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时间:2013-2 出版社:人民日报出版社 作者:欧阳日辉
内容概要
《大开局:十八大后中国改革发展趋势》是欧阳日辉先生个人多年研究的一个系统表述。凝聚共识、放权让利、尊重市场、还富于民、转型发展、收入倍增、公平正义、美丽中国,是十八大开局的突破口和中国经济发展新“红利”的源泉。
当今中国面临全球经济大局之乱、国内既得利益羁绊,改革难度不亚于邓小平开启改革开放之际。“没有水分的增长”关键靠政府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上下结合”和“倒逼”式改革能够释放出超乎想象的正能量。
《大开局:十八大后中国改革发展趋势》从2002年开始研究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的领域涉及所有制改革、财政体制改革、金融体制改革、收入分配体制改革、宏观调控、经济史等,可以算作新生代的改革研究者。秉承南开大学创办者张伯苓先生“知中国、服务中国”的理念,遵循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笃学、慎思、明辨、尚行”的校训,作者努力做一个“君子儒”。《大开局:十八大后中国改革发展趋势》的很多内容是在前期积累的基础上进一步的深化,也是对经济体制改革的进一步认识。
作者简介
欧阳日辉,男,1973年8月出生于湖南省宁远县。经济学博士,中央财经大学中国发展和改革研究院副研究员、硕士生导师。1996年获湖南师范大学史学学士学位。1999年获南开大学经济学硕士学位2005年获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经济学博士学位。1999年7月至2006年7月在人民出版社从事编辑工作,曾任该社教育出版中心副主任;2005年11月至2007年11月,在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博士后流动站从事财政学研究。曾参与国家和省部级课题近十项周前主持国家教育部和国家农业部课题。主要研究领域:制度经济学、宏观调控,财政学。期货市场。代表作:《中国期货市场发展的制度分析》(2006年)、《所有制改革攻坚》(2005年,合著,获第五届全国先进生产力理论与实践成果奖著作奖二等奖),发表学术论文五十余篇。
书籍目录
第一章新征程新使命:十八大之后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 第一节十六大以来经济发展的“黄金十年” 第二节完善市场经济体制的主要经验 第三节经济体制改革面临的主要问题 第四节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顶层设计 第二章完善基本经济制度:经济体制改革的制度基石 第一节坚持“两个毫不动摇” 第二节完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 第三节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理论创新与政策落实 第三章加快财税体制改革: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抓手 第一节财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突破口 第二节当前我国财税体制面临的主要问题 第三节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的时机已经成熟 第四节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的基本原则与具体措施 第四章深化金融体制改革: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服务 第一节我国金融发展中存在的体制问题 第二节促进金融结构与实体经济协调发展 第三节加快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建设 第四节加强金融监管防范系统性风险 第五章完善宏观调控体系:促进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第一节十八大之后的中国宏观经济形势 第二节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宏观调控的“牛鼻子” 第三节完善金融宏观调控机制 第四节摆脱“投资依赖”增强内生发展动力 第六章健全现代市场体系: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 第一节土地使用制度改革与城镇住房制度改革 第二节深化资源性产品价格改革 第三节健全人力资源市场与实现更高质量的就业 第七章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第一节调整收入分配是建设和谐社会的当务之急 第二节坚定不移走共同富裕的道路 第三节藏富于民:千方百计增加居民收入 第四节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第八章密织社会保障安全网:构筑经济运行的“减震器” 第一节社会保障是一项基本制度 第二节社会保障迎接“全覆盖普惠时代” 第三节探索建立社保基金投入、运营和监管制度 第四节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 主要参考文献 后记
