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阴谋”

出版时间：2012-1  出版社：中国华侨出版社  作者：刘洪  页数：2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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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为真实而辩　　事件的真相只有一个，这应当是世人皆晓的常识。然而，现实生活中却往往会在常识上充满矛盾。许多时候，人们从媒体那里看到的“真相”不止一个。或基于某种利益的驱使，或基于价值观和意识形态的差异，或基于作者本人立场的不同，还有其他外部因素的影响，媒体人展现给公众的，常常会是对“真相”个性化的展示与差异化的解读。　　当今世界，有两个潮流成势了，一是全球化带来的多极化，一是中国崛起。一个拥有数千年文明史的东方大国复苏、一个拥有十三亿人口规模的大国勃兴，成为世界关注的新焦点。那些早已崛起且置身世界塔尖之上的发达国家，用异乎寻常的目光注视着并没有遵循他们崛起的路径行走的大国，并评论、猜疑、构想着那些超越了他们思维定式中的行走逻辑，心态是极为复杂的。　　于是，中国这个焦点被呈现的面貌就大相径庭了。无论是对日常百姓生活的展示，还是内政外交以及重大事件的报道，外国媒体与中国媒体视野中的中国，展现出来的面貌常有不尽相同之处；扩展到背景解读、趋势评估等等，那就更可能是天渊之别。在存有差异的情形之下，对一个理性的公民来说，也许会首先发出一个疑问：究竟采信谁的？　　难点就在怎样从五花八门的振振有词中，寻找到相对公正、科学的那个真相和观察真相的那个逻辑。本书的作者刘洪是一个为理性读者追寻真相而勤奋忙碌的人。这首先建立在其先天优势之上——他是一个有专业精神又相当执著的记者。在过去十多年中，刘洪大部分时间在海外做记者，行遍多国，上层人士没少见，草根朋友没少交，掌握了中国在国际交往中众多的一线、一手资料。这些原始资料就是真相的原矿。贴近式的深度接触，为他创造了“知己知彼”的条件，因此而积累起来的丰厚实感，便让他对国外媒体之于中国的各种评判，有了一个科学甄别的基础。于是，他的报道、文章的采信度就大大提高了。　　这个基础，还不是他在异国他乡、身处那个阅读环境能直接感受大量对中国的报道，包括各种各样批评，而是他了解到了这种报道、批评、质疑、猜想等等的“种苗”特性及催生其成长的土壤成分、气象特征。他用新闻专业的功力，帮助读者剖开了一层层包裹在真相之外的包装，让人看到那些媒体对“真相”进行个性化展示与差异化解读的背后真实。刘洪在这本书中真实地告诉读者，一些西方舆论以“客观公正”的名义对中国的批评，包括过去几年，在北京奥运会期间的火炬传递中，在有关“中国制造”的反倾销反补贴纷争中，其实都有不少偏离真实的言辞和脱离真实的评论。　　西方记者肯定是讲专业技能的，他们有能力看到真实，却也会做出一些有悖于职业精神的行为。为什么呢？在与一位北京大学教授的闲聊中，其一番“从价值观角度作点分析，或许能理解这种行为的真实一面”的话语，倒是一种提醒。　　一个国家的核心价值观体系，其骨架是由道德观、自然观、群体观、整体观、政治观、国家观、世界观等等构建的，这里“世界观”指的是观察、处理国家与国际体系关系的价值观。不管用什么“材料”来“包装”，都难以遮盖住裹含在里面的国家核心利益观。　　