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痛录

出版时间：1998-5  出版社：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作者：韦君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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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老共产党员韦君宜晚年的回忆录，是继巴金《真话集》之后又一本说真话的书。她在病榻上完成的这本书不是一般的痛定思痛，而是大彻大悟。韦君宜早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她是那个时代中最有理想的激进青年，为了民族救亡，她放弃了出国深造的机会，去了延安。半个世纪的风雨，一次又一次的运动，使她忍不住拿起笔，用知识分子的良知来记述她所经历的时代。她的回忆是真诚的，她的反思带给人新的视角，给人以新的启发和教益。

作者简介

韦君宜，原名魏蓁一，1917年10月26日生于北京。1934年考入北平清华大学哲学系。1935年12月参加“一二·九”运动，1936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9年到延安做青年工作，编辑《中国青年》，还曾在晋西北和陕甘宁边区做过中学教师、报纸编辑、记者以及新华广播电台编辑等。解放后，担任共青团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兼《中国青年》杂志总编辑，后调任北京市委文委副书记，主管宣传工作。1954年调作家协会，担任《文艺学习》主编。1960年调入作家出版社（后并入人民文学出版社），先后任副总编辑、总编辑、党委副书记、副社长、社长。2002年1月因病去世。 　　一生创作出版了长篇小说《母与子》，中篇小说《洗礼》（获中国第一届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中短篇小说集《女人集》、《老干部别传》、《旧梦难温》以及散文集《老干部别传》、《旧梦难温》以及散文集《似水流年》、《故国情》、《海上繁华构》等。但最为著名的则是其晚年所写的回忆录《思痛录》和自传体小说《露沙的路》。

书籍目录

缘起一、“抢救失足者”二、解放初期有那么一点点运动三、我曾相信“反胡风运动”四、我所见的反右风涛五、“大跃进”要改变中国面貌六、“反右倾运动’是反谁七、一个普通人的启示八、缓过气来之后九、“文化大革命”拾零    (上)我这个走资派    (下)这些人的罪行十、当代人的悲剧十一、忆大寨之游十二、“取经”零忆十三、那几年的经历——我看见的“文革”后半截十四、编辑的忏悔十五、十年之后十六、记周扬附：韦君宜小传必要的说明

