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思的文学

出版时间：2013-1  出版社：光明日报出版社  作者：郝桂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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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高校社科文库•反思的文学:苏珊•桑格塔小说艺术研究》内容简介：虽然桑塔格在文化批评界显赫的名声和地位主要来自于她的散文和批评著作，但她本人却更看重自己作为小说家的地位。本论题以桑塔格前后四十年创作观的发展变化为着眼点，着重考察桑塔格的长篇小说创作，同时结合她本人在不同时期对文学问题、美学问题及众多艺术家的评论，试图发现她对小说基本要素在理论方面的论说和在创作实践之间的统一。基于对其四十多年的创作实践和理论批评的分析，我们可以基本把握桑塔格反思主流文化、不断否定和超越自己的文学艺术观念，更深刻地理解她作为当代智性知识分子代言人的创作理想。

作者简介

郝桂莲，女，1972年10月4日生于内蒙古兴安盟，副教授，硕士生导师。2000年7月毕业于山东大学美国文学研究所，获文学硕士学位；2009年12月毕业于四川大学外国语学院，获文学博士学位。其中，2007年8-12月赴香港大学美国研究中心访学。主要研究方向：现当代美国小说、当代西方文论、小说理论。在《外国文学评论》、《外国文学》、《当代外国文学》等期刊发表论文多篇。主持教育部2009年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项目一项。

书籍目录

绪论第一节 桑塔格其人第二节 国内外研究综述第三节 目前桑塔格研究中存在的问题、本课题的研究思路和方法第一章 桑塔格的文学现实观第一节 意义的影子世界第二节 对历史的重构小结第二章 桑塔格的小说作者观第一节 作者之死第二节 作者不死小结第三章 桑塔格叙述主体观第一节 单一聚焦叙述者第二节 多重聚焦叙述者小结第四章 桑塔格的小说情节观第一节 行为情节第二节 思想情节小结第五章 桑塔格小说人物观第一节 虚构性人物第二节 主题性人物小结第六章 桑塔格的小说形式观第一节 心理时空与历史时空第二节 “静默”与“言说”小结结语参考文献后记

章节摘录

苏姗•桑塔格（Susan Sontag，1933~2004）的名字是与20世纪60年代一些极具先锋色彩的口号紧密相连的，熟悉她的名字和作品的人总是难免会想起那些当年曾引起国际文坛轰动的先锋口号：“反对阐释”、“坎普”、“新感受力”等等。作为一位“特立独行”的女性作家，桑塔格在生前逝后都受到了批评界极大的关注。每当她有新著问世，或参加了一项社会活动，都会紧接着出现大量的批评文章，或褒或贬地加以评论。对于种种评论，桑塔格生前统统置之不理。她最希望人们仅把她视为一个作家，这是她从小就梦寐以求的身份。应该说，桑塔格的理想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实现，她不仅为《党派评论》（Partisan Review）撰写了多篇稿件，还一度成了引领美国，甚至是国际范围内文化潮流的先锋。桑塔格生前出版了17部著作，有小说、随笔和文化批评，被译成包括中文在内的30多种语言，在世界各地出版，去世后又出版了一部著作。她一生获得了无数的荣誉，重要的奖项有1978年因《论摄影》（On Photography，1977）一书获国家图书评论业界奖；2000年因《在美国》（In America，2000）一书获国家图书奖；2001年的耶路撒冷奖；2003年的德国书市和平奖；以及2003年的奥地利王储奖等等。