对一个发达的强大国家来说，维护本国的强大和其社会主体阶层的利益，无疑是其核心利益、核心价值，谁违背，谁就要付出代价，就有可能被冠以“卖国贼”的称号。一切都会围绕这个核心运转，“排他性”成为这个国家社会主体的自觉逻辑。在其国家核心利益观的长期侵淫中，媒体从业者也会依照这种逻辑去发现、选择真实，以其长期接受并根深蒂固的核心价值体系作参照，评判那些来自其价值系统之外的行为方式、发展路径，作出符合其核心价值体系的相应推论。人们就会看到，面对真实，“国家利益至上”的无形力量会令一直标榜“客观公正”的西方媒体人，作出有悖于其一贯新闻主张的、人为的取舍。理解了这种核心价值体系中的骄傲的、生硬的，甚至是偏执的选择和评判，也就不难理解当今世界种种被称为“文明冲突”的表征了。　　对相对处于弱势的欠发达国家和地区来说，因其经济实力的强弱对比、生活水平的高低反差，使其在承载价值观的资讯传播上，也常处于弱势。面对发达国家的强势传播，欠发达国家和地区的读者、受众，也许就会有某种不那么自信的心态，也容易在判别是非上产生恍惚。对于从发展走向发达的国家来说，不受到任何外部的以强大的物化力量为支撑的强势价值观的冲击，是不可能的。关键是不要真的被那些偏离真实的东西忽悠了，更不要在那些被表象所遮掩的背后真实面前恍惚不安。刘洪可贵的一点，就是他努力用理性的思考帮助你认知一些舆论的背后真实。　　世界观位于整个价值观体系的最顶层，却往往又是整个价值观体系中最薄弱的一层。世界观一旦出现混乱，极易触发国家观的迷失，触发多米诺骨牌效应，形成“迷失—混乱—迷失—混乱”的梯次传导，造成价值观体系中各个层次的变异甚至扭曲，直至形成道德观的错位、混乱。刘洪的这本书是质朴的，又是深刻的，因为他告诉读者，在那些铺天盖地的对中国的种种评论中，并不都是善意的提醒，还有其维护自身国家核心利益的“自觉意识”。　　尽管人们了解，西方核心价值体系主导下的社会制度安排与发展路径，并不是“终极真理”的唯一范式，也不能作为评判其他文明的标尺，然而，必须承认，以西方价值观为主导的世界舆论，长期以来形成了按其自身逻辑推演而来的对中国的思维定式，改变它相当不易。伴随着中国的崛起，许多中国人，包括中国的媒体人便常有破除误读、化解误解的愿望，刘洪便是其中身体力行的一位。对外界的不当言论，刘洪不是简单地、居高临下地以大道理加以批驳，而是从自己的亲历写起，讲事实，摆道理，以清楚的逻辑，还原事实的真相。而且，他并不是简单地为中国辩护，也同时在反思双方产生误解的根源——应该承认，在当前中西方交流或者摩擦中，很多时候西方媒体是在刻意“误读”乃至贬低中国，但也有时候，我们媒体的一些报道，也会犯顾此失彼的毛病，也存在着一定的偏颇。　　要展现真相，不仅要善于批驳他人，更要警醒自身，而后者往往更困难。为中国辩护也是如此。反驳他人，首先就要避免犯他人之错，包括不以主观“定”事实。要做到这点，就要对自己有清晰的认识，这是很高的要求。在这方面，前人给了我们智慧。清末的林则徐和魏源倡导“开眼看世界”，如今依然适用。真相通常是复杂的，需要从多方面度量，要坚持自己的尺度，也要了解他人的坐标。这需要人们更加理性、更加客观地看待彼此，既要看到对方的短处，也要看到对方的长处。这样的多角度，与其说是观察真实的视角，不如说是对不同价值观现实存在的尊重。　　每一种文明制度皆有其优劣，完全的、百分之百正确、绝对完美的制度安排，不仅至今未有，而且未来很长很长一段时间也不可能有。向终极真理的不断靠近，应当是不同国家、不同族群的共同使命。由此，对那些基于不同价值观体系的表达与评判，自然需要审慎地辨析。