祠堂与教堂

出版时间：2012-12  出版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作者：张炎兴  

内容概要

《越文化研究丛书：祠堂与教堂》通过对韦伯命题的一般化处理，将中西方文化模式归纳为“祠堂模式”和“教堂模式”。以祠堂模式为背景，通过“准先发内源型发展模式”、“行担经济”、“后福特制”等概念，对浙江模式的形成和发展、浙商精神的特质，进行了学理化的阐述：浙江模式是政府与民间良性互动的结果，是一种祠堂模式基础上的后福特制；浙商精神以工具理性代替价值理性，具有贪婪攫取性特征。政府与民间如何协调、浙商精神如何改善，事关浙江社会经济的健康发展。

作者简介

张炎兴，1963年生于浙江省诸暨市，绍兴文理学院教授。研究方向主要为：财务会计理论与实务研究；区域经济研究。已经主持国家级和省级课题若干个，在《会计研究》、《学术月刊》等杂志上发表论文多篇。

书籍目录

第一章浙江模式及其研究 第一节浙江模式：一种“准先发内源型”发展模式 第二节浙江模式的研究 一、浙江模式研究文献综述 二、浙江模式的研究 第三节“韦伯命题”和浙江模式的研究 第四节一个基于文化—情境的经济分析框架 一、韦伯文化分析的两个层面和两个要素 二、格兰诺维特的“镶嵌”观：一种经济社会的微观分析 三、韦伯式、格兰诺维特式分析框架的结合：一个基于文化—情境的经济分析框架 四、经济系统与基于文化—情境的经济分析框架 五、一个基于文化—情境的经济分析框架的意义 第五节本书架构和研究方法 一、本书架构 二、本书的研究方法 第二章祠堂模式与教堂模式 第一节建立一个基于“制度—世界图像”的中西方文化比较类型 第二节“祠堂模式”与“教堂模式”概念的提出 一、韦伯的中西方“制度—世界图像”比较 二、“祠堂模式”与“教堂模式”概念的提出 第三节祠堂模式与教堂模式 一、教堂模式 二、祠堂模式 第四节基于“祠堂模式”与“教堂模式”的心理、行为及制度取向 一、基于二元世界图像的教堂模式和基于一元世界图像的祠堂模式 二、基于祠堂模式与教堂模式的心理和行为取向 三、基于祠堂模式、教堂模式的制度取向 第三章行担经济与块状经济的形成 第一节以市镇区系为基础的浙江乡村社会 一、乡村社会生活方式研究的两个视角 二、以市镇区系为基础的浙江乡村社会 第二节浙江传统乡村中的行担经济 一、自然环境、人口与浙江传统乡村手工业、商业的发展 二、浙江传统乡村社会中的行担经济 第三节1949—1978：浙江乡村行担经济的延续 第四节个私经济发展与块状经济的形成 一、行担经济的新发展 二、计划经济缝隙中私营经济的发展与块状经济的形成 第五节祠堂模式基础上的块状经济 第四章政府与民间良性互动基础上的浙江模式 第一节“政治集权—经济联邦制”下的中国地方政府 第二节苏南模式、珠江模式挤压中的浙江地方政府 一、苏南模式和珠江模式的崛起 二、苏南模式、珠江模式挤压中的浙江 第三节浙江地方政府顺势而为的政策取向和“省管县”体制创新 一、地方政府顺势而为的政策取向 二、“省管县”体制创新 第四节地方政府与民间市场化力量的良性互动：浙江模式的扩展 一、一个案例：1988—1998中国轻纺城十年发展史 二、浙江模式的扩展：地方政府与民间市场化力量的良性互动 第五节浙江模式：祠堂模式、经济发展方略基础上政府与民间良性互动的产物 一、“政治集权一经济联邦制”与中国传统差序格局式政治结构 二、浙江模式：祠堂模式、经济发展方略基础上政府与民间良性互动的产物 第五章行担经济、祠堂模式与浙商精神 第一节教堂模式基础上的资本主义精神 一、“韦伯命题”的研究路径 二、韦伯论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 三、教堂模式基础上的资本主义精神 第二节“韦伯命题”与浙商精神的研究 一、余英时的《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 二、两种“入世苦行” 三、“韦伯命题”与浙商精神的研究 第三节行担经济、祠堂模式与浙商精神 一、基于庶民阶层的浙商精神 二、具有贪婪攫取性特征的浙商精神 三、价值理性日益式微的浙商精神 第四节浙商精神与浙江模式 第六章浙江模式：祠堂模式基础上的后福特制 第一节基于农户的技术（设备）引进和资本积累 一、产品市场需求诱导的技术（设备）引进 二、资本分散一集中式积累与设备可分性 第二节浙江模式：祠堂模式基础上的后福特制 一、西方后福特制的兴起 二、浙江模式：祠堂模式基础上的后福特制 第三节浙江模式的竞争优势分析 一、纵向一体化模式和市场化合作模式的成本比较 二、纵向一体化模式和市场化合作模式的成本要素分析 三、浙江模式的低成本优势分析 第四节浙江模式的推广和借鉴意义 附件1 附件2 第七章浙江模式与中国经验 第一节浙江模式的发展 第二节徽商、晋商与浙商及中国经济的发展 一、政治权力与徽商、晋商的兴衰 二、浙商成长与中国经济的发展 参考文献 后记