虽然桑塔格的影响波及到了文化界的诸多方面，有关桑塔格的评论也比比皆是，但系统研究其思想和创作的著作却不多见，专门对其小说创作进行研究的则更鲜见。究其原因，大抵可以有以下几条：第一，桑塔格历来反对所谓的“阐释”，对60年代之前风行美国的新批评和“纽约知识分子”（New York Intellectuals）式的批评分别予以了批判，反对在世界之上另建一个“意义的影子世界”，对那些批评、褒奖她的评论更是不屑于顾；第二，桑塔格的批评与论述庞杂繁多，所涉及的领域包括哲学、艺术、历史、政治、文学、摄影、医学、建筑、音乐等诸多学科，令众多仰慕她的读者望而生畏，也令批评界的学者一时无从入手；第三，桑塔格处在先锋文化和批评文坛的抢眼位置约四十年，前后经历各种思潮与理论的流变，桑塔格自身也经历着成长和对前期思想的不断否定，这让很多评论家一时无所适从；第四，桑塔格天资聪颖，又受到了系统的欧洲哲学思想的熏陶，经常在欧洲与美洲大陆间穿梭，批评和创作均受到了欧洲思想的影响，她所评论的人物要么是无甚名气的先锋派作家或导演，要么是思想深邃、不易读懂的思想家，她的小说创作也深受各种欧洲思想的影响，读来令人大伤脑筋。利亚姆•肯尼迪（Liam Kennedy）在《苏姗•桑塔格：心灵的激情》（Susan Sontag: Mind as Passion，1995）一书中虽然曾列举了影响桑塔格的一些欧洲作家、思想家。但整部书讨论的是美国社会文化背景下的桑塔格及其著作，至于欧洲文化和思想对桑塔格小说的影响，则没有系统的论述。安德烈•纪德（Andrew Gide）曾经告诫人们，对于有些问题，以人类的智力，不宜追究得太深。米兰•昆德拉（Milan Kundera）的所谓“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说的其实也是同一个意思。但对于桑塔格来说，她的思索和对思想的探求却是没有疆域和界限的。这不仅体现在她以思想性著称的批评论文中，在她的小说创作中，这样的情形也随处可见。桑塔格的政治理想、价值伦理和哲学思考固然因为她在多种政治和批评实践中得到了体现，但是如果就用那些实践来概括桑塔格的思想和文学成就，又未免太过简单。这就涉及到了对桑塔格文学观进行深层次审视的问题。事实上，桑塔格一生关注文学与艺术的终极属性问题，关注文学作品与现实的关系问题，她所衷情的小说创作恰好为我们审视她的艺术主张提供了探索的平台，让我们在沉浸于她的艺术思索世界的同时更清楚地认识她自身。“文学构成的一部分就是它的多重性（plurality），即书与书之间的对话。”桑塔格在一次接受采访时如是说。只要文学活动尚在，这种对话就不会停止，而所谓的“终极意义”或“唯一意义”就只能是天方夜谭。法国理论家蒂费纳•萨莫瓦约 (Tiphaine Samovault)也曾说：“文学的写就伴随着对它自己现今和以往的回忆。它摸索并表达这些记忆，通过一系列的复述、追忆和重写将它们记载在文本中，这种工作造就了互文。”蒂费纳•萨莫约瓦：《互文性研究》，劭伟译，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35页。对于互文性理论研究者来说，所有的文学作品都在一定程度上带有其它文本的痕迹，这些文本可以是书写文本，也可以是非书写文本。如果我们在这一理论背景下审视桑塔格的小说创作，会惊讶地发现这位举着“反对阐释”大旗的旗手实际上在自己虚构的世界里为众多的思想家们举行了一场盛宴，让不同的思想和意义在这里狂欢。在这个世界里，生和死没有了界线，现实和梦幻被混为一谈。还是在这个世界里，有人身着奇装异服，把美作为唯一的追求；有人眉头紧锁，思索走出迷宫的出路；有人把扭曲的秩序撕成了碎片并耽于享乐；还有人忧郁地吹起世界末日的号角，倾心收藏，试图让现在永恒。在这个世界里没有惟一，只有多元；没有终极的答案，只有不断否定和反思，从而让思想在自我的世界里徘徊并发展。