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中国哲学史研究评述

出版时间：2013-3  出版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作者：陆信礼  

内容概要

《梁启超中国哲学史研究评述》共分六章，内容包括：梁启超的文化观念的转捩：从“拿来主义”到“送去主义”；梁启超的先秦诸子哲学研究；梁启超的佛教哲学与佛学史研究；梁启超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研究；梁启超对中国哲学史方法论的探讨；梁启超对20世纪中国哲学史研究之影响等。

作者简介

陆信礼，1975年生，男，山东嘉祥人。1997年毕业于南开大学哲学系，获哲学学士学位；2005年毕业于南开大学哲学系，获哲学博士学位。现任中国海洋大学社会科学部副教授。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哲学研究。曾在《光明日报》、《南开学报》、《中国哲学史》、《孔子研究》等杂志发表论文近20篇。

书籍目录

中国哲学史学：近代化与民族化的统一之路（代序言） 引言 一梁启超研究中国哲学史的系列成果 二中国哲学史学史上的一位不可忽视的人物 三梁启超与中国哲学史研究的范式转换 第一章文化观念的转捩：从“拿来主义”到“送去主义” 第一节梁启超文化思想的分期 一“四期说” 二“三期说” 三“两期说” 第二节梁启超前期的文化观 一对传统文化：淬厉本有而新之 二对西方文化：采补所无而新之 三梁启超的中西文明“结婚”的思想 第三节梁启超后期的文化观 一对西方文化的深入反思 二对中国传统文化正面价值的积极肯定 三中西文明“化合”的思想 第二章梁启超的先秦诸子哲学研究 第一节梁启超前期对先秦诸子哲学的研究 一对先秦学术思想的宏观研究 二对墨子思想的研究 三对中国先秦法理学思想的研究 第二节梁启超后期对先秦诸子哲学的研究 一关于儒家哲学 二关于道家哲学 三关于墨家哲学 第三节梁启超后期研究先秦诸子哲学之特色 一全方位、多层次的比较研究 二多学科研究方法的综合运用 三更趋深入、完善的考源镜流法 四学术评判中的客观态度和辩证意识 五学术研究与人格教育相结合的整体取向 第三章梁启超的佛教哲学与佛学史研究 第一节前期对佛教教理与中国佛学史的研究 一梁启超早年的佛教启蒙 二对佛教教理的初步阐发 三对中国佛教史脉络的梳理 第二节后期对中国佛学史的研究 一一部未完成的《中国佛教（学）史》 二中国佛教变迁史 第三节后期对佛学哲学的研究 一佛教哲学的特点 二佛教哲学的基本内容 第四节梁启超佛学史及佛教哲学研究之特色 一以“普渡众生”为旨归，具有经世意识 二以国外研究方法为参照，具有宏阔视野 三以图表统计为重要法门，具有明晰优长 四以文献学研究为基础，具有史家风范 第四章梁启超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研究 第一节梁启超前期的近三百年学术史研究 一《论私德》对清代学术的评述 二《近世之学术》对近三百年学术史的研究 第二节梁启超后期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研究 一对近三百年学术史研究的理论创构 二对各时期学术发展的分疏 三对近三百年哲学思想的研究 第四节梁启超后期清代学术史研究之特色 一全面性：全方位论列各派学术思想，双向度寻求学术发展根据 二客观性：以忠实态度研究学术史 三现实性：联系当时的思想实际 四前瞻性：提出新的研究课题 五可读性：对重要学术问题和人物勇于作出论断 第五章梁启超对中国哲学史方法论的探讨 第一节梁启超的哲学观 一西方哲学史家的哲学观 二现代中国哲学史家的哲学观 三梁启超的哲学观 第二节梁启超的哲学史观 一历史观 二哲学史观 第三节梁启超的中国哲学史方法论探析 一颇具学术史特色的撰述视角 二近乎历史主义的态度立场 三结合中西优长的研究理路 四注重多角度的切入方式 第六章梁启超对20世纪中国哲学史研究之影响 第一节梁启超与中国哲学史学科之建立 一中国哲学史学科前史——中国传统学术史 二近代化中国哲学史学科之建立 三《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对《中国哲学史大纲》的影响 第二节梁启超对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的批评及反响 一梁、胡关于中国哲学史研究之争 二梁、胡中国哲学史研究之争的余波 第三节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哲学史研究的民族化转向 一冯友兰与中国哲学史研究的民族化 二张岱年与中国哲学史研究的民族化 三侯外庐对“学术中国化”的贡献 主要参考文献 后记

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其二，不同思想派别之间的比较。 不同思想派别在基本观点和根本精神方面是不同的。梁启超在讲先秦诸子哲学时对于此类的比较最多。以他对先秦四大流派政治思想的比较为例，他认为道家、墨家、儒家、法家四派的政治思想表现为四大潮流。即无治主义、人治主义、礼治主义和法治主义。对这四大潮流的复杂关系，梁启超解释说：“无治主义，等于无政府主义，是道家所独倡。有许行一派，后人别立一名叫做农家，其实不过道家支流，这种主义，结果等于根本取消政治，所以其余三家都反对他，但他的理想，却被后来法家采用一部分去。礼治主义，是儒家所独有，其余三家都排斥他，但儒家实是人治礼治并重，他最高的理想，也倾向到无治，惟极端地排斥法治。人治主义，本来是最素朴平正的思想，所以儒墨两家都用他。墨家因为带宗教气味最深，所以他的人治也别有一种色彩。然而专讲人治到底不能成为一种壁垒，所以墨家的末流，也趋到法治。法治主义是最后起最进步的。因这个主义，才成了一个法家的学派名称，其实这一派的学说，也可以说是将道、儒、墨三家之说熔铸而成。”他还用图加以表示： 对于道、法、儒、墨四派政治思想的区别，梁启超用西欧各国国会的席次来加以类比，指出：“道家其极左党，法家其极右党，儒家则中央党，而墨家则中央偏右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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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中国哲学史研究评述》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