章节摘录

书摘    除了冯大海之外，还挖出一个严望，这人只是作协一个打打电话，管管事务的秘书。又挖出一个束沛德，这个人年轻老实，是各级领导从周扬到张僖都信任的人，一直让他在主席团和党组开会时列席当记录。忽然，据说主席团里开会的秘密被走漏了，于是一下子闹得风声鹤唳，每个人都成了被怀疑者。最后查出来原来是他!这样“密探束沛德”的帽子就扣上了，记录当然不能再当。人们在大楼拐角的那间仅可容膝的小屋里，为他放了个小桌子，叫他天天在那里写检查。而且好像还规定他必须开着门写。因为我每次路过都见门是开着的，他背对着门伏案而书。    冯大海是“坐探”，已公布于全编辑部。我和黄秋耘一起到他家审讯了两次，也审不出什么新花样来。后来，就由公安部决定出示逮捕证，“隔离反省”了。所谓隔离反省，就是监禁在我们编辑部旁边的一间黑屋子里，有一个公务员看守着他。虽然他明明离我们只有几米远，但我们却从来见不着他。偶然有一两次，他由那个公务员押解着去上厕所，在甬道上被我们看见了。这个原来壮实高大的人，此时已经变得躬腰驼背，面色灰暗，只知目不斜视地低头走路了。他完全成了一个囚徒!后来我才知道，原来被派去看守他的那个公务员是有肺病的，每天和他在一起，硬是把肺病传染给了他！他的牢狱生活足足过了一年多。最后是妻子离婚，本人放出之后“工作”了没有几天就赶上反右派。随后，他又和“右派分子”们一路下去劳动了。    最后，几乎大大小小的“胡风分子”都经过公安部逮捕审讯，并判刑。冯大海除对我和黄秋耘最初讲的那一番话外，实际上找不出什么“罪行”，所以算判得最轻的，只判了个开除党籍留用(牛汉大约也是)。他被放出来，又回到了编辑部。当时我们编辑部参加结案的是黄秋耘，我不了解细情。但是我看得出这里面实在没有多少真赃实证。而我自己对他进行了多少追逼，写了多少“汇报”啊!不知不觉地，我心里那点人道主义的老毛病又犯了。当然，我还不敢想这案子是否错了，只是觉得，即使参加了集团，但没有多少具体罪行，如此处罚，未免太重。我还不知道原来根本就没有这么一个反革命集团。    反胡风运动被说得最确凿有据的是国民党军统局特务绿原，他是胡风反革命集团与蒋帮特务联系的主要渠道。而他的事情是怎么回事呢?即使是当时的材料也表明，他只不过是作为一个向往抗战的青年，在重庆报名参加过一个抗战训练班。进去之后发现这是一个特务训练班，赶忙想办法逃脱了。直到1964年，绿原才从公安部放了出来。公安部交代我们，他还是个胡风分子。原单位中宣部不能要他了，分配给人民文学出版社，林默涵把他交代给我时只说了一句：“他这两年学习德文，可以搞点翻译”，别的什么也没有讲。我是出版社负责人，而这个绿原的所谓特务问题，没有一个人向我做过一句交代。他没有罪，我更无从知道。    后来，我在一位老保姆(也即一个正常人)的看护下，逐渐恢复。其实那成天批斗我的正常人，倒是不正常的。    街上烧饼店老板都被打成走资派，用印有毛主席照片的旧报纸包花生米的小贩打成反动分子……都不必细说了。还说我自己的故事。“文化大革命”之前，我偶然在家里发现了一本旧图片册，不知是院子里哪一家的东西，也不知是谁家孩子带到我家来玩扔下的。只见大红封面有个寿字，打开来那玻璃纸扉页上有个小孩子用铅笔瞎涂的带胡子的美人，再往下看，这美人原来是宋美龄。这册子是一本庆祝蒋介石生辰的画册，头一页是蒋宋二入画像，后面是一些山水画(大约是蒋氏家乡写生)。我看了看，扔在一边了。我那位婶娘杨奉筠把它收了起来。事隔多时，“文化大革命”来了。杨奉筠此时已不和我住在一起，她竟突然心血来潮，想起那本画册里有蒋介石、宋美龄，那不是国民党吗?家藏国民党的画像，不就是反共罪行吗?于是她找了我家的老保姆赵贵芳，两人在公园里好像研究反革命秘密似的碰了一回头。当时杨述正在挨斗期间，对赵贵芳只说了一句：“我不知道。”赵贵芳便把它用包袱包好，送还给杨奉筠。杨奉筠一见，更吓得不知罪有多大。她把这事件报告了我社的造反派，说我私藏蒋宋照片。同时，因为害怕，她又将这画册撕碎毁掉了。这一来，一群年轻的造反派可找到了一件特务间谍案，说我是特务，那本画册是我的特务活动证件。    这实在太荒唐了，我不能糊涂承认。于是我费工夫写了近万字说明，请他们考虑一下，这么厚重(一尺长，二寸厚)的一个本子，特务们会不会公然把它交给我这个已经当了共产党党员干部的“特务”?如果给特务们都分发这种大册子做证件，那恐怕得开办特务发行部了。如不是他们公开发的，那只能说是我从延安带出来的了，谁都知道我们是从延安徒步行军到晋察冀的，一人一个挎包。我在挎包里装上这个特务证件，首先背不动，即使我把别的都不要了，光背着它，那不是走一天就会被别人发现的吗?那时夜晚都睡十几人的火炕，可没有单间旅馆。    这些理由，我一面说，一面想笑。为这个打成特务，自然可悲，但这种理由，怎不比滑稽剧还滑稽?最后他们虽然闹了半天，还是说不过我，才算了。把这一案归了杨奉筠，大概弄到1976年才结案。    其实很简单，我还记得画册的出版处就是杭州美专。为蒋的生日，出一本以风景为主的画册，有什么奇怪?可能刘海粟、林风眠都会知道。但是我可不敢再拉扯别的人了。    这些文化水平不高的青年，在谈论美术作品时闹笑话，还不足为奇。最奇是在文学工作中滚了多年的知识分子老编辑，也写出种种绝世奇文，简直变成了文盲。记得我们有一位被“揪出来”的文友龙世辉，平常喜欢写点寓言。有一篇寓言叫《白鹤的故事》，大约是说白鹤自以为了不起，其实他的作品不如普通的鸟儿。审查我们的造反派，说他这篇寓言是反党，白鹤就是公然影射最高领袖。这就批斗起来。他矢口否认，于是造反派居然在批斗会上亮出了“物证”。什么“物证”呢?原来是从新华书店业务员嘴里问出来的二    第二次我又来取经，这回碰见了名人宋莎荫。他知道我们是出版社来的，果然给了比较“优厚”的待遇。没有跟着参观大队进村，而由一位专门的讲解员陪同，走得也慢点。不过，我们新看到的也还是差不多。看了“先治坡、后，治窝”，看了“苦人树、乐人树”，看了大寨展览馆，都是从报纸上找得到，背都背得下来的。    所以，后来那几次，我本来没有兴趣再去了。那是没法子，身负“任务”，不得不去。又屡次进村，屡次参观，听讲解。记得其中一次，参观了人造梯田，四个农民连背带抬一块很大的石头，吭哧吭哧安在半坡地下，当然，这样的梯田很美观。可是，田地由这样的人工修成，我不禁不直感到，四个人用一下午的工夫安上四块石头，中国人的劳力真是比牛力马力还要低贱了!当然，他们这样苦干，对这种精神应当佩服。可是当又一次进村，参观到刚建成的“人工下雨”时，我可不能不当时就“哎哟”一声了。这下雨的方法，原来是在一块田的周围，安装了若干根自来水管。好像公园里喷草地的水管一样，开关一开，管子喷出水雾。只是范围太小了，只有一亩地大小。如果中国的田地都用这种方法来下雨，那中国非首先工业化到钢铁比农田还要多才行。要不，哪里来这么多铁水管?    下午回到县城，已经不早了，我不想再去跟这里的县委宣传部打交道，就说：“天不早了，人家也下班了，明天再说吧。”那位陪同的宣传部干事却说：“这你不知道，昔阳的规矩和全国各地都不一样，这里的一切机关都没有上下班时间。早晨睁眼上班，晚上上床下班。这是老陈说的，农民有什么上、下班?所以不论什么时候到机关都有人，不信你看看。”他的话倒引起了我的好奇心，我真在晚饭以后时间跑到县委宣传部去。果然灯火辉煌，虽然不是每张办公桌上都有人办公，反正坐着几个。有正看报的，见我们过来，推开报纸就谈工作。不一会儿，还把宣传部长陈明珠(陈永贵儿子)请了来和我见面。据他说，星期天也是这样，他们没有星期天。    这好不好?我不知道。也可能他们发动起了全体职工献身的积极性。但是，这些人还是人。要他们不管家务，一切推给老婆，也许可以。但要他们不管孩子，不休息一会儿，不买东西不上街，甚至不换衣服不洗澡，可就太难了。这不得不使人做出坏的推测：弄不好，天天都是星期天。    后来见到宋莎荫，他请我们吃饭。就在县委招待所里，里边有间小餐厅，平时我们进不去的，他随口叫菜，随便叫人，一看就知道了这是真正的主人。然后他把县里准备培养的几个青年作者向我们介绍，他们不但要自己建设大寨，还要自己写大寨。这几位未来的作家，每人分配了一个题目，文章还没有一个字，就这么跟编辑联系上了。    以后，大寨就成了我们编辑部的人常去的地方。我也再去过，并没看到太多新东西，却是人越来越多，排场越来越大。我记得又一次去时，还看见穿藏族服装、傣族服装的……真是全国东西南北的人，无不来此瞻仰，来听讲解员那无数次的重复。我们也又看见一点新建设，即“人造平原”，把上回刚修好的梯田，又推平了，让它“平”的面积稍大一点。    宋莎荫也再次和我见面，这次显得熟多了。他跟我闲谈，谈老陈怎样一回山西就到昔阳，谈老陈家里的事。老陈给儿子陈明珠找了个很朴素的媳妇，陈明珠不要，要漂亮的。又谈到他们关于大寨的宣传计划。关于这，老陈说了：“是你当副总理还是我当副总理?”显然这计划是宋莎荫提的。    计划不是区区一本书了，是一套丛书，有大寨史、大寨英雄列传、昔阳学大寨典型录、昔阳的英雄人物在山西各县……当时我不知怎样去完成这一大套任务，而他说：“这是跟老陈商量好的，就要这样成套。你们可以各处采访，我们的作者也要出去跑。”这时，这群年轻“作者”也已经在宾馆里出出进进，看样子已经脱产写作了。我无法可想，只有含糊点头，说以后再详议。    ……

