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时间:2011-1 出版社:人民日报 作者:任继愈 页数: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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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书所收文章有长有短,内容集中在感戴哺育过我的乡土,怀念教育过我的师长,关怀过我的学长、我的学校,祝愿我的学友,感谢我的助手这几个方面。 我的师长不止这几位,我的学友海内外都有,我的助手也有好几位,有一位可能被暗箭所伤,不幸短命早逝,将来要另写文章表达我的悼念。这呈只选取我对他们的著作和为人发表过意见的少数几位。 自己在教育界及科学研究领域经历了几十年,得到同志、朋友们的鼓励或支持,也听到一些过分的赞许。我时刻提醒自己,要有自知之明,即使有一点成就,也不能记在自己的账上。这不是谦虚,而是实话。 我回想起在读小学时,在班上不是拔尖的,有几个同学比我强,因为其他原因,没有升大学。进了大学,我在班上也不是成绩最好的。班上最好的一位同学韩裕文(字质如,山东莱芜县口子镇人),他为人朴实,哲学理解的悟性、外语、阅读能力比我强,他译书,铺开稿纸,一边对原书,一边笔译,不必进行改动,即可定稿,我做不到。 我从事哲学研究,毕业后,给贺麟先生当了一年的助教,系统地读了一些书。后来遇上机会,考入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在学术空气十分浓厚的西南联大近十年。我感谢这个环境,生活虽清苦,但人事问题少,民主空气较浓,国民党政治干扰少。我所认识的赵纪彬同志、杨荣国同志,工作岗位经常变动,不遑宁处,自然会影响他们研究的时间,也耗散了许多精力,我比他们幸运。 后来成立世界宗教研究所,我负责筹备,如果不是我,而换成别人,在宗教学方面做出的成绩也许比我强。 我一岁时出过天花,未死;三岁时得过白喉,未死;八岁时得过猩红热,未死。在昆明一次骑自行车,从一个小石桥上摔下去,桥高约一丈,河底为细沙,半干半湿(河内无水,如全干会摔伤,有水会淹死),未伤。这些偶然的遭遇如果有一次过不了关,我这个人就不存在了。 “文化大革命”中,大有死去的可能,幸未死。双目先后都得过视网膜脱离,右眼手术失败,左眼手术成功了,如果左眼手术也失败,情况又是一样。这也是机会好。 总之,个人做出点成绩,主要在大环境,也看机遇,个人的作用微乎其微。既然生为一个人,就要认真去做一个人,切不可贪天之功,自己膨胀起来,我深感很多成绩是机遇造成的。 活到老,学到老。活着,就要不失时机地为别人、为未来的社会尽力。 任继愈 1996年8月
内容概要
《念旧企新(任继愈自述)》是国学大师任继愈先生自述文章的汇编。按照出生、童年、少年与青年、求学、生活经历、爱情与婚姻、师友忆往、学术主张等顺序,分类编辑。任先生辞世未久,留给世人的自述性文字少之又少。《念旧企新(任继愈自述)》穷搜广辑,终成一册,是一本不可多得的文献资料,以期读者能籍此进一步了解任先生的学术生平。
作者简介
任继愈(1916-2009),字又之,山东平原人。著名哲学家、宗教学家、历史学家。国家图书馆馆长、名誉馆长。师从汤用彤,贺麟。1942-1964年在北京大学哲学系任教.先后讲授中国哲学史、宋明理学、中国哲学问题、朱子哲学、华严宗研究、隋唐佛教和逻辑学等课程.并在北京师范大学担任中国哲学史课程。1964年,负责筹建国家第一个宗教研究机构——中国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任所长。致力于用唯物史观研究中国佛教史和中国哲学史。专著有《汉唐佛教思想论集》、《中国哲学史论》、《任继愈学术论著自选集》、《任继愈学术文化随笔》、《老子全译》、《老子绎读》等;主编有《中国哲学史简编》、《中国哲学史》、《中国佛教史》、《宗教词典》、《中国哲学发展史》等;此外,还主持《中华大藏经》(汉文部分)、《中华大典》等的编辑出版工作。
书籍目录
