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调查

出版时间：2011-12  出版社：吉林出版集团，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 第1版  作者：约翰·奈斯比特 多丽丝·奈斯比特  译者：魏平,毕香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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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过去的五年里，我们几乎所有的时间都在研究中国，2009年9月出版的《中国大趋势：新社会的八大支柱》一书便是首部研究成果。在该书中，我们重点讲述了中国的故事，我们找出了支撑中国新的社会经济模式的八大支柱，并且描绘了中国未来发展的方向。　　就像我们在该书中数次提到的那样，人们不应该把中国看作巨石一块。虽然中国中央政府为各个省、地区、城市设置了发展框架，但是框架之内的发展方式可以是各式各样的。为了了解中国的未来，我们必须深入理解当今中国各个地区发生了什么。　　因此，我们必须选择某个社会经济发展走在前列、可以起到头羊作用的地区作为研究对象。我们选择的是位于雄心勃勃的西部地区的成都市。对于成都的定期走访更加证实了我们的看法：成都在解决中国最为急迫的问题——城乡一体化和缩小贫富差距——方面的确发挥着先锋作用。成都拥有1400万人口，足以反映问题复杂性的各个方面。　　为了更好地了解成都未来的发展，我们需要当地政府对我们提出的各类走访需求毫无保留地予以协助，同时也需要它完全尊重我们研究和写作的独立性。尽管不完全赞成我们对他们的探索做出的一些提炼和判断——他们认为还有很多事情需要做——但成都市政府的回应表现出开放的态度。　　在致力于研究成都在城乡一体化方面做出的努力的那一年中，我们观察到了这座城市社会经济变革的方方面面。我们可以看到任何想要看到的东西，也可以与任何想要交流的人交流。我们到过偏远贫穷的乡村，也参观过非常现代化的高科技园区。我们与农民和进城务工人员探讨过成都的发展，也与政府官员、学者、跨国公司首席执行官、当地商人进行过交流。　　本书展现的就是我们的研究成果以及对这座城市及其未来道路的印象。对我们来说，成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离不开两个关键因素：政府服务为本的理念以及对于个人权利的尊重，这也是中国所有深化社会变革的核心之所在。成都也许不是中国第一个致力于城乡一体化的城市，却是摆脱贫困、成为深受人民热爱、跻身《财富》杂志“全球最佳新兴商务城市”的范例。

内容概要

　　《成都调查》的核心思想是定义和解析“成都创新铁三角”，即实现城乡一体化发展的新模式。主要从产权改革、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和基层民主——尊重个人权利三个方面来阐述。产权改革：奈斯比特认为，不进行产权改革，一切都是妄谈。创新土地流转模式，促进土地向规模经营集中。成都市把推进土地向规模经营集中作为加快城乡一体化发展的重要措施，有序地组织实施，取得了明显成效。
　　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胡锦涛总书记在“七一”讲话中强调：“推进社会建设，要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为重点，着力解决好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要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完善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制度安排，把促进就业放在经济社会发展优先位置，加快发展教育、社会保障、医药卫生、保障性住房等各项社会事业，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加大收入分配调节力度，坚定不移走共同富裕道路，努力使全体人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关于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这一点，成都已经走在了全国的前列，并形成了自己成熟的操作经验。
　　基层民主：奈斯比特认为，西方世界对于中国政治局面的描绘都是从西方角度出发的，而且大部分都已经过时。他们所关注的大多是中国的弱点与问题，徒增人们对中国的质疑，无法更好地了解中国。而事实是中国正在形成与自己的历史和文化相吻合的民主制度。这一点成都做得很好。

作者简介