譬如，长期以来，以制度优越自居的美国，却发生了严重的金融大危机，还由此引发全球性金融危机。在美国政府“严密监管制度”的眼皮底下，持有或担保全美住房抵押贷款5.3万亿美元、占全美住房抵押贷款总额的一半的政府授权的企业——房地美、房利美公司，玩“次级贷”，玩大了，玩砸了，玩出了巨大的财务危机，一下把不知多少国家的金融机构都卷了进去，美国政府不得不掏出数千亿美金接管这两家公司；曾驰骋资本市场的第四大投资银行雷曼兄弟公司，带着6910亿美元的资产陷进破产危机；赫赫有名的第三大投资银行美林公司管理着1.7万亿美元的客户资产，落入了困境；全美最大的储蓄贷款银行——华盛顿互助银行，资产规模3279亿美元，申请破产保护，成了美国有史以来最大的银行倒闭案；美国最大保险公司AIG自美国次贷危机爆发，连续三个季度出现巨额亏损，市值缩水79%，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也不得不同意提供巨额资金，美国政府接受其79.9％的股权。这些给全球经济带来了深重的灾难。由此，世人可以看到，美国式的制度安排并非天衣无缝，否则，不会发生这些灾难。人们可能忽略了一个事实，来自美国的有关制度设计上的反思与检讨并不多。假使这样的大危机发生在任何一个非美国式制度安排的国家，相信从制度角度上反思、抨击的人士不会少见。　　在这本书中，刘洪写了不少具有启发意义的文章，谈美国的不足，也谈中国可吸取的教训，其间还穿插着他在美国对巴菲特、盖特纳、佐利克等有影响力的人物的采访故事，并从这些故事中生发出的一些思考。“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从拥有自我批评精神的角度而言，国人更愿意正视来自外部的反思和批判，这可以理解为我们这个民族有不断正视差距、不断自我更新、不断追求进步的美德。同时，不可否认的是，在不同的价值观对撞之中，的确需要警惕某种民族虚无主义式的盲目和迷失。　　过去一百多年中，中国的有识之士正是通过虚心的学习，不断寻找着新的复兴之路，形成了强大的学习能力和自我修正的机制。循此，不难发现，中国的改革开放，迄今不过三十几年，在不断探索和构建科学的制度设计及发展路径的过程中，不断释放出了巨大能量，推动着中国突飞猛进的发展，比中国起跑早了几十年、上百年的西方大国同样看到了发生在这片土地上“惊世骇俗的变化”。强国与弱国的对话常常是不对称的。然而，弱国求变强，强国防变弱，是个规律。弱国走向强国的路径，许多是可借鉴的，但不是可以完全复制的。况且，先强者走的路，并不见得就是最佳的路，开辟一条更好的路正是当今中国人的追求。有了这样的心态和观察，不仅能够帮助我们避免产生那些因偏离核心价值体系而无视事实真相的迷茫，而且会帮助我们避开妄自菲薄的陷阱。　　在中国艰难而执著的崛起背景之下，中国的媒体也需要崛起。在世界媒体的版图中，中国的比重还太轻，这也是为什么对中国的误解大量存在的原因之一。向世界说明中国，是中国媒体人的永恒责任。刘洪同志是有责任感的，他始终笔耕不辍，将自己的所见所闻与国内外读者分享。他不仅追寻着真实，维护着真实，更传播着真实。事件的真相的确只有一个，人类也许永远无法完全掌握真相。但是，刘洪用自己的耕耘，让人们看到了靠近真相、还原客观的可能。他为中国辩护，中国需要，其实世界也需要。可以这样说，推动不同核心价值观的碰撞与对话，就是从寻找真相开始。　　（作者为《瞭望》周刊社总编辑） 

内容概要

　　新华社驻美记者刘洪四年心血，告诉老百姓一系列事件的幕后。
