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时间:2011-6-1 出版社:中国画报出版社 作者:雪珥 页数: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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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自序 国运之“运” 1、落雨大,水浸街。 尽管北京已经严寒料峭,此时的广州却依然春光四溢。为了看看流光溢彩的“新”珠江,我们彻底地陷入了车的洪流,无法动弹。刚刚散场的亚运开幕彩排,令这座城市high到了极点,血脉贲张,到处都是高潮之后的疲态。广州的朋友们尽管感觉到“盛会”带来巨大不便,却都还在坚守家园和工作岗位。“要知揾银最艰难,双眼通红声沙晒”,在北京2008年相当普遍的“避运”行为(避开奥运到外地),广州人做不到,为了生存,只能“受运”。 2、对于大多数国人而言,“受运”、“避运”,没有根本的区别。 在“运”的洪流中,除了随波逐流,几乎没有别的选择。1894年甲午战争失败,被“小日本”打趴下的“大中国”,痛定思痛,朝野上下认定了“只有”制度层面的变革,“才能”救亡图存。问题在于,他们几乎又同时认定,“只要”制度层面的变革, “就能”救亡图存。制度变革与救亡图存的关系,从“只有-才”的必要条件,变成为“只要-就”的充分条件,逻辑关系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之前第一轮改革开放(洋务运动)中对涉及国防、民生等基本面的关注退居二线,甚至消失了。人们都指望着通过体制上的改革,引进或建立一种什么主义,就可一举富国强民,全社会的资源被畸形地投放到这场“寻宝”运动中,自此清王朝进入了“主义”超越“问题”的运动年代,人们前赴后继地“转运”、“倒运”或“败运”,周而复始,绵绵不绝。 戊戌变法就是在极度的失落后一次盲目而操切的“转运”。光绪皇帝及其身边的一小撮年轻干部(即“四小军机”)儿戏般地发出了一百多道改革诏令,以文字上虚幻的快感取代了改革应有的审慎。而资历极浅的改革者们贸然地将重点放在了打破中央国家机关公务员们的铁饭碗上。这种从组织人事上入手的休克疗法,令全国公务员尤其是省部级以上高级干部们人人自危,将他们中的大多数,无论是改革者还是保守者,都推到了这场改革的对立面。再加上康梁师徒为了争夺眼球,一味鼓噪,铺天盖地的“敏感词”深深刺激着官僚机器的神经,这场变法终于成为变法者自己的绞索。反改革势力全面回潮后,甚至在国际事务上也不再韬光养晦,贸然出击,两年内就酿成了义和团运动,乃至八国联军入侵。从1898年的“极右”到1900年的“极左”,中国在表面上似乎进行U形大转弯,但其实背后是相同的进退失据。 3、在1901年逃亡途中,大清中央政府宣示了继续改革的决心,随后发现,各项改革都难以推进,处处掣肘。几番折腾,多方考察,支付了巨额的“学费”后,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攻坚、推行宪政,成了大清中央政府的基本共识。当载泽、端方等人周游欧美、考察宪政回京之后,他们的一句话令慈禧太后悚然动容:宪政的最大好处就是“可保皇上世袭罔替”。在这么强烈的诱惑面前,老佛爷下决心来次政治体制大改革。随后,从干部人事体制改革(官制改革)入手,大清开始“政改保胎”。执政者是真诚地希望通过扩大执政基础、开放政权来获得更多的合法性资源及民意支持。其所设定的9年预备立宪期被后世长期作为“假立宪”的证据,但这一期限不仅远远短于日本的明治维新,而且也被其批判者日后的行为所证实是必要的:抨击清廷“假立宪”的同盟会在以国民党的名义执政后,干脆将立宪过程分解成了军政、训政和宪政,远比其曾经痛斥的大清王朝更为“稳健”。