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版图重构与宋金文学生成研究

出版时间：2009-9  出版社：沈文雪 光明日报出版社 (2009-09出版)  作者：沈文雪  页数：207  

内容概要

　　南宋与金源两个民族政权共存于同一时空达108年，时战时和，和多战少，但总的说来和平相处是其主流。目前研究著述对金代文学关注不够，且与南宋文学研究相互游离，有学术偏向和研究的盲点。《文化版图重构与宋金文学生成研究》从视野转换、改变研究结构的目的出发，对辽、北宋灭亡后的这一阶段文化、文学生成状态作了整体考察。全书从十二世纪初文化版图重构的角度，综论南北文学同脉共振、同质异构的一体性及其变异，对同尊元祐、政争文祸、文学分期、地域风格、文学中心及人才分布等问题进行了探索。这对认识中国文学至元朝发生转折性变化有重要的意义。

作者简介

沈文雪，吉林和龙人。先后毕业于东北师范大学、吉林大学、浙江大学。获文学博士学位。现为吉林大学文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曾在《社会科学战线》、《社会科学辑刊》、《晋阳学刊》、《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郑州大学学报》、《西南民族大学学报》等刊物上发表论文三十余篇。著有《古诗三百首》、《中国语文》、《中华古诗词选》、《中外文学名著导读》等书。2005年以来，以第一人参加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与吉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两项；20HD7年以来，负责主持吉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一项。

书籍目录

导论／1上编 文化版图重构与宋金文学命运的再造第一章 文化版图重构的发生背景／6第一节 北宋与金海上盟约的缔结与关系的恶化／7第二节 北宋末期与金一致推崇元祐的文化根源／11第二章 宋金相持：政策取向意义与文人文化的关系／13第一节 南宋初始对内政策的确立与中原文化南移转机的起点／14一、“是元祐非熙丰”与对金时势及文人心理的关系／14二、政策的导向与文人、文化的转型／20三、“尊王攘夷”与理学兴盛缘起之关系／28第二节 金源初始对内政策的确立与中原文化兴建北移的过程／36一、统治者特定心理与中原文化引进及其汉化的关系／37二、楚材晋用的具体举措／40三、重北轻南政策与中原文化北移／43四、苏学北行与文化变革出新之发展／46第三章 宋金对峙局势下文士分野与文学命运的再造／53第一节 南渡与北渡：文士空间分野／53一、南渡文士的被动选择／55二、北渡文士的无奈出路／57第二节 战和与仕守：文士政治分野／62一、南渡文士主战与主和分野／62二、北渡文士守节与出仕分野／67中编 党禁与文祸：宋金时政与文学生态第四章 绍兴和议前后南北政治气候与文士的遭际／80第一节 高压政治下南宋文士的命运／80一、相权政治与党禁／81二、畏祸心理与内敛人格之归／87第二节 异族统治下金源文士的命运／92一、金源和战之争与党禁／92二、皇统党狱与君子小人之辨／101第五章 隆兴和议后南北政局与文士的关系／106第一节 中兴文士交游与党祸遭际／106一、学派纷起与交游唱币／107二、庆元党禁与党韩之祸／113第二节 金朝尚文之风与党争之祸／119一、宗儒尚文与国朝文派的崛起／119二、皇权政治与党争之祸／122第六章 嘉定和议之后南北文祸与文士的心理／128第一节 舆论钳制与江湖诗祸／128一、宋对金关系及其文士的江湖化／129二、史弥远擅政与江湖诗祸／133第二节 好吏恶儒与党锢之祸／139一、金对宋关系及其文士的布衣化／139二、高琪当政与党锢之祸／144下编 宋金文学的历程及地域风格差异第七章 宋金文学的历程／151第一节 文学再造期：宋金文学气韵有别／151一、沉重的身世之感与家国之痛／152二、梦绕神州与有志不骋的悲愤／155三、归隐与内心矛盾的两极趋向／156第二节 文学发展期：宋金文学各具特色／160一、盛世忧歌与颂歌／160二、济世与幽独心态／163三、山水雅趣与田园牧歌／165第三节 文学转向期：宋金文学兴衰起伏／169一、怨愤不平与乐天知命／170二、行谒江湖之悲与游学论道之乐／171三、羁旅行役之苦与战乱流离之慨／173第八章 宋金文学的风格／178第一节 文学风格的南北差异／178第二节 地理环境对文学风格的影响／181一、南北地理环境与风俗习惯／181二、地理环境与文学中心及人才分布／184余论：元好问南北集大成的文学史意义及影响／187第一节 南北文学集大成地位及文学思想渊源／187一、怪奇派与正统派文学上的论争／188二、元好问文学思想的师承与创新／190第二节 元好问在金元之交文坛的领袖作用及其影响／194一、元好问与河汾诸老／194二、元好问与元初文坛／196主要参考征引书目／199后记／206

