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亚儒家文化圈的价值冲突

出版时间：2012-7  出版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作者：潘畅和  页数：319  字数：235000  

内容概要

《东亚儒家文化圈的价值冲突(以古代朝鲜和日本的儒家文化比较为中心)》从文本层面和价值层面入手，对古代朝鲜和日本儒学的价值冲突进行了深层次的剖析和理论阐述。
东亚儒学文化圈主要由中国、日本、韩国构成，儒学的典型形态即为这三国的儒家文化形态。中国作为儒家文化的原创国，儒家文化博大精深；日本和韩国作为接受儒家文化的子文化，又恰好将儒学的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各自做了极大的发挥，从而将儒学内在的各种文本功能在不同的文化主体中做出了现实的不同诠释。而两国儒学的这种相异，主要源自两国不同主体所做出的不同的价值选择：如果说日本更多地崇尚技术文化而追求具体实力的提高，那么，朝鲜则偏重精神理念而追求普遍的个体人格的完成。由此，两国走出了以武士道和两班文化为各自特色的不同的文化发展道路。
《东亚儒家文化圈的价值冲突(以古代朝鲜和日本的儒家文化比较为中心)》的作者是潘畅和。

作者简介

潘畅和，女，1955年生，吉林省延吉市人，延边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1983年、1989年分别获延边大学文学学士、哲学硕士学位，2002年获复旦大学哲学博士学位。主要研究方向为中韩日儒学比较。著作有《中朝日哲学比较初探》(1994)、《中韩日儒学比较论》(2005)；主编《日本古代思想史论》(2009)等。在《哲学研究》、《哲学动态》、《日本学刊》、《东北亚论坛》、《哲学研究》(韩国)、《人文与社会》(中国台湾)等刊物上发表论文50余篇。曾任中华日本哲学会理事长、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现任吉林省哲学学会副理事长。

书籍目录

序言
第一篇
  中国儒学融入朝鲜和日本传统文化的文本层面研究
第一章  (孔孟)儒学传播、发展于朝鲜的历史过程及其特点
  第一节  儒学的传人
  第二节  朝鲜儒学的发展
  第三节  朝鲜儒学的特色
第二章  (孔孟)儒学传播于日本的历史过程及其特点
  第一节  儒学的传人
  第二节  日本儒学的着陆
  第三节  日本儒学的特色
第三章  (孔孟)儒学传播、发展于朝鲜和日本的文化背景及
  特点比较
  第一节  儒学传人朝鲜和日本的文化背景比较
  第二节  朝鲜和日本的(孔孟)儒学特点比较
第四章  朱子学传播、发展于朝鲜的历史过程及其特点
  第一节  朱子学的传人
  第二节  朝鲜朱子学的发展
  第三节  朝鲜朱子学的特色 
第五章  朱子学传播、发展于日本的历史过程及其特点
  第一节  朱子学的传人 
  第二节  日本朱子学的确立
  第三节  日本朱子学的发展
  第四节  日本朱子学的发展特点
第六章  朱子学传播、发展于朝鲜和日本的特点比较
  第一节  朝鲜朱子学的制度化与日本朱子学的非制度化
  第二节  朝鲜朱子学的理念型与日本朱子学的操作型
  第三节  朝鲜朱子学的排他性与日本朱子学的兼容性
第二篇
  中国儒学融人朝鲜和日本传统文化的价值层面研究
第一章  朝鲜和日本传统文化与儒家文化的关系
  第一节  朝鲜与儒家文化的血肉关系
  第二节  日本文化的发生学特点与儒家文化
  第三节  朝鲜与日本的儒家文化特点比较
第二章  朝鲜和日本传统文化的典型个案
  第一节  朝鲜的两班文化
  第二节  日本的武士文化
  第三节  朝鲜的两班文化与日本的武士文化之比较
第三章  古代朝鲜和日本的儒家文化价值冲突的社会文化基础 
  第一节  自然基础：朝鲜的自然聚集与日本的人为集结
  第二节  经济基础：朝鲜无商的文化与日本的商业经济
  第三节  政治基础：朝鲜的中央集权与日本的多元政体
  第四节  社会基础：朝鲜的血缘家族与日本的模拟血缘集团
  第五节  文化基础：朝鲜的“文”与日本的“武”
第四章  结语
  第一节  朝鲜的价值理性与日本的工具理性
  第二节  朝鲜对形而上的关注与日本的形而下视野
  第三节  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
主要参考文献

章节摘录

版权页：   当时，在朝鲜半岛，继古朝鲜、辰国等古代国家后，进入三国时期。儒学传入朝鲜半岛的最早文字记载是小兽林王二年（公元372年）：“秦王苻坚遣使及浮屠顺道，送佛像、经文……立太学，教育子弟。”太学是上层贵族培养子弟的学府，具体建制虽然不得而知，但恐与中国太学无二致。其“书有五经、三史、三国志、晋阳秋”。我们可以推测，太学的教育虽然不一定从一开始就很完备，但应稳步走向正规了。因为建立太学的翌年“始颁律分”，政治体制的完善肯定会进一步促进教育制度的完备。《旧唐书》记载：“俗爱书籍，至于衡门厮养之家，各于街衢造大屋，谓之扃堂。子弟未婚之前，昼夜于此读书习射，其书有书经及史记、汉书、范晔后汉书、三国志、孙盛晋春秋、玉篇、字统、字林、又有文选，尤爱重之。”扃堂是私塾之类，而私塾教育的普及和教学内容的如此丰富，足见儒学的影响之大。因此，当时人的生活习俗也发生了很多的变化。特别是在丧葬礼俗上“居父母及夫丧，服皆三年”明显是受儒学影响而致。据韩国学者研究在墓制的变化上也可以看到儒学的影响。原有的固有墓制以东向和南向为基本枕向，东向尤多。但后来按照“北首三代之达礼也，之幽界之故也”（《礼记·檀弓》下）的儒家观念逐渐转向北枕。 《三国史记》东川王22年条记载，东川王薨，有很多近臣要殉死，中川王以为非礼而禁止。这种以礼法作为行为判断标准不能不是儒家文化的影响。 古尔王时官制、公服等的制定也是在中国文化的影响下实现的，而中国的文化的传播首先是以儒家经典为核心。中国史书记载百济“其书籍有五经子史，又表疏并依中华之法”。国中，“其秀异者，颇解属文，又解阴阳五行”。可见，儒教传人百济也应该始自建国之初。关于儒学的确切记载是近肖古王（公元346—375年在位）末年“得博士高兴”一事的记录。之后在梁武帝（公元502—546年在位）年间百济向中国梁朝“累遣使，献方物，并请涅盘等经义、毛诗博士”等。百济此时可谓自觉和系统地吸收儒教文化，其本身也随儒教文化的影响在各方面发生了诸多变化。韩国学者认为，在政治上“南堂听政”的制度、国王“发使巡问百姓疾苦，其鳏寡孤独不能自存者，赐谷人三石”的仁政思想；对妇人有特殊的贞洁要求，“妇人犯奸者，没人夫家为奴”的法律规定，“父母及夫死，三年治服”的丧葬礼俗以及王“每岁四祠其始祖仇台之庙”的浓厚的祖先崇拜思想等都是百济的政治意识及风俗习惯受儒家文化影响后发生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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