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间故事全书·江苏·花子街故事

出版时间：2011-5  出版社：知识产权出版社  作者：张自强 编  页数：90  

前言

春天的故事    对于中华民族来说，21世纪是与中国民间文艺保护的春天一起来到神州大地的。    正如20世纪新中国历史开篇注定要从知识界对民间文艺的关注及其从中寻找现代化的资源与动力开启那样，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精英阶层乃至普通群众，在新纪元伊始之际亦把深沉的目光投向了中华大地上五千年积淀丰厚的民间文艺遗存：几多焦虑，几多审视，几多期待……    辛巳之春，在送走整整一个世纪的痛苦与欢乐、牺牲与胜利之后，随着4月的和风一寸寸染绿京城的街头，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终于完成了新统帅部的组建，并在冯骥才主席的倡导下作出了用10年时间在全中国境内实施“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的战略决策。其内容是对960万平方公里土地上56个民族的民间文化作一次“地毯式”的大普查，最终编纂出版县卷本《中国民俗志》（3000卷）、省卷本《中国民间美术图录》（31卷）、专题集《中国木版年画集成》（20卷）、《中国剪纸集成》（50卷）、《中国唐卡集成》（20卷）、《中国古村落民居集成》（50卷）、《中国服饰集成》（60卷）、《中国彩塑集成》（10卷）、《中国民窑陶瓷集成》（10卷）、《中国皮影集成》（10卷）、《中国民间杰出传承人集成》（100集）、《中国史诗集成》（300卷）、《中国民间叙事长诗集成》（500卷），并命名一大批民间艺术家，建立一系列民间文艺之乡与民间文艺保护基地、传承基地，建设民间文艺数据库。其目的，不外乎是固守中华文明根脉、传承中国文化薪火。    想当初，没有上级的指示，没有企业的支持，没有出版社的承诺，一切都只是一个发生在初春里的梦。于是，多少赞叹如春潮涌起，多少怀疑似涛声依旧，多少讥讽穿行在街巷，多少风险横陈于前路。但是，紧迫感、责任心使我们义无反顾，民间情怀、国家利益令我们坚定前行，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众志成城，誓将梦想化现实。    由于顺应了发展多元文化的时代潮流，也顺应了弘扬民族精神、实现中华复兴的党心、民意，春天的梦想一天天成长：在党的“十六大”报告明确提出要扶持优秀民间文艺及国家级大型文化工程之后，中宣部决定襄助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主持实施的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在获得民间文艺界前辈贾芝、冯元蔚诸先生的全力支持后，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新闻发布会于2003年2月18日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实施工作会议于2003年3月25日至26日在北京正式召开，第一批实施省区及专项随之开展行动。    作为主干项目，编纂出版包括《中国民间故事全书》在内的“中国民间文学全书”从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动议之初就被提到了议事日程。这是因为：作为这项工作重要基础的“中国民间文学三套集成”工作的组织系统仍然存在；其省卷本编纂工作仍在进行；大多数地区都已编定有关县卷本。我们相信，它定能成为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的第一批收获。    难忘啊，从1984年起，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当时称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曾先后动员200多万名民间文艺工作者从事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民间文学普查，先后收集到40亿字的文学资料。其中，包括184万篇民间故事，302万首民间歌谣，748万条谚语，各种专集4000多种。这是一笔多么丰厚的遗产！如今，作为这项工程的最终成果《中国民间故事集成》、《中国歌谣集成》、《中国谚语集成》省卷本的编纂出版正在接近尾声，而曾经主持这项工作的钟敬文、马学良、姜彬等领袖人物却长眠大地，再也看不到这赏心悦目的收获，还有许多民间文艺传人早已作古化春泥，许多“三套集成”工作者从“青青子衿”变成了“白发老翁”。