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时间:2012-7 出版社:张晓光 法律出版社 (2012-07出版) 作者:张晓光
内容概要
《推类与中国古代逻辑》内容简介:推类,在中国古代是被广泛运用的逻辑思维形式和思维方法。它既是文人学士普遍采用的艺术手法,又是思想家们用于建构理论体系的主要方式。《推类与中国古代逻辑》以中国古代先秦时期的地理、历史、文化为背景,主要考察了汇集中国古代先民深邃、幽微智慧的《周易》,和儒、墨、法、名等思想家们的推类思想。
推类是中国古代逻辑主导推理类型。它的表现形式是“假物取譬、引喻察类”。它所探讨的推理形式始终与其思维内容结为一体,所阐发的逻辑思想始终与政治伦理观点相结合,体现出中国古代逻辑的特殊性。
作者简介
张晓光,华东政法大学教授,人文学院逻辑教研室主任,法律逻辑与法律思维方法研究所所长。
书籍目录
第一章类与推类 第一节概说 第二节关于国内对类和推类研究的梳理 一、关于类范畴的研究 二、关于“推”范畴的研究 三、关于类比推理或“类推”的研究 四、关于类比推理或“类推”的价值评估 五、类比推理研究的发展趋势及其展望 第三节研究的意义和方法 一、有助于对中国古代逻辑传统的认识 二、对于发展我国科学文化具有重要意义 三、采用比较、历史分析和文化诠释的研究方法 第二章中国古代推类思想的产生及其成因 第一节自然地理环境的基奠 一、以农耕经济为主体的经济生产形态 二、“土地为本,靠天吃饭”的生产生活方式 三、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法制度 第二节政治伦理和意象思维的孕育 一、政治伦理 二、意象思维 第三节语言文字和好类比语言表达习惯的培植 一、语言文字 二、类比法则 第四节中国古代思想家对类和推类的偏向 一、中国古代思想家对推类的应用、研究 二、中国古代思想家用自己的语言、方式建构的推类理论 第三章《周易》的推类思想 第一节观物取象、以象尽意——《周易》推类思想的发端 一、观物取象 二、以象尽意 第二节“方以类聚,物以群分”——《周易》推类思想的演进 第三节“取象比类”——《周易》推类思想的主要特征 第四节对《周易》推类思想的评述 第四章儒家的推类思想 第一节孔子的推类思想 一、“引譬连类”的譬式推论 二、“举一反三”由简而繁的推论 三、“推己及人”的道德伦理推论 四、对孔子推类思想的评述 第二节孟子的推类思想 一、“凡同类者,举相似也”的类观念 二、寓言明理、博喻巧譬的类比方式 三、层层推进、以谬制谬的推论 四、对孟子推类思想的评述 第三节荀子的推类思想 一、“所缘以同异”——对“类”概念的认识 二、“物各从其类”——对“类”概念的考察 三、“譬称以喻之”——谈说论辩中的类比推论 四、“推礼义之统”的政治伦理偏向和“举统类而应之”的全面一贯的推类思想 五、“推类而不悖”的思想 六、对荀子推类思想的评述 第五章墨家的推类思想 第一节墨子和墨家学派 第二节墨家推类思想 一、理论基础 二、墨家推类的逻辑性质 三、墨家推类的种类与具体论式 四、墨家对谬误的辨析 第三节墨家推类思想产生的历史、文化背景 第四节对墨家推类思想的评述 第六章名家的推类逻辑思想 第一节邓析的推类思想 一、“循名责实”、“按实定名”的类观念 二、“别殊类”、“序异端”的论辩原则 三、“两可”之说及推类论证 第二节惠施的推类思想 一、“历物十事”的名实观 二、依类相推的“譬”式推论 第三节辩者“二十一事”中的推类思想 一、“二十一事”中的名实观 二、“二十一事”中的类属区分和归类思想 三、对“二十一事”的评述 第四节尹文的推类思想 一、“名也者,正形者也”的名形观 二、“正名分,不相侵”的察类思想 第五节公孙龙的推类思想 一、“夫名,实谓也”的名实观 二、“唯乎其彼此”的正名原则、要求和方法 三、对公孙龙推类思想的评述 第七章韩非的推类思想 第一节“审名以定位” 第二节“明分以辨类” 第三节两难论式和连珠 第八章《吕氏春秋》和《淮南子》的推类思想 第一节《吕氏春秋》中的推类思想 