原版前言我的追求(增订版代前言)出生地《平原县志》序我的家庭中小学师长初小老师曾景黄高小老师夏育轩初中时期的老师北平大学附属高中大学抗日战争时期的北京大学西南联大课余学术报告会北大的“老”与“大”大学师长汤用彤先生和他的治学方法熊十力先生的为人与治学贺麟先生吴宓先生冯友兰先生在中国哲学史领域里的贡献《冯友兰学记》序忆金岳霖先生的一堂教学和两则轶事刘文典先生闻一多、顾随先生沈兼士、魏建功先生钱穆先生张颐先生郑昕先生西南联大时期的郑天挺先生马一浮先生艾思奇同志大师云集的时代同学学长谈王叔岷李鲸石《望园三言两语诗文集》序刘禹昌《司空图(诗品)义证》序陈克明《韩愈诗文系年》序评马学良等彝文《劝善经》译注《印度佛教史》汉译本序青年学友张立文《朱熹思想研究》序韩敬《法言注》序李申《中国古代哲学和自然科学》序赖永海《中国佛性论》序方广锔《八一十世纪佛教大藏经史》序洪修平《禅宗思想的形成与发展》序潘桂明《智□评传》序金正耀《道教与科学》序悼张跃爱情与婚姻爱情与婚姻助手刘苏同志附:美学与宗教学术主张关于编辑《中华大藏经》(汉文部分)的意义《道藏提要》序中国哲学史的里程碑中国的宗教与传统文化淡继承中国传统道德问题从“书同文”到“语同音”禅学与儒学哲学是研究真理的学问附录任继愈先生大事年表(1916—2009)编后订
章节摘录
版权页:(中国文化有没有好的方面)也不能说是好的方面,就是作为一种制度,维护它,总有一些规矩,有些规章。比方说一个有教养的家庭,它必须让子弟念书。这是重视教育,是传统。不要有文盲,念书么,或多或少总要念一点,起码要考个秀才。在科举时代吧,那是起码的一个要求。然后就看机会看能力了。这个……是有这么个传统。家里的人不能是游手好闲之辈,一般封建家庭要避免这个。游手好闲,这个不行。一定要有所为,士农工商吧,你不是士,你做个别的都可以。四民之内总得干一行。这是旧的传统形成的,你不能说是封建社会的优点。这是要保证它的制度不垮。……从皇帝到一般家庭都有这个东西(教育)。皇帝也要教太子,还安排有太子侍读、太傅什么的官员。(我家的经济状况)还可以。因为我父亲是个军官,国民党军官。供我们几个孩子上学没问题。爷爷以上的都是读书人。我父亲是保定军校毕业的。这个班出了不少人才。蒋介石下边的什么刘峙呀,顾祝同呀,这些人都是他的同班或者同级的同学。他(父亲)不行啊,他的性格也跟那些人不大一样,跟他们弄不到一起,倒喜欢写写字呀什么的。这样的人官是做不大的,做个少将就到顶了。后来么,抗日战争期间,他在安徽打了一仗,打得很苦。张自忠就是在那里牺牲的嘛。抗日战争,不能不认真打,大概伤亡过半。蒋介石就借这个机会,把不是属于自己嫡系部队的番号都给取消了。至于军官什么的,你就当参议吧。后来呢,解放以前日子就比较困难了。自己种种地呀,养个牛呀。回不了家。日本鬼子还没走呢。在西安租了个庙里的地,租了地,有房子,自己盖了几间房子,有块地,种种莱,养了几只奶羊,喂奶羊,卖羊奶,雇了个小孩送羊奶。这样嘛,解放以前,咱们地下党都知道他的情况。虽然他算是国民党高级军官,知道他的具体情况,解放以后就吸收到民革,就是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成为民革成员。大概就是这样。(他对我)也有些影响。作风正派这一点,我很尊重他。再一个他不迁怒,就是在这个地方不痛快,他不会在另一个地方出气。好的老师对人的一生影响很大。我的小学是在山东上的,有个小学老师我现在都很怀念他。那是七十多年以前的事了。他那种教学方法在现在来说都是很开明的。比如说,对青少年的一些很容易犯的毛病,他就敢于提出来解决。比方现在这些中学里面,性教育方面没有,几乎没有师资,不敢接触这些东西。我的那个小学老师就给讲。在六七十年以前很不简单,拿到现在也很先进。再就是,他这个小学老师讲语文哪,讲那些基本训练哪,很认真。对于字怎么写,他有一个讲法:你写字是为什么,你是表现出来给人看,既是让人看,你就要写规矩,让人看得懂。它这个教育我到现在都铭记在心。我写的字不漂亮,可我注意让人看懂。我的那个小学老师,他就一再反对那种说假话、吹吹拍拍、风吹两边倒的作风,这些他是看不起的。正直,正派。我那时候读《论语》,讲“巧言令色,鲜矣仁”。讲到“巧言令色”,他就举了好多例子,指出这可耻,最可耻就是这个。这给人很深的印象。那时候小孩也不懂。