　　约翰?奈斯比特，世界著名的未来学家，埃森哲评选的全球50位管理大师之一。约翰?奈斯比特的阅历丰富，他有着哈佛、康奈尔和犹他三所大学的教育背景。1963年，他被肯尼迪总统任命为教育部助理部长，还曾任约翰逊总统的特别助理。主要代表著作《大趋势》，与威廉?怀特的《组织的人》、阿尔文?托夫勒的《未来的冲击》并称“能够准确把握时代发展脉搏”的三大巨著。《大趋势》一书目前在全球共销售了1400多万册。2009年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出版的他和夫人多丽丝?奈斯比特共著的《中国大趋势》一书，被中央党校评为“学员必读的30本书”，新闻出版总署评为2010年度“大众喜爱的50种图书”，作者也因此获得了新闻出版总署“第五届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
　　多丽丝?奈斯比特，全球畅销书《中国大趋势——新社会的八大支柱》作者之一，曾担任位于维也纳的Signum
Verlag出版社的负责人，也曾是约翰?奈斯比特的德语出版商。2000年共结连理之后，她密切介入了约翰?奈斯比特的演讲、书稿的编辑和翻译工作。自2006年开始，多丽丝?奈斯比特与约翰?奈斯比特一起指导位于中国天津的奈斯比特中国研究院的工作。

书籍目录

前言
第一章 成都铁三角
　成都的城乡一体化
　着手解决问题
　城乡一体化发展之创新
　历史回顾
　成都的总体思路
　城乡一体化在中国的先行者
　经济发展，成为中国内陆城乡协调的现代城市
第二章 城乡一体化——中国改革的突破口
　城乡一体化的起点
　从二等公民到机会均等
　成都所面临的社会经济挑战
　户口的历史与特点
　迈上新台阶
　户籍制度改革的成都模式
　城乡居民自由迁徙
　不进行产权改革，一切都是妄谈
　复杂低效、不得不改的农地产权制度
　汤营模式
　保障农民的土地使用权与处置权
　内外兼修
　进城务工人员——中国的“移民”
　一座移民城市
　进城务工人员与城市的共生
　利用未充分挖掘的人才库
　培养企业家基因
　住房是一项严峻挑战
　对落后农村进行改造
　化灾难为机遇
　医疗，健康与幸福
　医疗卫生服务
　农民全部参保
　金字塔底层
　“四二一”家庭结构
　志愿者工作
　归根结底，城乡统筹与精神密不可分
第三章 基层民主——自下而上的民主进程
　中国特色民主化进程
　中国民主进程的坚固基石
　村民议事会：民主代表制的创新机构
　通过基层民主解决问题
　不断变化的中国大环境
　改革开放迈上新台阶
　乡村规划师
　基层民主创新
　将行政的效率与民主参与相结合
　各层次的沟通
　从发号施令转为服务型思维
　农村改革的推进者
　中国必须在农村改革土地承包与住房制度
　成都铁三角正在促进中国民主化进程日益成熟
第四章 创造良好的商务环境——中国城市可持续发展的新路子
　贤臣择主而事，资金亦奔明主而去
　为您服务：市长季度例会
　全球最大航运企业为何落户成都
　200家《财富》世界500强企业的选择
　填补人才缺口——参与全球高层次管理人才争夺战
　人才的N个选择
　世界一半的电脑芯片产自成都
　缺失的因素：高级管理人员和全球领导者
　1000亿美元投资花落谁家
　新加坡的选择：现代制造业与悠闲生活的结合
　创新产业集群
　成都的13个创新产业集群
　花旗银行
　沃尔玛
　积极参与新的产业发展大潮
　从同一起跑线上开始竞争
　产学研战略联盟
　成都是一个替代能源工厂
　欧盟项目创新中心
　文化创意产业
　成都软件产业收入已突破1000亿元大关
　成都的创新模式
　外国人在成都
　成都发展的力量
第五章 世界田园城市——目标，世界最伟大的城市之一
　成都印象
　世界田园城市
　美食文化
　对世界文化的贡献
　购物在成都
　高速优质
　绿色汽车城中的天然气应用
　成都的公共交通已经向“绿色未来”迈出了一大步
　教育：经济发展的首要重点
　活到老，学到老
　成都教育集团
　常青树工程
　远程教学
　高等教育
　艺术家和诗人
　中国最著名的品牌
　文轩美术馆
　宗教与神论
　体育
　2020年建设成为创新型城市
　　

章节摘录

　　第一章 成都铁三角　　产权改革、公共服务均等化、基层民主——尊重个人权利。　　西方世界一致认为，过去30年中国创造了历史上最了不起的经济奇迹。但是我们并不认为这是一个奇迹，而是因为中国在正确的时间做出了一系列正确的决策并且得到了人民的大力支持。改革历史中的火种是解放思想，而解放思想的第一步是在农业问题上以个人选择代替集体决策。在保持将中国发展成为一个较为富裕国家的百年计划（1949年开始实施）不变的前提下，个人决策的自由度已经放宽。　　中国经济有了长足发展，但是，中国的二元体制仍是处于现代化的第一步之最前沿的群体——农民——所面临的一大劣势。令我们产生浓厚兴趣的是，努力消除城乡差别的核心价值观是“尊重个人权利”。　　基于对个人的尊重，成都制定了一套模式，同时应对社会、经济和法律性变革。一切坚定的努力都将支持并加速所有其他方面的发展。“成都铁三角”的核心是尊重个人权利。我们坚信，成都的城乡一体化也许代表着中国社会发展的方向，中国将建设一个以人为本、机会均等的和谐社会。　　成都的城乡一体化　　在走向现代化之初，中国开创性地向农民赋予了个人权利。法律规定农民享有决定种植何种作物的自由，这是一大进步。　　在接下来的几十年，中国成为世界最大的反复试验区，并在试验过程中取其所长，弃其所短。然而，进入21世纪以来，尽管中国经济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城乡结构并未发生重大变化。作为改革开放最早的受益者，中国农民远远地落在时代发展步伐之后。　　