　　提供不一样的答案，讲述你不知道的始末。
　　过去几年，在人民币汇率、知识产权保护、贸易顺差、中国的责任和义务等许多问题上，中国面临了一轮又一轮的质疑。在美国，翻开报纸，有对中国的批评；打开电视，有对中国的攻击；日常闲聊，更不乏对中国的误解。
　　众口铄金、积毁销骨。正常的批评让我们警醒，但一些莫须有的攻击、责难乃至妖魔化，伤害的是中国和中国人的海外形象，进而危及中国的国家利益。作为一个中国人，作为一名中国记者，我有责任、有义务对诬蔑之辞予以抨击，对不实之言予以澄清，为中国的正当利益辩护。

作者简介

　　刘洪，江苏张家港人，毕业于南京大学，国际新闻领域资深记者。曾深入第一线采访过阿富汗战争、巴以冲突、中亚动荡等重大国际事件，2006一2010年担任新华社驻华盛顿记者。现任《环球》杂志副总编辑。
　　多次为新华社撰写国际时评，并应邀在《瞭望东方周刊》《环球》《经济参考报》等报刊开设专栏，著有《金融大博弈》《和沙龙做邻居》《战地36天》《穿越炮火的眼睛》等书籍。
　　Email: [e-mail]

书籍目录

序 为真实而辩
第一部分 中国没有错
　1　白宫对中国记者设置的壁垒
　2　巴菲特调侃美对华妖魔化
　3　《华盛顿邮报》上的“反华”广告
　4　华为遭遇美国“潜规则”
　5　面对“独秀论”捧杀　中国要有“主心骨”
　6　警惕“中国责任论”中的“红白脸”
　7　《华尔街日报》误读了中国
　8　“政治瞄准镜”下的中国
　9　美对华“抱怨式外交”行不通
　10　警惕美国泛起的“经济民族主义”
　11　从加州月饼争执看中美“文明冲突”
　12　蛮不讲理的克鲁格曼
　13　2040年：中国人均GDP是欧盟的两倍？
　14　假如中国输美产品倒入太平洋
　15　应对贸易摩擦，中国须有勇更有谋
　16　外交败笔正凸显美国的金融霸权
　17　我与美国商务部长关于保护主义的对话
　18　美国国会里有多少“涉华提案”
　19　美国媒体为何“集体失语”
　20　“中德国”概念背后的玄机
　21　美国是否在狂印美钞
　22　外企老总批评中国为哪般
第二部分 一个真实的中国
　1　美国高官的“中国背景”
　2　美国人的“当官恐惧症”
　3　伯南克成了华盛顿角斗场的替罪羊
　4　丰田章男美国国会山挨训记
　5　盖特纳“魅力攻势”背后的无奈
　6　格林斯潘能否被“三七开”
　7　巴菲特的“寒酸”住宅
　8　奥巴马痛斥与拉斯维加斯之殇
　9　AIG奖金事件中的情与法
　10　希拉里“发飙”与美国政坛的
　　　主配角之争
　11　华盛顿和华尔街：现实版的
　　　“猫鼠游戏”？
　12　美国图书馆一本迟还31年的书
　13　死后，他们是一道风景
　14　报业衰落与《华盛顿邮报》的公关危机
　15　第三世界已成为历史？
　16　美国首都华盛顿的怪事
　17　美国政府“救命钱”缘何成了“紧箍咒”
　18　沃尔玛贪“小便宜”的教训
　19　麦道夫“庞氏骗局”的警钟
　20　美国年度热词暗藏机锋
　21　希拉里怒斥格林斯潘为哪般
　22　伯南克故居沦为“法拍屋”
　23　一条5400万美元的裤子
　24　油价飙升是美国的核心利益？
　25　樱花飘飞华盛顿
　26　奥巴马打造“岩上之屋”
　27　美国人真能学会中国的传统美德？
　28　华盛顿的坏习惯
　29　美国别墅为什么只卖1美元
第三部分 中国怎么做
　1　美国外交官怎么搞不定中国的驾照
　2　当美国人关注起中国“关系学”
　3　奥巴马的美中竞争情结
　4　中国官员应勇敢走上外国演讲台
　5　当悍马成“中国品牌”
　6　美国大学的“待客之道”
