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述

出版时间：2012-9  出版社：光明日报出版社  作者：刘川生  页数：605  字数：702000  

内容概要

　　师以校尊，校以师名。大师与大学的关系，宛如文字与书、茂叶与树，同生共荣，相伴相依。
　　大师名家是大学的精神脊梁。他们心系国家，胸怀民族，在各自的时代和领域中，赓续传统、开拓新知、启迪民智，努力为国家与民族出思想、育英才、立德行、树典范。他们“但开风气不为师”，以先行者的开创精神，参酌古今，发凡起例，涵育一代学风。他们与大学相互激荡，使大学因他们而更加精彩，因他们而愈发厚重，为大学增添了迷人的魅力。大师之所以为大师，不仅仅由于其学术专业上的空前建树，更因为他们为我们设置了人格的标杆，指引了道德的高地，托起了精神的天梯。
　　大师名家的成长史，是人类文化的传承创新史，是大学在相关优势领域的记传史，是学校弥足珍贵的精神史诗。有着110年历史的北京师范大学，大师辈出，名家云集，一大批先贤明师在这里弘文励教。《北京师范大学校报》一直注重大师名家口述历史的收集整理工作，从保护学校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高度，开设“讲述”专栏，深入挖掘寻访。近十年来，校报刊载了十余位大师名家的口述史，总字数逾60万。谨将此汇编成书，作为对学校110周年校庆的献礼。　　
　　那一段段久被尘封的成长历史与人生故事，透过大师名家们的娓娓讲述，又重新被激活。一个时代的光影得以重现，一章生命的传奇得以重温，一部值得珍藏的共同记忆借着讲述，得以重生。同样借着讲述，我们得以走近大师．感受崇高，谛听他们的足音与心声，触摸他们的思想与精神，收获我们的启迪与梦想，完成与大师们心与心的对话。这是我们的期望。　　‘

书籍目录

启功口述历史
　我从来没姓过爱新觉罗
　乾隆与和亲王
　嘉庆与和珅
　光绪和西太后
　我的童年生活
　三进辅仁
　我的恩师陈垣先生
　辅仁逸事
　五十年代的院系调整
　反右风波
　“文革”岁月
　老伴之死
　迟到的春天
　人生回顾
　学艺回顾·书画篇
　学艺回顾·诗词创作篇
……