章节摘录

宋室南渡后，宋金对峙的局面长达百余年之久，宋金虽属两个对立的政权，但在文化上属于一个共同体。作为文化的一个层面，文学也体现出了南北一体化的进程。但由于正统观的影响，金代文学一度被排除于宋金文学史之外。上个世纪80年代之后，金代文学虽被纳人正常研究轨道，且在九十年代以后形成研究巅峰，但金代文学依然没有受到应有的“客观”对待。我们在各类版本的中国古代文学史著述中，可以看到，金代文学要么是与南宋文学错位，要么是以少量篇幅出现于南宋文学之后。这种状况的出现，是与对南宋文学与金代文学根植的文化生态尚缺乏深入了解有关。南宋与金朝作为辽、北宋灭亡后，同时期分裂出来的两个民族政权，它们南北对峙，不仅打破了此前的格局，而且还面临着如何重组或兴建的问题。由于这一层面的牵引，使得这一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等等都处于变革当中，因而具有了再造的意义，而文学的再造便囊括于文化的再造过程中。不过，与南北政治始终处于分裂状态不同，南北文化的再造有一个重构的过程，它的发展最终使南北共处于同一文化版图中，形成了一个共同体。但由于受某些固有观念的左右，人们在宋金南北文化一体性的认识上还存在误区。在谈到中原文化时，常常提到它在中原动乱年代的南移，如永嘉之乱、安史之乱、靖康之难等形成了中原文化三次由北向南的迁移，而对于靖康之难所造成的中原文化的北移往往不提。中原文化在南移的同时是否也北移了？这和政权及经济变迁等许多层面的问题纠缠在一起，往往会令人想到金所处的战争“侵略”地位，因此很少想到在文化上的影响，这本身是对史实理解的偏差。宋金由海上之盟的签定，到关系的恶化，直至北宋的覆亡，这一最终结果的导致，都有金人南侵的重要因素在内，但主要还在于北宋的政治腐败。这可从辽降臣左企弓的献呈君王诗：“君王未听捐燕议，一寸山河一寸金”①所揭示的阻止金主与宋盟好的深层原因中窥视出。所谓“取宋责其背约，名为伐罪吊民”，②亦不无道理。孙傅就曾言：“本朝祖宗德泽在民未泯，及国主新立，为大臣所误，以致违盟失信。”③当时在辽降臣辅佐下的金人，对中原文化充满了向往，其对贤人后代的保护，对书籍的索要等等，已显示出了一定的文化见识，但由于戎马倥偬，“未遑礼乐之事”。④故从文化的“兴建”、“兴复”运转的周期性角度来讲，中原文化的北移，与中原文化的南移是同时进行的，并且对于双方而言，人口分布的地理改观，成为文化版图重构的原始基点。与高宗南渡，“民从之者如市”⑤的情况不同。金朝，最初建于我国东北，在其向南拓展的过程中，实行的是内徙外迁政策，即大批的猛安谋客徙往内地，而大批的中原汉人流向东北。这一方面既有弹压人民反抗之意；另一方面也具有了对落后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开发的意向。特别是对人才利用的用意，使得文化具有了“被迫”北上的性质，由《三朝北盟会编》“金人求索诸色人”及扣留宋使等资料即可见其一斑。汉人北向，金人统治汉人的重心也北移到金人对宋作战的后方即河北、山西。同时为了协调中原文明与金朝落后文化的差距，金初踵辽行南北面制度：即统治汉人的政治中心与金统治全国的都城所在地是不一致的。但随着改行汉官制，南北面制的废除，海陵王的南迁，金朝统治全国的中心便放在了中都（今北京），这样环北京一带的山西、河北等地便成为中原文化北移之后的发展中心。中原文化的南移，是汉人政权的南移造成的，是因政权的再建而引发。文人的生存空间与地理分布的组建，主要是与局势、环境影响密切相关，在靠近与金对峙的淮河边界地区，人口密度极低；相反远离战乱区的四川和江南等地，社会相对安定，出现了爆炸性的人口增长。而就南迁者心境而言，“获安居”成了首要的因素，但因此也促成了当地文化生态的进一步改观。以岭南而论，就有“渡江以来，北客避地留家者众，俗化一变，今衣冠礼度并同中州”之语。⑥宋金局势趋于稳定之后，大多南渡者基于仕宦考虑，又回迁都城临安一带，因此形成了以l临安为中心的文化发展重心带。众所周知，我国传统的北方一般往往是指黄河中下游流域，而南方一般往往是指淮河、秦岭以南直到岭南的广大地区。与南方相比，我国的北方长久以来一直处于核心与主体的地位；期间，南方文化与北方文化也有彼此消长的阶段，但尽管如此，并没有改变北方文化的主体位置。宋金对峙时期，南北划淮为界，不但改变了这种状况，出现了两个文化中心，而且因北方地域疆界的极大扩展，中原文化的北上发展，易地生根，使传统的南北地域文化概念在此时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并最终使南北共处于同一文化版图中。当然，南北共处一体，文化奠定的基点有着很大的不同，  《四库全书总目》卷一百九十曾言：“宋自南渡后，议论多而事功少，道学盛而文章衰，中原文献实并人金。”所谓“程学盛南，苏学行北”就是由此而发。南北文化发展的这两种不同趋向，也恰恰构成了辽、北宋文学分流后南北发展的标志性特征。正因为对这一时期中原文化的南北迁移问题认识不足，或者说存有误区，从而存在对辽、北宋灭亡后文化版图重构下南北一体概念理解上的模糊，而这也影响了对南宋文学与金代文学的一体性认识，这是目前南北文学研究错位，甚至被割离的主要原因。

