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时间:2009-8 出版社:季羡林 中国华侨出版社 (2009-08出版) 作者:季羡林 页数:5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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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著名学者、国学大师季羡林先生,素以学术造诣深厚而著称,且有大量散文随笔问世。本书全景展现学术大师的生活态度,蕴涵大师一生的追求、理想和人生观。平实无华的叙述中,透露出许多深刻的哲理。 本书精选大师毕生发表的散文随笔佳作,内容包括大师的自传、童年回忆、德国留学、北大生活、学术研究、师友来往、晚年生活、人生感悟等内容,这些作品内容丰富,构思精巧,文笔精妙,风格淳朴隽永,讲述了他从山东临清县一个贫苦农民家庭的孩子,一步一步成长为学贯中西、享誉海内外的学术大师的人生历程,记述了他近百年来所遇到的人和事,见证了时代的变迁,展示了他个人的奋斗经历和情感世界。 这是季羡林先生一生最精辟的总结,是季羡林人生积淀的精华,读之使人不仅阅历百年,更能启发人生。
作者简介
季羡林,字希逋。生于1911年8月6日,2009年7月11日逝世,山东清平(今临清)县人。著名学者、翻译家、作家,精通12国语言。1930年考入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专修德文。1935年秋入德国哥廷根大学主修印度学。1946年回国,受胡适、傅斯年、汤用彤三位先生之聘,为北大教授,并创办东语系。1956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1978年后任北京大学副校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南非研究所所长等职。季羡林先生博古通今,被誉为“学界泰斗”。主要著作包括:《糖史》(理论)、《中印文化关系史论丛》(论文集)、《初探》(理论)、《天竺心影》(散文集)、《季羡林选集》(散文集)、《牛棚杂忆》(回忆录)、《病榻杂记》等。
书籍目录
自传回 忆观剧枸杞树黄昏回忆寂寞年兔子母与子红老人夜来香开花的时候去故国去故国-----欧游散记之一表的喜剧-----欧游散记之一听诗-----欧游散记之一寻梦海棠花Wala忆章用纪念一位德国学者西克灵教授德国学习生活回忆在德国------自己的花是让别人看的月是故乡明那提心吊胆的一年火焰山下在敦煌国际大学游唐大招提寺西谛先生清华颂富春江上星光的海洋临清县招待所------《还乡十记》之一聊城师范学院------《还乡十记》之一五样松抒情------《还乡十记》之一我和济南------怀鞠思敏先生观秦兵马俑兰州颂火车上观日出富春江边 瑶琳仙境深圳掠影黎明前的北京我和书登蓬莱阁海上世界《季羡林散文集》自序他实现了生命的价值----悼念朱光潜先生槐花一个影子似的孩子游石钟山记登庐山1987年元旦试笔怀念西府海棠怀念衍梁悼念曹老我记忆中的老舍先生梦萦未名湖悼念姜椿芳同志回忆梁实秋先生虎门炮台北京忆旧梦萦水木清华晨趣悼念沈从文先生我爱北京月是故乡明神奇的丝瓜晚节善终 大节不亏---悼念冯芝生(友兰)先生八十述怀八十述怀假若我再上一次大学洛阳牡丹藏书与读书老年谈老记周培源先生我和北大图书馆老猫延边行 小引我在延吉吃的第一顿饭延吉风情观天池美人松我写我我的心是一面镜子哭冯至先生我的书斋我爱北京的小胡同养生无术是有术怀念乔木悼组缃赋得永久的悔郎静山先生我的朋友臧克家1995年元旦抒怀------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听雨一个老知识分子的心声回忆陈寅恪先生三个小女孩回忆汤用彤先生清塘荷韵睁一只眼 闭一只眼台游随笔 楔子初抵台北台北街头小景血浓于水站在胡适之先生墓前扫傅斯年先生墓法鼓山义工后记两个小孩子 附:关于《两个小孩子》的一点纠正大放光明对陈寅恪先生的一点新认识悼念赵朴老九十述怀九十述怀一条老狗追忆李长之悼念周一良故乡行楔子在车厢中盛大的欢迎官庄扫墓临清的宴会祝寿大会祝寿晚会环游临清市发思古之幽情舍利宝塔五样松鳌头矶钞关清真寺临清狮猫临清和海外的关系痛悼钟敬文先生回家忆终身挚友克家悼巴老
