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出版时间：2011-12  出版社：姚锡长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1-12出版)  作者：姚锡长  页数：321  

内容概要

　　《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国共产党认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贯穿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全过程，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一个重要内容。在科学发展，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海峡两岸增强互信，加强合作新时代，只有把握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目标，确认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取向，张扬中西文化兼收并蓄的创新意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结合点，才能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研究拓展一个新天地。而其关键就在于研究视角上要实现四个转变：由中共领导人的政治论述为主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政治论述与学术界的学术研究相结合的转变；由革命思想研究到和平发展思想研究的转变；由中国共产党党史研究到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转变；由单纯的孙中山的社会主义思想的研究到对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关系研究的转变。

书籍目录

导论  一  论题的提出  二  研究的现状  三  研究路径、结构框架和研究的方法  四  存在的难点和突破难点的尝试第一章  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一  实现向学习西方社会主义思想的根本转变  二  吸收西方社会主义思想以形成和发展民生主义  三  民生主义在社会主义思想史上的地位  四  孙中山论述民生主义与共产主义的关系第二章  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时期对三民主义的认识  一  在国民党改组前后认同三民主义  二  在孙中山逝世后积极解释三民主义  三  放弃国民党旗帜后基本否定三民主义  四  毛泽东抗战时期重新认识和重新评价三民主义  五  新三民主义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理论来源第三章  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时期对三民主义的认识  一  潜在的历史背景：三民主义在台湾的演化  二  中国共产党领导人认识和弘扬孙中山精神  三  理论界对孙中山三民主义的研究和探讨  四  三民主义研究内容和范式的根本转型第四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孙中山社会主义的超越  一  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是中国社会主义运动的前奏  二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前提条件  三  开辟走向社会主义的民主革命道路  四  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前的社会主义  五  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第五章  孙中山的社会主义与中国共产党的社会主义  一  革命：中国实现现代化的政治前提  二  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  三  社会主义实践：深化社会主义认识的肥沃土壤  四  社会主义观的内在联系：解读同一个中国问题的必然结果第六章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与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发展  一  唯物史观的基本思想及其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的核心地位  二  唯物史观对孙中山创立民生史观的影响  三  唯物史观在中国的传播和运用与对民生史观的认读  四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和党的思想路线的形成和发展  五  以民生史观为基础的社会主义与以唯物史观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结语  一  深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提出的重大课题  二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和实践上的迫切需要  三  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需要运用科学方法参考文献后记