在当时,“改革”已经成了大清国的主流语汇。无论庙堂还是江湖、无论政治还是经济,改革的最大阻力早已不在于反改革的保守势力,而在于改革的旗号被滥用,成为权力斗争的新幌子。宪政改革的目标是建立三权分立,以制约地方政府行政权为诉求的地方议会(谘议局)最为关键。太平天国运动后,地方诸侯权力膨胀,在组织人事、金融财政乃至军队建设和调动等各方面都对中央政府处处掣肘,成为政权建设的心腹之患。地方谘议局成立后,很快就对地方行政机构形成了巨大的钳制。 几次较量下来,地方督抚纷纷转而与谘议局合作,地方政权的执政基础得以迅速扩大。但是,合流后的地方势力却迅速将目标转向了与中央政府的权力分配争夺上,中央政府与地方的矛盾更趋激烈,而且因为夹着谘议局这样的“民意机构”,动辄以人民的名义向中央政府发难(这在四川保路运动中最为明显,“7000万川民”成为地方势力的口头禅),中央政府在这些争斗中节节败退。 4、中央与地方的集权-分权冲突,加上中央政府日益微弱的掌控全局的能力,是导致清王朝土崩瓦解的最主要原因,宪政与否只是一层外包装而已。在权力的逐鹿场上,执政者与在野者的考量角度是不同的:在执政者眼中,稳定压倒一切,没有稳定就不可能发展;而在在野者眼中,浑水才能摸鱼,越乱越有机会。章太炎就毫不隐晦地说过“但愿满人多桀纣”,因为如果满人中出了尧舜,革命就没机会了,执政者越腐败越好、越残暴越好。在野者没有执政的包袱,“不当家不知柴米贵”,也不需要知道柴米贵,轻装上阵,可以喊出最为动听的口号,反正自己没上台前无法验证、也无从兑现,上台之后,谁还敢来验证、要求兑现呢? 秦始皇威武的仪仗过去后,刘邦感叹“大丈夫当如是”,而项羽则说“彼可取而代之”。这种取而代之的欲望是中国历史上主流的政治动力。晚清搞政治改革,宽容度之大史所罕见,非但没有能够凝聚全国人民的精神,反而导致了更为严重的离心散乱。因为,很多人趁此良机想“彼可取而代之”,无论打着什么旗号,核心目的就是夺权,主导口号就是“我能”。 打倒与推翻只能解决所有权和经营权问题,至于经营的很多具体问题,不是“城头变幻大王旗”就能解决的。但是,从晚清直到改革开放,近七十年的社会资源除了应对外敌入侵外,被过多地耗费在了打倒与推翻的内耗、翻烧饼似的折腾,而没能集中在基本的政治制度(如文官制度、权力制衡等)及民生建设上。无论改革还是革命,都只谈形而上,注重权力的掌控,而不关注形而下,忽视民生的提升,导致这种改革或者革命无法令普罗大众真正分享其成果,却要承担其巨大的成本和代价,埋下了“继续革命”的种子。 大清帝国的覆灭主要不在于立宪与否及立宪快慢与否,更不在于大清统治者的漠视民生,而是由于在错误的时机放出了一个错误的信号,令天下群雄以为跑出来了一只鹿,纷纷追逐,将全社会特别是精英们的注意力都吸引到了逐鹿之上,民瘼民生当然就只能服从、服务乃至牺牲于这个“大局”。 5、体制外的在野者总在想着“砸烂一个旧世界,缔造一个新世界”,当然这个新世界必须由他说了算;体制内的当家人也未尝不想改建扩建乃至推倒重建,当然前提是自己还是主人。李鸿章之流的“裱糊匠”,很难在中国历史上“伟大”起来,因为他的职场定位实在太缺乏鸿鹄之志了——尽管中国更需要的正是“裱糊匠”,而非“拆迁队”。耶稣曾说,如果你自认为无罪,就可以拿石头砸死那个妓女,结果所有人扪心自问后都放下石头默默离开。但是在中国,最有可能出现的是,大家一哄而上拿石头砸死那个倒霉的妓女,然后回家说“我只是被裹挟了一次”而已。 “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一个政权垮台后,墙倒众人推,绝大多数都坚称自己“无责”,迅速地进行切割,仿佛自己从来没有在这个政权中生活过一般,账都要算在“万恶的×××”(代入原政权领导人的大名即可)身上。 