章节摘录
自传我于1911年8月6日生于山东省清平县(现并入临清市)官庄。我们家大概也小康过。可是到了我出生的时候,祖父母双亡,家道中落,形同贫农。父亲亲兄弟三人,无怙无恃,孤苦伶仃,一个送了人,剩下的两个也是食不果腹,衣不蔽体,饿得到枣林里去拣落到地上的干枣来吃。六岁以前,我有一个老师马景恭先生。他究竟教了我些什么,现在完全忘掉了,大概只不过几个字罢了。六岁离家,到济南去投奔叔父。他是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逃到济南去谋生的,经过不知多少艰难险阻,终于立定了脚跟。从那时起,我才算开始上学。曾在私塾里念过一些时候,念的不外是《百家姓》、《千字文》、《三字经》、《四书》之类。以后接着上小学。转学的时候,因为认识一个“骡”字,老师垂青,从高小开始念起。我在新育小学考过甲等第三名、乙等第一名,不是拔尖的学生,也不怎样努力念书。三年高小,平平常常。有一件事值得提出来谈一谈:我开始学英语。当时正规小学并没有英语课,我学英语是利用业余时间,上课是在晚上。学的时间不长,只不过学了一点语法、一些单词而已。我当时有一个怪问题:“有”和“是”都没有“动”的意思,为什么叫“动词”呢?后来才逐渐了解到,这只不过是一个译名不妥的问题。我万万没有想到,就由于这一点英语知识,我在报考中学时沾了半年光。我这个人颇有点自知之明,有人说,我自知过了头。不管怎样,我幼无大志,却是肯定无疑的。当时山东中学的拿摩温是山东省立第一中学。我这个癞蛤蟆不敢吃天鹅肉,我连去报名的勇气都没有,我只报了一个“破”正谊。可这个学校考试时居然考了英语,出的题目是汉译英:“我新得了一本书,已经读了几页,可是有些字我不认得。”我翻出来了,只是为了不知道“已经”这个词儿的英文译法而苦恼了很长时间。结果我被录取,不是一年级,而是一年半级。在正谊中学学习期间,我也并不努力,成绩徘徊在甲等后几名、乙等前几名之间,属于上中水平。我们的学校濒临大明湖,风景绝美。一下课,我就跑到校后湖畔去钓虾、钓蛤蟆,不知用功为何物。但是,叔父却对我期望极大,要求极严。他自己亲自给我讲课,选了一本《课侄选文》,大都是些理学的文章。他并没有受过什么系统教育,但是他绝顶聪明,完全靠自学,经史子集都读了不少,能诗,善书,还能刻图章。他没有男孩子,一切希望都寄托在我身上。他严而慈,对我影响极大。我今天勉强学得了一些东西,都出于他之赐,我永远不会忘掉。根据他的要求,我在正谊下课以后,参加了一个古文学习班,读了《左传》、《战国策》、《史记》等书,当然对老师另给报酬。晚上,又要到尚实英文学社去学英文,一直到10点才回家。这样的日子,大概过了八年。我当时并没有感觉到有什么负担;但也不了解其深远意义,依然顽皮如故,摸鱼钓虾而已。现在回想起来,我今天这一点不管多么单薄的基础不是那时打下的吗?至于我们的正式课程,国文、英、数、理、生、地、史都有。国文念《古文观止》一类的书,要求背诵。英文念《泰西五十轶事》、《天方夜谭》、《莎氏乐府本事》、《纳氏文法》等等。写国文作文全用文言,英文也写作文。课外,除了上补习班外,我读了大量的旧小说,什么《三国》、《西游》、《封神演义》、《说唐》、《说岳》、《济公传》、《彭公案》、《三侠五义》等等无不阅读。《红楼梦》我最不喜欢。连《西厢记》、《金瓶梅》一类的书,我也阅读。这些书对我有什么影响,我说不出,反正我并没有想去当强盗或偷女人。初中毕业以后,在正谊念了半年高中,1926年转入新成立的山东大学附设高中。山东大学的校长是前清状元、当时的教育厅长王寿彭,他提倡读经。在高中教读经的有两位老师,一位是前清翰林或者进士,一位绰号“大清国”,是一个顽固的遗老。两位老师的姓名我都忘记了,只记住了绰号。他们上课,都不带课本,教《书经》和《易经》,都背得滚瓜烂熟,连注疏都在内,据说还能倒背。教国文的老师是王崑玉先生,是一位桐城派的古文作家,有自己的文集。后来到山东大学去当讲师了。他对我的影响极大。记得第一篇作文题目是《读〈徐文长传〉书后》。完全出我意料,这篇作文受到他的高度赞扬,批语是“亦简劲,亦畅达”。我在吃惊之余,对古文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弄到了《韩昌黎集》、《柳宗元集》,以及欧阳修、三苏等的文集,想认真钻研一番。