守夜人呓语

出版时间：2013-3-30  出版社：新星出版社  作者：敬文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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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近世以来，出版业的发达，已经让阿猫阿狗都能出全集了，这本“学术自选集”（好吓人的名字！），自然也是出版业嚣张的产物，根本不是因为收在本书里的文字有多么出色。别人我不清楚，自己的情况则如鱼饮水，冷暖自知：每写完一篇文章，总觉得它像初生婴儿一样可爱、可怜；十天半月之后，就觉得它面目可憎，几乎不敢相信这家伙竟然出自我手。自从我接触到文字和写作这个行当以来，可谓从来如此，几乎没有例外。上面这些话，听起来有“得了便宜又卖乖”的嫌疑。每个人都有敝帚自珍的心理，这也不是多么不可原谅的恶习；只要我们时时谨记自己的儿子并不如我们想象中的那么乖，或许一切都是可以理解的，“得了便宜又卖乖”的辛辣讥讽庶几可以免除。正是这一借口，构成了像我这样一个从不自信的人，也敢出版“学术自选集”的最好托词。全书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的八篇文章，似乎可以冒充文学批评。《从野史的角度看》、《从本体论的角度看》、《我们时代的诗歌写作》写于1997年3、4月间，分别发表于《当代作家评论》1997年第6期、《郑州大学学报》2003年第2期、《文艺争鸣》2002年第6期，它们都收入了我的文论集《被委以重任的方言》（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写它们的时候，我在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读博士一年级。正应了那句人尽皆知的老话：“初生牛犊不怕虎。”该说和不该说的，这三篇文章都说了。貌似漫长的十五年眨眼即逝，如今，我却不愿意为它们准备惭愧之意。另两篇文章《回忆八十年代或光头与青春》、《追寻诗歌的内部真相》分别写于2000年和2001年，分别发表于《莽原》2001年第6期和《中国诗歌评论》第三辑（2002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前文收入我的评论集《被委以重任的方言》，后文收入我的诗论集《诗歌在解构的日子里》（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现在读来也不能让我满意，唯一值得惊讶的，还是自己的胆量。《历史以及历史的花腔化》写于2002年年初，发表于《小说评论》2003年第6期，《一部历史应该少到可以拿在手中》、《灵魂在下边》写于2005年，分别发表于《新文学》第七辑（大象出版社，2007年）、《现代中国文化与文学》第八辑（巴蜀书社，2010年）。关于它们，也没什么好说的，“懒婆娘的裹脚布——又臭又长”。我很惊讶自己还有能力炮制这么糟糕的东西——尽管它们居然得到了一些朋友的谬赏。第二部分的四篇文章，是从专著《失败的偶像》中挑选出来的。那本书完稿于2000年元宵节，时隔3年多，才由花城出版社出版，再过三年，才由远方出版社再版，又三年，出了台湾版。写这部书时，我刚从上海来北京工作，由于人生地不熟，顿起“歪解”鲁迅之歹念。当时估计“鲁学界”会群情激愤，没想到至今连泡都没冒一个——看起来，我连冒犯他人的本领都没有，真没劲儿透顶。第三部分收了三篇长文，《中国的灵魂医生：孔子篇》、《中国的灵魂医生：老子篇》写于2008年3、4月间，是我的专著《牲人盈天下：中国文化的精神分析》（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的前两章，分别发表于《名作欣赏》2009年的第7期和第8期。