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策过程研究

出版时间：2012-7  出版社：杨成虎 知识产权出版社 (2012-07出版)  作者：杨成虎  页数：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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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自政策科学诞生以来，政策过程研究一直就是一个充满魅力而探究起来又极为艰难的学术领域。《政策过程研究》没有沿用传统的阶段启发理论安排内容和结构，而是在区分政策分析与政策研究的基础上，剖析了政策过程研究的逻辑，并从“垂直”与“水平”两个维度将政策过程构造成为一个政策行动者交互作用的过程。在描述和解释作为复杂政治过程的政策过程时，本书注意吸收了近20年来西方主流政策过程研究框架中的诸多核心要素，以议程设置、决策与执行的一体化、政策学习与政策变迁等政策“活动舞台”作为分析的切入点，试图向读者全面展示政策过程非线性演化的动力与轨迹。

作者简介

杨成虎，男，1970年出生于陕西省澄城县，1998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现为北京信息科技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系公共管理教研部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政策分析与评估、中国政府与政治。著有《政策分析的程序与方法》（独著）、《发达国家决策咨询制度》（合著）、《公共政策评估:理论与方法》（合著）；在《政治学研究》、《社会科学研究》、《领导科学》。《云南社会科学》、《行政论坛》等刊物发表学术论文40余篇，多篇被《新华文摘》转摘。

书籍目录

第一章 政策过程研究引论 一、政策科学、政策分析与政策研究 二、政策研究的逻辑 三、政策过程研究的逻辑与方法 四、政策过程研究成果的分类与比较 第二章 政策过程研究框架 一、阶段启发法过时了吗 二、阶段启发框架的改造与重构 第三章 政策过程研究基础 一、个体模型与集体行动的逻辑 二、政策过程的分析单元 三、价值观念、政策学习与行动策略 四、政策过程中的环境与制度 第四章 问题、方案与议程设置 一、议程设置研究概述 二、若干重要概念 三、议程设置过程 四、议程设置的主要解释理论 第五章 决策与执行的连续统一体 一、决策与执行过程的传统解释 二、决策与执行过程的新解释：反阶段论视角 三、决策与执行的连续统一体 第六章 政策评估、学习与政策变迁 一、政策变迁研究概述 二、政策学习与政策变迁 三、政策学习与政策的创新、扩散和转移 四、作为政策学习的政策评估 后记

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然而，理性选择理论对决策科学化所需条件的绝对化，特别是对决策者的认知局限性、经历以及情绪等心理因素的忽视，引发了一场重大的学术争论。20世纪50年代，赫伯特•西蒙（Herbert Simon）在批评理性选择理论的基础上首创了“有限理性”（bounded rationality）的概念。西蒙发现，人们在实际决策过程中并不考虑所有的选择，而只考虑其中的部分选择；同时，在考虑不同的选择时循序的是“成对比较”，如果两者均不满意，则保留两者之中较好者再与下一个方案进行比较。如此重复比较下去，直至满意。在《现代决策理论的基石》、《管理行为》等代表性著作中，西蒙表述了“有限理性”的核心思想：人类信息加工的能力是有限的，因此人类无法按照完全理性的模式去行为。也就是说，人类没有能力同时考虑所面临的所有选择，并在决策中实现效率最大化，因而有限理性意义上的“最佳”方案只能是有限范围内的相对满意或“令人满意”（satisficing）。 尽管西蒙关于“有限理性”的基本思想被广为接受，但这一概念难以模型化，因而社会科学研究，特别是经济学研究试图通过“约束条件下的最大化”（maximization under constraints）思路绕过这一问题，将“有限理性”回归为“信息”问题，即通过对信息获取使人们的认识“逐步深入、不断上升”，从而解决问题。不过，这一思路并非没有问题。完全理性假设隐含的一个前提是信息获取的零成本，然而这一假定在现实世界中是难以成立的。乔治•斯蒂格勒（Gorge Stigler）将信息成本定义为“从一无所知到无所不知的成本”，显然，极少有人能够负担得起如此高昂的成本。这就是说，人们必须在适当的时候停下来。从理论上说，最佳的停止点无疑应当是预期的边际成本等于预期的边际收益。但是，预期信息获取的成本和收益几乎是不可能的：在获取信息之前，一般不可能知道边际成本是多少，也只有在获得信息之后才能知道边际收益有多大。如此一来，试图获得信息的人不仅要支付昂贵的代价，还要面对一无所获的风险。因此，通常的做法是，只获取特定的部分信息，而保留对其他信息的无知状态，这就是所谓的“理性的无知”。反过来，试图获得相关问题的全部信息，恰恰是非理性的表现。 不同于斯蒂格勒从信息成本的角度批评完全理性假设，冯•哈耶克（Friedrich A.Hayek）主要是从认识论的角度批评完全理性假设的。哈耶克认为，理性的本意“主要是一种认识真理、尤其是道德真理的能力，而不是根据目前的前提进行演绎推理的能力”，只是由于笛卡尔、斯宾诺莎、莱布尼兹等人的发挥，理性才改变了其原初的含义，发展成为一种类似数学中那种根据明确的前提进行逻辑演绎的能力。这种被自然科学所劫持的“新理性”就是“建构理性主义”（rational constructivism），它不承认个人理性所具有的限度，认为人类一切文明都是理性的产物，人类可以通过事前知道所有相关事实来建立包括社会秩序在内的一切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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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过程研究》是自政策科学诞生以来，政策过程研究一直就是一个充满魅力而探究起来又极为艰难的学术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