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的大外交

出版时间：2013-7  出版社：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作者：罗纳德·C.基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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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绪论 革命实践中的理性外交外交实践在历史上常常被认为是欧洲的君臣外交，然而，本世纪最伟大的外交家却出现在中国革命大动荡这一混乱环境之中。很明显，周恩来的外交是产生于中国具体的国内氛围之中的，但其本身却具有重大的国际意义。作为一个旅欧的中国留学生，他对欧洲的外交实践有着清晰的认识。在他成年后的岁月里，作为总理和外交部长，他不得不亲自与欧洲的国家体制对大多数的亚非国家所造成的扩张影响进行斗争。作为一个献身的革命者，他常常与欧洲各国外交所维持的不平等的国际秩序发生冲突，而当后者要加固这种不平等的模式并增强亚洲及非洲国家对殖民主义的依赖时，这种冲突则显得尤为激烈了。周恩来对国际关系的看法显然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不是请客吃饭”这一点是不言而喻的，但是，周恩来所了解的中国革命经历是否排除了“理性”的外交实践呢？周恩来最终是个革命外交家，而国际上则公认他为完美的外交家。作为从1949年至1958年2月的外交部长及1949年至1976年1月8日他去世止的国家总理，他对中国的外交实践构成了巨大的影响并推动了中国外交政策的制定与实施。他领导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了杰出的“人民外交”，并制定了对外进行援助的方针。周的“理性”外交在看起来难以消除的冷战气氛中灵活地战胜了美国的遏制。后来，他那敏锐的智慧和顽强的政治活力在“文化大革命”中经受了人们所能忍耐的最大极限的考验。然而，他在70年代初便看到要从根本上对中国的国际政治联盟进行重建和扩大，还为当代中国的“开放政策”奠定了基础。人们对周恩来的外交所作的一些描写，是现代中国外交史中最激动人心的篇章之一。然而，人们对他的外交生涯所进行的研究既容易引起争议，同时也进行得很艰难。除了少数情况之外，中国国内的一些文章只能是对周的过去和往事进行缅怀，并由此来分析他的外交原则和外交实践。国内的政治因素，尤其是那种早已把个人传记与“个人崇拜”等同起来的现象，都抑制了中国人对周恩来的研究。西方有一些关于周恩来的传记，但这些传记常常把周的外交技巧和对外政策作为对他的根本心理因素进行的附带分析，并以此来解释他那复杂的政治品格。约翰•鲁茨在传记中指出，冷战期间，西方新闻机构都被周这个“神秘人物”所吸引，从而对他进行了各种各样的描绘，如“灵活的布尔什维克”、“弹性的共产主义者”、“中国的斯芬克斯”，等等。甚至在周恩来去世之后，他这个“谜一般的人物”仍然引起了许多观察分析家的好奇。这些人想通过对周的性格进行心理分析来解释他的“实用主义”。迪克•威尔逊在他所写的《周恩来传》中，则想通过周恩来那种难以理解的情感和动机的复杂性来对周的“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的巧妙结合”进行解释。威尔逊得出了一个很有趣的结论，说周恩来“用不同的方法使自己处身于不同的文明之中”。许多外国人已看到了周的行为和特征所具有的价值（这一点对外国人本身来讲看得很重），而这一事实则说明了周恩来作为一个外交家已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周恩来在原则问题上发生冲突时的困境中仍然能够获得妥协，这一点或许可以从中国传统的儒家学说得到解释。一些外国崇敬者——尤其是法国人，把他的个人魅力比作当代具有儒家学究气的君子。当然，尼赫鲁在50年代也曾确信，古代中华文明久负盛誉的传统最终将在中国的对外政策和外交中再次得到体现。甚至那些曾在外交事务中与周恩来共过事而至今仍然健在的人都强调说，周的外交战略与中国的传统思想密切相关。然而，周恩来自己对儒家历史的态度则是复杂的。40年代初，他就驳斥过蒋介石虚伪的“诚实品质”，并把蒋介石“固守中庸”看成是对“传统的一般意识和剥削阶级的伪善”的一种反应。然而，1949年4月，周在与民主人士的谈话中也承认中国共产党“自己的分析传统”需要对儒家历史的积极方面进行研究。儒家历史中“高人一等”的优越感与共产党的群众路线是不一致的，但是，中国共产党自己目前的分析认为儒家学说与现代中国的政治领导及外交具有某种联系。例如，舜乐于不耻下问，并善于研究由于不同意见而造成的冲突，以便把握冲突的两个极端，从而在决策中制定“不偏不倚”的方针。“中庸之道”表现了一种“不卑不亢”的修养，而这似乎与现代外交有着一定的联系。然而，这种“不偏不倚”与共产党的辩证法思想是不一致的。后者既强调对立，又强调统一，这个原则是复杂的政治现实环境中得以灵活运用的唯一思想基础。这神灵活性由于在对“客观”现实进行研究的过程中运用了“实事求是”的原则，所以，它有别于“庸俗进化论”。还有一个更加实际的问题，那就是周在其外交政策中是否接受了“实用”的“权力平衡”。基辛格认为，周对欧洲古典的权力平衡具有一种直感。一些观察家把这种平衡的现代实践追溯到中国古代的战略实践。在造就周的外交过程中表现出的中国古典思想和战略所造成的影响是不可轻视的，同样，人们对当代中国的分析也是不可轻视的，因为这种分析描绘了作为“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周恩来的外交风格的实际和现实内容。邓小平在1976年1月15日追悼周恩来大会上所致的悼词中，并没有反映出周在表明自己的观点时带有矛盾之处，并强调周在国际上坚定地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外交路线及高举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旗帜。对周恩来所具有的中国人的性格进行研究是很有用处的，周恩来的“外交”是从现代中国的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这两者的缠绕中演变而来的。如果说周恩来在国际事务中是个“现实主义者”，那么，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是一个中国式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并且，对他的外交所进行的综合性解释与说明都包含了中国式马列主义的思想范畴。“工作作风”、“方针政策”之类的概念在周恩来有关领导原则和涉及到对现实进行观察的政策和方法、对国内外问题的解决等方面的思想发展过程中是非常明确的。如果我们对这些思想进行研究，我们就会清楚地看到外交与一般政治原则之间的关系，就会确切地了解中国共产主义的实践。“工作作风”这一概念起源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从思想上讲，它包含了一种自律的标准，对“客观”政治现实的一种良好的策略上的反应，政策发展过程中的集体与民主协商以及个人的研究和深入调查，而所有这些都是基于“实事求是”这一认识论基础之上的。“方针”与“政策”两者之间的关系极为密切，所以，两者在使用过程中几乎可以相互交换。这两者放在一起则被认为是“指导路线”。弗兰兹•舒尔曼对两者进行了区分，认为“政策”指的是“具体的政策”，而“方针”指的是“总体的政策”。《辞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79）对两者进行了更为清楚的区分，认为“方针”指的是一种指导思想的理论，与指导路线相关，而“政策”则指的是一套实施原则，或叫“行动准则”。