作为一个永久性的学徒，一个只拥有“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执照的人，我斗胆谈及老子和孔子，原本就没有想过遵守古典学的规范，依然想冒犯那些“国学家”，但人家就是不上套，奈何？《话语拜物教批判》是我的专著《随“贝格尔号”出游》（河南大学出版社，2009年）的导言，也是又臭又长，希望读者灌水和喷饭。此书献给我的硕士生导师袁忠岳先生、博士生导师张德林先生，因为他们曾经给过我太多的关爱。当年我无知所以狂妄，狂妄所以无知，如今，我已年过不惑，终于懂得了感恩和人生究竟是怎么回事。把这些不成器的文字交到他们案前，希望他们批阅，希望他们能给我一个及格的成绩。感谢我尊敬的史仲文先生。因为他，这部本来不该出版的“学术自选集”才能得以出版。我把它的出版，我无聊的僭越，当作最能满足我虚荣心的事情来看待。是为序。

内容概要

本书是作者十多年来的学术自选集，涉及文学批评、思想史研究和哲学研究。作者思维敏捷，目光如炬，总能在看似无问题的地方看出问题：小说起始于野史、历史具有摇头丸规律、诗歌和力比多捆绑在一起、从肉身角度解读鲁迅、将孔子和老子当作被后人背叛的灵魂医生、对百余年来盛行于西方的话语拜物教展开猛烈批判，皆多有洞见，发人所未发。作者文风犀利，善于经营一种独特、爽朗、明快和幽默的学术文体，在读者获取洞见的过程中，也能激起阅读快感。

作者简介

敬文东，男，1968年生于四川省剑阁县，文学博士，中央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教授。有学术著作《流氓世界的诞生》、《指引与注视》、《失败的偶像》、《被委以重任的方言》、《诗歌在解构的日子里》、《灵魂在下边》、《随“贝格尔号”出游》、《事情总会起变化》、《牲人赢天下》、《用文字抵抗现实》，另有随笔集《写在学术边上》、《颓废主义者的春天》，小说集《网上别墅》，诗集《房间内的生活》等。

书籍目录

自序第一辑从野史的角度看从本体论的角度看历史以及历史的花腔化一部历史应该少到可以拿在手中灵魂在下边追寻诗歌的内部真相我们时代的诗歌写作回忆八十年代或光头与青春第二辑夜晚的宣谕鲁迅的语调瞪眼的意识形态肠胃的精神分析第三辑中国的灵魂医生：孔子篇中国的灵魂医生：老子篇话语拜物教批判

章节摘录

肠胃的精神分析1．肠胃的现实主义……和病夫鲁迅一样，尽管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副蠕动着的肠胃，可我们平常却不会专门花时间去理会它，直仿佛它从来都不存在。在从三闾大学辗转回上海的船上，方鸿渐“博士”对他的未婚妻孙柔嘉女士说，尽管我们有那么多亲人，可我们把一生中用于想念他们的时间全部加起来也很难超过数小时（钱钟书《围城》）。肠胃遇到的正是这种待遇。它正好也是我们的亲人。通常只有在它出现了问题时，我们才会在迫不得已之间发现它原来依然还在那里，像一只勤劳的工蜂，一直在默默无闻地为我们的所有动作，哪怕是吃、喝、嫖、赌、献媚、窃国、贪污、受贿等提供有力的支撑。在《南腔北调集》里，鲁迅就曾经专门说到过肠胃的长期被忽略和偶尔的被重视，以及这中间合乎人性的原因。有趣的是，肠胃正是鲁迅经常用到的词汇之一，尤其是它的许多变种词汇，早已组成了鲁迅个人语境中的专门词汇；这些词汇在暗中支撑着鲁迅的思维、眼光、语调直到写作a。在此值得当作对比的是诗人海子，他在自杀前半个月以几乎凌乱的句式，天才般地写到了粮食、肠胃和农业。和鲁迅一样，他也给肠胃打上了个人印记：那里的谷物高高堆起，遮住了窗户他们把一半用于一家六口人的嘴、吃和胃一半用于农业，他们自己的繁殖大风从东刮到西，从南刮到北，无视黑暗和黎明你所说的曙光究竟是什么意思？（海子：《春天，十个海子》）嘴、吃和胃一边联系着我们的人生动作，一边连接着土地和粮食。在海子那里，我们繁复的人生动作经由嘴、吃和胃最终掏空了粮食的五脏六腑，使大地变得虚无、荒凉。