第一节桑塔格其人“我虽出生在纽约，成长在美国的某个地方，可是生命却是在中国孕育的。”桑塔格：《我及其他》，徐天池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年，第3页。桑塔格在她的一部短篇小说里这样写道。1933年1月16日，苏珊•罗森布拉特（Susan Rosenblatt）出生于纽约。母亲在临产前几个月，才独自离开在天津从事毛皮贸易的丈夫回到美国。苏珊5岁时，父亲因患肺结核在中国病逝。母亲回国后不久再嫁美国空军退役飞行员内森•桑塔格(Nathan Sontag)，苏珊从此改姓桑塔格。在跟随母亲和继父在亚利桑那州生活的这段时间内，她大量地阅读了各种书籍。在读到居里夫人的传记后，她就打算将来成为一位化学家，后来还曾立志成为物理学家。最终，文学的魅力使她无法舍弃，开始了作家梦的追寻。桑塔格自幼才智过人，六岁就插班到了三年级，十六岁就考进了伯克利加州大学，后来又转入芝加哥大学，仅用了两年的时间就完成了本科课程。芝加哥大学当时强调的是文本细读传统，期末考试采用考试的形式，而不是像其他学校一样要求学生撰写论文，因此桑塔格必须熟读西方文学和哲学的经典文本，努力解读伟大思想家和文学家的作品及思想。在芝加哥大学就读期间，桑塔格曾旁听年轻的社会学教授菲利普•里夫 (Philip Rieff)的课程，两人一见钟情，十天之后便步入了婚姻的殿堂。当时桑塔格只有17岁。婚后她与里夫合作完成了里夫正在撰写的学术专著《弗洛伊德：道德家的思想》(Freud: The Mind of the Moralist，1959)。两年后，他们的儿子戴维•里夫(David Rieff)出生。随后，桑塔格和丈夫迁居波士顿，开始了在哈佛大学的研究生学习。她在1957年获哲学硕士学位，然后便获奖学金赴牛津大学深造。翌年她转入巴黎大学旁听西蒙•德•波伏娃（Simone de Beauvoir）的讲课，二者很快成为朋友。她还在巴黎发现一批热衷于好莱坞影片并以非常严肃的态度探讨电影艺术的知识分子。她住在巴黎的拉丁区，在那里，每场戏剧表演结束后，观众都会针对戏剧情节展开长时间的热烈辩论。这种艺术氛围使她对包括荒诞派在内的法国现代派戏剧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同时她也开始阅读众多超现实主义作家的作品，并继续研读“为艺术而艺术”唯美主义理论家沃尔特•佩特(Walter Pater)和奥斯卡•王尔德（Oscar Wilde）的文章和著作。超现实主义作家和先锋派艺术家的左倾政治主张极大地影响了这一时期的桑塔格，他们柏拉图式的艺术家介入政治的模式后来促使她走访了古巴、越南和中国，并让她同情共产主义运动，写出了著名的《河内之旅》(A Trip to Hanoi，1968)等作品。桑塔格在法国逗留期间还受到当地一些流行的哲学和文艺思潮的影响，尤其是以萨特、加缪和梅洛•庞蒂等为代表的存在主义哲学给她以极大的启迪，为她后来所从事的文艺批评及创作实践提供了大量的材料，也极大地开阔了她的视野。自从到法国接触了欧洲大量的精英知识分子以后，桑塔格原有的价值观受到了严重的冲击，生命历程也发生了巨大的改变。1958年，回到美国后，她要求离婚，主动提出不要丈夫的资助而独自抚养儿子。1961年，她开始为著名的杂志社撰写批评论文，并先后在纽约市立大学、萨拉劳伦斯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任教。1979年，她接受《滚石》(Rolling Stone)杂志采访时说：“摇滚乐真正改变了我……我认为是比尔•海利、彗星组合和查克•贝利让我不得不做出了离婚和离开教育界的决定。……五十年代研究高雅文化和热衷于大众文化的人完全不相往来，我认识的人中没有一个对两者都感兴趣，而这一兴趣我却一直都有。”