内容概要

《周恩来的大外交(图文珍藏版)》内容简介：周恩来是中国第一任外交部长，直接领导外交事业长达26年之久，是中国外交事业的奠基者。当代一些著名政治领导人，如斯大林、尼克松、艾登、尼赫鲁、西哈努克、尼雷尔、基辛格等，都赞颂周恩来是一个非凡的外交家。
作者罗纳德·C．基思把周恩来的“理性外交”和“现实主义”精神作为《周恩来的大外交(图文珍藏版)》的主要脉络，由此来展现周恩来的外交思想、外交实践、外交艺术及外交风格。《周恩来的大外交(图文珍藏版)》介绍了周恩来在日内瓦、万隆、巴黎、莫斯科、新德里等国际舞台上的外交活动，并认为周恩来在这些活动中所持的方针，策略是扎根于现实主义的。周恩来在外交活动中，冲破了美国的遏制、处理了与苏联的争端、实现了中美关系正常化……并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打下了基础。

作者简介

作者：（加拿大）罗纳德•C.基思罗纳德•C．基思（Ronald C．Keith），1948年生于加拿大多伦多，获伦敦大学东方与非洲研究专业的博士学位。现为澳大利亚格里菲斯大学国际商务与亚洲研究系中国研究教授。他参与研究和写作的作品共计14部，包括：《中国为法治而努力》、《中国市场的法律与公正》、《崛起的中国如何应对全球化》、《中国由内到外融入世界》、《中国最高人民法院》等。

书籍目录

绪论革命实践中的理性外交 第一章革命中造就的外交家 第二章冷战期间组建外交部 第三章“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与遏制政策的对抗 第四章“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与中苏分裂 第五章周恩来、尼赫鲁及遭到破坏的“亚非团结” 第六章“文化大革命”中的“革命外交路线” 第七章中美关系正常化中的方针和现实主义精神 第八章周恩来的遗产：走向“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