后记

本书是在博士论文的基础上经过修改、充实而完成的。在我国历史上，统一是历史发展的主流，但当中亦不乏有分裂时期与之交替。诸如三国、南北朝、五代十国、辽、宋、金源等等。统一抑或分裂不仅影响着当时的政治、经济，而且对文化的影响也是巨大的。南宋、金源对峙时期，便是我国民族政权的又一次分裂时期，但与以往不同，其所带来的巨大变化不仅深深的影响了中国的进程，而且文化上也具有了转型性的意义。南宋与金源两个民族政权共存于同一时空达108年，时战时和，和多战少，但总的说来和平相处是其主流。但目前研究著述对金代文学关注不够，且与南宋文学研究相互游离，有重大的学术偏向和研究盲点。究其原因主要有二：一，金朝是以女真族为主体的汉化政权，以往因“族性”有别，人们囿于正统观念，对其往往不屑一顾，甚至不加分析地把它排除在“华夏文明”之外，以至造成历史文化研究中的“缺席”现象，这是上个世纪80年代以还金代文学研究脱离于既定轨道的主要原因。二，上个世纪80年代以降，伴随着思想解放的潮流，正统的汉文学观念得以逐渐破除，金源文学研究方才进入正常轨道，并由此发端，渐成规模。但也不能不看到，正统观念“运转”积淀而成的副面因素的影响，致使人们在对金代文学与南宋文学的一体性认识上仍还有模糊不清的一面，这是南北文学研究错位，甚至被割离的主要原因。因此有必要从辽、北宋灭亡后文化版图重构这个意义角度，去了解这一时期南北文学的生成及异质同构的关系。本书主要探讨了这样几个方面的问题：其一，十二世纪初中国文化版图发生的巨大变化以及文化版图的重构对这一时期南北政策取向及文人、文化所产生的重要影响。其二，宋金局势下，宋、辽文士分流于南北，他们对时局的态度及不同的人生遭际与宋金文学命运再造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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