面对这一切，除了继续做好“三套集成”省卷本的后续工作之外，我们还有什么理由能够拒绝编纂出版他们苦苦收集到的民间文学原始资料？    怀着如火燃烧的激情以及对民间文艺事业的忠诚，我们经过两年多的准备，于2004年4月正式启动《中国民间故事全书》专项。那时的杭州，正是“江南草长，落英缤纷，群莺乱飞”，一派明媚的春光。    在实施这项工作的过程中，多少感人的故事就发生在我的身边：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冯骥才先生以他作家的情怀与文化领袖的睿智，始终坚持将包括《中国民间故事全书》在内的“中国民间文学全书”编纂出版工作纳入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并具体过问它的体例设计、出版、文本审定、封面设计，真正做到了事无巨细、精益求精，自己的文学创作却因此被束之高阁；杨亮才先生是中国民间文艺界的老同志、老领导，他不仅参与了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的全部策划，而且还主动承担了《中国民间故事全书》的整体设计、并不顾七旬高龄奔走于湖北、云南、山东、河南、河北等地摸底游说，直至回老家部署大理白族自治州12卷示范本的编纂工作；赵寅松是白族文化专家，他任所长的大理白族自治州白族文化研究所并不从属于文联系统，但他在得知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正在主持实施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后主动请缨，不仅承担了《云南甲马集成》大理部分的编纂工作，而且还以极快的速度、较高的质量完成了《中国民间故事全书》大理白族自治州12卷示范本的编纂工作。他说：“抢救遗产不分内外，保护文化岂等文件经费！”这是他的心声，也是全中国民间文艺工作者的深愿；与赵寅松先生一道为示范本的编纂作出贡献的还有湖北省民协主席傅广典先生及宜昌市民协主席王作栋先生。在他们的主持下，“当阳卷”示范本的编纂亦高速优质，一锤定音。    随着河南信阳文联主席廖永亮、山东枣庄民协主席王善民、内蒙古民协主席那顺、中国民协副主席兼吉林省民协主席曹保明、江苏省徐州市民协负责人殷召义等先后加入到《中国民间故事全书》的编纂工作中来，早日高水平出版这些成果便成为当务之急。也就在这个时刻，经过不断挫折，我们最终与知识产权出版社喜结良缘。该社有胆有识的社长董铁鹰先生与总编欧剑先生、副总编王润贵先生决定投巨资以圆这套“全书”的出版梦。这使我们感到鼓舞，也更使我们坚信中国尚有出版家，而不仅有追逐名利的出版商！促成这段良缘的是一位名叫孙昕的年轻女士。她曾在2002年与2003年两次采访过我，以报道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在无“红头文件”、无一分钱的背景下组织实施的壮举。那时，她是一名记者。2004年，她从《中国知识产权报》转调到知识产权出版社后的第一件事，就是给我打电话了解这项工程的进展以及有关成果的出版问题。当她了解到我们虽已获中华书局斥资帮助出版《中国木版年画集成》、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资帮助出版《中国口头与非物质遗产推介丛书》，但《中国民间故事全书》出版维艰之后，决定向本社领导反映抢救工程面临的困难。对此，我心存疑，而被知识产权出版社的出版家们铁肩担大义，断然允诺。    这，都是发生在21世纪春天里的故事。    在这个春天里，我十分荣幸能成为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最高统帅部的一名成员，并奉调协助冯骥才主席主持协会日常工作及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的组织领导工作。可以说，这四年里。我是与中国民间文艺的梦想一起不断成长的。尽管衣带渐宽、双鬓初霜，我与我的同仁们却无怨无悔，抱诚守贞，一直执著于为祖国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创新、发展而努力。这是因为我时刻听到来自田野的呼唤：暂先放下你的寸管，作民间文化遗产的抢救与保护；我亦不断被冯骥才主席对国家文化命运的关切所震撼：暂先离开你的书斋，走到人民群众中去。是的，暂先放下，是为了永远拿起——学术；一时离开，是为了不朽的存在——人民文化。    在这部洋洋3000卷的《中国民间故事全书》即将问世之际，我觉得有必要对这项工作的缘起与经纬作一些简单的诠释。    关于名称  《中国民间故事全书》名副其实。它之所以以“中国”相冠，表明其中所收作品遍及内地及港、澳、台地区。港、澳、台地区民间故事作品入“全书”是藉台湾中国文化大学教授金荣华先生之力才得以实现的。