章节摘录

版权页：   改革开放后，为引进国外先进技术、设备、经验和资金，中央决定开放与试办经济特区。1979年7月1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了广东、福建两省委的报告，正式确定分两步在深圳、珠海、汕头、厦门试办4个经济特区，对广东、福建两省对外经济活动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给地方以更多的主动权。1980年5月16日，中共中央关于《广东、福建两省会议纪要》的指示作为中央41号文件下发，正式决定在广东省的深圳、珠海、汕头和福建省的厦门，各划出一定范围的区域，试办经济特区。在整个80年代，中央对外开放的各种优惠政策几乎都给了广东、福建两省。 香港在20世纪50年代前，既无农业，又无像样的工业，主要作为大陆与国外商品的转运站而生存。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依靠从上海和珠三角转移出去的工业底子，香港开创了原料、市场两头在外的经济模式，并利用大陆20世纪60年代困难时期和70年代“文化大革命”时期，每年流入香港的数以万计的劳动力而发展壮大起来。20世纪70年代后期，香港重新成为大陆的南大门，由于中央的开放政策，大批香港以及澳门、台湾的企业，由于当地生产要素成本过高，乘机纷纷移师珠三角投资办厂。珠三角由此成为外资（尤其是港资和台资）抢占中国市场的“桥头堡”和“主战场”，同时也是中国对外贸易的主要窗口。 珠三角的工业，从“三来一补”和国内生产的进口替代两个方面起步。 临近香港的珠三角东部地区的工业主要从加工贸易起步，1978年。中国第一家加工贸易企业在东莞成立，“三来一补”是珠三角东部改革开放后城乡经济起飞的突破口。香港的企业通过这种方式，利用大陆较低的地价和工资，把设备和技术搬到内地乡村进行生产，产品则运回香港向外销售。这种形式，内地乡村既不需要投入启动资金，也不需要垫付流动资金，只需提供土地和劳动力；由于产品由外商包销，内地乡村也不需要承担市场风险。因此，这种“无本生意”一旦启动，地方和农民均可得到利益，逐步积累起了发展所需的资金。

编辑推荐

《祠堂与教堂:韦伯命题下的浙江模式研究》以韦伯文化分析为基础，结合格兰诺维特基于社会网的镶嵌分析，从受利益驱动的个体出发，在结合经济系统基础上，论述了在经济分析中如何引入“情境”、“文化”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