　7　看车还是看美女
　8　“中国制造”凭什么在国外比国内便宜
　9　再谈“中国制造”凭什么国外比国内便宜
　10　奥巴马引用中国格言暗藏深意
　11　中国的国际品牌在哪里
　12　“中国制造”广告可以做得更好
　13　一曲《茉莉花》后的文化惰性
　14　对股市“春江鸭”的大棒
　15　从美国国情咨文看中国影响力
　16　中国对外国车商太手软了
　17　贻笑大方的“租白人撑门面”
　18　南京大屠杀纪念中的缺憾
　19　看，白宫门外的小摊贩
后记

章节摘录

　　白宫对中国记者设置的壁垒　　背后故事　　在美国当记者的4年期间，我曾多次进入白宫采访。但每次都非常麻烦，需要事先和白宫联系好，然后带上护照和记者证（美国国务院颁发），接受安检，最后，在白宫新闻官员陪同下，才能进入到新闻发布室。一个环节都不可缺少。　　安检自然需要，白宫毕竟是美国总统的所在地，万一放进个恐怖分子，美国特勤局自然是吃不了兜着走。但“9 11事件”后，白宫不愿再给中国记者颁发白宫的记者证，却有点匪夷所思。这徒然增加了双方的误解，使得中国记者每次采访前，都需和白宫官员反复沟通。而且，很多次，不管怎么沟通，白宫就是“铁将军”把关，就是不让中国记者进。　　假如，中国也以如此态度拒绝驻华的美国记者，结果会怎么样？　　我知道很多人可能会猜度：你毕竟是官方新华社的记者，而官方记者，都可能负有“特殊使命”……　　太看重我们了。我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记者，不负有任何特殊的、与新闻采访有差别的使命。　　白宫对我们中国记者的防范，在我看来，很大程度上，不过是“冷战思维”的一种延续。对这一点，与我们接触最多的美国国务院官员也表示很不解。他们私下也说，他们和白宫官员反复沟通：白宫对中国记者开放一点，又会怎么样呢？　　跟中国政府总是抱怨美国媒体对中国妖魔化一样，美国官员也常指责中国媒体对美国片面报道。两国媒体可能都有需要改进的地方。但具体到美国方面，你总是以新闻自由自诩，却不让中国普通的记者享受与其他国家记者同等的待遇，进入白宫进行正常的采访，这又怎么要求中国媒体“全面”报道美国呢？　　正文　　经济学上，有贸易壁垒和非贸易壁垒。前者是贸易政策，摆在明面上的，第几条第几条，硬邦邦的规定，就是限制进口。达到目的的同时，也容易被人抓住把柄。　　后者是台面下的，嘿，我允许你货物进来，但对不起，本国资源有限，请所有货物都去某港口过关，偏偏那个港口就一个过关员，再卖力也忙不过来，货物一样得烂在码头上，而且你有意见还没处提。　　在美国，进出白宫采访，中国记者就似乎享受了“非贸易壁垒”的待遇。　　2006年，我到华盛顿当常驻记者，在美国国务院外国记者中心办记者证时，主管东亚事务的普赖斯女士提醒，国务院的记者证在美国各地通用，但如果经常去白宫和国会采访，那对不起，“你需要在那里另办证件”。　　或许看到我们的疑虑，普赖斯也说了：“我知道你们有一些疑惑，你们现在要去白宫，确实有一些麻烦……”　　“按照规定，进出白宫的外国记者必须是美国公民。”她补充说。　　问题就出在这儿。　　中国常驻美国记者自然不是美国公民，因此也就无法得到进入白宫的长期采访证。更让人气恼的是，一些突发活动或重大事件，其他国家记者去没问题，唯独中国记者不能去，即便能去，咳，中间麻烦不少。　　白宫新闻是重要新闻中的重要新闻，文字记者尚且好一些，可通过网络观看或索取相关资料，但摄影记者只能徒呼奈何。在四年华盛顿记者生涯的最后一年，摄影记者老吕就只能望白宫兴叹，在去年回国前未能再踏进去一步。　　