这在“三套集成”时代是不可能、也是没有做到的；所谓“民间故事”沿用的是《中国民间故事集成》中所使用的广义性概念，它泛指一切散文体民间口头创作，包括神话、故事、传说之属；“全书”之称，因它基本反映了中国民间故事的基本情况而定，它的确在内容、形式、地域、民族、体裁、题材等方面都比较全面、客观。以它的编纂出版为标志，中国民间故事的形象将不再残缺星碎、模糊不清。    关于关系  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与“中国民间文学三套集成”工作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我在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精心组织实施、全面开拓创新》中即已作过明晰的阐释：“‘抢救工程’与‘中国民间文学三套集成’同是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主持承办的民间文化工程。‘抢救工程’是‘三套集成’工作的一种继承与延续，也是对‘三套集成’工作的一种拓展与深化、发展。两者之间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但其抢救保护民间文化遗产的精神是一致的。在文学意义上，‘抢救工程’是对‘三套集成’的范围扩充，增加了史诗、民间叙事长诗；在艺术意义上，‘抢救工程’增加了民间工艺美术，为‘中国民间文艺十套集成’中缺少的相关部分作了‘补天’；在文化意义上，‘抢救工程’把‘民俗文化’作为重点工作之一，力求一网打尽，理清了民间文学与民间艺术存在基础的关系。在‘抢救工程’实施过程中，还将最终完成‘三套集成’工作的遗留问题，不仅争取出版《中国民间文学集成》，还将对历时20年的‘三套集成’进行总结、评奖，并探讨有关资料的活化与应用问题。”    也就是说，在最初的创意之中，周巍峙主席所主持的“中国民间文艺十套集成”工程之组成部分“中国民间文学三套集成”县卷本是拟在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中以《中国民间文学全书》的形式加以编纂出版的。后来，由于经费方面的原因，不得不改弦易辙，决定先编纂出版县卷本《中国民间故事全书》，歌谣、谚语、史诗、民间叙事长诗等则留待今后再相机启动编纂出版。显然，《中国民间故事全书》的编纂出版并不是平地起高楼，也不是刻意另起炉灶，它基本属于“三套集成”《中国民间故事集成》县卷本资料的系统编纂出版。    关于原则  在2004年3月26日至28日召开的“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推动会议”上，我受主席团的委托，作了《用优异的成绩编好（中国民间故事全书）》的报告，对编纂出版这部“全书”提出了以下原则：1.分批实施、推进，用五年左右的时间完成全部编纂出版任务；2.示范本先行，先编云南大理白族自治州12卷示范本及湖北省当阳卷示范本；3.对未编过县卷本的地区进行普查并编纂县卷本；4.对已编纂县卷本但未作过普查的地区进行普查，以补充原有县卷本资料；5.对已作过普查并编有县卷本的地区进行补充调查，以丰富原有文本；6.对已有少数民族文字县卷本进行翻译并补充有关资料，以编成汉语县卷本；7.制定体例及出版方案，进行统一编纂及集中出版；8.成立从中央到省、市、县的四级领导小组、工作委员会、专家委员会领导此项工作。虽然进度不一，但一年多来这项工作始终是按此原则实际进行的。    关于动机  我们的最初动机是：1.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当然包括对民间文学的抢救，抢救性保护是一个永恒的话题：2.大量的信息表明，由于种种原因，从1984年起被搜集到的民间文学资料正面临着各种厄运：或佚失无存，或藏诸私家，或变卖造纸，或鼠啮虫蛀，或风雨侵蚀，必须加大对它们的再抢救：3.通过《中国民间故事全书》的编纂出版，为日后编纂出版《中国歌谣全书》、《中国谚语全书》、《中国史诗集成》、《中国民间叙事长诗集成》等积累经验，并最终完成“中国民间文学三套集成”各层级卷本的全部编纂出版；4.为方兴未艾的故事学、传说学、神话学及类型学、母题研究等提供最生动的资料，推动这些学科的发展进步；5.强化民间故事作品的社会应用，使之在人文精神建设、学术建设、道德建设、和谐社会建设、文艺建设、文化产业建设等过程中发挥应有的作用……    亲爱的朋友，《中国民间故事全书》摆放在您的案头并正一天天增高的今天，也正是全中国民间文艺工作者为您祝福、供您享用的盛大节日。为了这一天，我们付出了我们应该付出的一切；为了这一天，我们为自己的正确抉择、坚定信念、审慎工作而感到自豪。    自豪，来自人民群众的伟大创造！    光荣，展示了精神家园守望者的无私与智慧！    我们确信，春天的故事永远没有结束，她只会延伸为一次又一次秋天的收获。    2005年8月13日酷热中    于北京潘家园寓所