正是从那个时候起，她开始关注并倡导先锋艺术，并且很快就以《反对阐释》（Against Interpretation，1964）一书在文坛展露锋芒。她不仅以权威的笔触评论哲学、文学、电影和历史，其文章内容还涉及到纽约和欧洲的先锋派文学艺术，把现代文学艺术的新潮流，尤其是欧洲的文学思想介绍给美国大众。这本书也标志着她与恪守“高雅文化”的以严肃左派文人为代表的正统纽约知识分子分道扬镳。随着评论集《激进意志的样式》（Styles of Radical Will，1969）和《在土星的标志下》（Under the Sign of Saturn，1980）的相继出版，桑塔格作为文化批评名家的地位基本得到了确立。同时，她的小说家声望也随着《恩主》（Benefactor，1963）和《死亡之匣》（Death Kit，1967）的问世而闻名遐迩。在1970年和1974年，桑塔格在瑞典分别拍摄了两部由她本人撰写脚本并执导的影片《食人者二重奏》（Duet for Cannibals）和《卡尔兄弟》(Brother Carl)，开始了她本人关于电影实践的探索。她在《反对阐释》一书的第四部分中多处论及电影艺术，有关于布勒松、戈达尔和雷乃等人的电影，科幻电影和色情片的六篇文章。它们不是简单的影评，每一篇都旁征博引，十分精密和复杂，充满了她在美国被人屡遭嘲讽的所谓“法国腔调”。虽然桑塔格可以称得上是标准的影迷，在电影评论方面也绝对称得上大师，但是她自己拍摄的几部影片却都反响不大。在几乎同一个时期，桑塔格开始介入女性主义运动。在她发表的两篇文章《年老的双重标准》(“The Double Standard of Aging”，1972)和《妇女第三世界》(“The Third World of Women”，1973)中，她提出妇女解放意味着权利的口号。她认为女人参加工作是从心理和性别的角度对生殖异性的攻击，一个摆脱压迫的社会应是两性同体(androgynous)的。因此，在一个解放了的社会，同性恋选择将与异性恋选择一样受到尊重，而两性同体的最大敌人是大男子主义。半个世纪前，英国女性主义作家弗吉尼亚•伍尔芙（Virginia Woolf）的经典女性主义文本《一间自己的房间》(A Room of One’s Own，1929)中所阐释的女权主义思想，在桑塔格的著作里得到了体现。虽然桑塔格在文化批评界和小说创作界，甚至电影界都闻名遐迩，但是多数人并不知道桑塔格生活的艰辛。她居无定所，经常入不敷出，早期靠教书、后来只能靠写作和编书维持生活。她虽然从60年代起就在曼哈顿定居，但直到1990年获得麦克阿瑟基金会为期五年共34万美元的学术津贴，加上首次拥有文学代理人而得到的可观收入，才得以买下自己的住所。1976年后，她先后患上了几种癌症，因为付不起医疗保险，只能仰赖朋友的慷慨筹款，才得以同病魔搏斗，并完成了轰动一时的名著《疾病的隐喻》（Illness as Metaphor，1978）和《艾滋病及其隐喻》（AIDS and Its Metaphors，1989）。这些关于疾病的著作得到了众多行业人士的反应，文化界、医疗界乃至心理学界都频频发表文章进行评论，桑塔格也因此书受到美国妇女全国图书协会的表彰，理由是这本书是由一位女性作家撰写并改变了世界的75本书之一。在与疾病作斗争的同时，作为文化名人的她，一直坚持不懈地为杂志写稿，其中包括后来成为摄影界经典著作的《论摄影》（On photography，1977）和她惟一的一部短篇小说集《我，及其他》（I，etcetera，1978）。《论摄影》一书以特有的美学眼光，社会学和历史学的开阔视野，对“摄影史”进行了多角度的探讨，清理了摄影和绘画、摄影和电影，以及与纪录片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另外，桑塔格在此书中一再强调的审美趣味使高雅艺术和大众艺术同时陈列于世人面前，认为摄影把整个世界看作材料，并且认为摄影是一种十分民主的媒介手段。