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与国权

出版时间：2010-5  出版社：光明日报出版社  作者：杨思信，郭淑兰 著  页数：298  

前言

　　以后人的目光审视，中国进入20世纪后的第三个10年，无疑是一个冲突迭起、事变丛生、波澜壮阔的10年。传统与现代、中国与外国、新集团与旧势力、社会精英与普罗大众、革命与反革命、中央与地方、分裂与统一、激情与理智、绝望与希望……，诸多因素于此交汇激荡，上演了一出出足以影响此后30年甚至更长时期中国发展走向的精彩历史大剧。80多年过去了，如今，当我们的目光有机会掠过彼时的文献与时人所撰写的回忆录时，仍能明显体悟出那个时代的强烈律动及给予我们的巨大震撼。“古人日以远，青史字不泯”，探索现代中国的诸多问题，显然无法绕开20世纪20年代这10年中所发生的种种事件。　　对于中国近现代教育史的研究者来说，1924至1927年所发生的、其余波一直延续至30年代的收回教育权运动，就是这样一个不能绕开的历史事件。　　中国现代新式教育起步于清末。自20世纪初清政府宣布废科举、改学堂、颁订学制、成立学部以来，新教育正式取代了旧教育，其对国家、民族、社会发展的巨大推动作用逐渐凸显。民初，教育部颁定新教育方针并废止“尊孔读经”，稍后新文化运动时期“新文学运动”的蓬勃开展及语体文的变革，更使新教育从教学语言、教学内容、教学方式、人才培养目标诸方面开始挣脱内在的种种羁绊，而获得长足的增长空间。事物的发展总是辩证的，当中国教育逐步解决内在种种束缚之后，其外在的制约与束缚却日益凸现出来。这种外在制约，即外部势力对中国教育的干预和侵害，主要是指殖民教育和教会教育。

内容概要

　　《教育与国权：1920年代中国收回教育权运动研究》介绍了受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国人民族意识目渐觉悟及1922年非基督教运动等因素的影响，1920年代中后期，中国社会爆发了以收回外国教会学校管理权为主旨的收回教育权运动。当时，青年学生站在运动最前列，国、共、青三党也不同程度介入，主要教育团体及知名教育家踊跃参与，最终迫使南北政府均颁布了有关收回教会学校教育管理权的法令，使其不得不向中国政府立案注册，结束了近代以来外国教会在我国任意设学、不受我国政府管理的历史。《教育与国权：1920年代中国收回教育权运动研究》以该运动为研究对象，在广泛占有资料的基础上，深入探寻该运动发生的深层原因，评析国、共、青三党及各种教育社团在该运动中的不同作用，并总结历届政府教会学校管理政策的利弊得失，重点说明其对中国现代教育的深远影响。

作者简介

　　杨思信，男，1966年8月生，甘肃靖远人。2000年在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获得博士学位，主要研究方向：中国近现代思想文化史和教育史，现为兰州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著有《文化民族主义与近代中国》（人民出版社2003年出版），在《学术研究》等刊物上公开发表论文30余篇，研究成果曾获甘肃省高校社科成果一等奖和甘肃省社科优秀成果三等奖，个人曾于2002年获得甘肃省高校青年教师成才奖。　　郭淑兰，女，1963年1月生，辽宁沈阳人。1985年毕业于西北师范大学，获历史学学士学位，2004年在上海交通大学获法学硕士学位，现为兰州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中国近现代史、马克思主义理论。公开发表学术论文20余篇，研究成果曾获甘肃省社科优秀成果二等奖和三等奖。

书籍目录

　　前言　　第一章 收回教育权运动兴起的背景　　第一节 近代中国教育权的丧失与教育主权观念的萌发　　第二节 “教育和宗教分离”学说的输入及其特点　　第三节 近代知识分子非基督教思想的嬗变　　第四节 清末民初国家主义教育思想的传入　　第五节 晚清民初政府对教会学校的政策　　　　第二章 非基督教运动的发生与收回教育权运动的酝酿　　第一节 从反“孔教”到讨论宗教问题　　第二节 非基督教运动的爆发　　第三节 收回教育权运动的酝酿　　　　第三章 收回教育权运动的兴起　　第一节 东北人民收回教育权的斗争　　第二节 教会学校风潮与非基运动的再兴　　第三节 教育团体与收回教育权运动　　　　第四章 国家主义教育派与收回教育权运动　　第一节 国家主义教育派的形成　　第二节 国家主义教育派的主要思想　　第三节 国家主义教育派与收回教育权论战　　　　第五章 收回教育权运动的高涨　　第一节 五卅运动后收回教育权运动的高涨　　第二节 政党与收回教育权运动　　第三节 基督教教育界对收回教育权运动的回应　　　　第六章 收回教育权运动的尾声　　第一节 国民党政府对教会学校的政策　　第二节 教会学校立案与收回教育权的基本实现　　　　第七章 余论　　第一节 建国初期教育权的完全收回　　第二节 收回教育权运动的历史地位　　参考文献　　后记

章节摘录

　　但细绎原文，除一定的地区限制外，本条并没有对美国人所设学堂的性质、办学层次、教育对象、教育内容、管理方式等作出明确限制，因此只能作宽泛理解。换句话说，美国人既可以在中国设立教育美籍人士的学校，也可以设立教育中国籍人士的学校。　　要言之，从法理上说，根据前述有关条约，西方各国（包括西方传教士、教会势力）实际上获得了几乎不受任何限制的在华教育权，这一点似无庸置疑。清末曾在学部供职的张元济，也对外人获得在华教育权持明确肯定的态度。他在致学部官员的信函中说，根据中法《黄埔条约》和《中法续增条约》有关条文，“是国家已明许外国人在国内设立学堂，且明许教士设立学堂矣”，且“约文仅有学房学堂字样，甚为浑括，并未指定何种学堂”。　　此外，在认识近代西方列强攫取在华教育权问题时，我们还需指出以下几点：　　第一，近代外人所取得的在华教育权，在性质上属于“条约特权”，而非“非条约特权”。　　第二，近代外人在华设校兴学、教育华人，这是对中国教育主权的一种极大破坏。但从整体上考察，中国教育主权在近代是部分丧失，而非全部丧失。　　20年代中期收回教育权运动期间，围绕中国教育主权丧失问题，学界有过辩论。一些教会教育家声称：“吾国政府中固有教育部，吾国社会上固有自立学校，外国人初未尝干涉之禁止之也，故不能谓为已失教育权”。而余家菊等人则强调，这种观点谬在“以全称混特称”。由于教会学校等外国办学机构的存在，中国教育主权已不能在领土全范围内顺利行使，教育权已经部分丧失。现在来看，余家菊等人的观点无疑是极为正确的。主权虽然是不可分割、不可侵犯的，但它的存在也不可能是“要么全有，要么全部丧失”的僵化形式。由于西方列强的侵略及其“以华治华”政策，近代中国在国际上陷入“半殖民地”的泥潭。所谓“半殖民地”，实质是指国家的半独立，国家主权的各个方面如政治主权、经济主权、文化主权、法律主权、军事主权等，都处于一种半有半无的状态，教育主权也不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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