媒体关注与评论

必要的说明90年代初，一次我照例去探望病中的韦君宜同志，谈到她写的回忆录。她当场把厚厚的一摞沉甸甸的、既有发表过的剪报复印件，又有她1986年发病后写成的原稿(其中一部分找人抄过)的书稿交给我，嘱我看看有无发表和出版的可能。回家后，读着读着，我越发感到这本书分量的沉重。我先后把稿子送给一些刊物，其中两篇分别在《散文与人》及《精品》杂志发表过。此后，由于种种原因，书稿暂时搁浅了，一直保留在我手里。    现在，这本书终于得到出版的机会。遗憾的是，君宜同志第二次发病后，躺在医院，虽然脑子非常清醒，说话和写字却非常困难，已无力把稿子作最后的检查、增删与补充。这项工作，只好由我这位书稿保管人来完成。我的工作之一是觅人抄写她病中字迹欠清的稿子。此外，我还替她改正文中的个别笔误或自以为欠妥的地方。由于无法征求她的意见，不妥处当然责任在我。    在庆祝君宜同志八十大寿的座谈会上，大家对这本书出版的事情十分关心，敦促我尽快设法找出版社。这也是我的心愿，我衷心希望早日让君宜同志看到样书。                                                  牧  惠                                                1997年12月

用户评论 (总计3条)

•   诚恳的说，这书在那个时代算还行的，毕竟文笔还比较质朴。但如果放在当下，韦君宜的文字功底还蛮让人失望的。不过对于文革前后缺乏了解的读者还可以看下，就当稍微普及下常识。对作者本身来说能写出来已经是一种勇气了，只不过假如对文革已经形成比较透彻的见解的人，还是不推荐这本书了。我自己买了之后就蛮后悔的，当初我们老师推荐这书时可能把现在大学生的常识看的太低了。
•   从文笔上看就是比较平实的文字；重点在于对那个时代的记述，让人们对曾经的疯狂时代有个比较真实的了解并从中汲取教训。
•   对于我们逝去的曾经的一段见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