内容概要

　　长歌《花子街故事》作为南通地区的三大长歌之一，可视作南通民间口头文艺中的杰作。《花子街故事》全长二千余行，它以花子街李逃与富家小姐成亲、贪婪的粮户沦为乞丐的传奇故事为叙事线索，以民歌的比兴、拈连、排比、铺陈、比喻、应答等多种修辞叙事方式为手法，使长歌琅琅上口，妙趣横生。作品的原作者——那些因灾荒而流落街头的花子们，用他们所熟悉的民间长歌形式表达了对社会的评判和对生活的热望，他们虽身处社会的底层，却充满情致，乐观、豁达，彰显了民间文学作品从来就与悲观绝缘的真理。
　　长歌《花子街故事》是在20世纪60年代由严金凤搜集，此后又由张自强、杨问春、严金凤于80年代整理的。那时正值我国民间文学搜集、整理的高潮期。涌现出一大批甘于奉献、卓有成就的民间文艺家，其中在南通就有张自强、杨问春、严金凤等先生，而《花子街故事》就是他们的一项重要成果。

书籍目录

序
序歌
钱富抢亲
逼死王嫂
泪送奶娘
违抗父命
珍瑙出走
创业兴家
钱富讨饭
尾声
谈《花子街》思想与艺术的特点
三言两语
——为诗释写的多余话
南通方言简说
后记

章节摘录

版权页：南通方言简说穆烜南通方言非常特殊，外地人是不易听懂的。这种方言是怎么形成的呢？已故历史地理学者陈金渊先生在其所著《南通地区成陆过程的探索》一书中有合理的分析。据陈先生研究，南通在唐以前是沙洲，叫胡逗洲，早在南北朝时就形成，唐末与大陆连成一片，宋人所著《太平寰宇记》记载：胡逗洲上“多流人，煮盐为业”。这流人是什么人呢？我想，主要应为充军流放的罪犯，也可能包括由于其他各种原因流亡到沙洲上的人。他们是胡逗洲最早的居民，也就是最早的南通人。南通方言，是他们创造的。陈先生在其著作中说：“独特的语言和俚语，构成了南通市、县一带的特殊地理要素，大致就在胡逗洲的范围内，形成了一种南通方言。这种方言既不同于北面白蒲、掘港以北的下江官话，也不同于东南方启海一带属于吴语系的方言，这种方言是本地区处于沙洲时代的千数百年间，居民来自各方，语言因素庞杂，交通闭塞而自然融合形成的一种特殊方言。其中包含许多唐以前的语言因素，也有不少无法用现代文字笔录的俚语。它的分布范围，大致西起南通县平潮，东到南通县西亭、金沙一带，北起南通县刘桥，南到南通市近郊一带。这正是唐代流人五方杂处的胡逗洲所在地。语言因素证实南通市、县一带，在唐时确是沙洲，也就是胡逗洲。”已故管劲丞先生还曾从元杂剧改释南通方言。他在杂剧中找出不少语汇，是与南通方言相同或相似的。既然流人来自四面八方，那么流人们传下来的方言中保存着一些其他地区的方言语汇，当然也是可能的。至于现在的海门、启东，包括南通县的一部分（小海镇、张芝山一带），是清雍正、乾隆以来陆续新涨出的，居民多来自崇明；这一地区的方言与崇明方言完全相同，属于吴语。所以海门话又叫崇明话。南通城南沿江一带，在清代曾涨起大片沙田，开垦者多为崇明、海门人，当时那里也通行崇明话。后来这大片沙田又逐渐坍掉，而同时在江南却涨起了常阴沙。于是在江北失掉土地的农民转移到江南开垦，从而把他们的方言也带去了。因此常阴沙人也讲崇明话。而在南通沿江，至今天生、芦泾、任港、姚港诸港口的居民中，却还保存着崇明话。这是因为港口居民多商贩、苦力，不像农民那样非依靠田地不可，而是必须依靠港口。他们宁可随着江岸的坍削而一再内迁，却不愿离开港口，于是形成了南通几个港口的居民讲崇明话的特殊情况。还有早已坍掉的历史上的旧海门的方言又是怎样的呢？章品镇同志与我谈过这个问题。他说：“现在的吕四话，就是当年的旧海门话”。我觉得这个说法是有道理的。旧海门最初也是沙洲，称东洲。五代时姚存任东洲静海镇遏使，在狼山留下了题名石刻；从他的官衔看，东洲与静海齐名。东洲就是后来的海门，也即旧海门，静海就是后来的通州。两地方言，也有相似之处。其后旧海门坍掉，作为旧海门一角的吕四及迤西至余东、余西一带却幸存下来，因此旧海门的方言也在那里保存至今。这一带原属南通县的东部，一般称通东，方言基本上属于一个类型，但愈向西愈接近于南通话了。

