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思的记录

出版时间：2011-8  出版社：中国经济出版社  作者：陈鲁直  页数：138  

前言

进入21世纪的第三年，也就是我78岁的那一年，2003年，我意外地收到家乡南京江浦寄来的一封邀请信，要我参加江浦实验小学成立百周年庆典。该校是我6岁起启蒙的地方。1937年抗战爆发，1938年我从江浦到上海读中学、大学，1949年解放。此后的54年中我只回过家乡四次，基本上只是做几天的逗留，没再长往，母校也没再回去过。现在欣逢它建校百周年，真是机会难得。所以，2003年10月25日，我和老伴成幼殊(她是湖南人，比我还大一岁)都去江浦参加了26日举行的庆祝大会。    我的兴奋，原不过是为母校的健在高兴。到了之后，才知道把我到为当过新中围驻外大使的所谓“名校友”之一。看了学校简介，更使我惊喜的是，原来母校的最初创办人，是我的祖父谢则陈(即陈殿弼)，我作为他唯一的孙儿过去竞不知道，只知他是晚清末年封建科举制度最后一期乡试中举的“举人”(清光绪三十一年即1905年科举制度废除，比前的最后一次乡试)。    据《江浦县续志》记载，从1903年按照朝廷的诏告设立了县立小学之后，到1911年辛亥革命胜利，我祖父曾是县立小学的副校长、校长；宣统二年(1910年)是江浦第一届教育会副会长；民国五年(1916年)当了江浦第二届教育会的会长；民国七年(1918年)又当了江浦相当于教育局局长的劝学所所长，此后即退下来。作为“老古董”，不但上升为货真价实的地主，而且成为抽大烟的乡绅。从辛亥革命后形势的发展看，他不仅是落伍了，而且沦为不合时代需要的保守派。在当时的世界格局中，他当然属于应被革除的一群。所以，江浦小学虽尊重历史但仍按实记录他的业绩，却没有作什么渲染。    2010年，我已85岁，粗略一算，从1953年开始从事外交工作，已近60年。外交离不开国际关系，而国际关系的内涵，对于我们搞社会主义围家的人来说，自然离不开马克思、恩格斯。所以，到江浦参加我上过的小学的100周年校庆，就不免要回溯我半个多世纪的外交生涯，因而也就不能脱离马克思主义学说对我的教养。这对我有很大的好处，它使我乘机思索一下我这一辈子究竟是怎样走过来的，究竟是跟上了时代，还是落后于时代。我特别以时代为核心来回顾我的生平，就是试图说明一个问题，即时代观是问题的要害，如果脱离马克思主义学说的时代观看自己60年的经历，那就是自以为属进步之列，也是自欺欺人了。在本书开始时，我特地交代一下我的意图，主要是借以向读者求教。

内容概要

陈鲁直，江苏江浦人。上海圣约翰大学肄业。194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建国后，历任广州《南方日报》总编室副主任，驻印度大使馆三等秘书、二等秘书，外交部新闻司处长，驻印度大使馆一等秘书，外交部翻译室副主任，驻巴基斯坦大使馆一等秘书，联合国秘书处D级职员，驻丹麦大使兼驻冰岛大使。
《沉思的记录——从报人到大使》以时代为核心，回顾了这位外交工作者的生平，并试图说明一个问题，即时代观是问题的要害。
 《沉思的记录——从报人到大使》的意图，主要是借以向读者求教。

作者简介

陈鲁直：生于1925年。读大学时就参加新闻工作。解放前在香港《文汇报》当过编辑，解放后在广州《南方日报》工作了三年，1952年底走上外交岗位。其后，在中国驻印度大使馆工作11年，在纽约联合国秘书处做过七年的国际公务员，当过一任大使。1988年起搞了十年的太平洋经济合作，做过一任人大常委会外事委员会顾问、一任全国政协委员，在几个大学、学院做过兼职教授、顾问，等等。这本书是近二十年来作者写的文章的选编。因为大多是即兴之作，不成系统，但记录了作者对于一些现实和理论问题的思想过程，还是可以理出一点头绪的，故题为《东西方道路与世界秩序》，加以出版。

书籍目录

前言
一、思想变革的发端
二、爱国与抗日
三、阶级与亲情
四、革命与改造
五、苏联其名及其实
六、联合国国际关系
七、西欧和东欧
八、太平洋能否太平
九、资本与全球化
十、适应必然性为上
后记