一、“类同相召”的类观念 二、“类固不必可推知也” 三、推类的察验 四、辩必中理 五、正名审分 第二节《淮南子》中的推类思想 一、“类各自类,以类之推也” 二、“得事之所由,得事之所适”的推类原则 三、“名各自名”的名实观 第九章关于中国古代逻辑的认识 第一节逻辑与中国古代逻辑 一、关于逻辑 二、关于中国古代逻辑 三、中国古代逻辑与名辩学、墨家辩学、墨家逻辑 第二节关于推类 一、推类的逻辑特征 二、推类与中国传统思维方式——以墨辩逻辑为例 三、推类与名辩逻辑 第三节逻辑学的传播 一、西方逻辑的传入 二、关于逻辑学传播的思考 主要参考文献
章节摘录
版权页: 古因明学对类比的研究则较亚氏深入,但“古因明揭示的类比推理过程比较粗疏、笼统、肤浅”。 而墨家所揭示的推类,对类比学说进行了全面和深入的研究,阐释了它重“类比”的逻辑性质,论述了它的具体论式,制定了它的规则,讨论了“巧转则求其故”,即在推论中可能发生谬误的成因,及纠正和预防的方法。可以说,墨家所讨论的类比学说,不仅比古希腊、印度的类比学丰富、全面和深入,而且它所取得的逻辑成就,在人类思想史中也具有重要的价值。 但是,墨家的推类思想是在中国特定的历史、文化背景下生长出来的,是在论辩和实践应用相结合的文化统一体中形成和发展的。因此,它必然受时代、地域、民族、思想文化的影响,它不可避免地带有本民族传统思维方式的特征。因为“思维方式是人类文化现象的深层本质,属于文化现象背后的,对文化行为起支配作用的稳定因素”。崇尚直观和经验效用注重实用理性,把对知识和真理的理性追求寄托在对封建伦理思想和道德规范的主观践行上,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的特征就深刻的反映在墨家推类思想之中,而使墨家推类思想表现在对以政治伦理为中心的论辩活动的关注,和对实质问题的探讨方面。因此,墨家所探讨的推理形式始终与其思维内容结为一体,所阐发的逻辑思想始终与政治伦理观点相结合。 比如,从墨家提出的“兼爱”、“非攻”、“尚贤”、“尚同”、“节用”等十大主张来看,无一不涉政治伦理问题。被学人称为逻辑学专文的《小取》篇讲:“夫辩者将以明是非之分,审治乱之纪,明同异之处,察明实之理,处利害,决嫌疑。”墨家首先是把判别“是非”当成理论上的首要任务,墨家认为要解决理论上的是非问题,必须先要解决国家的治乱、事物的类同类异、名实关系三个方面思想上的是非问题。只有这样,才能从而达到“处利害,决嫌疑”的目的。又如,墨家推类是通过“说”来实现的,墨家将作为推理的“说”不完全是由已知进入到未知的认知形式,而是使所立辞得以确立的论证手段。《经上》用“说,所以明之”,“服,执说”来概括“说”的目的在于“出故”。推类中“譬、侔、援、推”等具体论式也主要是以“辩”为中心进行论述的。他们运用推演目的不是像西方人那样,以纯粹求知的欲望,展开对自然本体的纯理性研究,而是为了晓谕和说服他人,以取胜论辩的对手,所以,他们关注更多的是论辩的说服力和论证性。这样为了使论说直观、简明、生动,他们较多的采用实践经验中的形象事例、实用范例加以论证和说明,“是为使逻辑变得更具有经验性而研究实际论证”,表现出浓厚的人文性和形象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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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类与中国古代逻辑》运用历史的方法进行研究,就是在中国古代先秦时期的历史背景下,通过对被称为“显学”的儒、墨两家的推类思想的考察,揭示出我国古代推类思想的成因、基本特征,用中国古代思想家自己的语言和表达方式来对中国古代推类思想加以阐述,作出全面的、历史的、具体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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