章节摘录

　　马克思主义在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并对中国问题作出解答的同时，势必与20世纪中国思想世界的诸多主要思潮发生多方面的联系。马克思主义与这些主要思潮的联系既表现为相互吸取、相互影响，又表现为相互激荡、相互争鸣。与20世纪政治世界的波澜壮阔、错综复杂的景象如影相随，由此展开了20世纪中国思想世界的绚丽画卷。中国马克思主义正是在同这些主要思潮的交流激荡中，逐渐地丰富了自己的思想意蕴，成为中国思想世界的有机组成部分。马克思主义从流传到中国的一个社会思潮而汇成中国的主流思想，并不仅仅来自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在政治上的胜利，更主要的在于中国马克思主义在与这些主要思潮的交流激荡中充分显示了自己的创造性、合理性和生命力，显示了自己掌握群众并由此而转变成伟大的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力量。考察马克思主义与20世纪诸多主要思潮的关系，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个重要内容。　　20世纪的中国政治史，自五四运动以来，实际上是以国民党与共产党的关系为中心而展开的，由此决定了20世纪中国政治思想史上最重要的思潮，就是三民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三民主义的思想旗帜由国民党高举着，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旗帜则由中国共产党高举着。正像国共两党的关系在过去80年间表现为联合与破裂交替变化一样，三民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同样是扑朔迷离、错综复杂的。这两大思潮的联系，构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个重要方面，对20世纪中国人的思想世界乃至整个生活世界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三民主义与马克思主义，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和中国无产阶级对中国问题解答的两种思想体系。它们之所以产生如此深刻的影响，就是因为在这两种主义的指导下产生了国民党领导的政治力量和共产党领导的政治力量。对中国问题解决途径探索的民族性和阶级性，决定了国民党与共产党在政治上既有合作的可能，也有分裂对抗的可能。因此，寻找超越各自的阶级利益上的共同点，力求从对方的思想中吸收丰富的养分以壮大自己，不仅与中华民族的命运前途息息相关，也决定了一个政党及其所信奉的主义的命运前途。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形成，一定程度上讲，都存在一个对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及其三民主义的各种解说、流变的重新认识和重新评价的问题。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人对三民主义的认识，虽经历过一些曲折磨难，但总体上讲，基本上达到了既与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的原旨相符合，又与中国历史发展的规律和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相符合。如果忽视马克思主义与20世纪思想世界诸多主要思潮的联系，特别是与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的联系，就难以全面展示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高歌猛进的真实历史画面。只有加强对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关系的研究，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被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所取代的必然趋势才能完整地、生动地展现在世人的面前。　　三民主义是由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行者孙中山所创立的。在辛亥革命后，孙中山曾对三民主义做过两次重大的发展。第一次是孙中山在1917—1919年之间完成了《建国方略》。第二次是孙中山在列宁领导的苏联和刚刚诞生的中国共产党的影响下，把旧三民主义发展为新三民主义。三民主义，由于与孙中山的革命历程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成为20世纪中国思想世界中一大具有影响力的政治思潮。关于三民主义的思想来源，孙中山认为三民主义是自己对中国问题思考、融会中西古今思想精华所成。在吸收西方的思想资源方面，孙中山实现了由学习西方资本主义到学习西方社会主义的转变，并在理论和实践上呈现了向马克思主义接近的趋势；在运用中国的思想资源方面，孙中山经历一个由离异到回归的过程，终于实现了西方社会主义思想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结合。三民主义绝非欧美思想的照搬照抄，也不是中国传统思想的复活，而是孙中山基于解决中国现实问题所做的思想探索和理论创造。孙中山对西方社会主义思想，甚至马克思的一些观点的吸收，在三民主义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起着重大的作用。孙中山的民生主义即他的社会主义，从阶级性质上看，显然属于资产阶级的理论体系。它接近中国的科学社会主义，但绝不是科学社会主义。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革命家对中国问题的社会主义思考，具有历史进步性。它的兴起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最初传播，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又深刻影响了三民主义的发展。孙中山等国民党人尽管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却不自觉地成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发展的先导，构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个特殊的历史环节。　　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中国共产党政治上少不了与国民党人的接触、合作和交锋，思想文化上不可避免要遭遇到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对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认识贯穿于中国共产党探索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的整个过程之中。中国共产党从对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的认同，到孙中山逝世后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结合戴季陶的言论进行积极的解释，再到在国民党的白色恐怖下被迫放弃国民党的旗帜后，对三民主义几近基本否定。毛泽东抗战时期在总结中国革命实践经验的基础上，重新认识和重新评价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这种重新认识、重新评价的关键，在于克服了对三民主义的简单定性和基本否定的错误倾向，从而真正找到了马克思主义与三民主义的结合点，即中国共产党的民主革命纲领或最低纲领，与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具有基本的一致性和共同性。这样一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对于三民主义的理解，经历了肯定、否定再到肯定的过程。这个过程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马克思主义正在走向成熟，从一个侧面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进程。这种对于马克思主义与三民主义结合点的确定，使得中国马克思主义与孙中山开启的20世纪政治思想传统有了一种内在的连续性，成为一种与近代中国自身的革命思想一脉相承的主义和学说。事实上，毛泽东在创立新民主主义的理论体系时，有许多关于对三民主义的论述。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成为毛泽东思想的一个重要理论来源。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国民党形成长期的对抗状态，与此相连的是，革命时期就已形成的对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的两个不同认识体系，不但保留下来，而且由于地缘的隔离和政治上的对抗，更加坚固和封闭起来。国民党在台湾一方面使三民主义增添了现代性和民族性的内容，另一方面也使三民主义修补为反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中国的思想工具。