6、作为“非职业历史拾荒者”,我研究历史也有自己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一个中心”就是以人性为中心,而不是以被夸大的神性或魔性为中心。在此中心之上,利益与权衡就是“两个基本点”,利益是外在的砝码与动力,权衡则是内在的行为与抉择。无论是内生型改革,还是外生型革命,“自利”总是必然的第一目标。阿Q的革命理想就是摸摸小尼姑的光头、睡睡秀才娘子的大床,当然最好拖上吴妈。我相信,这才是大清国人民群众所喜闻乐见的显规则。承认显规则的存在就可能对利益进行制约,一旦显规则成了能做不能说的潜规则,非要把阿Q的欲望伪装成“毫不利己,专门利人”,那吴妈和小尼姑们就完全可能要为革命而牺牲自己,并且是默默地、或者是“被默默地”。利益所系,小到清末上海股灾,中到四川保路运动,大到辛亥革命。利益是无数动人口号背后的真正目的。不去细细解剖这些利益的复杂细节,我们将完全迷失在历史的迷雾中。讲利益并不可笑,也不可耻,更不可怕。可笑、可耻而可怕的是,把自利隐藏起来,口蜜腹剑,听到的是口号,看到的则是拳头与棍子。 7、“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这里的“君”其实就是公权力、已经掌握公权力或正在追逐公权力的人,如果将“君”放在第一位,当然是“民”的灾难。当权者如此做是“民”的当下灾难,夺权者如此想则等于是预约了“民”的下一场灾难。 我们这个多灾多难的民族,最需要的是休养生息,固本培元。
内容概要
本书以1911年的中国作为大舞台,刻画了中央权威丧失,各种政治势力在改革的名义下忙于争夺权势;民营资本大举进入铁路投资,带来一地鸡毛;地方官场的明争暗斗,北京的政争混乱激烈,川路公司挑动民粹,会党势力与革命组织结合的纷乱景象,剖析了辛亥革命的起源真相。
作者简介
雪珥,澳大利亚华人、太平绅士,职业商人,非职业历史拾荒者。一直致力于收藏与晚清有关的海外文物,通过挖掘海外史料,以国际化的崭新视角、跨学科的宽阔思维,重新审视中国近代史,尤其是中国改革史。他不仅注重历史研究的实证,更重视思想的理性和宽容,及历史研究成果的大众传播效果。著有《国运1909:清帝国的改革突围》《绝版恭亲王》《大东亚的沉没》《绝版甲午:从海外史料看中日战争》等。
书籍目录
自序 国运之“运”
引子 帝国出轨
第一章 亡国的股灾
1、全民炒股运动
2、美梦尽头是梦魇
第二章 黑幕
1、铁轨下的老鼠
2、格老子扒粪
第三章 一地鸡毛
1、“二政府”的权力
2、剁椒“杨”头
第四章 紫禁城面瘫
1、“盛”名之下
2、山雨欲来
第五章 波大无脑
1、“不顶不是四川人”
2、护院不看家
3、潜水的老大
4、粉墨登场
第六章 豆豉暗杀令
1、暗杀,暗杀
2、宜昌导火线
第七章 皇帝门神
1、大帅搁浅
2、痞子运动
3、光绪罢市
第八章 老大同志
1、喋血督府
2、机关报 机关枪
3、九月围城
第九章 树上的猢狲
1、“官屠”入川
2、狡兔未死良狗烹
3、树倒猢狲散
第十章 革命“投名状”
1、将军末路
2、总督之死
尾声一 涛声依旧
尾声二 后来,他们的命运
附录一 被误读的晚清改革
附录二 天杀的公司:大清的另类出轨
章节摘录
湖南的副省级离休老干部王先谦,实在不想以这样的方式成为舆论的焦点。 这位湖南著名的儒学大师,离开领导岗位前,担任着江苏学政的职务,这次却被中央下令,连降五级。 这一切,都是因为一场大清国最具有典型性的群体事件: 1910年4月,长沙饥民们抢劫了一家米店,警方拘捕了为首者,这是一起十分普通的治安刑事案件。但在革命“会党”的鼓动下,饥民们包围了省政府(“巡抚衙门”),并冲破警方封锁线,进入办公区域。警方开枪当场打死20多人,会党中的武林高手则用事先准备的煤油焚毁了政府办公楼。 