桑塔格对摄影艺术深入又独到的见解使本书在出版后好评如潮，虽然有人指出了她书中关于摄影史有些常识性的错误，但没有人能否认此书开启了关于摄影真正意义上的思考。《我，及其他》由八个短篇小说组成，基本上采用后现代主义艺术表现手法，虽说是小说，但是很多故事几乎没有什么完整的情节，人物形象不是零散破碎就是扭曲变形，常常是由一个个意义互不关联的片断随意堆积就成了一篇篇小说。这部短篇小说集以其脱俗的形式使她早期因《反对阐释》而成就的名声又一次为世人瞩目。1980年，桑塔格又出版了另一部重要的批评文集《在土星的标志下》。在这部文集里，桑塔格不再像过去一样专门为大众文化立碑唱诵，而是把批评的触角伸向了现代派经典艺术家们，体现出了桑塔格特有的独立思考的精神。在这里，桑塔格让我们看到了思想的重要以及智慧的力量。虽然桑塔格多次撰文反对将艺术与道德和政治强拉硬扯，但她自己却有着极为坚定和鲜明的政治主张。对于越战、波黑战争、“9•11”事件以及后来的伊拉克战争，桑塔格都鲜明地表达了自己的观点。20世纪60年代中期政治风云变幻的岁月，桑塔格热血沸腾地投身于反越战运动。在《巴黎评论》（Paris Review）主办的一次讨论会上，她振聋发聩地喊出了“白种人是人类历史的癌瘤”这样的怒吼，乃至得出“美国的立国基础是种族灭绝的大屠杀”和“美国生活的质量是对人类发展可能的羞辱”的极端结论。为了亲眼目睹战争的现实，她于1968年以美国公民的身份访问北越，写出了长篇纪实报道《河内之行》(Trip to Hanoi)。这时的桑塔格已经彻底告别了纽约高雅知识分子的安逸书斋，早早地结束了自己在高校的教书生涯，对越南和古巴反美事业持续声援，加上她后来在1979年对中国进行的访问，使左翼自由知识分子对她高度赞扬并引之为同道。然而，桑塔格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因为波兰当局对民众的残酷镇压，又一反常态地指责其施行的举动乃是“戴着人类面具的法西斯行径”，让很多包括左翼知识分子在内的人士不知所措。桑塔格政治姿态从对左翼事业的支持到指责的转变，使她的许多仰慕者一时间感到十分迷惑。进入21世纪以来，桑塔格虽然年事已高，而且仍然病魔缠身，但她仍笔耕不辍，于2001年又推出一本新的评论电影、音乐、舞蹈、戏剧和摄影等各类艺术以及翻译、旅游、思想、幻觉等方面的论文集《重点所在》(Where the Stress Falls)。这部文集延续了桑塔格一贯的敏锐和多元的视角，将目光投向了现当代的重要诗人、作家、戏剧家、舞蹈家，以及各种类型的艺术形式。由于其独特的敏锐性，使读者可以透过文章本身看到艺术作品中永恒的人性，永恒的正义感，永恒的批判精神以及永恒的冷静。“9•11”事件以来，她在《纽约客》（New Yorker）上发表了强烈批评美国霸权主义的意见，认为那些恐怖分子并不是布什所谓的胆小鬼，而是对一个世界超级大国肆无忌惮干涉民主和自由的勇敢报复。桑塔格无所畏惧的公开表态，自然引起了轩然大波。不久，桑塔格又出版了关于战争暴行摄影的论著《关于他人的痛苦》（Regarding the Pain of Others，2003），进一步申明了她对美国霸权立场的否定态度。2004年5月，在巴格达阿布格莱布监狱传出美军虐待囚犯事件的消息后，桑塔格在《纽约时报杂志》(New York Times Magazine)发表文章，对布什政府发动的对伊拉克的战争进行谴责。这几乎是桑塔格留给世人的最后一篇文章。由于她激烈的政治言论，人们往往把桑塔格在政治上归入左派，但桑塔格自己并不认同，她认为自己参与各种政治活动的意图，并非要作政治介入，而完全是道德上的冲动。在1987至1989年间，桑塔格担任国际笔会美国分会主席，曾为解救众多遭受政治迫害的艺术家多方奔走。