老吕也说，他每次交涉，白宫官员总是这样说，欢迎来采访，但因为你不是美国公民，所以每次来之前，你必须有陪同，也就是说，必须有新闻官员陪同你进来。　　“但白宫外国记者联系处也说了，他们就那么几个人，怎么可能为了中国记者而停下手中的工作呢？”在老吕眼中，这是针对中国记者的“第二十二条军规”。　　有记者跟白宫官员交涉，问：“你们这样的做法是不是就不想让中国记者采访？”对方回答说：“我没有这个意思，那可是你说的。”　　最糟糕的是，白宫有时还会玩“太极推手”。　　“有时候，刚和白宫联系时，说可以过去，等去到那里，又说不可以了，说这是里面特勤局的规定。”老吕很气愤，“有的时候完全就是在浪费我们的时间。”　　其实，不仅我们，普赖斯女士也有一些困惑：你限制中国记者干什么呢？中国记者是最守规矩的，最不可能是恐怖分子了。　　难道是间谍人员？天地良心，我们就干着最简单的新闻工作。一向最在乎新闻自由的美国总统，他的官邸却不让中国记者进行最普通的采访活动。　　这真是非常有意思的反讽。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也许，大家对美国期望太高了。　　据说，有中国记者向白宫发出了交涉抗议信，但从最终的结果看，白宫的“太极功夫”让信笺石沉大海。普赖斯也说，国务院也和白宫交涉过，希望后者有所改进，但这“需要时间”。结果，就一直“需要时间”。　　那白宫对中国记者说“不”，究竟是什么原因？有人说，或许，就因为你代表的是中国。日本记者可进，德国记者可进，中国记者就不行。国家之间，朋友或者不是朋友，分得一清二楚；或者，中国地位特殊，美国自然也顺带对中国记者另眼看待。　　对中国的防范随处可见，在美国国务院外国记者中心办记者证时，桌上正放着最新一期的《防务新闻》，头版的大半个版面都是讲中国的威胁。　　浏览了一下报道的导语，好家伙：中国最迟在明年（2007年）即将部署第一枚“东风卅一Ａ”洲际飞弹，射程达11000千米，可攻击华盛顿、纽约等美国本土东岸重镇。预计中国将部署60枚，每一枚的威力是广岛原子弹的50倍。　　我跟普赖斯开玩笑说：“是不是总是拿中国做新闻话题？”　　普赖斯也笑了，很狡黠地回答：“现在你们中国太重要了，不是吗？”　　本文发表于2006年10月　　巴菲特调侃美对华妖魔化　　背后故事　　在美国，看到报纸、杂志、广播、电视中批评中国，大可不必太奇怪。因为这属于“大方向正确”，中国就是美国的出气筒，就好比冷战时的苏联、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日本。　　美国需要有一个“假想敌”。虽然在这个世界上，和美国交恶的国家不少，但论块头和实力，至少在“后金融危机时代”，这个“假想敌”非中国莫属。对一些政客来说，“逢中必反”更成了高支持率的保证，何乐而不为。　　当然，这种闹剧，明眼人也都看在眼中。在资本市场神目如电的巴菲特，也就忍不住要调侃一番了。对中国而言，这其实也是公道话。　　在人际关系中，我总铭记这句格言：“哪个人前不说人，哪个背后没人说。”人与人之间如此，国与国之间也是这样。最在意别人嚼舌头的，往往是本身不够自信。如果有充分自信，清者自清，浊者自浊，有时也不必太在意外界的飞短流长。　　正文　　2011年春，巴菲特访问印度时，被问及如何看待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这位已过八旬的亿万富翁应声答道：“在美国，每当有什么事不对劲的时候，人们不是责备华尔街和华盛顿，就是责备中国。”　　