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日内瓦会议没有解决美国拒绝承认中国政府这个潜在的老大难问题。因此，大会参加国签订条约以及通过大会协议的问题被巧妙地绕过去了。没有讨论，也没有得到解决。杜勒斯始终非常死板，而且总是抓住意识形态问题不放。周恩来虽然重视意识形态，但同时却很灵活。杜勒斯坚持在柏林提出几项条件。美国方面只是简单地发表了一项声明，说美国不会妨碍已经达成的非正式协议（但后来周恩来会见詹姆斯·莱斯顿时承认，他在这一点上没有对美国提出异议是一个失误）。 美国在外交上与中国相反的意识形态色彩，最终导致了日内瓦会议的结果，这次会议的徒劳之处还明显地反映在会议上所表现出的奇特的身体语言中—杜勒斯曾拒绝与周恩来握 手。王炳南谈到这件事曾给史密斯造成的尴尬。大会将要结束时，周恩来找到了正在和他的翻译谈话的史密斯。他知道杜勒斯禁止这种接触，但他却故意找史密斯谈话。周恩来向史密斯伸出了手，史密斯的反应却是从嘴上取下了香烟，这样一来他的双手都被占了：一手拿着香烟，一手端着咖啡。在大会的最后一天，恢复了心理平衡的史密斯走到周恩来面前，对周恩来的外交天才大加称赞。这时，周恩来却回答道：“我们一直没有拒绝和你们的来往，上一次难道不正是我先向你伸出手的吗？”由于不能与周恩来握手，史密斯只是一个劲地摆动着双臂。在日内瓦会议上，周恩来在反对杜勒斯的外交方面取得了不少的成绩，但他最终未能阻止美国在亚洲建立共同防御体系。8月8日和12日，由艾森豪威尔主持召开的美国国家安全会议做出了一项决议，说日内瓦会议上达成的协议是“灾难性的”，美国和它的盟国于9月8日在马尼拉成立了东南亚条约组绢。 就是条约签订之前，中国炮轰了大陆沿海由国民党控制的岛屿，这也许是为了警告亚洲国家不要承担美国对华政策带来的沉重负担。随后，12月2日蒋介石政府同美国在华盛顿签署了一项共同防御条约。中国认为，美国这样做是企图对中国进行一次发自三个方向的侵略，东北从朝鲜；东部从台湾和日本；东南从老挝、柬埔寨、泰国和菲律宾进行。 然而，通过阻止美国全面参加亚洲事务，周恩来极力争取降低美国这一野心勃勃的计划的作用。周恩来还趁机发动了一次外交攻势，指出美国不信守日内瓦的诺言。因为《马尼拉条约》把它保护的范围延伸到中立的老挝和柬埔寨。9月23日，周恩来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指出，美国没有获得科伦坡同盟国家的支持（《马尼拉条约》只包括三个亚洲国家，而且巴基斯坦、泰国和菲律宾对美国几乎没有什么独立性可言）。 周恩来反对美国遏制政策的“和平共处”外交攻势在日内瓦会议之后得到了加强。10月12日，中国和苏联发表了一项联合公报。公报声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适用于他们与亚洲各国的关系。在尼赫鲁1954年10月访问北京以及吴努同年12月初访问北京期间，周恩来巩固了他在1954年出访印度和缅甸的成果。因此，后来当人们提到“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时，总是说它的“倡导者”是中国、印度和缅甸。 周恩来在北京举行的送别宴会上与吴努十分坦诚地交换了意见。吴努想到了他在周恩来6月访问仰光之前的担忧。当他从周恩来那里得到中国不会干涉缅甸内政的保证后，才感到放心了。随后，他站在周恩来的立场上说中国人也可能对缅甸的政策有所担心。他说缅甸是一个小国，它不可能真正干涉像中国这样一个强大邻国的内政，然而，假如缅甸扮演“帮凶”的角色，为外国的海陆军活动提供通往关键战略地区的通道，那么缅甸也会造成“麻烦”。吴努保证，缅甸绝不会充当这种“帮凶”，也不会接受“单方面的援助”。 周恩来在回答中机敏地安慰了对方。他说，在不同的社会制度的两个邻国进行最初接触时存在某种担心和缺乏了解都是十分正常的。周恩来相信中缅友谊终究会战胜帝国主义的阴谋，国家无论大小，“五项原则”将主导他们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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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的大外交(图文珍藏版)》编辑推荐：西方世界公认的解读中国大外交的奠基之作•图文珍藏版，大外交的根本原则——“任何外国不要指望我们拿自己的核心利益做交易”，最全面、客观阐释周恩来外交理论和实践的作品。以古论今，客观分析周恩来的外交理论和技巧，反思当下，重申中国大外交的根本原则。基辛格：周恩来是我在60年来的公职生涯中遇到过的最有魅力的人。他个子不高，风度翩翩，目光炯炯，表情丰富。他能以他超人的智慧和能力压倒谈判对手，能凭直觉猜到对方的心理活动。我见到他的时候，他担任总理已有差不多22年，与毛泽东共事已有40年。他已成为毛泽东与毛泽东为之规划宏图的人民群众之间重要的纽带。他把毛泽东的远大理想化为具体计划。同时，他还因为给毛泽东的过激之处降温——至少是在毛泽东满腔豪情容许的范围内尽可能这么做——而赢得了很多中国人的感激。作者罗纳德•基思：人们对周恩来的外交所作的一些描写，是现代中国外交史上最激动人心的篇章之一。然而，人们对他的外交生涯所进行的研究既容易引起争议，同时也进行得很艰难。除了少数情况之外，中国国内的一些文章只能是对周的过去和往事进行缅怀，并由此来分析他的外交原则和外交实践。国内的政治因素，尤其是那种早已把个人传记“个人崇拜”等同起来的现象，都抑制了中国人对周恩来的研究。

用户评论 (总计1条)

•   质量一般，封皮折损，应该是邮递员大哥太粗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