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英国伦敦大学历史学教授亨特说：“恩格斯出生在普鲁士一个兴旺发达的棉纺厂主家庭，并且把一生花在棉纺厂的运作上，家庭出身并没有赋予他革命的因素。可是，他的家庭并没有分裂，父亲依然健在，兄弟姐妹和谐，一般来说，这种家庭是不会出现另寻新路的子弟、避免成为‘丑小鸭’的命运的，但是他却成了英国绅士式的革命家即真正的‘天鹅’。”这个“天鹅”化为马克思的终生密友，这究竟应该用什么阶级观点来分析呢？说他背叛了自己的家庭？没有，说他变革了自己的家庭？也没有。这就证明我们惯用的那一套阶级观点是有一定片面性的。否则，连恩格斯在中国“文化大革命”中也难逃厄运。这还涉及另一个深层次的观念上的差别，即在个人与集体的关系上的根本差别。马克思是重视个人价值的集体主义者，苏联式的社会主义则是一定程度上忽视个人价值的集体主义者，与马克思要建立的社会所有制是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的观点相脱节。马克思和恩格斯都认为，即便是无产阶级的国家机关也有其自身的特殊利益，这种特殊利益会成为祸害，为了把这个祸害限制在最小的范围内，就必须防止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可是，苏联式的社会主义却忽视了国家会带来的弊端和祸害，忽视了有必要防范国家对人民利益的侵犯，忽视了国家干预经济生活的限度，形成了全面国有化的社会经济生活，与马克思设想的自由人的联合体相距越来越远。

后记

酝酿着写一篇这样的东西已经有些时日了，回顾自己的一生，除了深感余生有辛以外，又常常觉得有所愧疚，就是生在伟大的时代，却总是搞不清楚它的伟大之所在。我已经度过了20世纪的3/4，又度过了21世纪的1/10，也就是85年矣。我没有想到我能活这么长，更没有想到85年的时间逐没有耗尽我的思虑。    语曰：人是能用语言思考的高级动物。人要不能思考，就不如死去。但思考就既是享受又是磨难。这是我的经验之谈。因此，值得回味。无奈我的笔不能生花。这是“天不佑我”，只能怪自己了。    从一线工作岗位退下来之后，陆陆续续逐是写了一些自己想写的东西。从20世纪80年代末到21世纪初，承蒙友人和同事的鼓励，在《世界知识》《群言》《国际贸易论坛》等期刊，在《国际问题研究》《太平洋学报》等学术刊物，在《国际商报》《青岛日报》等报纸上，长长短短发表过200多篇文章。主要内容大概分这样几个方面：一是在印度、巴基斯坦特别是丹麦、冰岛工作的一些逸事；二是根据在联合国7年工作所接触到的，介绍一些情况；三是作为中国太平洋经济合作委员会秘书长，介绍太平洋经济合作理事会(PPCC)和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KC)等国际组织的情况，以及对国家之间关系的一些分析和看法；四是对自己影响较大的一些名著和有知遇之恩的师长及友人给自己的启示。    进入21世纪，受于光远先生为主任的“中园学人体闲研究丛书编委会”之遣，撰写了15万字的《民闲论》一书，这是我第一本著作，用一年多的时间，系统地学习整理了马克思关于“劳”与“闲”关系的论述，2005年终出版，本人深感受益。    之后，又在于老的彩响下，围绕时代问题，特别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问题，研读了马克思、恩格斯晚年的著作，和一些学者的有关文章，作了一些思考，写了一些东西。把其中的几篇，与前20来年发表和来发表的20几篇文章一起，编辑为《东西方道路与世界秩序》一书，于2007年出版发行。又将另外的一些文字编撰成了《马克思晚年论东西方道路》一书，也于2007年由知识产杈出版社付印。2009年把新的和过去的研究思考重做梳理，撰写了《社会制度与社会发展》一书，包括如何看资本主义的演变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与列宁主义，马克思晚年观察世界的新视角等三部分内容，于当年8周出版发行。    2009年下半年以来，再次研读恩格斯1894年和1895年写的《跋》和《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导言》，以及马克思晚年的相关著作，又写了一些东西，谈了对这些巨著的理解，对暴力革命与社会改造、东西方的对立与相互联系和彩响、金球化所揭示的社会发展规律等问题进行了思考。但是总觉得，应该向于老学习，要努力把深奥的理论写得浅显易懂，让更多的人读后能够评骘、赐教。于是就想以自己不吐不快的愧疚之意、幡然醒悟之感为线索，把自己的一些理性思考与反省结合起来写，遂成此编。它有点像是我的生平概述，不过为了求真务实，以示自我探索的劳绩而已。    读者不难看出，我在思想认识上受惠于于光远老先生很多。在动笔前后，反复研读了他所著的《我亲自经历的那次历史转折：十一届三中金会的台前幕后》，又比较系统地读了他关于时代问题的几篇文章，有2001年的《论时代问题》，1998年的《要最充分地适应我们的时代》，1996年的《文明的亚洲和亚洲的文明》《从“新民主主义社会论”刭“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1993年的《历史上和当前中国的私有和公有》，1988年的《关于当代社会主义和当代资本主义的若干基本概念》，1983年的《关于社会主义经济的几个基本理论问题》等。于老思考研究问题的深刻，表述理论问题的深入浅出，确实令人折服。    他老人家以“死不改悔的马克思主义者”自居，在今日之中国，能以此自豪者能有几人？现在他已接近百岁，我从心底祝他老人家健康万福。祝福他，同时也是希望中国能增加几个像他那样真正懂得马克思学说的哲人。100多年来，马、恩的著作发表了的和未发表过的，西方已经集中了大量学术力量，加以整理并陆续出版，其数量之浩瀚，实在是无出其右者。我辈后学，以任何借口漠视它都是自暴自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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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思的记录:从报人到大使》是由中国经济出版社出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