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的《论语集注》研究

出版时间：2012-12  出版社：周元侠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2-12出版)  作者：周元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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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朱熹的 研究:兼论 的解释学意义》是南宋朱熹运用当时的语言，集合前人和时人的《论语》注，对《论语》所做的时代性解释。“集注”的传统形式加上宋代的理学视域，使得《论语集注》较之传统义疏体形式简明，却意味深长，发人深思。《朱熹的 研究:兼论 的解释学意义》对《论语集注》这种经学传承和理学创新进行了深入剖析，并针对《论语集注》由“注”转为“经”的超越时代的现象给予解释学分析。《朱熹的 研究:兼论 的解释学意义》对当下热衷于解读古代经典并致力于发展成为新经典的解释者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作者简介

周元侠，女，1981年2月生，山东临沂人。2002年毕业于山东师范大学政法学院。2003年考入山东大学哲学系，师从颜炳罡教授学习儒家哲学，2006年取得哲学硕士学位。同年进入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师从李存山教授学习儒家哲学与中国现当代哲学，2009年获得哲学博士学位。现在福建社科院哲学所任助理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是儒家哲学。

书籍目录

导论 一文献综述 二研究目标和特色 三研究内容和方法 第一章南宋之前的《论语》注释概况 第一节《论语》的形成和发展 一《论语》的成书及其版本流传 二《论语》的基本形式和内容 三《论语》在不同时期的地位和注释概况 第二节南宋之前《论语》注释的主要体例 一集解体——以《论语集解》为例 二义疏体——以《论语义疏》和《论语注疏》为例 三解说体——以《论语笔解》和《论语说》为例 第二章《四书章句集注》的编纂及其学术意义 第一节《四书章句集注》形成的学术前提 一宋代《论》、《孟》、《学》、《庸》的地位演变 二朱熹在青少年时期的《四书》启蒙和教育 三李侗对朱熹《四书》学思想的影响 第二节《四书章句集注》的编纂过程及其学术意义 二从《论语集解》、《孟子集解》到《论孟集注》 二从《大学集解》、《中庸集解》到《大学中庸章句》 三《四书章句集注》的合编及其学术意义 第三章《论语集注》的文本结构及其经学价值 第一节《论语集注》的基本结构和体例 一《论语序说》从传统对“文本”的关注转为对“人”的关注 二《读论语孟子法》充分发挥读者的主体性 三“集注”体例反映出朱熹对《论语集注》的“经注”定位 第二节《论语集注》的经学成就 一校勘 二音读 三训诂 四考据 第四章《论语集注》的理学视域（上）——以朱熹对学、政、礼、仁等范畴的解释为例 第一节《论语集注》对“学”的解释 一《论语》中“学”的思想 二《论语集注》对“学”的界定：学之为言效也 三《论语集注》对“学”的丰富和发展 第二节《论语集注》对“政”的解释 一《论语》中“政”的思想 二《论语集注》对“政”的界定：政之为言正也 三朱熹对“政”的丰富和发展 第三节《论语集注》对“礼”的解释 一《论语》中“礼”的思想 二《论语集注》对“礼”的界定：天理之节文，人事之仪则也 三《论语集注》对“礼”的丰富和发展 第四节《论语集注》对“仁”的解释 一《论语》中“仁”的思想 二《论语集注》对“仁”的界定：心之德，爱之理 三《论语集注》对“仁”的丰富和发展 第五章《论语集注》的理学视域（下）——从朱熹对“性与天道”章的解释谈起 第一节理本论在《论语集注》中的体现 一《论语集注》以“理”为最高范畴 二《论语集注》中的理欲关系 三“一贯之道”与“理一分殊” 第二节心性论在《论语集注》中的体现 一理学人性论在《论语集注》中的运用 二“心统性情”在《论语集注》中的运用 第六章后世对《论语集注》的解释及其解释学意义 第一节后世对《论语集注》的解释 一朱门后学对《论语集注》的疏解和发明 二官修《四书大全》对《论语集注》的解释和影响 三陈天祥和毛奇龄对《论语集注》的批判性解释 第二节《论语集注》的解释学意义 一《论语集注》体现了解释学的普遍性 二《论语集注》体现了中国传统解释学的特点 三《论语集注》对创建中国解释学的启示 参考文献 后记

章节摘录

版权页：   朱熹经过思考之后，接受了李侗所说的理同气异说，并将之与理一分殊联系起来，得到李侗的认可，只是李侗仍然提醒朱熹“更用熟讲体认”，不能一带而过。后来朱熹在《孟子集注》中注“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章日：“人物之生，同得天地之理以为性，同得天地之气以为形；其不同者，独人于其间得形气之正，而能有以全其性，为少异耳。虽日少异，然人物之所以分，实在于此。”（《孟子集注》卷八）这里明确表达了人和物理同气异的观点。 （三）李侗对朱熹《大学》思想的影响 由于《大学》的基本框架是修己治人之学，所以宋儒视之为辟佛老的最佳武器而无不重视之。程颐一向重视《大学》，认为《大学》是“初学人德之门”，又特别强调“格物”，认为“格，犹穷也。物，犹理也。犹日穷其理而已也。”（《二程遗书》卷二十五）作为洛学四传弟子的朱熹较早就关注《大学》及其“格物致知”，他在同安任职期间曾就《大学》制策问云：“大学之序，将欲明明德于天下，必先于正心诚意，而求其所以正心诚意者，则日致知格物而已。然自秦汉以来，此学绝讲，虽躬行君子时或有之，而无日致知格物云者。……愿二三子言其所以而并以致知格物之所宜用力者，为仆一二陈之。”（《文集》卷七十四，《策问》）朱熹在从学李侗期间，尽管《延平答问》直接论及《大学》不多，但李侗对朱熹的《大学》思想的影响不能忽视，主要表现为两点：一是强调《大学》修己治人的政治现实意义；二是李侗提倡的“融释”、“洒落”启发了朱熹对格物致知的解释。 绍兴三十二年（1162）壬午夏，孝宗皇帝诏求直言，朱熹应诏上封事云：“古者圣帝明王之学，必将格物致知以极夫事物之变，使事物之过乎前者，义理所存，纤微毕照，嘹然乎心目之间，不容毫发之隐，则自然意诚心正，而所以应天下之务者，若数一二、辨黑白矣。”又说：“于其间语其本末终始先后之序尤详且明者，则今见于戴氏之记。所谓《大学》篇者是也。”（《文集》卷十一，《壬午应诏封事》）这里是将《大学》看做“圣帝明王之学”，着重突出了《大学》的政治价值。其实，壬午封事是朱熹与李侗相互讨论的结晶，李侗在壬午七月二十一日书中说：“封事熟读数过，立意甚佳。今日所以不振，立志不定、事功不成者，正坐此以合议为名尔。书中论之甚善。……封事中有少疑处，已用贴纸贴出矣，更详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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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熹的研究:兼论的解释学意义》将从解释学角度对《论语集注》进行研究，文献综述将分两部分阐述：一、《论语集注》的研究现状；二、朱熹诠释思想的研究现状。在元明清三代，《四书集注》作为政府制定的科举考试的必考内容，自然是所有士人研读的对象。时至今日，《四书》作为新儒学的代表作，更是了解中国学术史必不可少的内容。因此，《论语集注》作为《四书》的组成部分以及理学思想的代表作，理应受到学术界广泛、持久、深入的关注。然而，近年来学界对《论语集注》的研究并不是很多，这与《论语集注》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极不相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