谈到英文,由于有尚实英文学社的底子,别的同学很难同我竞争。还有一件值得一提的事情是,我也学了德文。由于上面提到的那些,我在第一学期考了一个甲等第一名,而且平均分数超过九十五分。因此受到了王状元的嘉奖。他亲笔写了一副对联和一个扇面奖给我。这当然更出我意料,我从此才有意识地努力学习。要追究动机,那并不堂皇。无非是想保持自己的面子,决不能从甲等第一名落到第二名,如此而已。反正我在高中学习三年中,六次考试,考了六个甲等第一名,成了“六连贯”,自己的虚荣心得到了充分的满足。这是不是就改变了我那幼无大志的情况呢?也并没有。我照样是鼠目寸光,胸无大志,我根本没有发下宏愿,立下大志,终身从事科学研究,成为什么学者。我梦寐以求的只不过是毕业后考上大学,在当时谋生极为困难的条件下,抢到一只饭碗,无灾无难,平平庸庸地度过一生而已。1929年,我转入新成立的山东省立济南高中,学习了一年,这在我一生中是一个重要的阶段。特别是国文方面,这里有几个全国闻名的作家:胡也频、董秋芳、夏莱蒂、董每戡等等。前两位是我的业师。胡先生不遗余力地宣传现代文艺,也就是普罗文学。我也迷离模糊,读了一些从日文译过来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我曾写过一篇《现代文艺的使命》,大概是东抄西抄,勉强成篇。不意竟受到胡先生垂青,想在他筹办的杂志上发表。不幸他被国民党反动派通缉,仓促逃往上海,不久遇难。我的普罗文学梦也随之消逝。接他工作的是董秋芳(冬芬)先生。我此时改用白话写作文,大得董先生赞扬,认为我同王联榜是“全校之冠”。这当然给了我极大的鼓励。我之所以五十年来舞笔弄墨不辍,至今将近耄耋之年,仍然不能放下笔,全出于董老师之赐,我毕生难忘。在这里,虽然已经没有经学课程,国文课本也以白话为主,我自己却没有放松对中国旧籍的钻研。我阅读的范围仍然很广,方面仍然很杂。陶渊明、杜甫、李白、王维、李义山、李后主、苏轼、陆游、姜白石等等诗人、词人的作品,我都读了不少。这对我以后的工作起了积极的影响。1930年,我高中毕业,到北平来考大学。由于上面说过的一些原因,当年报考中学时那种自卑心理一扫而光,有点接近狂傲了。当时考一个名牌大学,十分困难,录取的百分比很低。为了得到更多的录取机会,我那八十多位同班毕业生,每人几乎都报七八个大学。我却只报了北大和清华。结果我两个大学都考上了。经过一番深思熟虑,我选了清华,因为,我想,清华出国机会多。选系时,我选了西洋系。这个系分三个专修方向(specialized):英文、德文、法文。只要选某种语言一至四年,就算是专修某种语言。其实这只是一个形式,因为英文是从小学就学起的,而德文和法文则是从字母学起。教授中外籍人士居多,不管是哪国人,上课都讲英语,连中国教授也多半讲英语。课程也以英国文学为主,课本都是英文的,有“欧洲文学史”、“欧洲古典文学”、“中世纪文学”、“文艺复兴文学”、“文艺批评”、“莎士比亚”、“英国浪漫诗人”、“近代长篇小说”、“文学概论”、“文艺心理学(美学)”、“西洋通史”、“大一国文”、“一二年级英语”等等。我的专修方向是德文。四年之内,共有三个教授授课,两位德国人,一位中国人。尽管我对这些老师都怀念而且感激,但是,我仍然要说,他们授课相当马虎。四年之内,在课堂上,中国老师只说汉语,德国老师只说英语,从来不用德语讲课。结果是,学了四年德文,我们只能看书,而不能听和说。我的学士论文是The Early Poems of Holderlin,指导教授是Ecke(艾克)。在所有的课程中,我受益最大的不是正课,而是一门选修课:朱光潜先生的“文艺心理学”和一门旁听课:陈寅恪先生的“佛经翻译文学”。这两门课对我以后的发展有深远影响,可以说是一直影响到现在。我搞一点比较文学和文艺理论,显然是受了朱先生的熏陶。而搞佛教史、佛教梵语和中亚古代语言,则同陈先生的影响是分不开的。顺便说一句,我在大学时课余仍然继续写作散文,发表在当时颇有权威性的报刊上。我可万万没有想到,那样几篇散文竟给我带来了好处。1934年,清华毕业,找工作碰了钉子。母校山东济南高中的校长宋还吾先生邀我回母校任国文教员。我那几篇散文就把我制成了作家,而当时的逻辑是,只要是作家就能教国文。我可是在心里直打鼓:我怎么能教国文呢?