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益诉讼与社会公正

出版时间：2010-4  出版社：法律  作者：李卓  页数：2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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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新中国成立以来，社会主义法制与法学经历了60年的发展，特别是改革开放新时期的变革创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理论体系趋向成熟、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得以确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基本形成。这些深刻变化和辉煌成绩，充分印证了中国法学对法治文明和社会进步的贡献。如今，法治已经成为我国社会最主要的话题之一，法治的理念开始深入人心，法学已经在向中国的“自主性”及法学的中国范式与中国体系发展。　　进入21世纪，当我们置身于全球化的背景中，深入思考法治及法学问题时，我们发现有越来越多的影响因子是上个世纪所没有直面的、至少是没有成为影响法治基本内涵与构建的主要因素，比如环境问题、科技发展、公共卫生、金融危机、外汇储备、裁军与反恐，等等，而今已成为决定法治进程的重要因素。适应鲜活的社会现实、回应大干世界的变化，法律在行动，法律在前进，于是出现了全球治理结构与法治文明演进、国际规范与价值的重塑、非政府组织对法律规制的介入、基于国际义务的国内法修复，等等。在中国社会进程中长期形成的法治理念、法律制度、法制实践路径均遇到来自新世纪社会问题的挑战。它使法学研究始终面临变革和机遇。

内容概要

公益诉讼直接关系到权利的保护、社会的稳定、司法的功能等一系列重大问题。为了拓宽我国的公共利益的救济方式，填补立法空白和法律的漏洞、为非直接利害关系进入司法救济程序提供理论支持，本书结合诉讼法与法理学的双重研究视角，重点研究了公共利益的可诉性问题；公益诉讼的正当性；公益诉讼的可行性三个方面的核心内容。本书以诉讼目的的分析为研究的起点，寻找公益诉讼与权利的契合基础，依照“公共利益——公益权利——(受损)权利救济——公益诉讼”的逻辑主线展开论述。本书综合法理学、法社会学等不同学科的交叉和比较借鉴、实证分析等多种研究方法的运用，首次提出了公益诉讼的权利基础是“公益诉权”，提出公益权利的概念、性质。以“公益诉权”的实体和程序的双重内涵为基础，论证公益诉讼的正当性。以社会公正为目标，凸显公益诉讼对社会弱势群体权利救济的理论依据和实际效果。

作者简介

李卓，女，1973年11月生人．法学博士，1992年～1996年辽宁大学法律系本科，1996年～1999年辽宁大学诉讼法专业硕士研究生．2002年～2006年吉林大学理论法学专业司法学方向博士研究生，2007年9月～2009年9月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博士后。现任辽宁大学法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民事诉讼法、司法制度。辽宁大学“校优秀青年教师”、“中青年骨干教师”。辽宁省诉讼法学会常务理事。 
    在《法制与社会发展》、《当代法学》、《法律适用》等国家级核心期刊和全国法律类核心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二十余篇；主持、参与国家级科研立项三项。主持辽宁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辽宁经济社会发展研究课题、辽宁省教育厅等省级科研项目七项。辽宁省政法系统理论研究优秀成果大奖赛获一等奖；“辽宁法治论坛”论文获得一等奖。

书籍目录

导论  一、公共利益的可诉性  二、公益诉讼的正当性  三、公益诉讼的可行性上篇  基础理论篇  第一章  公共利益的概述    一、公共利益解析    二、公共利益的司法救济  第二章  公益诉讼与社会公正    一、公益诉讼的内涵分析    二、公益诉讼与实质公正  第三章  公益诉讼的权利基础    一、公益诉权的选定    二、公益诉权的内涵    三、公益诉权的性质中篇  社会回应篇  第四章  公益诉讼与社会转型    一、社会转型：公益诉讼的社会背景    二、学术立场：法律的社会回应要求    三、时代价值：公益诉讼的社会回应  第五章  公益诉讼与社会回应    一、回应社会：公益诉讼制度设计的起点    二、法律合作主义：公益诉讼制度设计的基本理念    三、结构功能主义：公益诉讼制度设计的功能指向下篇  制度建构篇  第六章  中国公益诉讼的制度缺失    一、中国问题：公益诉讼的缺位    二、问题归纳：现实与传统的冲突  第七章  欧美国家公益诉讼的比较研究    一、欧美公益诉讼的历时性比较    二、欧美公益诉讼的共时性研究  第八章  亚洲国家公益诉讼的比较与借鉴    一、亚洲社会转型与公益诉讼    二、日本公益诉讼的比较与借鉴    三、韩国公益诉讼的比较与借鉴    四、印度公益诉讼的比较与借鉴  第九章  公益诉讼的制度构建    一、程序的主体选择与配置：以团体诉讼为主的构建    二、公益诉讼程序的证据制度中的举证责任倒置    三、公益诉讼的程序限制    四、公益诉讼的辅助程序研究：多元救济途径的运用结束语参考文献后记

章节摘录

　　第一，主体的非清晰性。公共利益的主体尚未明确，到底定位为国家、集体（社会组织）还是个人尚无统一定论。这在一定程度上根源于对公共利益与国家利益、社会利益、个人利益的范围界定尚不清晰，况且存在一定的重叠。如果公共利益是全体社会成员的利益总和，那么，主体就是全体个人，这一概念无疑是没有意义的；如果把公共利益界定为一种完全独立于个人之外的利益形式，即主体是一个脱离个体而存在的所谓“公共”，也过于感性化，不便于实施。古往今来，众多思想家对公共利益的理解虽然各异，但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主体的不确定性。例如：把公共利益的主体作为全体个人来考虑，因而对公共利益概念的有效性持怀疑态度的潘恩认为，“公共利益不是一个与个人利益相对立的术语；相反，公共利益是每个个人利益的总和。它是所有人的利益，因为它是每个人的利益；因为正如社会是每个个人的总和一样，公共利益也是这些个人利益的总和”。①边沁则说，“共同体是个虚构体，由那些被认为可以说构成其成员的个人组成。那么，共同体的利益是什么呢？是组成共同体的若干成员的利益总和”；“不理解什么是个人利益，谈论共同体的利益便毫无意义”。②哈耶克认为公共利益只是一种学科意义上的抽象，不是实在的政治和法律概念，“自由社会的共同福利，或公共利益的概念，绝不可定义为所能达到的已知的特定结果的总和，而只能定义为一种抽象的秩序。作为一个整体，它不指向任何特定的具体目标，而是仅仅提供最佳渠道，使无论哪个成员都可以将自己的知识用于自己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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