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时间:2010-9-1 出版社:法律出版社 作者:黄宗智 页数:2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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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笔者在1988年之后虽然把主要精力从社会经济史转入法律史研究,但最近十年其实一直都没有放弃对中国农村社会经济的关怀。2001-2002年间,曾经抽出一年的时间详细探究18世纪中国和英国农业变迁的异同。当时作出如此的选择主要是因为国内外在美化清代历史的大潮流下,出现了一些颇具影响但是比较荒谬的研究和分析。其后,2004年从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校区退休,隔年(现在是每年)在国内为研究生们开课,对中国的现实问题从消极的关怀(想而不写)转到积极的关怀,并把写作对象从美国的学术界转到中国的学术界。在此期间,发表了好几篇关于中国农村现实的论文,主要从历史视野来探讨当前问题的起源和可能出路。2009年年初完成了我的法律史第三卷的中英文稿之后,便把主要精力转回到农村问题的研究上来。在我看来,国内经济史和经济学领域近年来的趋向与法律史和法学非常相似,同样片面模仿美国2008年前二十多年在新保守主义意识形态统治下所形成的学术主流,在法学界是法律形式主义,在经济学界则是形式主义的新古典经济学,缺乏对其他学术传统的理解,包括今天已经再次成为美国学术界主流的法律实用主义和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在法学方面,笔者经过二十多年的耕耘,已经完成了详细论证西方现代形式主义学术多方面的不足的三卷本,虽然也同时论证并吸纳了其符合中国实际的部分。在农业和农村问题上,本书是和我法律史研究相似的第三卷,把我在《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和《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两书的经济史研究与当前的现实问题连贯起来,论证美国新古典经济学的众多盲点和误区,但也同时论证并吸纳了其适合中国的部分。当然,此书和上两卷也有一定的不同:历史研究要求尽量做到参考所有能看到的材料,而现实问题的研究则一般不可能具备如此的条件,首先是因为材料太多,同时也因为现实牵涉面更广,而又不断变化,没有可能做到像历史学那样详尽的研究。本书研究的范围只可能是问题的局部,而且在相当部分的章节中,探索和推测多于结论。这方面本书与其说是前两本的第三卷,不如说是从历史视野对现实问题的一种初步思考。虽然如此,在本书的写作过程中,我尽量重新核对了此前发表过的各篇文章的内容和数据,作了相当幅度的重写、修正、删节和补充,然后再把它们和新写的章节连贯成此书。笔者是带着战战兢兢的心情而发表此作的,深觉自己做得太少、知道得也太少;但另一方面,则被一种紧迫感和使命感所推动,觉得近年来国内这个学术和理论领域已经步上了歪途,越来越脱离农村和农民的实际问题。对国内众多对农村实际情况拥有深厚了解的农业干部和实践研究者来说,希望自己在经验实际方面的认识基本准确,而在理论方面起码提出了值得讨论的问题。当然,最希望的是能够通过此作为理解和解决当前的农村问题作出微薄的贡献。
内容概要
中国农业在改革以来所经历的变化堪称一场隐性革命。今天回顾起来,其主要动力其实来自农业外,不是传统农业现代化中的科学选种与化肥,更不是机械化,而是伴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尤其是非农部门的发展以及收入上升,而导致的人民食品需求转型,特别是畜-禽-鱼和菜-果消费的大规模上升,由此导致农业结构的基本转化。它其实是个由消费变化所推动的农业革命。
作者简介
黄宗智,(Philip C.C.Huang),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校区(University of California,Los Angeles)历史系教授(1966-2004年),中国研究中心创办主任(1986-1995年),Modern China创刊编辑(1975年至今)。主要著作有《华北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经验与理论:中国社会、经济与法律的实践历史研究》,以及法律史三卷本:《清代的法律、社会与文化:三民法的表达与实践》、《法典、习俗与司法实践:清代与民国的比较》和《过去和现在:中国民事法律实践的探索》。
书籍目录
前言D01第一章 导论D01第一编 从内卷到隐性农业革命第二章 18世纪英国与中国:两种农业系统及其变迁027第三章 中国小农经济的过去和现在——舒尔茨理论的对错063第四章 土地制度、农业体系和发展出路084第五章 三大历史性变迁的交汇与中国小规模农业的前景103第六章 中国的隐性农业革命127第七章 中国的新时代小农场及其纵向一体化:龙头企业还是合作组织138第二编 中国的现代社会形态第八章 中国被忽视的非正规经济:现实与理论163第九章 中国的小资产阶级和中间阶层:悖论的社会形态193第十章 跨越左右分歧:从实践历史来探寻改革210第十一章 结论:走向从实践出发的经济史和经济学226参考文献243
章节摘录
插图:一方面,在市场化的运作中,国家体制显示更多令人不满的弊端,尤其是官僚机构的更加臃肿、权力的商品化、部门的牟利化等;另二方面,它也明显呈现了一定程度的韦伯意义中的(“理性”或现代性)“科层制化”,建立或扩大了许多专业化的合理部门与管理体系,诸如环保、食检、质检、城建、机场、交通等。其实,中国今天的政治体制同时包含三种不同来源的成分:历代王朝时期的“官僚”体系、革命时期得自苏联模式的“干部”体系以及新近提倡的现代西方“公务员”体系。高密度人口自始便是高度集权的历代政治体制下的官僚制度的社会基础;由之形成的大规模社会动荡则是现代共产党革命所建立的全能政权的根源;而市场化改革下的模仿西方则是新公务员制度的来源。正是这三者的组合形成了今天中国的国家政治体制。从经济发展角度考虑,这个“体制”在改革过程中,确实成功地激发了乡村基层和地方党政干部发展经济的积极性,让他们带动了全国民经济的发展。这点已是众多国外经济学家的共识我们也可以说,中国的国家体制既是改革以来经济发展的动力,也是其众多弊端的根源(详见第十章)。对于改革30年的经历的理解,新古典经济学的最重要失误在于他们所认为必须削弱甚或消灭的“体制”居然在经济发展中起了关键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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