1993年，她冒着波黑战争的炮火多次前往萨拉热窝，在那里执导了贝克特(Samuel Beckett)的戏剧作品《等待戈多》(Waiting for Godot，1952)，象征着萨拉热窝人为赶走塞尔维亚人在等待着西方的援救。所有这些都是桑塔格处于人道主义和道德的同情，而非政治上的利益做出的举动。正因为如此，桑塔格才赢得了无论是左翼还是右翼知识分子的普遍赞誉。90年代之后，桑塔格又推出了三部重要的作品，一部是关于女性和想象力的话剧《床上的爱丽丝》（Alice in Bed，1993）和两部长篇小说《火山恋人》（Volcano Lover：A Romance，1991）及《在美国》（In America，2000）。三部作品的主角都是女性且都具有鲜明的性格，都是以历史上的人物为素材，其中两部长篇小说一反作者早期作品荒诞梦幻的题材和写作手法，转而运用现实的题材和手段，夹杂了大量作者自己的声音和形象，完全不似当年《反对阐释》所倡导的风格，令评论界和读者惊讶不已。作为美国文化思想史上的重要人物，桑塔格的声名和成就主要来自她以文化批评家身份所写作的随笔和论文，而不是她偶尔客串电影制作者、剧作家和话剧导演身份所取得的成就，甚至与她的小说创作努力也没有太大的关系。她过去四十年里所出版的那些非虚构文集已成为美国当代学术构成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对此，桑塔格自己也有明晰的判断：“我知道《反对阐释》一书被人们看作是代表六十年代的示范文本之一，而且如今那段岁月已经成了传奇的年代。其实我并不愿意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之类的标签。把自己的生活以及自己时代的生活以十年为单元打包是时下的通行做法，然而我对此并不热衷。当初人们并不称它为六十年代。对我来说那首先是我写头两部小说的年月，也是我开始派发有关艺术、文化以及意识的功能等想法的时辰，那时这些想法不断袭扰我，使我不能专注于小说写作。我心里充溢着传播福音的狂热。”桑塔格：《三十年之后》，选自《重点所在》，黄梅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年，第318~319页。这部经典论集中所收录的《反对阐释》(“Against Interpretation”)、《论风格》(“On Style”)、《关于“坎普”的札记》(“Notes on ‘Camp’”)和《一种文化与新感受力》(“One Culture and the New Sensibility”)四篇文章，是桑塔格在六十年代为弘扬和捍卫电影、摄影、现代绘画、舞蹈和流行音乐等前卫艺术的特殊价值而建树的理论核心。进入八十年代以后，桑塔格毅然宣布，要把主要精力放在小说创作上面，而且她坚持以“作家”的身份出现在公众的视野，体现了她对作家身份，而不是批评家身份的重视。2004年12月28日，桑塔格在曼哈顿病逝，享年七十一岁。在她去世以后，全球各大媒体均用大面积版面隆重悼念她的离去。《华盛顿邮报》(Washington Post)称她为“无畏的思想家”，《卫报》(Guardian)对她的定义是“以笔为枪的斗士”，“一位重新定义了美国文化视野的审美主义者”，BBC则称之为“美国先锋派的女大师。”转引自康慨：《非凡的苏珊》，载于《光明书评》，2005年1月14日。她被认为是当代最重要的女性知识分子之一，思想质量和影响力可以与西蒙•波伏瓦、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并称。她的去世，是西方文化界，乃至整个知识界的一个重大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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