后记

南通地处长江之尾，黄海之滨，素有“江海门户”之称，也是著名的鱼米之乡，文人荟萃之地。它精心培育了民间文艺这片灿烂的园地，为祖国优秀文化遗产增添了宝贵财富。    新中国成立后的五十年代，中央文化部和中国文联、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倡导全国文化工作者广泛收集民间故事、歌谣。当时南通地区的文化工作者积极响应，先后搜集到大量的民间口头文学。到六十年代初，他们收集到三部民间长篇叙事诗，吴周翔、沈志冲的《魏二郎》、贾佩峰的《红娘子》、严金凤的《花子街故事》。但在1966年开始的“文革”中，从事民间文学的同志首先受到冲击，认为民间文学是“封资修的黑货”，许多同志挨批挨斗。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在改革开放重大决策精神指导下，党中央进一步贯彻文艺“双百”方针。南通民间文学工作者们都认为民间文学无论从艺术的和历史的角度上看，都是一宗不可忽视的文化遗产，认真地搜集和保存劳动人民的口头文学创作成果是我们文艺工作者不可推诿的历史职责，于八十年代初上海、浙江、江苏民文协作区会议上，对三部民间长篇叙事诗一致肯定和赞扬。在中央文化部、国家民委、中国民研会“民文学（84）第808号文件”精神鼓舞下，南通民协的同志们重振旗鼓，进行田野作业。南通市下辖城、郊两区和海安、如皋、如东、南通、海门、启东六县，共计有294个乡镇、街办，为做好普查、搜集工作，几年来共培训了2915名业务骨干，普查乡镇、街办286个，占总数的97.3％，普查、搜集到故事14351篇，歌谣137ll首，谚语3644l条，计1358万字。    《南通民间故事选》《南通民间歌谣选》  《南通民间谚语选》（简称三套集成）共11本书，由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出版，并先后出版了南通民协主编的《新四军的传说》《南通的传说》《龙游河》《赵瘦脸儿的故事》《乡间笑话》《蓝印花布纹样》《竹趣》《红娘子》8本书。短短的几年间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总共为南通出版了19本书，不收取任何费用，全是无偿服务。南通的民间文艺事业的发展得到了老社长杨亮才和董森、刘蕴杰、何长江等先生的大力支持和鼎力相助。虽时过三十年之久，时至今日，南通民间文艺家们与从事民文工作的后辈们永远不会忘记他们的情意！    在党中央提出“文化大发展、文化大繁荣”并倡导对中华民族传统的优秀文化、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收集、继承、发展创新之际。我们将收藏半个世纪的《花子街故事》稿本，进行整理、复印，送给有关领导和从事民间文艺工作的老前辈人士，作为建国60周年敬献的一份礼品。以上工作得到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的领导、南通市文联党组羌怡芳书记和杨亮才、董森两位老先生多方面的支持帮助。陶思炎主席、马春阳老主席、高国藩教授，为此书撰写序文、评论文章。在此我代表南通民间文艺界的同仁向帮助《花子街故事》出版的领导同志、老朋友们深表谢意！    张自强    2010.3.22

媒体关注与评论

民间文化遗产是我们祖先数千年以来创造的极其丰富和宝贵的文化财富，是我们民族情感、道德传统、个性特征以及凝聚力和亲和力的载体，也是我们发展先进文化以及提高综合国力不可或缺的精神资源。　　——冯骥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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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民间故事全书•江苏•花子街故事》是由知识产权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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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貌似退钱给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