日益加剧的城乡差别和贫富差距与中国建设现代、富裕的和谐社会这一目标形成了鲜明的反差。经济发展本身并不能消除社会不公。克服可持续发展的最高障碍势在必行，造成中国两大阶层的城乡二元体制急需废止。　　我们从多次调查了解中看到，成都城乡一体化的宗旨和目标是致力于建立一个以人为本、机会均等的和谐社会。成都的户籍制度改革消除了城乡差别和身份歧视；产权改革保护了大多数农村弱势群体的个人权利；地方性公共服务——包括教育、基本养老保险、医疗、社会救助和社会福利等——实现了全面平等，确保本地城乡居民享有同等权利。一切努力都是为了打造一个标准的服务导向型的政府，保持政府机构的精益、透明和效率，提升城市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政府实施的由“工作人员绩效互评”向“工作人员绩效公共考核”的转变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着手解决问题　　2002年，时任国家主席的江泽民认为，尽管实施了诸多计划，但仍有大量人口处于贫困状态，他针对这一问题实施了一项重大举措，在党的十六大期间提出了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方略。　　在2003年举行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胡锦涛主席提出，优先发展农业、农村和农民工作，将统一规划城乡社会与经济发展。2008年，十七届三中全会确定了国家领导集体在统筹城乡发展中取得突破性成绩的决心。要求各地政府工作人员实施统筹城乡发展，改变城乡二元体制，制定相关措施，缩小日益加剧的城乡收入差距。　　根据我们的了解，国家副主席习近平一直强烈关注和积极推进城乡统筹与社会改革。在2003年任浙江省委书记期间，习近平就提出，通过一系列统筹城乡发展举措，优先加快城乡一体化进程。习近平在2004年主持制定的《浙江省统筹城乡发展推进城乡一体化纲要》是中国在涉及这一问题的第一份省级纲要。在2005年2月出版的《人民日报》中，习近平发表了题为《执政为民加强“三农”工作》的文章，重申了自己的立场。　　成都正在想方设法将中央政府的决策付诸实践。成都在城乡一体化方面的统筹综合方案已经在日常工作中证明了其效率与有效性。成都承担了国务院要求在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中先行先试，为全国的改革探路的任务。我们在新华社2011年8月23日的一篇报道中看到，国家副主席习近平8月20日到成都市双流县南新村了解统筹城乡给新村建设和村民生产生活带来的变化时，充分肯定成都市统筹城乡发展中的积极探索和取得的成绩，强调要继续按照城乡一体化发展要求，努力破除城乡二元结构的体制障碍，进一步推动城乡相互促进、协调发展。　　城乡一体化发展之创新　　提到西部创新，人们几乎都会毫无例外地想到技术创新与商业创新。与技术创新不同的是，社会创新与经济创新不可能在真空环境中实现，必须要结合所处的社会大环境。中国所面临的挑战在于，废除中国城乡人口的二元户籍制度、扫除障碍从而使农村人口可以享受到与城市居民同样的权利和经济发展机遇、使公民参与到基本的政策决策中。在这些挑战的背后，同样需要转变思维，从群体和集体型社会全面转变成一个更加尊重个人权利为导向的公民社会。　　这些变革问题相互制约、相互促进、无法分割。成都创新事关城乡一体化和全民享受经济进步，为此，成都在实践中形成了一个综合模式，它同时涵盖了这三个领域：产权改革、公共服务均等化与基层民主。这便是成都铁三角，它们共同奠定了个人获得更多权利的法制基础。　　历史回顾　　当经济发展的一切条件准备就绪之后，中国这艘大船开始扬帆起航。中国东部沿海城市发展迅速，与内陆地区的差距日益加大。中国腹地的农村人口满怀致富的梦想移民到较为富裕的城市，成为推动中国经济繁荣的中坚力量。但是中国的经济越发达，进城务工人员和农民就越能感受到自己的弱势地位。贫富悬殊与城乡差异成为中国当今最急需解决的问题。　　这一复杂的状况源于中国旧的社会、法律和政府体制。当问及成都的人口时我们得到了两个不同的答案：1150万和1400万。这一数据的差距本身就揭示了部分问题：中国户籍制度下的城乡差异。如果农村人口离开自己的村庄前往城市工作，那么他们就成为进城务工人员。但是，尽管他们生活在城市中却不能算作是真正的市民。他们也无法享受到城市居民的一些权利，比如社会福利与受教育的机会（在第三章中我们还会详细解释）。这些权利取决于人们的出生地，除非进行户籍改革，否则权利的不平等是无法消除的。　　城乡二元制度决定了人们迥然不同的未来，使得中国农村人口在大家眼中沦为二等公民。人们似乎根本没有意识到这种歧视导致了多么严重的人才浪费。废除二元户籍制度不仅可以为农民打开通向更美好生活之门，还可以开启一座尚未利用的人才宝库。　　我们感到很惊讶，解决日益严重的收入差距的最富创意的方式并非出现在中国富裕的沿海地区，而是在中国的腹地——四川省省会成都市。　　当决定把奈斯比特中国研究院的研究重点转向中国城乡一体化问题时，我们非常清楚必须进行实地研究，在解决中国这一最具挑战性任务的先锋城市进行实地研究。而所有的迹象都指向了成都。　　成都的总体思路　　成都的总体思路是城乡统筹，即创造公平机会、推进公共服务均等化和居民参与民主决策。　　