在海子那里，嘴、吃和胃是大地的杀手，是罪恶的器官（或动作）。海子以他的敏感心灵，透见了肠胃和丰收、土地、粮食之间剥夺与被剥夺的残忍关系。很明显，在海子的语境中，肠胃是一个伦理学问题；而在鲁迅那里，却更看重肠胃的原始功能，它表征的无疑是肠胃的现实主义：如何才能更加有效地容纳和消化食物（粮食）。因此，海子的肠胃中包纳的是土地，尤其是使土地变暗、变得空无荒凉的邪恶力量，是欲望；鲁迅的肠胃中容纳的，则是支撑我们做出各种人间动作的原始力量。如果海子语境的胃如其所愿地被摘除，大地肯定就安宁、美好、纯洁了；如果迅语境的胃不幸被消除，大地就只有草木、野兽以及它们的自生自灭，按照鲁迅一贯的话说就是：中国人肯定是要被挤出“世界人”之外（《热风•杂感三六》）。a罗兰•巴尔特说过，即使“一个词语可能只在整部作品里出现一次，但借助于一定数量的转换，可以确定其为具有结构功能的事实，它可以无处不在，无时不在。”（巴尔特：《批评与真实》，上海人民出版社，温晋仪译，1999年，第66页）尽管“肠胃”一词在鲁迅的文本中并不是出现得最频繁的词汇，但它无疑是最重要的词汇之一。让我们先把海子和伦理学的肠胃抛在一边。实际上，从肠胃开始分析中国的现实境遇是鲁迅较常用到的方法之一。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大同主义、小康主义曾经嚣然尘上，几千年来却又无不为嘴、吃和肠胃奔忙的国家，鲁迅这样做并没有什么不可理解。值得注意的是，肠胃从一开始就不是作为一个孤零零的词，而是作为一个具有包孕性的词根出现在鲁迅的语境之中，并由这个词根演变出许多专门性的派生词汇。在鲁迅那里，肠胃从功能上说，首先是一个基础：正是依靠它，才使人的身体得以生存下去。即使是圣子耶稣当年饿极了，也得不顾身份去偷人家的东西吃，当主人警告说这就是犯法时，他还煞有介事地为自己的肠胃寻找神学理由（参见《马可福音》12：3-12：6）。这当然没有什么可笑，而是“基础”给了每一个凡夫俗子以宿命和大限。即使是圣子也不能例外，只要他还没有三位一体。鲁迅理解这中间的隐秘内涵。在肠胃问题上，如果不说鲁迅只是一个现实主义者，最起码也能说他首先就是一个肠胃的现实主义者。基于这一点，我们马上可以说，恰好是肠胃的现实主义给了肠胃这个词根最基本的含义：它指明了这个词根在自我推演、自我膨胀、自我完成过程中的方向和路径。鲁迅多次说，我们的当务之急是：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华盖集•忽然想到》）。这里容不得半点儿诗意，也和所有型号的伦理学暂时无干。它是现实的，也是功利的，带有太多保国保种的焦灼感。而“生存”、“温饱”、“发展”云云，正是肠胃作为词根经过自为运动获得的派生性词汇。它既表明了“基础”的意思，也把鲁迅的肠胃现实主义摆渡到它应该去的地方。这就是说，在鲁迅那里，肠胃一边连接着简单的保命术，另一边却连接着登龙术。可它又绝不是桥梁。和许多人的意见相反，基础就是基础，从来就不是别的什么！它是生存的必需品。肠胃也不需要墓志铭，它是活体，始终处在时间的流动之中，它蠕动、收缩、扩张和吸附的节律，就是它自身的时间。更加准确地说，肠胃只有它自己的时间，也只听从它自身时间的号令。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即使在忘记它时，它仍然能够自得其乐、孜孜不倦地运转的原因。为肠胃虚构一种假想的时间是不可思议的——这就是肠胃的现实主义最内在的要求，也是“基础”最严厉的措辞。诚如保罗•德曼（Paul de Man）在《作为抹去的自传》里说的：“墓志铭或者自传话语之主要修辞法，是拟人化，是死后的声音之虚构。”鲁迅也说，梦是好的，否则金钱是重要的（《坟•娜拉走后怎样》）。肠胃反对梦想，特别是当肠胃还没有达到它自身满足的时候——尽管肠胃确实能支撑起我们的梦想。也只有它才能支撑起我们的梦想。