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社会思潮与文学研究会

出版时间：2011-1  出版社：新星出版社  作者：潘正文  页数：2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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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论著是关于文学研究会的专题性研究，重点在于探讨“五四”时期的“互助主义”、“人类主义”、“泛劳动主义”等社会思潮对于文学研究会所造成的复杂影响。因为主题定于此，并且已有他人全面介绍文学研究会的论著出版在前，因此，本论著就不对文学研究会作全面的介绍。本论著对于文学研究会的讨论，主要集中于它在“为人生”文学时期的理论倡导和“爱”与“美”的文学创作，对于它在“五卅”之后转向了阶级文学的倡导及创作，不作过多论述。“五四”社会思潮是一个相当庞杂的整体，各种社会思潮之间，呈现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关系，它的各种社会理想，都在“工读互助运动”与“新村运动”中有所体现，它们对于文学研究会的影响是综合性的，但为了把握的方便和条理的清晰，本论著还是作了区分性的论述。“五四”社会思潮与文学思潮常常是相互融合在一起的，当时流行的“互助主义”、“人类主义”、“泛劳动主义”等社会思潮，与人道主义、个性主义文学思潮。

内容概要

本书所展现的，是一个“另类”而又完全符合史实的“五四”文学时代。    文化上的不设防，是“五四”的胸襟，当时世界范围内流行的各种充满幻想和“小资”色彩的社会思潮，都在中国有过演绎和信徒，并对以文学研究会为代表的大批中国作家产生过巨大的影响。被郭沫若嘲笑为充满“童话色彩”的日本的新村主义思潮传到中国后，诱使老实的周作人亲自跑到日本的新村去种了一回红薯，并乐滋滋地对中国青年大加介绍，吸引了一批信徒，新村式的浪漫理想，在叶圣陶、王统照、郑振铎、冰心、庐隐等作家的文学作品中曾经得到过正反两方面的表现。同时，在“五四”思想文化界曾经大为流行的“泛劳动主义”、“世界大同主义”等各色充满了乌托邦色彩的社会思潮，也对周作人、茅盾、郑振铎、瞿秋白、瞿世英、耿济之等文学研究会骨干的文学观念造成了复杂的影响。

作者简介

潘正文，男，1970年12月生，文学博士，现为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2008年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博士后流动站进行博士后研究。主要从事中国现代文学思潮、社团、流派研究，曾在《文学评论》、《文艺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等刊物上发学术论文30余篇，主持有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等多项。

书籍目录

前言绪论第一章  “五四”社会思潮激荡下的新村运动、工读互助运动与文学研究会的结社　第一节  “五四”社会思潮之汇流：新村运动　第二节  “五四”社会思潮之结晶：工读互助运动　第三节  新村运动、工读互助运动与文学研究会的结社　第四节  新村运动、工读互助运动与中国现代文学第一个纯文学社团出现的精神关联　第五节  工读互助运动和新村运动为文学研究会留下的巨大思想资源第二章  “泛劳动主义”的文学者身份定位与文学研究会的著作工会姿态　第一节  “泛劳动主义”的文学者身份定位与文学研究会成立“著作工会”的理据　第二节  “泛劳动主义”、“著作工会”与文学研究会“宽中带严”的文学态度　第三节  作为“著作同业公会”的文学研究会及其与创造社之间的论争　第四节  “著作工会”心态与文学研究会强烈的指导文坛意识　第五节  “著作工会”指导文坛的需要与文学研究会的“主义”标榜第三章  “大人类主义”意识与文学研究会的世界文学视野　第一节  “大人类主义”意识与文学研究会世界文学观念的成熟　第二节  以“人类”的胸怀行兼容包并的世界主义文学译介　第三节  以“人类”的名义将中国旧文学整理纳入“世界文学”范围第四章  “大人类主义”与文学研究会“为人生”的文学　第一节  “大人类主义、”与民族国家文学话语向“人的文学”话语的转型　第二节  “大人类主义”与文学研究会“为人生”艺术观的底色　第三节  “大人类主义”与文学研究会“为人生”文学的“新理想主义”色彩　第四节  “大人类主义”与文学研究会“为人生”文学的观念化倾向第五章  “互助主义”与文学研究会“爱”与“美”的文学　第一节  由“竞争”到“互助”：“五四”社会进化论世界观的转型　第二节  “互助主义”与文学研究会的泰戈尔“热”　第三节  文学研究会“爱”与“美”创作中的“互助主义”色彩第六章  “泛劳动主义”与文学研究会创作中的人物塑造　第一节  “泛劳动主义”与文学研究会创作中美化下层人物的塑造模式　第二节  理想化的下层人物背后闪耀的是“泛劳动主义”远祖卢梭的光芒　第三节  “泛劳动主义”的影响一直延续到了转向阶级文学后的文学研究会结语参考文献后记