打个非常简单的比方，想要茁壮成长，植物需要肥沃的土地、充足的水和阳光。如果其中的任何一个要素剂量不合适，植物也许依然会成长，但是肯定不能茁壮。　　在城乡一体化进程中，经济增长起着决定性作用，但是想要实现经济增长必须改革有些不适宜的社会体制。没有平等的机会，贫富悬殊就不可能消除；不解决社会体制问题，农民就无法得到城里人那样的工作和住房；不让农民参与基本决策，能否获得他们的支持就值得怀疑。　　成都市政府不遗余力地为企业家和投资者创造良好的环境。其中的第一步就是分析政府结构、摈弃陈旧思想。一个现代、服务理念至上、为人民效力的政府机构就是这样诞生的。我们所遇到的所有投资者都毫无例外地指出，成都市政府服务至上的理念正是促使自己在这里落户的重要原因，而且自己的日常业务也因这一理念而大大受益。　　就在成都市政府关注经济和投资环境的同时，它也意识到60%的农村人口遭受着不公平的社会待遇，这已经成为成都所面临的一个难题。政府对此所采取的措施便是创造条件帮助农民实现自立。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法律体制日益完善，朝着城乡人口公共服务均等化、提供培训项目帮助农民通过自身努力提高生活水平的方向发展。在这一过程中，农民逐渐成为成都劳动力的一部分，这些受过良好培训的农民对于落户成都的企业来说是非常有利的。　　除了完善法律权益、改善经济条件和提供均等化服务之外，成都还一直致力于创新基层民主，使村委会参与到成都的城市化进程中。　　为了防患于未然，成都市政府在两个方面都做出了努力：一方面，按照市政府服务至上的理念对官员进行培训，使他们更具责任感，更能体察民意；另一方面，深入推进基层民主进程以便农民能够参与到决策中。所有这些措施都为和谐稳定做出了贡献。　　城乡一体化在中国的先行者　　社会稳定不仅是营造和谐社会的必要条件，而且还是投资的沃土，而实现社会稳定首先必须为所有居民提供公平的权益。成都铁三角的三个方面——产权改革、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和基层民主都服务于社会和谐与城乡一体化，并且有利于经济发展。　　成都的创新铁三角同样服务于劳动力市场，源源不断地充实着人才资源库。它为许多成都人提供了更加美好的前景，而且能够有力促进社会和谐。　　为了把城乡一体化创新措施付诸实施，成都需要一个非常称职的市政府。在市委书记李春城和市长葛红林领导下的政府官员不仅具备管理素质、商业智慧和社会责任感，而且还有海纳百川的气量，最后一点也是非常重要的。高瞻远瞩的领导者与高效的管理团队都致力于实现机会均等化，摈弃了高高在上的权威思想，以服务为己任。此外，成都还需要得到它的上级——四川省委、省政府——对它的创新措施给予支持。　　经济发展，成为中国内陆城乡协调的现代城市　　成都的改革始于2003年，自此之后，城乡差距逐渐缩小。产权改革、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和基层民主促进了农村地区的经济发展，提高了农民的收入，并且提升了他们的消费能力。成都的创新铁三角正在刺激国内需求与消费。成都的总体思路与城乡的协调发展保证了农民的利益。不断完善的公共服务体系为现代产业、高科技园和研究中心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成都是中国最为重要的经济中心之一。它位列中国投资十强城市，作为交通和通信中心发挥着重要作用。除了社会稳定之外，成都还有着其他非常明显的优势：一流的投资环境、充足的高科技人才储备、令人愉悦的生态环境、相对较低的商务与生活成本、现代的公路网络、正在建设之中的地铁网络以及全国第四大机场。　　成都的竞争优势就在于政府的全局观——为实现城乡一体化和经济可持续发展助力的成都铁三角。　　在后续章节中，我们将讲述成都创新铁三角的运行机制，告诉大家它们是如何相互促进，实现1+1+1＞3的。　　第二章城乡一体化——中国改革的突破口　　“在中国，给你们留下最深刻印象的是什么？”人们经常会问我们这个问题。我们的答案就是：她在不断完善自己。这是中国与其他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巨大差异之处。新德里的贫民窟和残疾乞丐与30年前没什么区别；里约热内卢的美景无法掩盖贫民窟的毒品战争、凶杀与贫穷；而墨西哥城已经成为危险之地。　　在较为落后的中国西部内陆，成都正在全面、高效地应对挑战。成都铁三角模式——产权改革、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与基层民主——对城乡一体化与经济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世界在变化，生活在不断改善。走在成都街头、参观农村、与曾经弱势的农民和工人交谈，这一切都使我们无法不对成都的未来充满信心。　　城乡一体化的起点　　作为中国西部地区的一个中心城市，成都正在一定程度上刺激其城市周边农村的经济发展。但是，外围郊区的农村地区仍相对比较落后，相当数量的农民仍只能前往东部沿海地区谋生。　　中国有句俗语：“穷则思变。”在2003年之前的几年里，成都做了很多工作，但都未能取得理想的效果。仅成都金堂县（人口87万）就有30万人口离开自己的家乡，去其他城市务工。问题变得愈加紧迫。　　