肠胃现实主义最隐蔽的潜台词是：它是代表能量的阳光进入我们身体最重要的中转站。而我们说，肠胃的现实主义和它所要求的特殊时间，使肠胃坚决反对包括拟人在内的所有修辞法。肠胃是活体，鲁迅通过《阿Q正传》、《孤独者》、《伤逝》告诫我们说，一定要记住这一点。可是，一个非常简单然而又十分紧迫的问题始终出现在鲁迅眼前：几千年来，尽管我们的肠胃从未缺席，尽管我们的肠胃一直在暗中给我们提供力量，可它并没有得到善待，并没有得到我们的尊重。种种肠胃的伦理学、政治学给了它过多的伤害，给了它超过它承受能力的众多教义。在极端的时候，我们还常常以树皮、草根、观音土甚至人肉去敷衍它滑腻的时空。这是肠胃的伦理学对肠胃的现实主义最大的犯罪。一般说来，在肠胃现实主义肚量的弹性限度内，中国的肠胃以它菩萨般的胸怀原谅了肠胃伦理主义的敌意。它懂得，“肠胃”作为一个横跨亘古的巨大词根（而不仅仅是鲁迅的词根），它的自为运动毕竟还是给肠胃伦理主义的词汇之达成开启了后门，也预支了场地。是的，中国的肠胃现实主义一直有着宽广的襟怀。时而当忙月、时而打短工的阿Q在生计出现问题时——鲁迅通过《阿Q正传》告诉我们，也告诉了他的时代——照样是要造反的。这是一个草民的肠胃在为自己的基础地位、现实主义寻找尊严。鲁迅的深刻在于，他不但以瞪眼和斜视看到了中国数千年来文化上的愚民、弱民政策，使得中国人的思想体格处于极度贫弱的状态，也看到了文化自身的机制在对肠胃实施愚民政策，在时时打破肠胃现实主义的内部平衡。“造反”是“肠胃”作为词根派生出的又一词汇。鲁迅曾经提到李自成的造反、张献忠的造反。他暗示说，他们造反的目的和阿Q准备革命的宗旨并没有根本差别。一旦李自成、张献忠等人（当然也包括阿Q）得势，他们的秉性使他们仍然会毫不犹豫地造就新一轮肠胃现实主义内部的失衡。这都是些有来历的老例了。在这里，通过肠胃和肠胃的现实主义，鲁迅毋宁说出了这样一条真理：肠胃的尊严最终是冒犯不得的，肠胃最终是不可能被愚弄的。肠胃的现实主义有它的独门兵法。肠胃作为词根的派生词汇之一“造反”，就是众多独门兵器中最厉害的一种。肠胃一边维系着我们的生存，一边维系着我们的尊严。当肠胃受到类似于钱锺书所说的那种不公正的待遇时，它就会铤而走险，起义造反。是肠胃最终把人逼上了梁山。是肠胃最终给予了改朝换代的最大助力。毕竟海子那种过于诗意的肠胃伦理主义在庸众们那里，从来就不会有像样的市场。鲁迅碰到的时代正是一个大饥荒的时代，人人都面带菜色；无论是肉体上的肠胃还是精神上的肠胃，都没有得到善待。在一篇杂文里，鲁迅说到过北京城沿街乞讨的小孩。这是肠胃现实主义最动人的华章和最精彩的一幕。鲁迅保证说，从这里我知道了中国的未来。接下来的问题就显得顺理成章——鲁迅的潜台词是：我们民族的肠胃早已出现了问题，这会引起什么样的结果，凡智商不等于零的人都不难想见，因为按照某种貌似庄严的口吻，毕竟孩子还是人类和民族的未来。在另一处，鲁迅不无“恶意”地说，我的确是生得早了一些，康有为公车上书时我已经有好几岁了，这真是不幸。为什么会不幸呢？鲁迅却含糊其辞、王顾左右而言他。但他知道终有人会明白这里边的深意。2．肠胃的伦理主义……孔夫子的弟子们记录了孔子说过的一句很有趣的话：“割不正不食。”他老人家的意思大概是，如果食物在刀法上显得凌乱、不守规矩、破坏了应有的美感，我们的至圣先师是宁愿饿肚子也不愿意下箸的。联系到孔子“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论语•雍也》）的说教，这自然可以理解。千百年来，我们的儒生、理学家、卫道士们在板着面孔之际，显然忘记了孔夫子在这么说话时包含着的更多的幽默感，也不愿意在孔夫子身上去寻找他之所以这么说话的原因。顺便说一句，孔夫子的话里边还隐含着一个肠胃上的美学问题，也被众多的孔家门徒给忽略掉了。是啊，在孔子那个年代，美学刚刚草创，割不正就不食，也未免显得太奢侈。儒生们怎么愿意注意这些有可能给圣人脸上抹黑的鸡毛蒜皮呢？他们从那中间更愿意看到的是格物、致知的心性功夫。