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长沙抢米风潮”。 蝗虫漫天 事后,中央问责,为平息民愤,巡抚、布政使、巡警道等人被“双开”。中央也发现,王先谦的“弟子”叶德辉“积谷万余石,不肯减价出售,实属为富不仁”,进一步恶化了长沙的粮食供应。而离休在家的王先谦,利用自己的影响力,多次阻挠地方政府救济灾民。王先谦被处连降五级,叶德辉则被革去功名,“交地方官严加管束”。 说是师生俩,其实王、叶之间并没有授业关系。王老师有势无钱,叶同学有钱无势,正好强强联手、惺惺相惜。巧的是,两人都是麻子脸,因此“二麻”成为湖南官场、商场一个尽人皆知的代号。那位为湘军写传记惹祸的王闿运,曾写诗嘲讽说:“王家仁叶家义,并入当年《翼教篇》。” 一个离休干部,本就没有什么实权,降级无非少拿点退休金、开会时上不了主席台前排而已,只是面子被扫有点灰头土脸。按照代理湖广总督瑞澂的说法,“湘省民气素嚣,绅权颇重”,王老师“久住省垣,广通声气,凡同事者无不仰其鼻息,供其指使,一有拂意,则必设法排出之而后快。”他在地方上的影响力,早已不是依赖自己曾经当过江苏学政挣来的那个副省级,而是实实在在地在政府的眼皮底下建立了一个实际上的第二政府。 中华帝国的政治传统,“官权”一般只到县级政府,县级以下,真正说了算的其实是“绅权”,地方上的实力派。这些绅士们,一方面作为国家“经纪人”(State Brokerage),协助政府维持治安、征粮征款等;另一方面作为民意代表,为保护和增进地方利益而与政府及其胥吏进行公关及博弈。但随着大清国的改革开放,传统的乡村社会面临着剧烈的变化,政府的权威越来越削弱,地方绅士们日益从政府的“助手”演变为“对手”。乡村的“公权力”被号称“土豪劣绅”的“盈利型经纪人”而取代,他们脱离了传统士绅阶层所受到的道义束缚,毫无顾忌地将手中的“公权力”演变为寻租牟利的工具,主观为自己,客观为政府,扯着改革的大旗,令自己迅速跻身先富起来的行列,大清基层政权彻底“痞子化”,县以上地方官员不得不面对远比自己更具有资源动员能力的绅士们。 太平天国运动中崛起的湘军,令湖南的绅士阶层在军功的护卫下,掌握了远比传统的乡村话语权的更为强大的资源动员能力。早在1857年(咸丰七年),湘军著名将领胡林翼就发现,湖南各州县的征粮征税都依靠“刁绅劣监包揽完纳”,“其零取于小户者重,而整交于官仓者微,民谓之曰‘蝗虫’;其挟州县浮勒之短,而分其肥不遂,则聚众告漕哄仓,官又谓之‘蝗虫’。” 在晚清轰轰烈烈的民营铁路建设中,这种“蝗虫”也依然出现:湖南、四川等地,所谓的“民营”其实全靠强行征收“租股”,掌握实权的乡绅们上下其手,从农民那里敲骨吸髓所得,其实很大部分都被他们巧取豪夺,政府则背上了勒索的恶名,公共财政却并未得到改善。 王先谦就是其中的弄潮儿。他曾经以爱国为号召,鼓动张之洞花费双倍的高价,从美国人手中赎回粤汉铁路,而他自己也于1905年在长沙组建“粤汉铁路筹款购地公司”,号召湖南人民踊跃购买股分,爱国救国,而他本人却在高喊爱国口号的同时,死死捂住钱袋子,盯上了免费的“干股”——“有问以曾入股若干者,答曰,吾为总办当坐分红利,何须入股。” 几只“鸡头” 从来没有商人,会如同大清国的铁路老板们那样,成天将拒绝外资的爱国口号挂在嘴边当口罩。 在王先谦鼓动下用巨款从美国人手里“收回利权”的粤汉铁路,“利权”却既没有归于政府,也没有归于百姓,而被“爱国者们”中途截留了。 “爱国者们”将粤汉铁路公司根据省界分成广东、湖南、湖北三个公司,以满足三省各自“宁为鸡头”的愿望。三只“鸡头”中,筹资进程一度最顺利的是广东公司,但“绅商意见不洽,总办又未能和衷,以致迭起风潮,时有冲突。最后则有查帐之龃龉,开会之喧斗,种种扰乱,路工因之稽迟。”“董事结党盘据,欺吞冒滥,久为众股东所指摘,深虑万无稽核,将股东血本终至缺蚀。”