在与成都市政府官员的交谈过程中，我们感觉到，成都市委书记李春城是成都以崭新而全面的视角制定相关策略摆脱贫困过程中的领军人物。我们听说，在2007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李春城回顾统筹城乡之前，不少人一直是就农村说农村，就农业说农业，就农民说农民。因此，虽然竭尽全力，但并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李春城说，当初党的十六大和四川省委提出的“统筹城乡发展”，给了他很大的启示。李春城认识到，以割裂的方式讨论农业发展、农村问题和农民需求最终都必将失败。在中央政府“统筹城乡发展”指示精神的鼓励下，成都市于2003年开始全面推行统筹城乡发展。并且集中了基层和群众在实践中的创新，逐渐形成了针对实施城乡一体化的一套全面的理论体系。我们在调查访问中从多个地方了解到，成都的城乡一体化能够不断推进，成为中国改革的突破口，与四川省委、省政府的支持直接相关，不管是城乡一体化实施之初，还是到了实施产权制度改革的深水阶段，四川省的主要官员都给了毫不犹豫的支持。这让成都改革的具体推动者更加坚定。　　从二等公民到机会均等　　2010年3月8日的成都阳光灿烂，暖意融融。红艳艳的海棠花挂满枝头，洁白的玉兰迎风绽放，粉红的桃花刚刚吐蕊，在各色树木新生的嫩叶衬托下显得格外美丽，大自然的一切都在这早春中慢慢苏醒。在成都温江区一家花木园子内，这样的花木还有好多，有正在开花的，也有刚发新芽的，有高大的乔木，也有盘枝错节被修剪成各种形状的盆景。该花木园子占地300多亩，既是一个花木生产区，又是一个花木产品展示区，同时还可以供人游览观光。　　坐在我们对面的花木园子老板胡世勋指着眼前的这一大片花木对我们说：“这些土地原来都是农田，种植传统农作物，给我们农民带来的收入每亩不到1000元。”胡先生喝了口茶，饶有兴致地继续谈到，“但是成都进行改革之后，出台了更加有利于我们的产权政策，鼓励农村土地向规模、向业主集中，开启了农村的新时代。改革之前，我家只有四亩多地，也种植花木，虽然我们有技术，但规模一直比较小。但是自从我们农民可以自主决定如何处理自己的土地之后，我们家就能从其他农民那里租地了，于是我们租了300多亩，办起了这家花木园林企业。每年的销售收入达到了5000万元以上，不但提高了土地生产效率，租地给我们的农民也可以进城找工作或者在我们园子里工作。这些人（他指着旁边的两男两女），原本都是传统农民，现在在我这里工作。”　　“我已经无法想象自己以前靠天种田是什么样子了。”尹春燕对我们说，这位年轻姑娘虽然没怎么读过书，但是非常健谈。“过去种田太辛苦了，一年忙到头，每亩地收入不超过1000元。不过后来，我和丈夫把地租给了胡先生，胡先生则给了我们这份工作。我在他的园子和劳动技能培训学校接受了花木技能培训，现在我已经是一位花木技师了。”对自己职业的自豪写满了她的脸庞。她依然有着农民特有的红色脸颊，但是说话已经和城里人没什么两样了。　　“原来我们种田的时候，一年一家人收入不过1万多块钱，”坐在尹春燕旁边的一位男士说，“但是现在在这里打工，除了每亩地每年净收入2000多元租金外，我每个月还可以挣3000多元工资。”他又指了指身旁的尹春燕说：“她是技师，工资更高，每个月可以挣四五千元。就算是五六十岁的妇女，在园子里除除草，除掉开支，每天都可以挣五六十元。”然后他又指着旁边一位男士说：“他原来在南方打工，孩子和爷爷奶奶一起生活。但是现在政府推出了一些新措施，农民也可以享受到平等的公共服务。于是他回到了家乡，也接受了再培训，在这家花木园子工作。”　　“我们所有的技师都来自本地，”胡老板解释说，“他们中的许多人原来都在南方或者东部沿海打工，回来后参加了政府和企业组织的专业技能培训，取得了专业证书。现在他们很高兴能够回到故乡和家人团聚，而且还能享受到和城市居民同样的权利。”　　类似温江区这样的地方在成都我们还看到了许多。它们都从贫穷落后的村庄变成了繁华城市的一部分。在发展的过程中，不仅为农民提供了工作机会，也为游客和当地人提供了惬意的休闲娱乐场所。　　“花木园子”所代表的不仅仅是一家园林企业，而是农民生活的巨变：从二等公民到机会均等。农民对于生活有了新的视角，他们多了很多选择的机会。在成都，农民的生活也能很幸福，这种现象已经不再稀奇，它越来越成为常态。　　成都所面临的社会经济挑战　　中国已经取得了巨大进步，但是即使对这样一个国家来说，现代化大厦也是不可能凭空而起的。它必须一步步打好基础，而且一些方面还需要推倒重建。　　户籍制度就是中国所需要“推倒重建”的重大项目之一。成都市在这方面一马当先，它正逐步消除城乡差异，使得所有人——不管是农民还是城市居民——都能在成都享受到公民的全部权利。　　成都对于社会、政治以及经济的协调发展观减轻了自己的财政负担，大大拓展了农村人口发展经济的机会，同时也为投资者创造了理想的环境。　　户口的历史与特点　　西方世界对于中国的户口比较陌生。其实它就是一个类似护照的小本子，上面记录着每个家庭成员的基本信息。从功能上讲，户口代表的就是中国的居住体制。户籍制度可以追溯到商朝，而现行的户籍制度始于1958年。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中国大陆的各个镇、市和省都必须根据社会主义模式扮演好自己的经济角色。