我们都听说过，只有有病——不管是身体有病还是精神有病——的人，才会过分重视吃食的面孔、成色和酸碱度是否与自己的肠胃相匹配。后起的儒生们可不管三七二十一，活生生把孔子的话上升到象征的高度，并由此开创了肠胃的伦理主义传统。听他们解释说，刀法不正，带出来的实际上是食物的非“礼”；而非礼的事情，我们都愿意相信，老夫子从来都是不会干的。保罗•蒂利希在《文化神学》里一针见血地指出了象征的一般性来源：所谓象征，就是“出自我们今天所说的群体无意识，或者集体无意识，出自一个群体；这个群体在一件事物、一个词语、一面旗帜或者不管别的什么东西中承认了自己的存在”。“礼”当然是儒生们的“存在之家”，自然也是他们肠胃的“存在之家”。具体到这里，我们还有必要加上一个限定性条件：此处的集体无意识倒正好是儒生集团的有意识——是他们有意识地把意识强行处理成了无意识，最后把它弄成了象征，当作了禁忌，并给予它伦理主义的板滞面孔。因为千百年来，鲁迅的肠胃现实主义暗示说，小老百姓梦想的从来都不过是大碗喝酒、大块吃肉，至于割得“正”不“正”，大体上不会有什么讲究；到了民不聊生、易子而食的年头，就更是去他娘了。因此，任何号称无意识的东西几乎从来都是被迫成为的。这里不妨插一句，正是在这一点上的失察，使得容格（Carlg Jung）之流的伟大理论从一开始就带有了先天的残疾。孔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已近乎变态；孔子“食不厌精，脍不厌细”，似乎又在提前呼唤一种精致的新美学。他在吃食上的穷讲究，与其被门徒们上升到象征的高度、肠胃伦理主义的假想位置，不如先在肠胃的现实主义水平上进行一番思维游弋再说。正是在这里，历史谣言家鲁迅敢于断言：孔老二有胃病；而且他还指名道姓地说那是胃扩张，患病的时间大约是在周敬公十年以后（《南腔北调集•由中国女人的脚，推定中国人之非中庸，又由此推断孔夫子有胃病》）。这不应该算是瞎把脉，毕竟鲁迅是学过医学的。除此之外，鲁迅还有着强大的理由，这里也一并罗列：无论从哪里来的，只要是食物，壮健者大概就无须思索，直接承认那是吃的东西；只有患病的人才一再想到害胃、伤身，搞出许多有关食物的禁忌（《坟•看镜有感》）。这当然是更加准确的诊断了，因为它建立在病理学和物质经验的双重基础之上。肠胃的现实主义在这里拥有足够的批判力量：它面对祖传的肠胃伦理主义时，有着鄙夷、蔑视和挥手之间就将它打发在一边的能力（这暗合了向上倔起的眼神）。在鲁迅看来，古老的、建立在“克己复礼”基石之上的肠胃伦理主义根本不值得再提倡，它是糟粕，同样也是压在肠胃上的巨大重负之一。正是它，导致整个民族都患上了广泛的胃下垂。尤其需要注意的是，肠胃的伦理主义一开始就给肠胃虚构了时间段落——王化的、由“礼”规定好了的四平八稳、低眉顺眼的时间。所谓君子不饮“盗泉之水”、不吃“嗟来之食”。这种柔顺的时间彻底摧毁了、取消了肠胃自身的时间。但它保证说，只有在王化的时间段落里，肠胃才能获得它需要的安宁、和平以及满足（大同？小康？）。肠胃现实主义在经过它自身的思辨、运作后，毫不犹豫地打翻了虚构的时间——我们早就知道，肠胃的尊严最终是不能被冒犯的。值得考虑的倒是，鲁迅不仅是一个肠胃的现实主义者，同时也是一个伦理主义者。但他不是祖传的伦理主义者，也不是海子那种诗意盎然的伦理主义者。在鲁迅这里，肠胃伦理主义反对诗意，它遵循它的主人对食物的理解方式，并由此去规定对食物的挑选，对食用方式的选择。鲁迅的肠胃伦理主义天然带出了他对个人、时代、历史、人生和文化的几乎全部理解。由于肠胃作为词根在鲁迅个人语境中的内在含义，鲁迅的肠胃伦理主义也有它自己的独特性。简单说起来，和鲁迅一贯关心的问题及其表情相一致，他的肠胃伦理主义也具备着痛苦的、口吃的质地。在小说《孤独者》里，鲁迅描写了一个叫作魏连殳的知识分子。此人早年激进，抱着改造山河、富国强民的大志。残酷的现实生活却让他处处碰壁，几乎是经常性地食不果腹，及至无人理睬。