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时间:2010-4 出版社:中央编译出版社 作者:陈方勐 页数:2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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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国的问题关键在党。中国共产党是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决定当代中国社会的前途和命运。在新的形势和任务面前,党的建设需要破解和创新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很多。因此,党的建设问题也理所当然地得到全党上下和广大群众的高度关注,成为广大理论工作者、实际工作者研究、探索、实践的重大而热门的课题。人们从各个层面、各种视角探索在新形势下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问题,特别是广大实际工作者以很大的热情和高度的责任感实验、探索党的建设的新情况新问题。今天,党建研究出现了一派十分可喜的少有的繁荣景象。我坚信,只要我们按照党的十七大和十七届四中全会精神,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贯彻落实执政党自身建设的基本理论、基本经验和优良传统,勇于探索和破解当前党的建设的难点和重点问题,就一定能够切实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 由陈方勐同志主编的《社会转型与执政党建设研究》丛书,选题视角新,适应当代中国政治发展和社会发展的需要,有较强的时代感和针对性。今天,我们党处在一个新的历史方位,中国社会进入一个新的历史转型期。这就是说,我们党已经从领导人民为夺取全国政权而奋斗的党,成为领导人民掌握全国政权并长期执政的党;已经从受到外部封锁和实行计划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成为对外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党的历史方位的变化决定了党对国家和社会建设新的路线、新的政策和新的目标,推动了当代中国社会的转型,即:中国正在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化和信息化社会的转型,从传统的乡村社会向城市化社会转型,中国的社会结构正在从简单结构向多元结构转变,等等。
内容概要
陈方勐的《转型社会中的中国共产党》,从社会转型的大背景下梳理了当前执政党建设的几个热点问题:如社会转型背景下的执政风险、社会转型背号下执政党的执政理念更新、社会转型对执政方式创新的要求、社会转型对进一步推进党内民主的要求、社会转型对基层党组织的挑战、社会转型如何影响党内文化、社会转型对反腐倡廉建设的挑战、社会转型对提高党的执政能力的新要求等等。全书逻辑清晰,前后连贯一体,对转型背景下党建研究所面临的主要问题作了总体思考。……全书观察问题的视野比较开阔,分析和论证深入细致,具有较高的理论价值。
作者简介
陈方勐,浙江东平人,法学博士,曾就读杭州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北京大学、中共中央党校。1997-2005年任职于中共宁波市委组织部。现在宁波工程学院从事纪检、宣传、工会工作。主要研究兴趣是农村问题、党建和人才工作、意识形态问题。
书籍目录
绪论 第一节 社会转型的相关理论与我国社会转型 一、社会转型理论 二、当代中国社会转型的表现与特点 三、社会转型理论在当代中国的理论价值与实践意义 第二节 当代中国执政党转型与社会转型的互动背景 一、中国共产党是当代中国社会转型的领导力量 二、执政党思维转变推动了社会转型 三、社会转型新阶段对执政党提出了新要求 第三节 研究思路与分析框架 一、研究现状与述评 二、特点与框架第一章 社会转型与执政风险 第一节 转型与风险 一、转型社会的政治风险 二、转型社会的经济风险 三、转型社会的社会风险 四、转型社会的文化风险 五、转型社会的生态风险 第二节 社会转型时期中国共产党面临的执政风险 一、当前执政风险的性质与特征 二、执政风险的具体内容第二章 社会转型与执政新理念 第一节 社会转型与中国共产党指导思想的与时俱进 一、邓小平理论 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三、科学发展观 第二节 社会转型对执政理念的影响 一、经济结构变迁的影响 二、政治结构变迁的影响 三、社会结构变迁的影响 四、文化价值观变迁的影响 第三节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的执政新理念 一、人权 二、民主 三、法治 四、政治文明 五、和谐社会 六、市场经济 七、财产权 八、以人为本 九、生态文明 十、公民社会 十一、和谐世界 十二、公平正义第三章 社会转型与执政方式创新 第一节 党的执政方式的历史特点及现实弊端 第二节 改革开放以来党的执政方式的实践与探索 第三节 社会转型对党的执政方式提出新要求 一、社会转型对党提出了科学执政的新要求 二、社会转型对党提出了民主执政的新要求 三、社会转型对党提出了依法执政的新要求 第四节 当前党的执政方式创新的基本原则及基本思路 一、基本原则 二、基本思路第四章 社会转型与党内民主建设第五章 社会转型与基层党组织第六章 社会转型与党内文化第七章 社会转型与反腐倡廉建设第八章 社会转型与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参考文献后记
章节摘录
从企业改革与发展的角度出发,就是要改变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时期的各种弊端,例如,国有企业隶属于各级行政机构,企业干部同样也是具有不同行政级别的国家干部。企业的生产、产品的销售、资料的调拨以及人员的管理一律要接受政府的领导和指挥。此外,在企业办社会的前提下又形成了企业成员对企业的人身依附关系。这样企业同时担负了政治、经济、社会等方面的多重职能。 1985年中央决定把经济体制改革的重点转移到城市,国有企业改革成为改革的中心环节。“政企分离”、“产权明晰”,成为企业改革的重要切人点,改革后国有企业的组织结构发生了本质性的变化:首先是对部分小型企业进行拍卖,变为集体、个体或外资企业,另有一部分小型企业以租赁的形式改由个人或集体经营;其次是对大中型企业实行股份制改造,将其改变为国家、集体、个人乃至外商持股的股份有限公司;再次是允许企业之间相互合并,优势互补,共同组成企业集团。这些举措改变了政治体制对经济体制的过多干预,同时也使企业的政治化、行政化倾向得到遏制。 在农村,最重大的改革措施奠过于人民公社的废止,推行了“乡政村治”、“乡村分治”,一些地方还试行了“撤乡并村”。1987年试行、1998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通过并颁布的《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正式规定“村民委员会是村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同时还规定“乡、民族乡、镇的人民政府对村民委员会的工作给予指导、支持和帮助”。自此以法律、法规的形式正式明确了乡镇和村庄各自的职权和义务,也确立了二者之问的关系——乡镇作为国家基层政权,依法行政;村民委员会作为村民自治组织,依法自治。乡镇与村庄之间不再是行政上的上下级或直接的领导被领导关系,而是指导被指导关系。决定要求乡镇政府在尊重和维护村民自治及村民自治组织的相对独立性和自主权的前提下行政;同时也要求村民及村民自治组织在尊重政府权威,履行法定义务的前提下实行自治。这一决定意味着政府的指挥权和直接干预命令权力的回缩。这便为解决村级虚置、克服扼杀民主、无视民意的专制式的管理体制存在的大量弊端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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