农民在乡下种地，生产的食物运往城市，而各个城市则可能从事自然资源开采、低端产品生产等工作。为满足计划经济的需要，所有这些地区都必须有足够的劳动力，这一点是很重要的。因此人员的无序流动是不可想象的，因为它会导致劳动力的严重失衡。　　如果没有当地政府的书面许可，人们是不能迁移到其他地方的。　　人们的农村户口或者城市户口取决于他们的出生地。这一文件记录着人们的家庭住址、姓名、父母和配偶的信息以及出生日期等。　　●持有农村户口的农民大多要遭受一辈子的贫困，可享受到的社会和教育福利相当贫乏。　　●城市户口可以为持有人带来一系列的社会保障，包括退休金、几乎免费的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和子女教育福利。　　过去30年中，中国各地的2亿多农民离开了自己的土地，成为进城务工人员。他们对中国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现代化摩天大楼、高速列车、机场和现代化的基础设施都离不开他们的辛勤劳动。这些进城务工人员正是促使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骨干力量之一。　　尽管如此，无法获得城市户口还是限制了这些进城务工人员的发展。从农民的角度来看，户籍制度所设置的壁垒和限制是为了阻止农村人口大量涌向市中心或者其他较为富裕的地区。从城市的角度来看，城市人口的无序增长将会为诸如住房保障等社会福利带来无法承受的负担，导致严重的财政问题。　　进城务工人员几十年来每天工作10小时，而且经常遭遇工作环境恶劣、收入不高的困境。对他们来说，现在是时候消除城乡居民在社会、经济和政治待遇上的差异了。　　迈上新台阶　　中国的快速崛起始于改革开放以及经济特区的发展。中国沿海地区和城市逐渐受惠，后来西部大城市也逐渐实现了现代化。中国政治协商会议新闻发言人赵启正在与我们合著的《对话：中国模式》一书中，把中国的快速发展比作高速列车。所有中国人都登上了这辆列车，但是大家的舒适程度并不相同。经过几十年之后，许多人得到的仅仅是硬座，于是旅途越长，他们的抱怨就会越多，抱怨声也会越大。　　中国早已确立了为所有人民提供“软座”的目标：建设小康社会。现在这仍然是中国的目标。　　尽管有国家政策的指导，但是和谐与公平在很大程度上都取决于地方政府的态度。在中国，成都是专注于致力城乡一体化与社会和谐发展的一个典范。　　户籍制度改革的成都模式　　2011年3月，人民网刊登文章，称户口为“一大障碍，妨碍着农村人口实现梦想”。毫无疑问，户口问题的解决将会成为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一项重要成就。　　2010年，《中国日报》发表评论：“成都的新计划是中国打破长期阻碍居民自由迁移壁垒的第一例，是允许农民在进入城市的同时保留自己土地的第一例，是消除城乡居民教育和医疗不公平待遇的第一例。”　　在成都所进行的试验将有希望改变中国7亿农民和进城务工人员的命运，而这正是许多人大代表在2011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的呼声。　　城乡居民自由迁徙　　即使出发点再好，城乡居民自由迁徙也绝非易事。在统筹城乡住房供应方面，成都市政府所面临的主要挑战有：　　1．大部分农村人口在自己的村庄是有住房的，但是他们并没有被纳入成都的城市住房供应体系之中。一旦他们可以自由迁徙，很难计算有多少农民会迁往城市，因此很难为此提供准确的预算。　　2．如果大批农民迁往城市，那么教育经费必须大幅提高。中国的孩子通常都会就近入学。而成都所有的知名学校都在市中心，因此许多农民将会努力在这些地区落户以便孩子能够进入最好的学校。城市学校所面临的压力将难以想象。根据政府估计，成都必须至少投资3亿元人民币才能应对农民涌入所需的短期调整。　　3．农村的最低生活保障、医疗保险、社会保险和退休金都要比城市低得多，如果城乡标准实现统一，所需费用将会提高。这样，户籍制度改革将会大大加重各个区县的工作，因为成都所有的政府部门所面临的都是前所未有的问题。中国大部分城市之所以不愿意进行户籍改革并非出于政治原因，而是担心所产生的不可计数的费用会大大加重财政负担。　　4．那些决定迁往城市的农民应该可以保留自己在农村的权益。成都改革的一个前提条件就是保护农民在农村的财产权利。60%以上的农民都不愿意放弃土地。那么，切实保障农民在农村的财产权利才会有更多的农民愿意进城。　　5．许多迁往城市的农民都不具备太多专业技巧，因此很难找到工作。如果经济衰退，他们也会是第一批失去工作的人。即使把他们纳入基本社会保障，大量无业人员也会成为成都的不稳定因素。为了避免这一情况出现，成都市政府决定不让农民完全脱离土地——使得他们具有农村财产的拥有者和市民的“双重身份”。　　不进行产权改革，一切都是妄谈　　夹缝中的中国　　在过去5年中，中国城市发展所占据的一半土地都是农田或者可以用作农田的土地。不管是过去还是现在，城市化进程都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中国现在只剩下13%的耕地，不到世界人均水平的40%。土地意味着金钱，它可以创造就业机会，还可以通过开发房地产项目或者工业项目推动经济发展。问题在于耕地面积不断下降，而对于粮食和其他食品的需求却在不断上升。　　