最后他破罐破摔，当上了一个地方小军阀的幕僚，立时境遇大变，身边经常性地聚集了一大堆唯利是图、讨好卖乖之众和海吃大喝之人，其中也不乏那些先前对他的“不理睬”党。但魏连殳最终只是一个孤独者，因为他的真正目的、人生理想根本就不在这里。和孔子的伦理学一样，魏连殳的肠胃也自有它要排斥的“盗泉”和“嗟来之食”。不排除魏连殳身上有被许多论者标明出来的种种特质和象征意义，但他正好表明鲁迅牌肠胃伦理主义的实质。鲁迅的肠胃伦理主义的真正含义毋宁是：在抛开祖传伦理主义对肠胃的时间虚构后，新的伦理主义必须给肠胃一个全新的、有利于富国强民的、并且是健康的、可靠的时间段落。这个时间段落一定要征得肠胃自身的时间形式的同意。这就是说，肠胃伦理主义既要尊重肠胃的本己需求，但又绝不为肠胃的原始现实主义牺牲自己的尊严（这在思路上倒有些近似于祖传的肠胃伦理主义）。它同意《马太福音》说的话：“人活者，不仅仅是为了面包”（Man shall not live by bread alone）；也能在抽象的含义上同意《文子》的建议：“外与物化，内不失情。”但它绝不同意“割不正不食”。鲁迅的肠胃伦理主义的痛苦和口吃就在这里：尽管他特别想找到可靠的时间段落去框架肠胃，但现实境遇不答应；在肠胃现实主义的巨大压力下，他不得已牺牲了自己独有的伦理主义，但伦理主义却又为此痛苦不堪，并由魏连殳明知自己患了绝症也懒得去治疗最终吐血而死来了结痛苦。魏连殳是肠胃现实主义和伦理主义深刻冲突的牺牲品，是炮灰和齑粉。在矛盾双方之间，鲁迅牌肠胃的伦理主义实在是很难对它们谁更有理作出准确的判断——这自然就是口吃了。魏连殳的痛苦归根到底是肠胃伦理主义的痛苦，魏连殳的孤独也是肠胃伦理主义的孤独。一件意味深长的事情是，鲁迅接受过国民政府一家学术机构的聘请，虽然他从未到场视事，却几乎是直到死都在领取它发放的薪水。联想到鲁迅对国民党及其政府的猛烈攻击，而他似乎对只领薪水不干事从来也不愿意提起，这中间不正充满着他的肠胃伦理主义的躲闪性吗？该躲闪性和鲁迅肠胃伦理主义的痛苦、口吃有没有内在的一致性呢？建立在“礼”上的伦理主义造就了一个四平八稳的胃口、对食物进行广泛挑剔的胃口；建立在鲁迅私人词根之上的伦理主义造就了一个痛苦的胃口，它不断在伦理主义和现实主义之间来往穿梭、居无定所。谁敢一口咬定哪一种更好，哪一种更糟？为了解决伦理主义本身的痛苦、口吃和它们带来的躲闪性，既然鲁迅早已枪毙了祖传的肠胃伦理主义，那么，他会听从海子的建议，捡起海子那种充满浓郁诗意的伦理主义即干脆把肠胃给摘除吗？对于子的小儿之见，鲁迅当然会不屑一顾。因为肠胃的现实主义始终给鲁迅提供了这样一个发言的立场：活人只谈活人的肠胃。海子的肠胃在鲁迅那里显然指涉的是死人的肠胃。但鲁迅肯定不愿意知道（但他肯定知道），这个世界上还是有人会在他自己的肠胃伦理主义的指引下一条道走到黑的，比如海子，他用伦理学的胃口彻底取代了现实主义的胃口，山海关铁轨上被火车砍成两截的身体表明了“彻底取代”带来的悲剧性，而不是躲闪性和口吃；比如伯夷、叔齐，他们同样是用伦理主义的胃口一步步取代了现实主义的胃口，只不过他们的步伐更从容、更中庸。有趣的是，在《故事新编》里，鲁迅也写到了伯夷、叔齐。在鲁迅明显的调侃和讥讽的语气中，我们看到了他的肠胃现实主义和肠胃伦理主义之间忽而搏斗、忽而和平共处的真面孔（《故事新编•采薇》）。鲁迅把这中间的痛苦给掩盖了；联想到不为别人服务却又毫无愧色（？）地领取别人给出的薪水，鲁迅以那样的语调描写伯夷、叔齐，其目的和宗旨不是反而更加欲盖弥彰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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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评论 (总计1条)

•   很喜欢。一个人的时候，看看，很放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