一语道破天机！让人不得不对巴菲特翘大拇指——很多人钦佩巴菲特，不仅仅是股神具有目光如电的投资才华，还在于其嬉笑怒骂但不乏真知灼见的睿智言辞。譬如，在金融危机爆发前，巴菲特就笑言：“只有在落潮时，才知道哪些人是在裸泳。”譬喻生动，入木三分。而此番评点，则是另一个范例。　　骂华盛顿自然有道理。在美国，少有人不骂华盛顿的，就像西方人常说的那样——“政府不是供人赞美的，而是作为批评对象存在的。”发生灾难了，政府该骂，为什么没有提前防范好；救灾迟延了，政府更该骂，为什么事情这样一团糟；民众失业了，政府仍该骂，你承诺的就业岗位在哪里；环境恶化了，政府还是该骂，如此罔顾民意，你让我们怎么活？　　华尔街该骂，也有其传统。金融大亨们家财万贯，却大多挥金如土、贪婪成性。在金融危机前，华尔街的高薪就是美国舆论抨击的目标。国际金融危机更让美国人对华尔街出离愤怒，因为正是这些大亨的贪婪冒险将美国经济拖至灾难边缘，让无数美国人陷入失业痛苦；但为了救助华尔街，美国政府还不得不动用千亿美元的纳税人钱，而大亨们却借机抓着金色降落伞悠然离开。　　但怎么就骂起中国了？中国人很委屈，我们辛辛苦苦生产那么多物美价廉的产品给美国人享用，我们把美元一点一点地积攒下来，以极低的利率借给美国人消费。中国没有华尔街的贪婪，也无华盛顿的职权。中国从不给美国添麻烦，但美国却总是给中国找麻烦。事实就像《金融时报》不久前一篇评论文章中说的那样：“一提到‘中央王国’，西方媒体就没有一句好话。”　　所以，也难怪巴菲特要调侃了。要说某些美国人对中国没有一点妖魔化，显然是不符合事实的。当然，我们也知道，被美国妖魔化的，也不只有中国。时光倒退三十年，经常被美国人嘲弄讽刺的，则是中国的邻国日本。当时美国媒体的许多政治漫画，主角都是“丑陋的日本人”。　　先是日本，后是中国。原因何在？不过是当时的日本和现在的中国的经济都在快速崛起，而作为世界老大的美国难免就有失落之感。哈佛大学教授弗格森近来在一篇题为《世界将沿着中国轨道而行》的文章中就认为，美国的种种怪诞心理，不过是对中国崛起感到难以接受，“新生”力量对“没落”力量造成的困境，总是让“没落”力量感到痛苦的。　　一旦痛苦了，就难免会报以幽怨的目光，一有问题，就猜疑是中国搞的鬼。对中国的经济政策，自然也总是吹毛求疵。在意识形态上，基于对“神秘中国”和“共产中国”的疑虑和成见，当需要转移焦点时，某些美国人士更乐于打中国牌。对他们来说，指责中国反正有益无害，何乐而不为。　　妖魔化中国的结果，自然是扭曲了中国在世界的形象，也在事实上使不少中国民众对西方某些国家持反感态度。这并不是说西方人不能批评中国，但作为一个中国人，听到西方动辄对中国横加指责，尤其是一些空穴来风、上纲上线且事关主权、尊严的指责，不产生反感才怪。这其实也正是西方所谓的“中国民族主义抬头”的滥觞之一。　　所以，当听到西方人指责华盛顿和华尔街时，中国人其实也不必太激动，因为下一个就轮到中国了。当然，中国也别太愤怒，批评总是有的，华盛顿和华尔街都能容得，泱泱大国还容不得？中国更别太过激，信以为真并强硬反对，则让妖魔化找到了市场，降低了自己身份。公道自在人心，如果身子正，就不怕影子歪，在中国澄清真相的同时，也自然会有像巴菲特这样的智者的公道之言。　　本文发表于2011年4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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