而且这还不是问题的全部。虽然城乡差异日益加剧这一现象并非中国独有，但是中国的确有自己的特点：1949年实施的土地改革和1958年所颁布的户籍制度，它们都是产权改革所面临的重大障碍。中国政府所面临的挑战就是实现农民与城市居民的双赢。　　新的五年计划考虑到了这些问题，发出了采取更有效措施发展农业、推动农村经济发展的清晰信号。但是即使得到了中央政府的大力支持，地方政府所需面临的问题依然复杂。为了缩小城乡差异和贫富差距，地方政府不仅需要强有力且富有智慧的管理，还需要社会责任感。它们必须尊重每个农民的想法，保证每个农民的权利，同时还要实现土地集中经营以提高生产效率。它们必须吸引国内外投资以保持经济增长，创造就业机会。不进行全面土地改革是不可能找到持续可行的解决方法的。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中国正在采用的依旧是在部分地区先行试点的方法。　　不在产权改革方面实现突破，这种大胆的土地改革是不可能实施的：必须要改变土地交易收益模式，使之不再纳入政府公共财政，而是补贴农村人口。这是一项巨大而且彻底的变革。　　升平镇的产权改革　　就像我们在前面所提到的那样，由于历史原因中国的产权改革异常复杂。在新中国成立时，土地被分配给了农民。由于土地的肥沃程度不同，为了公平起见，每个农民都得到了一些肥沃的土地和一些贫瘠的土地。土地所有权也相应确立。在文化大革命的狂潮中，许多官方文件丢失，因此很难证明土地的所有权。模糊的继承法使得问题更加复杂。许多情况下根本不可能找到一个“一刀切”的解决方法，官员的任何武断决策都会使许多农民对改革丧失信心。　　成都彭州市升平镇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充分说明了改革的艰难。2008年开始实施产权改革时，它下辖11个村，每个村的情况都不相同。成都市政府为它们提供了三种产权改革方案：不改、小改或者大改。村民可以通过公开、民主的投票进行自主选择。　　首先，根据升平镇党委和镇政府的要求成立了农村产权制度改革领导小组。为了保证改革的整个过程公开透明，昌衡村会计刘孙全详细而且精确地记录了改革的每一个步骤、每一次会议、每一个成员的发言。为了提高透明度，改革、方案和具体步骤的详细信息都对外公布。　　可行的产权改革方案都是经过小组讨论形成的。不同群体的利益都得到了考虑，以防冲突升级。协议都是在民主的决策过程中达成的。整个过程的透明度提升了大家对于集体财产价值的重视，同时也使大家更好地意识到了随之而来的责任与义务。农民对于自己财产的价值有了更好的了解，有了证明产权的土地使用证，土地可以进入市场交易，也可以自己耕种。　　一旦土地产权的问题得以解决，下一步的问题就是提高耕地的生产率。全面的土地改革为土地交易和土地集中经营创造了有利条件，从而有助于提高生产率，逐步实现耕种的现代化。分散的小块土地耕种效率不高，但是随着土地改革的进行，大规模种植成为可能，效率的提高也为农民带来了更高的收入。一些农民决定把自己的土地出租，然后进入工厂或者服务业工作。这样，他们除了工资之外，每月还可以获得固定的租金。　　政策实施之后，180个村民小组中的173个重新调整了土地承包经营权。这有助于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以及历史遗留问题，并确认了所有土地的所有权问题，无一遗漏。似乎所有人都满意而归。　　2010年6月，产权改革在升平镇全面实施，为升平人民带来福祉。　　复杂低效、不得不改的农地产权制度　　土地的产权在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含义。在中国，这意味着拥有了土地的使用权，人们可以在土地上建筑房屋、生活。在许多国家，土地属于国家，可以根据不同的协议对外出租。在中国，土地以及与之相关的一切资源都属于国家，由政府进行管理。　　简单点说，如果在美国，一位农民在自己的土地下方发现了石油，那么所有收益都归该农民所有，因为他是这片土地的拥有者。如果一位中国农民发现了石油，收益则归国家所有。如果美国农民有幸卖出土地供建设之用，那么100%的钱都会进入他的口袋。而在中国，只有一小部分钱进入农民的口袋，大部分钱都流到了政府以及开发商那里。农民也没有机会把土地出租给公司以获得长期收益。　　西方人会认为这对中国农民是很不公平的，但是从中国人的角度来看，这对大多数人都是有益的，因为正是土地收入帮助原本贫穷的城市建设了现代化所需要的大量基础设施，从而为吸引投资创造了条件，促进了经济发展。　　虽然这一方法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基石之一，但是长时间以来也引起了农民的极大不满。失去土地的农民经常因为缺少专业技能而找不到满意的工作，而且因为没有城市户口，他们也享受不到社会福利保障。　　考虑到土地所有权的复杂性，我们就不会对成都花了3年时间对每个农民的每一块土地的使用权进行分类、核实感到奇怪了。　　土地按照用途可以分为两种：耕地与建设用地。在前者上进行任何建设都是不合法的，后者是农民通常用来建造房屋的地方。中国农村土地的出租与使用是极端复杂的。　　随着产权改革的进行，作为政府主要财政来源的土地交易收入将不再补贴政府公共财政。因此负责户籍改革的政府部门面临着如何为消除城乡生活水平差异提供足够资金的问题。　　