学校的功课,就学吧。读经嘛,小学生记性也好,《论语》《孟子》,我就是小学时学的。都能记得住。当时山东有个头儿,叫张宗昌,是个大军阀。他不识字,却很尊敬这些识字的。看不懂嘛,就觉得莫测高深。那时教育厅的厅长叫王寿彭。王寿彭考试是在北京考场,本没什么特殊的。但那一年正赶上慈禧六十大寿。开科时,慈禧主持,要点个状元,点谁呢?一看王寿彭三个字,乐了。彭祖是高寿的。王嘛,当然是君主。她觉得这个名字很好,第一名,竞中了状元。这个人其实很一般。他能参加这个状元考试还是不错的。不过说他第一也未必。名字起得好,碰巧了。因为他是状元,状元,国家就一个嘛。辛亥革命后他就没事情干了。北洋军阀时代选教育厅长,就把他找去当教育厅长。他也不懂什么,就提倡读经。他挺保守的,认为读经是好事,可以抵制一下革命思潮,不容易犯上作乱,也有好处。我在山东,整个山东都在提倡读经,小学读《论语》《孟子》,先读《论语》,然后读《孟子》。当时还有别的课程,不是光读经,不像清朝的,没有新学以前的那个读经,以为一切都在经里头了,那就不行。我们那时还有数理化,也有英语。(读经)这不是惟一的,只不过有这么一课,因此,我想这就没有什么坏处。外国学生也念《圣经》嘛,他们没有不会背《圣经》的。对小孩来说没什么负担,不会增加什么负担。(读经)效果不大。只不过是碰巧了,我是搞哲学的,就接上了。我要是搞工程或搞什么其他的就不一定能用上。(我身上)有一些传统文化的影响。中国人嘛,知道与不知道还是不一样的。至于究竟起多大作用么,那因人而异,我在小学时就感觉到。这也跟经历呀、机遇呀什么的有关。比如说,我在小学时成绩不是最好。有位经常考第一的同学,因为家庭条件的关系,没有升学,以后就在邮政部门工作,养家糊口。看来,我的成就,并不是我本事大,而是这个机遇的关系。一些比我强的嘛,没有机会得到深造,给耽误了。如果他也继续学习,也许会比我强。中学也有这种类似的情况。我学习分数不是最高的,但是我学习的成绩比较扎实。譬如说,。我的考试分数不是很好,但是我考完以后总要自己检查检查错在哪里,考试以后我有这么个习惯,看过哪个地方没弄好,没弄对。所以我所得到的东西并不一定比考一百分的得到的少。我回想起来,好像事情都带些偶然性。我自己自视不甚高,就是这个。比如小学,我念书是水平线以上,但并不是很拔尖。由于偶然性,别的人因为家庭等原因没有继续念,我不知怎么就念下来了,这是偶然性。我得了几次重病也是偶然性。从小开始说吧。我一岁时得了天花。就是偶然性。(笑)天花很厉害,搞不好就死人的,要不就是脸上有麻子。你看北大的任华,搞西方哲学史,已经生病在家多年,我教中国哲学史,他教外国哲学史,他脸上有麻子,就是出天花得的。我们那个时代,出天花是一劫。中国当时种牛痘还少。我的家在乡村,得天花是很危险的,不过还是挺过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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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湖南到云南,我参加了学校组织的“湘黔滇旅行团”。徒步旅行,走了两个多月,行程一千三百多公里。有机会看到农村败落和农民贫困景象。靠了他们承载着这个又穷又大的国家。人生的归宿,最后的真理,如何与当前广大贫困的农民和败落的农村发生关系,对我来说一直是个问题,无法解决。我深信探究高深的学问,不能离开哺育我的这块灾难深重的中国土地。从此我带着一种沉重的心情来探究中国传统文化和传统哲学。 ——任继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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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旧企新:任继愈自述》:中华文化复兴方阵·人民日报名家自述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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