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改革的过程是新体制的重塑过程。新体制的重塑有三种方式:一是注入式重塑。即先不从根本上触动旧的体制,而是在旧体制中注入新的机制,在新的机制增长过程中对旧的体制进行蚕食,从而使新的体制成长起来。二是交叉式重塑。即在一些方面、一些领域已经以新的体制取代了旧的体制,而在另一些方面、另一些领域旧的体制继续存在并起作用,两种体制在不同的领域或在同一领域的不同环节同时存在,和平共处,在新的体制部分扎稳脚跟力量强大之后,再并吞旧的体制。三是断裂式重塑。即旧的体制一下子全部取缔,代之以新的体制。在这三种体制重塑中,前两种重塑属于稳妥式和渐进式重塑,也可称温和式重塑,后一种重塑属于激进式重塑。第三种重塑方式从理论上说是最理想的,但在实践中却有很大风险。而且,体制的断裂式重塑要求人们的观念、传统习惯的断裂式重塑,即新的观念与新的体制相对接,而这比体制本身的断裂式重塑难度更大。因此,一般来说,在体制改革的决策中,断裂式重塑是应当尽量避免的。 在改革中,无论采取什么形式的新体制重塑方式,都存在一个改革的频率和幅度问题。改革的频率是指改革的步伐前进的速度,它表现为改革的方案、政策等不断出台的速度。改革的幅度是指改革的步伐的跨越度,它表现为改革的新方案对旧体制的偏离度。显然,改革的频率越快,幅度越大,改革推进得就越快。但改革推进的速度却要受社会心理负荷度的制约。改革中的社会心理负荷度是指公众对改革新方案的接受程度和对新体制的适应程度。改革的频率和幅度如果超越了社会心理负荷度,就会出现社会经济震荡。 旧体制虽然不适应生产力的发展,但却有很大的惯性,这种惯性不仅表现在体制本身,尤其表现在这种旧体制在公众心理上形成的文化积淀及其心理和行为的定势。当改革给公众带来利益时,公众一方面会欢迎和支持改革,另一方面又会自觉不自觉地受到旧的文化心理积淀的束缚;公众一方面感到改革确实给自己带来了好处,另一方面又留恋旧体制的安逸;一方面看到“泥饭碗”中东西越来越多越来越好,另一方面又留恋“铁饭碗”的牢靠;一方面在竞争中觉得精神振奋,试图大显身手干一番事业,另一方面又害怕风险。 为保障改革开放的平稳推进,我国改革开放采取了从易到难、从局部到整体、从增量到存量的渐进式推进策略。即注入式重塑和交叉式重塑方式重塑经济体制。在注重改革循序渐进的同时,不失时机地对一些关键领域和重要环节的改革实施重点突破,以推动全面改革和整体创新。循序渐进的改革策略和先行试点、重点突破、整体推进的改革方式,既使改革保持了必要的力度、速度和连续性,又有效控制了改革成本和改革风险,保障和维护了社会稳定。 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程中,我们仍然坚持了渐进式改革策略。改革进人攻坚阶段之后,每个领域、每个部门的改革互相联系、互相制约,各部分的改革不能孤立进行,而必须互相配合,在规模和速度上保持大致均衡的关系,既要有重点突破,又要有整体推进,各部分之间互相呼应,协同运动,使改革沿着有序化的方向发展。在坚持整体推进各领域改革的同时,我们重点围绕建立健全现代产权制度、完善农村经济体制、完善财税金融体制以及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等方面,有效地解决了制约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突出矛盾和障碍。这种整体推进和重点突破的策略组合,降低了其他领域改革所面临的障碍和阻力,保证了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各领域改革协调推进。 十八大之后,我们必须以更大的力度、更为有效的措施来深化我国的改革开放,以更为坚强、更加积极的信念和决心来推进经济体制改革的创新。我们既要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通过加强改革的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积极地鼓励基层的探索和实践,又要不失时机地在一些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取得重大突破。我们通过在财税体制、金融体制和收入分配制度等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取得重大突破,攻破改革攻坚期内的“壁垒险关”,来推动我国整体改革全面向前推进,平稳地渡过改革深水区里的“礁石险滩”。
后记