章节摘录

在文学研究会十二位发起人中，蒋百里是《改造》杂志的主持人，而在当时，《改造》杂志也是新村所主张的“泛劳动主义”的积极鼓吹者。王统照作为《曙光》杂志的主要负责人之一，也参与过“泛劳动主义”的宣传。王统照在《曙光》创刊号上复路汝悌的信中说：“自从欧战完了以后，‘劳动’二字，已竟在世界上成了一个不可思议的名词，大有惟劳动者的‘马首是瞻’的样子。可怜中国人尚睡在鼓里，只是成日里醉生梦死、攘权夺利的忙个不了，谁有功夫去过问这些事情”。《曙光》1卷2号还专门介绍过美国拟办的一个“新式学校”——“模范村”。同时，曙光社与北京社会实进会、人道社的交往是非常密切的，两个组织在成员上也存在着交叉现象，郑振铎、耿济之、瞿世英都是曙光社的社员，两个社团在宣传和鼓吹新村主义的立场上也基本一致，同时他们也都是青年工读互助运动的积极者。在文学研究会发起人中，新潮社的叶圣陶是最早因新村的关系和周作人结缘的。据周作人1919年7月16日日记项下：上午六时半抵东京长岛佐佐木今田诸君来迎先到羽太家得二日叶圣陶君函……其后，周作人于1919年7月21日、9月4日又接到了叶圣陶的来信。叶圣陶加入日本新村组织成为继周作人之后的中国籍会员，基本上可以断定是周作人的介绍。而文学研究会发起人之一，新潮社的郭绍虞则前文已经提到，是最早以论文《新村研究》一文对周作人的《日本的新村》作出积极反应的文学研究会发起人。新潮社的孙伏园也与新村有一定关系。孙伏园是周作人在绍兴教书时的学生，因周作人的介绍入了北大。据周作人日记记载，周作人几乎每次接到日本新村方面的来函和寄来的杂志时，都记有“孙伏园来”字样。1919年8月10日周作人访日本新村后回到北京，8月11日、12日都有“伏园来”的记载。从这种记载中，我们可以感受到孙伏园与新村之间的某种端倪。沈雁冰的情形稍有不同，他并不在北京的新潮社、人道社、曙光社宣扬和鼓吹新村主义的圈内，但是，他同样是青年工读互助运动的道义上的支持者，对于互助主义和泛劳动主义作过宣传。他之所以成为文学研究会的发起人之一，主要是因为刊物出版的关系。1920年10月16日，张元济到北京求贤，谋求商务印书馆的改革。而在此前几天的10月11日，商务编译所所长高梦旦则已提前到京。因为自新文化运动以来，商务的刊物《东方杂志》、《小说月报》遭到了新文化运动中心的《新青年》和《新潮》的抨击，商务的声誉和商业利益受损。张此次进京，是打算聘请胡适出任商务编译所所长，以改变保守的面貌。1920年10月23日，郑振铎与耿济之访张元济未遇，24日郑再次来访，张元济日记云：“言前是由蒋百里介绍，愿出文学杂志，集合同人，供给材料。拟援《北京大学月刊》艺学杂志例，要求本馆发行，条件总可以商量”。

后记

自读硕士时起，就有一种想法，那就是从思想史的角度对中国现代文学展开某种研究，但由于功力较浅，力不从心，所以，大致也就只能止于一种心愿。2002年9月，我进入南京大学中文系攻读中国现当代文学博士学位，这种想法得到了导师朱寿桐先生的鼓励，而且有多位博士生同门正在从事这方面的研究，如张全之、易全良等诸位师兄。在南京大学读书一年多后，朱寿桐先生虽然调入了广州的暨南大学中文系工作，但他仍然一如既往地关心和支持我的研究进展，使得我的设想得于坚持。但随着在南京大学图书馆地下室旧期刊书库泡的时间越来越长，我慢慢地意识到，从事中国现代文学思想史研究的设想相当冒险，因为这不仅要求研究者熟读各种现代文学期刊和诸多现代文学作家的文集，而且还需要研究者全面地熟读各种人文社科类乃至自然科学类的现代期刊。因此，只能对原来的设想大幅收缩，改为先从局部下手，最后选定以文学研究会为探讨对象。论题确定之后，在论文的进展和成型阶段，王继志先生给予了精神上的极大支持，王彬彬先生则在我的博士论文初稿写出后进行了累人的审稿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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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社会思潮与文学研究会》是由新星出版社出版的。

用户评论 (总计4条)

•   本论著是关于文学研究会的专题性研究，重点在于探讨“五四”时期的“互助主义”、“人类主义”、“泛劳动主义”等社会思潮对于文学研究会所造成的复杂影响。本论著对于文学研究会的讨论，主要集中于它在“为人生”文学时期的理论倡导和“爱”与“美”的文学创作，对于它在“五卅”之后转向了阶级文学的倡导及创作，不作过多论述。“五四”社会思潮是一个相当庞杂的整体，各种社会思潮之间，呈现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关系，它的各种社会理想，都在“工读互助运动”与“新村运动”中有所体现，它们对于文学研究会的影响是综合性的，但为了把握的方便和条理的清晰，本论著还是作了区分性的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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