章节摘录

反右风波    1957年北师大由陈校长亲自主持评议新增教授人选。我在辅仁和师大干了这么多年，又是陈校长亲自提拔上来的，现在又由陈校长亲自主持会议，大家看着陈校长的面子也会投我一票。那天散会后我在路上遇到了音乐系的钢琴教授老志诚先生，他主动和我打招呼：“祝贺你，百分之百地通过，赞成你任教授。”我当然很高兴，但好景不长，教授的位置还没坐热，就赶上反右斗争，我被划为右派，教授也被黜免，落一个降级使用，继续当我的副教授，工资也降了级。说起我这个右派，还有些特殊之处。我是1958年被补划为右派的，而且划定单位也不是我关系所在的北京师范大学，而是中国画院。而且别的右派大都有“言论”现行，即响应党大鸣大放的号召，给党提意见，说了些什么。我是全没有。事情的经历和其中的原委是这样的：    我对绘画的爱好始终痴心不改，在解放前后，我的绘画水平达到了有生以来的最高水平，在国画界已经产生了相当的影响。在事业比较顺利的时候，心情自然愉快，我和当时的许多画界的朋友关系都很好。    后来绘画界准备成立全国性的专业组织——中国画院，要组织这样一个有权威、有影响的组织，必须由一个大家都认可的人物来出面，很多人想到了著名学者、书画家叶公绰先生。此事得到了周恩来总理的支持。当时叶公绰先生住在香港，周总理亲自给他写信，邀请他回来主持此事。叶先生被周总理的信任所感动，慨然应允。回来后，自然成为画院院长的最热门人选。叶先生是陈校长的老朋友，我自然也和他很熟识，而且有些私交。如当我母亲去世时，我到南城的一家店去为母亲买装裹(人殓所穿之衣)，路过荣宝斋，见到叶先生，他看我很伤心，问我怎么回事，我和他说起了我的不幸身世以及我们孤儿寡母的艰辛，他安慰我说：“我也是孤儿。”边说边流下热泪，令我至今都很感动。又如他向别人介绍我时曾夸奖说：“贵胄天湟之后常出一些聪明绝代人才。”所以承蒙他的信任，有些事就教给我办，比如到上海去考察上海画院的有关情况和经验，以便更好地筹办中国画院，为此我真的到上海一带做了详细的调查研究，取得了很多经验。这样，在别人眼里我自然成了叶先生的红人。但这种情况却引起了一些人的嫉恨。当时在美术界还有一位先生，他是党内的，掌有一定的实权，他当然不希望叶先生回来主持画院，深知叶先生在美术界享有崇高的声望，他一回来，大家一定都会站在他那一边，自己的权势必定会受到很大的伤害；而要想保住自己的地位，就必须借这场反右运动把叶先生打倒。而在这位先生眼中，我属于叶先生的死党，所以要打倒叶先生必须一并打倒我，而通过打倒叶先生周围的人也才能罗织罪名最终打倒他。于是我成了必然的牺牲品。但把一个人打成右派，总要找点理由和借口，但凡了解一点我的人都知道，我是不会在所谓给党提意见的会上提什么意见的，不用说给党提意见了，就是给朋友，我也不会提什么意见。但怎么找借口呢?正应了经过千锤百炼考验的那条古训：“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经过多方搜集挖掘，终于找到了这样一条罪状：我曾称赞过画家徐燕荪的画有个性风格，并引用了“春色满园关不住，一枝红杏出墙来”的诗句来形容称赞他代表的这一派画风在新时代中会有新希望。于是他们就根据这句话无限上纲，说我不满当时的大好形势，意欲脱离党的领导，大搞个人主义。当时的批判会是在朝阳门内文化部礼堂举行的，那次会后我被正式打成右派。叶公绰先生，还有我称赞过的徐燕荪先生当然也都按既定方针打成右派，可谓一网打尽。至于他们二人打成右派的具体经过和理由我不太清楚，不好妄加说明，但我自己确是那位先生亲自过问、亲自操办的。当然这场运动胜利之后，他在美术界的地位更炙手可热，呼风唤雨了。    我也记不清是哪年，大约过了一两年，我的右派帽子又摘掉了。我之所以记不清，是因为没有一个很明确郑重的手续正式宣布这件事，而且当时是在画院戴的，在师大摘，师大也说不清是怎么回事，总之我稀里糊涂地被戴上右派帽子，又稀里糊涂地被摘掉帽子。当时政策规定，对有些摘帽的人不叫现行右派分子了，而叫“摘帽右派”——其实，还是另一种形式的右派。我虽然没有这个正式名称，但群众哪分得清谁属于正式的“摘帽右派”，谁不属于“摘帽右派”?当时对“摘帽右派”有这样一句非常经典的话，叫“帽子拿在群众手中”——不老实随时可以给你再戴上。我十分清楚这一点，日久天长就成了口头语，比如冬天出门找帽子戴，如发现是别人替我拿着，我会马上脱口而出：“帽子拿在群众手中”；如自己取来帽子，马上会脱口而出：“帽子拿在自己手中”，不管拿在谁的手中，反正随时有重新被扣上的危险，能不如履薄冰，如临深渊，战战兢兢吗?日久天长，熟悉我的人都知道这个典故，冬天出门前，都询问：“帽子拿在谁的手中?”或者我自己回答：“帽子拿在自己手中呢。”或者别人回答：“帽子拿在群众手中呢。”    有人常问我：“你这么老实，没有一句言论，没有一句不满，竟被打成右派，觉得冤枉不冤枉?”说实在的，我虽然深知当右派的滋味，但并没有特别冤枉的想法。我和有些人不同，他们可能有过一段光荣的“革命史”，自认为是“革命者”，完全是本着良好愿望，站在革命的或积极要求进步的立场上，响应党的号召，向党建言献策的，很多人都是想“抚顺鳞”的，一旦被加上“批逆鳞”的罪名，他们当然想不通。但我深知我的情况不同于他们。当时我老伴也时常为这件事伤心哭泣，我就这样劝慰她：  “算了，咱们也谈不上冤枉。咱们是封建余孽，你想，资产阶级都要革咱们的命，更不用说要革资产阶级命的无产阶级了，现在革命需要抓一部分右派，不抓咱们抓谁?咱们能成左派吗?既然不是左派，可不就是右派吗?幸好母亲她们刚去世，要不然让她们知道了还不知要为我怎么操心牵挂、担惊受怕呢?”这里虽有劝慰的成分，但确是实情，说穿了，就是这么回事，没有什么可冤枉的，没有什么可奇怪的。我老伴非常通情达理，不但不埋怨我，而且塌下心来和我共度难关。直到“文化大革命”后，拨乱反正，我的右派才算彻底、正式平反。我当时住在小乘巷的斗室里，系总支书记刘模到我家宣读了正式决定，摘掉右派帽子，取消原来的不实结论。我当时写下了几句话，表达了一下我的感想，其中有“至诚感戴对我的教育和鼓励”。在一般人看来，既然彻底平反，正式明确原来的右派是不实之辞，那还有什么教育可谈?所以他还问我这句是什么意思，以为我是在讽刺。其实，我一点讽刺的意思也没有，这确实是我的心里话：从今我更要处处小心，这不就是对我的教育吗?而令我奇怪的是，摘帽之后，那位给我戴帽的先生好像没事人一样，照样和我寒暄周旋，真称得上“翻手为云覆手雨”，“宰相肚里能撑船”了。    以往我遭受挫折的时候陈校长都帮助了我，援救了我，但这次政治运动中他想再“护犊子”似的护着我也不成了。可陈校长此时的关心更使我感动。一次他去逛琉璃厂发现我收藏的明、清字画都流人那里的字画店，知道我一定是生活困难，才把这些心爱的收藏卖掉，于是他不但不再开玩笑地说：“这是给我买的吗?”从我这儿小小不然地“掠”走一些字画，而是出钱买下了这些字画，并立即派秘书来看望我，询问我的生活情况，还送来一百元钱。这在精神上给了我很大的安慰，再加上亲人、朋友的帮助，我才在逆境中鼓起继续生活下去的勇气。    P49-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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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川生主编的这本《讲述：北京师范大学大师名家口述史》收录了16位北京师范大学大师名家的口述史。    这一段段久被尘封的成长历史与人生故事，透过大师名家们的娓娓讲述，又重新被激活。一个时代的光影得以重现，一章生命的传奇得以重温，一部值得珍藏的共同记忆借着讲述，得以重生。同样借着讲述，我们得以走近大师，感受崇高，谛听他们的足音与心声，触摸他们的思想与精神，收获我们的启迪与梦想，完成与大师们心与心的对话。

用户评论 (总计1条)

•   存着借鉴用，从体例到其他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