军入学员，每周都给他们上几堂课。他们都是挺聪明的年轻人，但是，当然，想在一两年时间内把这种年轻人变成翻译工作者是完全没有希望的。1966年“文化大革命”到来时，这些年轻人成了外文局年轻的“革命造反派”的主要来源，他们干了很多坏事，对我们的工作造成极大的破坏。1960或1961年，那位外文局新局长断定出版社以前一定出过许多坏书，于是他发动了一场审查一切以前的出版物的运动。许多人被动员起来投入这一任务。他们发现解放后出的一本有关中国邮票的书里，有一张列宁肖像邮票，由于那一页的篇幅所限，被裁去了一半。这便被认定是一桩破坏活动，负责编这本邮票册的一名年轻编辑立即被开除公职，送往农村。我翻译的一本中国古代文学简史，是山东的一位教授写的。这位教授写书时以苏联官方的《联共党史》为楷模，每一章结尾时都整段整篇地引用毛主席的话，藉以证明中国文学始终是按照毛主席的思想在发展、前进的，正如那本苏联教科书建立在斯大林名言的基础之上一样。我认为这种写法荒唐可笑，完全不适合国外读者的需要，于是我征得编辑的同意，把奉为圣旨的语录统统删除掉。结果这本书的篇幅还不到原来长度的一半。在审查时，他们发现了这一件事，都震惊得目瞪口呆。新来的局长在群众大会上咆哮道：　　“杨宪益这个家伙怎么敢做出这样的事来!真是胆大妄为!翻译的本职工作不就是翻译吗，他怎么能插手编辑工作?”　　不管怎么说，他们最后认定这是那名编辑的责任——我提议删去毛主席语录，他本来应该断然拒绝的。这名学者是地主阶级出身，因此他被定为反革命分子，旋即送往农村。我虽然没有被定罪，但那本书的英译本统统销毁。到了80年代，这部译稿才重新出版。那名编辑也于“文化大革命”后恢复了名誉，重新回到外文局来工作，但那已经是二十多年后的事了。他刚调回外文局，立即办离退休。前几天我听说他已死于心脏病，他比我还小一岁呢。他是个好人，一位优秀的学者。

媒体关注与评论

　　后记　　1990年2月，我应一位意大利朋友的要求开始用英文撰写这部自传，他把它翻译成意大利文出版了。我的自传结束于我七十七岁那一年。　　从1990年至今，我的妻子乃迭的健康状况逐渐恶化。我的小女儿以前和我们生活在一起。她的丈夫是一位加拿大专家。他俩从家里搬了出去，住进西郊友谊宾馆中的外国专家公寓。女儿要我们也搬进友谊宾馆去住，因为那里看病比较方便，她也能离母亲更近些。友谊宾馆中的外国专家公寓是50年代为苏联专家建造的。为了乃迭的缘故，我们于1994年6月搬去了。　　在最近几年的前半段，我出过几次国。1989年底，我接到牛津大学的邀请，我们一起到英国住了三个月。后来我们还回过牛津一次，那是在我的自传（意大利文本）正式出版的时候。1992年9月，澳大利亚堪培拉人文科学院邀请我去那里讲三个月的课。1993年3月香港大学授予我名誉博士学位。同时获得这一荣誉的还有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特里萨修女（Mother Teresa）。同年年底，香港中文大学邀请我去讲课，实际上是为我提供会见许多在香港的老朋友和结识许多新朋友的机会。1994年以后，我再也没有出过国。　　目前我的健康状况仍很好，但我的记性越来越差了。有时我想写些什么，研究些问题，但我再也坐不下来干这些事了。　　今年我八十五岁。　　1999年6月于北京

用户评论 (总计1条)

•   历史总是那么的令人感觉血腥，但是，坚强的灵魂、比天空还要大的胸怀，以及作为一个中国人的志气，这全部都铸就成一场了不起的、伟大的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