其中一位名叫金菼的董事,看来是在官商两界游刃有余的高手,“利用官威,以箝制股东……稍与辩论,辄架破坏商办大题,反噬挟制,凶悍险诈,无所不至。盘据把持……股东查帐,又藉词票举,以图抵制。”公司内部选举,贿赂成风,银子开路;政府或者股东会前来查账,更敢于拒绝出示账本,“匿单抗查”。 “鸡头”王先谦主持的湖南公司,先是靠政府的公权力,强制征收租股、房股、米捐、盐厘,但杯水车薪,正好再发行300万股铁路有奖公债,奖金之丰厚全球领先,特等奖奖金为3万元,而券面价值仅4元,足足7500倍。但这些敢为人先的改革举措,却依然难以拉动投资。 “以顽钝无耻之小人而握路矿之权”,小股东根本就不相信自己的权益能得到任何保障,“铁路至今未刊印股票,又无息折,商会收股二百余万,仅给收条,以故各处愿入股者多观望不前。” 王先谦“其生平淫而好利,既揽路权,遂以公司为利薮,以公司之款,为行乐之资,为黄某代捐中书,送土某奠仪千两,开办垂二载,于一切筑地购路等事弗顾也。”而“坐办总理”余肇康“与王先谦狼狈为奸,以至湖南之铁路公司开办数年,去冬始动三锄。吾同胞无限之巨款,竟入彼等之私囊。股东无账可查,湘绅无敢过问。” 公司内部是山头林立,围绕对王先谦的效忠与否,分为“拥王”、“倒王”两大派系,而小的派系更是不可胜数。同盟会成员、日后因黄花岗起义失败而在英国投海自尽的杨毓麟,认为“湘路之哄久矣”的原因,就在于“王先谦处心积虑把持路事”,导致“完全商办局面不得成立。驯至号称官督,驯至奏派总协四五人,驯至凭借官权提立股款,酿成环求退股之现象。胶胶扰扰,以至今日。王、余、席一日不斥退,则路政必一日不得整理,其事至为可哀。” 在铁路公司设有多名“总理”(总经理),就是湖南的发明,“美其名,曰名誉总理,曰主持总理,曰坐办总理,四川继之,江西又继之。” “总理”扎堆,在日后成为四川大风暴的重要诱因。 公司内衙门习气浓厚,公司领导人甚至以“安民告示”的公文格式向社会发布通告,俨然政府的大爷做派,而股东过问经营情况,居然要先提交申请(“具禀”),只能在自己的“公仆”面前当孙子。时人评论道:“官办事件,无一不腐败,无一不糊涂,何也,以其督办、会办、总办、提调等名目,动辄至十余人,事权不一,政出多门……只徒调剂闲员,置路事之成败于不顾。” 在王先谦等人的领导之下,湖南粤汉铁路公司“材料不购也,工人不招也,路线不勘定也,基地不预筹也。而每岁股份之所入,绅士辄瓜分而用之。”日本驻汉口总领事水野幸吉在提交给日本驻华使馆的报告书中中说:“湖南绅士徒多议论,经费筹集则毫无头绪,此实为粤汉铁路心腹之患也”。 “鸡头”虽会聒噪,却禁不住“鸡腿”毕竟还是虚弱的。1906年10月,为缴付第二期赎路借款,湖南的“鸡头们”只好把粤汉干路黄高段低价卖给广东公司,又以三水枝路湖南所应得之权利相抵押。第二年10月,因公司任人为私,用财过滥,不少股东担心资金安全,坚请退股。几番折腾后,这家“爱国鸡头”只好想办法引进外资,这本是他们最反对的,却被官方阻止,最后依然要靠强行向平民征收“租股”、“房铺租股”、“廉薪股”,做回了自己最为拿手的“二政府”角色。 对于这些“不曰谋公益,必曰图进步”的绅士们,杨毓麟一针见血总结道:“求其实在,大要不外争得一总理、协理之位置,谋得一每月数百金之薪资,视路局为菟裘,借公义相攘夺。”这些绅士们“对于国家颇欲脱离行政官吏之范围,故必冒称商办;对于社会又欲脱离财产法团诸份子之监督,故必借名官督,或虽未至冒称官督,而实则倚赖行政官吏,以阴谋自便,与官督无异……数月以来,种种怪象,层见错出,殊有足令人骇愕怛悼,不知所措者。不谓吾国士夫借收回权利之美名,文萁帚诟谇之弊俗,至于此极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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