但是,快到秋天了,饭碗还没有拿到手,我于是横下了一条心:你敢请我,我就敢去!我这个西洋文学系的毕业生一变而为国文教员。我就靠一部《辞源》和过去读的那一些旧书,堂而皇之当起国文教员来。我只有二十三岁,班上有不少学生比我年龄大三四岁,而且在家乡读过私塾。我实在是如履薄冰。教了一年书,到了1935年,上天又赐给一个良机:清华大学与德国签订了交换研究生的协定。我报名应考,被录取。这一年的深秋,我到了德国哥廷根大学,开始了国外的学习生活。我选的主系是印度学,两个副系是英国语言学和斯拉夫语言学。我学习了梵文、巴利文、俄文、南斯拉夫文、阿拉伯文等等,还选了不少的课。教授是Sieg、Waldschmidt、Braun等等。这时第二次世界大战正在剧烈进行,德国被封锁,什么东西也输入不进来,要吃没吃,要穿没穿。大概有四五年的时间,我忍受了空前的饥饿,终日饥肠辘辘,天上还有飞机轰炸。我怀念祖国和家庭。“烽火连六年,家书抵亿金。”实际上我一封家书都收不到。就在这样十分艰难困苦的条件下,我苦读不辍。1941年,通过论文答辩和口试,以全优成绩,获得哲学博士学位。我的博士论文是:《〈大事〉中伽陀部分限定动词的变格》。在这一段异常困苦的期间,最使我感动的是德国老师的工作态度和对待中国学生的态度。我是一个素昧平生的异邦青年,他们不但没有丝毫歧视之意,而且爱护备至,循循善诱。Waldschmidt教授被征从军,Sieg教授以耄耋之年,毅然出来代课。其实我是惟一的博士生,他教的对象也几乎就是我一个人。他把他的看家本领都毫无保留地要传给我。他给我讲了《梨俱吠陀》、《波你尼语法》、Patanjali的《大疏》、《十王子传》等,他还一定坚持要教我吐火罗文。他是这个语言的最高权威,是他把这本天书读通了的。我当时工作极多,又患神经衰弱,身心负担都很重。可是看到这位老人那样热心,我无论如何不能让老人伤心,便遵命学了起来。同学的还有比利时WCouvreur博士,后来成了名教授。谈到工作态度,我的德国老师都是楷模。他们的学风都是异常地认真、细致、谨严。他们写文章,都是再三斟酌,多方讨论,然后才发表。德国学者的“彻底性”(Gründlichkeit)是名震寰宇的,对此我有深切的感受。可惜后来由于环境关系,我没能完全做到,真有点愧对我的德国老师了。从1937年起,我兼任哥廷根大学汉学系讲师。这个系设在一座大楼的二层上,几乎没有人到这座大楼来,因此非常清静。系的图书室规模相当大,在欧洲颇有一些名气。许多著名的汉学家到这里来看书,我就碰到不少,其中最著名的有英国的Arthur Waley等。我在这里也读了不少的中国书,特别是笔记小说以及佛教大藏经,扩大了我在这方面的知识面。我在哥廷根呆了整整十个年头。1945年秋冬之交,我离开这里到瑞士去,住了将近半年。1946年春末,取道法国、越南、香港,夏天回到了别离将近十一年的祖国。我的留学生活,也可以说是我的整个学生生活就这样结束了。这一年我三十五岁。……计算一下,最近几年来,我每年写的文章,数目远远超过过去的任何一年。我平生最长最艰巨的两部书,都是在耄耋之年完成的。一部是长达八十万字的《糖史》,一部是也长达数十万字(因为部分用英文写成的,字数难以准确统计)的吐火罗文A方言(焉耆文)的《弥勒会见记剧本》的译释。我虽然是个杂家,但是杂中还是有重点的。可惜,由于一些原因,不明真相的人往往不明白我干的究竟是哪一行。外面来的信,有的寄到中文系,有的寄到历史系,有的寄到哲学系,有的寄到西语系,有的甚至寄到社会学系。从中可以看出人们对我的了解。两部大书一出,估计可以减少点混乱。对我来说,这种混乱一点影响也没有的。以上是我最近十年来生活的综述,也可以算是“自传”吧。在这期间,我是怎样考虑十年浩劫的呢?实际上,从我脑筋开了窍认识到这一场在极端绚丽的面纱下蒙着的极端残酷的悲剧那一天起,我就没有把它忘记。但是,我期待着,期待着,一直到1992年《牛棚杂忆》产生,我的期待结束。到了今年1998年,《牛棚杂忆》终于出版问世,我的心情才比较得到了点宁静。这一切我已经在“自序”中比较详尽地介绍了,这里不再重复。我觉得,我总算为中华民族的后世子孙做了一件好事。我又有了新的期待,我期待还能有问津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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