终于完成书稿了,望着窗外灿烂的阳光,我如释重负。本书是我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完善县级财政体制与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研究”(11BJL002)的阶段性成果。 一 在英雄辈出、“百家争鸣”的战国时代,华夏大地的西陲正经历着一场亘古未有的“黑色裂变”。古老的秦部族正是在这裂变般的阵痛中重生。公元前361年,秦孝公即位时,秦国已陷入四面楚歌之绝境,辎重耗尽,兵源匮乏,国力虚弱。秦孝公受任于秦国兴亡之际,承担起复兴秦国的重任,广召天下贤士。在与贤士的反复切磋度量之中,商鞅(又称卫鞅,卫鞅之“卫”即以国为姓,商鞅之“商”即以封地为姓或以官职为姓)脱颖而出。 孙皓晖创作的《大秦帝国》回望探索那个“凡有血气,皆有争心”,以“求变图存”的“大争”精神创造新文明的帝国时代,重现了大秦帝国的光荣与梦想。在收复河西前,秦君与商鞅议国力。就秦君提出的军力与国力,商鞅对日:“战场之道,不全在军力。”“民心民气,军心战力,君臣聚合,庙堂运筹,尽皆国力。”国力之魂“根基在庶民,魂魄在庙堂!” 商鞅说得太好了:一个国家的国力,根基在于民众,魂魄在于政府。秦国变法成功了,最重要的因素就是,政府因势利导了老秦人的改革意志。而意志是需要政府来凝聚国人信心的,如果没有信心,再好的改革方案也是枉然。 当下的中国经济面临前所未有的机遇,也面对前所未有的挑战,中国正处于发展的十字路口,有人看好,有人唱衰。凝聚国人信心,深化改革开放,是我们走向光明的唯一途径。2012年11月29日上午,新一届政治局常委集体参观《复兴之路》展览时,习近平说:“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一项光荣而艰巨的事业,需要一代又一代中国人共同为之努力”,“空谈误国,实干兴邦”。 “空谈误国、实干兴邦”,凝聚了我们推动改革的共识。民族复兴不是一个大而空的政治口号,“中国梦”会让每一个社会成员的工作更稳定,生活更幸福,自由更有保障,生命更有尊严。这一切无不实际地和当下民众的生活相关,和改革中的种种命题紧密相连。唯有实干,才能兴邦;唯有改革,才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二 “中国梦”是每一个华夏子孙的梦想的集合。作为炎黄子孙,我也在思考中国面临的困境,中国发展的方向,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途径,力争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添一块砖或加一片瓦。基于这种激情,我欣然接受人民日报出版社宋娜女士的约稿,写作了这本书稿。 本书是个人多年研究的一个系统表述。我从2002年开始研究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的领域涉及所有制改革、财政体制改革、金融体制改革、收入分配体制改革、宏观调控、经济史等,可以算作新生代的改革研究者。秉承南开大学创办者张伯苓先生“知中国、服务中国”的理念,遵循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笃学、慎思、明辨、尚行”的校训,我努力做一个“君子儒”。本书的很多内容是在我前期积累的基础上进一步的深化,也是我对经济体制改革的进一步认识。 本书是“发展和改革蓝皮书”的“精华版”和“浓缩版”。我所在的机构中央财经大学中国发展和改革研究院,在国内著名经济体制改革研究者邹东涛教授的带领下,从2008年开始组织知名专家系统研究中国的发展和改革问题。我们从大视野的角度研究发展和改革问题,根据社会的热点问题每年出版一本蓝皮书。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出版了五卷“发展和改革蓝皮书”:《中国改革开放30年(1978~2008)》,《中国道路与中国模式(1949~2009)》,《金融危机考验中国模式(2008~2010)》,《中共90年:经济建设之路与大国治理之道(1921~2011)》,《以民为本:中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10年(2002~2012)》。本书在写作过程中,充分吸收了“发展和改革蓝皮书”的成果,借用了以下学者的劳动成果(按照书中引用的先后次序):邹东涛、汪玉凯、孔泾源、沈越、张宇、陈甬军、贾康、马海涛、郭田勇、李克穆、姚洋、张汉亚、韩俊、党国英、周天勇、柴强、郑新立、逢金玉、蔡继明、杨宜勇、郑秉文等。向前辈们致以崇高的敬意!特别感谢邹东涛教授,是他把我引入经济体制改革研究领域,他是在学术上指引我前进的明灯。 本书也是“邹门团队”大力支持的结果。在写作过程中,王慧博士、孙守纪博士、李连芬博士、周丽博士、王建博士、谭德林博士、李洪侠博士、王成仁博士、刘德伟博士、栾大鹏博士、王柯驭博士、马骁博士、马爱玲博士、舒小林博士、周灵灵博士、付丽琴博士、陈文魁、王博、窦明明等提供了帮助,在他们已有文稿的基础上,我选用了大约3万字素材,并进一步加工。“学然后知不足,教然后知困。知不足,然后能自反也;知困,然后能自强也。故日教学相长也。”感谢研究团队给予我力量和智慧。基于本书充分吸收了前辈们的成果,选用了“邹门团队”的一些材料,我不能“掠人之美以自耀”,所以,本书是集体智慧的结晶。 本书还是众多关心和研究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学者的智慧的结晶。