如果不进行产权改革，胡先生的花木园子也不可能有今天的规模。正因为胡先生能够从周围农民那里租借到土地，他才把自己的园子逐渐发展成企业，形成2011年春天我们所看到的规模。　　农民土地的整合随处可见，规模有大有小。它不仅提高了农业生产率、创造了就业机会，而且使得农民大大改善了自己与子女的生活，使得他们活得更加有尊严。　　汤营模式　　2004年，成都市政府开始整合农田形成大型合作体，并且确立农民的使用权，从而把低产出的农田变成利润颇丰的现代化农业基地。土地生产率的提高为农民带来了更高的收益，而且他们还可以参加再就业培训，获得更好的工作机会。这一切都开始于邛崃市羊安镇汤营村。这一汤营模式包含三个要素：　　●提高土地的使用效率，促进现代农业发展　　●确立农民作为股东和劳动者的双重身份与土地之间的联系　　●创造团队管理模式　　保障农民的土地使用权与处置权　　汤营模式是如何实际操作的？过去，如果汤营村的农民把土地租借给农业公司，他们会得到固定的租金，亩的租金大约相当于四五百斤玉米的价格。即使农业公司的收入增加，农民得到的租金并不会提高。由于缺少专业技巧，这些农民通常都无法在城市找到体面的工作。大量闲散劳动力对维持和谐社会构成了威胁。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2005年新当选的村支部书记胡桂全向成都市政府提出给予农民“双重身份”的建议。“双重身份”意味着农民可以在拥有土地的同时进入城市居住。胡桂全带头成立了汤营农业股份有限公司，农民可以自愿入股，将土地交给公司经营。如果公司盈利，农民的收益也能相应增加。　　成都市政府批准了这一提议。一家国企——兴农公司也投资100万元人民币入股汤营农业股份有限公司。汤营公司推出了“早春红玉”西瓜规范化种植、苦瓜新品种试验推广、大棚食用菌种植等多个项目。为了提高生产效率，该公司积极引进新技术、种植新品种。　　汤营农业股份有限公司依然维持着农民与自己土地之间的联系。作为员工和股东，农民非常关心公司的业绩。大家都认为村子里的事情就是所有人的事情，人们对于生活也更加满意。　　我们与参与汤营模式的农民严金平（音译）进行了交谈，他现在也是汤营农业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东之一。他边整理着食用菌边说：“过去我主要种玉米，每年的收入只有500元多一点。现在我拿出一亩地入股了公司，除了至少得到400斤水稻外，每月还可以得到700~1000元的工资。只要公司赢利，我还可以得到分红。现在我一个月的收入比过去一年还要多。”　　汤营模式以及“双重身份”的创始人胡桂全证实了中国政府的能人统治：“除非村子富裕起来，否则村干部不会有任何权威。”作为汤营农业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长，胡桂全说，过去村里开会的时候经常出现纠纷，但是现在村民都逐渐参与进来，积极建言献计。和生活水平的提高同样重要的是农民获得了尊严，因为他们明白自己已经不仅仅是农民，而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潜在动力之一。村干部的工作不再是治理，而是帮助大家寻找发展机会。胡桂全深刻体会到了变化：“我还能感觉到他们看我的眼神都和以前不一样了。”　　尽管农村的生活和工作条件正在逐步改善，依然有许多人选择迁往城市。仅四川一个省的进城务工人员就有1600多万。　　……

用户评论 (总计18条)

•   系统全面地介绍了成都统筹城乡改革的经验和成果，可视为全国城乡改革的一个缩影。
•   因为成都，所以购买！
•   非常非常好的书 希望未来学家继续写
•   只缘身在此山中，我们自己常常被主流的话语所误导，思想也会不知不觉地钻进牛角尖中。很有必要读些外人看我们的书。
•   本书应该是英文的比较好
•   不同的视觉，不同的感受，值得一读。
•   老外也能写出这样的书！
•   挺好的，打算追加一本
•   老外的视觉另类真实
•   赞一下当当网购书速度 我常在淘宝购物，速度快慢不一，刚刚感觉到当当网送货速度真是极快，一天半收到，真的是很不错
•   老外写的赞扬中国的书。难为老头四川到处跑了。但只谈好的，不批评，有点中国化了
•   尽是些政治性的问题，不怎么看的懂，但感觉还是不错的！
•   属于资料书，有很多官方数据，书到用时不嫌少～
•   前面比较枯燥
•   因为是成都人 所以买了此书 但感觉颇为失望。 虽然为书中提到的成都发展建设的成就和外国人对成都的称赞感到自豪和自喜。但总的来说 这部书像是成都市委宣传部主编的 成都模式 泛泛而谈 并不深入。没有多大学术和现实意义。
•   因为对成都模式十分感兴趣，并在当当网上看到不错的评价才买了此书，书中更多的是感性认识和表面现象的观察，甚至于是从一些报刊和政府数据上找寻作者自身应当思考的现象，像是从政府角度主编的，泛泛而谈，并不深入。没有学术价值。
•   这是听讲座时老师推荐的，买来看后，觉得还可以，只是不似期待中那样精彩，从另一个视角进行的解读，倒也值得一看。
•   毫无深度，一个标题下也就是300字的“调查”，在成都呆过几天的人感受可能都比上面写的深刻，没有价值可言，建议不要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