毛泽东1956年提出了吸收孙中山的思想中有价值的东西的号召和命题。在新的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结合中国建设的实际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大业，高度评价了孙中山及其思想，号召全国人民在新时期要弘扬孙中山的革命精神。邓小平在改革开放新时期首先恢复了共产党人正确的孙中山观，认为孙中山精神是联系中国大陆和台湾的强大精神纽带。江泽民把孙中山与毛泽东、邓小平并列看做是20世纪推动中国历史发生巨变的世纪伟人，创立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确立了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振兴中华的跨世纪宏伟目标，使中国共产党人对孙中山的继承发展推向一个新阶段。理论界在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指导下，沿着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在对孙中山及其思想的论述中所提供的基本线索，对孙中山的思想中与中国现实有密切联系的现代化思想、社会主义思想和振兴中华的思想进行认真的研究和深入的探讨，使孙中山的思想在当代重新焕发出生命力和体现出巨大的现代价值。新时期对孙中山及其思想的研究呈现出显著特点，具体体现在四个转变上：实现了由革命时期的领导人的政治论述为主到建设时期的领导人的政治论述与学术界的学术研究相结合的转变；实现了革命思想的研究到和平建设思想的研究的转变；实现了由中国共产党党史的研究到中国近现代史的研究的转变；实现了由单纯的孙中山的社会主义思想的研究到对其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关系的研究的转变。　　历史地考察社会主义在中国运行的轨迹，就可以发现j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只能是中国社会主义运动的前奏，它必然为中国共产党人所信奉的科学社会主义所取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以马克思主义引进到中国和马克思主义信仰的确立为基本前提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者从对唯物史观的认识来理解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掌握了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思想武器；而马克思主义的东方社会理论，特别是列宁的东方社会理论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直接理论前提。中国共产党人为了实现社会主义的目标，必须首先开展新民主主义革命，待革命胜利后紧接着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进入社会主义社会。毛泽东领导全国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成功地走出了一条社会主义改造（革命）的道路，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进行了开拓性的探索。邓小平在此基础上初步系统地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基本问题，把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提高到新的科学水平，实现了由孙中山的社会主义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跃进，开拓了一条在社会主义的道路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途径。　　孙中山和中国共产党人，在对中国问题解决的思路和途径上，都把革命、现代化、社会主义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作了连接。因为这些思路和途径都是依据于对中国基本国情的解读，其中有许多共同点；但又因为在社会主义的认识上存在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解读方式，两者又有诸多差异。孙中山和中国共产党在革命问题上，都赞成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但孙中山只是到此为止，而共产党人主张在民族民主革命胜利后接着开展无产阶级性质的社会主义革命。两者都主张走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以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但两者对社会主义的理解却是不相同的。孙中山在理论上做了把西方社会主义学说与中国国情连接的第一次尝试。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丰富实践活动，是中国共产党深化社会主义认识的肥沃土壤。因此，从思想文化的发展角度看，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间存在着内在联系。这些联系为中国共产党批判地吸收孙中山的社会主义思想提供了可能性。　　孙中山的社会主义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所以存在共同点和差异点，还因为两者的社会主义所依据的历史观根本不同，但又有密切联系。民生史观是孙中山在对唯物史观的批判和对照中创立的。对唯物史观这种激烈的批判丝毫不会阻挡孙中山在创立民生史观的过程中吸收唯物史观的一些观点。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是从接受唯物史观来理解和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体系的。毛泽东对以唯物史观为核心内容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了创造性阐释，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形成了中国共产党人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的思想路线得到了恢复丰富和发展。毛泽东在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过程中，对孙中山的民生史观进行论述和评价。对这些论述和评价应当做历史的分析。今天有必要从民生史观产生的历史环境和社会影响的角度，从唯物史观与唯心史观的评判标准上，重新认识和重新评价民生史观。历史观的不同决定了民生史观的社会主义只能是预防社会革命发生的社会主义，而唯物史观的社会主义必然是在共产党领导下通过社会主义革命以共产主义为终极目标的社会主义。　　坚持科学发展观以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以及2005年春季以来海峡两岸涌动的党际交流对话的春潮，使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更加显示出现实意义和时代价值。只有辨认和确定现代化——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结合点，才能弘扬孙中山精神，才能开辟一片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新天地。 　　……

编辑推荐

《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由姚锡长编著。    中国共产党认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贯穿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全过程，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一个重要内容。在科学发展，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海峡两岸增强互信，加强合作新时代，只有把握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目标，确认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取向，张扬中西文化兼收并蓄的创新意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结合点，才能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研究拓展一个新天地。而其关键就在于研究视角上要实现四个转变：由中共领导人的政治论述为主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政治论述与学术界的学术研究相结合的转变；由革命思想研究到和平发展思想研究的转变；由中国共产党党史研究到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转变；由单纯的孙中山的社会主义思想的研究到对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关系研究的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