书中大量引用了当代研究者和媒介的观点和论述,我只是站前人的肩膀上,借前人之“势”,才成就了这本粗糙的著作。正如牛顿所言,“我不过就像是一个在海滨玩耍的小孩,为不时发现比寻常更为光滑的一块卵石或比寻常更为美丽的一片贝壳而沾沾自喜,而对于展现在我面前的浩瀚的真理的海洋,却全然没有发现。”对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问题,囿于才疏学浅,我可能并没有发现“浩瀚的真理的海洋”。另外,由于出版社将本书定位于通俗易懂的畅销书,为了读者阅读方便,书中只用脚注列示了经典文献的引用来源,对于当代研究者的文献,我没有采用标准的学术规范,用脚注一一标注前人的劳动成果,只在参考文献中列示。交稿时详细地罗列了实际引用过的384条文献,应出版社的要求最后仅保留了主要参考文献。在此,我对前辈们的辛勤劳动表示感谢,对没有详细列示文献出处表示歉意。 当下,全国各族人民都在深入学习十八大精神。本书力求紧密结合实际,紧密结合干部群众所思所想,深入浅出地讲述十八大对经济体制改革的顶层设计,让读者看得懂、学得会、用得上,将十八大报告确立的重大理论观点、重大方针政策、重大工作部署准确地领会,以便让读者将十八大精神“入脑入心”。当然,本书写作较仓促,是一锅“急火饭”,难免有“夹生”之处。错误和不足之处,敬请批评指正。 三 十八大为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吹响了新号角。“改革”已经成为一把钥匙,在十八大这份中共历史性的报告中被提到了86次,其中两次提到“全面改革”,5次提到“深化改革”。“人民”已经放在新一届领导人心中最高位置,十八大报告145次提到“人民”,习近平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外记者见面会上19次提到“人民”。 克林顿曾说,强健的经济需要聪明的政府。十八大之后,改革既是亮点,亦是难点。为了人民的福祉,改革需要敢于涉险滩、破利益固化藩篱的顶层设计,更需要基层的群众“摸着石头过河”的首创精神,一味等待顶层设计则可能错过改革时机。古语云:“怨不在大,可畏惟人。”改革涉及方方面面的利益羁绊,不妨从“微改革”开始,从群众怨声最大的小事做起,实实在在地推进本部门、本地区、本领域的改革,让“美丽中国”和“美好家园”早日走进现实生活。新一届中国政府是聪明的政府,正在寻求“政府之手”与“市场之手”的平衡之道,抛弃阿斯莫格鲁和罗宾森的“攫取性体制”,不断完善包容性体制,试图通过政治体制改革和更加注重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释放新的改革红利、人口红利和资源红利,探寻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新动力,避免出现《旧制度与大革命》中的“托克维尔悖论”,穿越唐德刚的“历史三峡”,跻身世界发达国家之列。 习近平提出的“中国梦”重新树立了国人的价值观,重拾了国人的信心和理想。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虽然中国经济发展将面临很多问题,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也将遇到重重障碍,但是只要人民的信心和理想在,即便经历一场经济危机,也未尝不是一件好事,“祸兮,福之所倚”。毛泽东说:“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习近平在中外记者见面会上说:“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群众是真正的英雄。人民群众是我们力量的源泉。”不管我们遇到再大的困难,改革不停顿,开放不止步;不回避矛盾,不掩盖问题,从坏处准备,争取最好的结果,牢牢把握主动权。只要万众一心,众志成城,励精图治,稳中求进,扎实开局,中国经济一定前途光明。 习近平总书记在参观《复兴之路》展览讲话的最后强调了三个“一定能”:“我坚信,到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年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一定能实现,到新中国成立100年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目标一定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一定能实现。”习近平的讲话层层递进,铿锵有力,掷地有声,深情地表达了新一届领导集体对实现“中国梦”的坚定决心与信心。 每个人都有理想和追求,都有自己的梦想。习近平总书记心中有一个“中国梦”。他正在凝聚13亿人民的信心、力量、智慧,带领全国人民勇探改革深水区,续写民富国强的中国故事,阔步走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上! 欧阳日辉 2012年12月18日于北京嘉铭桐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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