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时间:2013-1 出版社:九州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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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出版说明台湾中研院近代史所,从建所至今,几十年来共采写和出版了二百余种“口述历史”。近代史所的学者制定了严格的口述史操作规范,并进行采访和撰写,使类似史料层面的“回忆录”和“纪实”,上升为可供专业人员研究的“口述历史”。他们的访问对象涉及当代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重要人士,请其自述生平,为现代史研究留下了一系列珍贵的口述记录。九州出版社“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口述历史系列”,是上述二百余种“口述历史”的精选集,也是海峡两岸出版交流中心的重点引进出版项目。本系列以简体字出版,对原书注文体例和文字错误进行了必要的订正。原版本的丛书弁言和前言,介绍了该丛书的缘起、价值和意义等情况,简体版将其主要内容附于书前。该书访谈对象的某些政治立场、观点和看法,我们并不认同,但为了保留史料,便于参考研究,在编辑过程中,我们对文中对我党我军的诬蔑性语句和称谓进行了中性处理,内容仍保留原貌;个别之处,有所节略;对于文中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以后使用的“民国”纪年,改为公元纪年;对于文中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以后的台湾当局相关机构、职务等,加以引号。本系列图书供近现代史专业读者参考使用,望读者在阅读时注意辨析书中的一些内容。
内容概要
《口述历史系列:袁同畴先生口述历史》内容简介:袁同畴(1901-1986)国民党员。黄埔军校特别党部常委,后任国民政府国防部文职人事司司长,中将军衔。《口述历史系列:袁同畴先生口述历史》记录了他青年时期在上海创立“沪滨工读互助团”、赴南洋创办《南洋评论》入狱,之后加入国民党,在黄埔军校中经历的容共、分共、清共一系列政治斗争的经历。并回忆了其与陈独秀、戴季陶、邵力子等国共高层人士交往中的诸事。
作者简介
袁同畴(1901-1986)国民党员。黄埔军校特别党部常委, 后任国民政府国防部文职人事司司长 ,中将军衔。
书籍目录
弁言前言一、从学生时代到半工半读的报馆生涯(一)就读船山中学(二)反张敬尧运动(三)到上海卖文为生(四)初识陈独秀(五)成立沪滨工读互助团(六)插班复旦大学(七)参加社会主义青年团(八)与陈独秀分道扬镳二、南洋之行(一)走另外一条路 (二)初抵新加坡(三)从婆罗洲到槟榔屿(四)办《南洋评论》月刊于吉隆坡(五)从自由出境到被捕入狱(六)狱中生活与感想三、回国(一)中山先生救我出狱(二)回到广州(三)任职黄埔军校政治部(四)“孙文主义学会”成立之缘起 四、从容共到清共(一)随军参加第一次东征(二)戴季陶的坚决反共态度(三)中山舰事变(四)国民党二全大会(五)党外合作--国共分手的先声(六)日本养病(七)我请求回湖南做清党工作(八)朱德要找我算账(九)共产党为何不能在湖南生根 (十)任湖南感化院院长五、国共斗争过程中的见闻(一)江西“剿共”时期 (二)抗战时期(三)徐蚌会战与大陆撤退(四)对当前教育政策的感想附录一、我的家在海的那一边(一)家里出来不看五岳 (二)三等县头等缺(三)也是圣域与贤关(四)安和乐利的家族制度(五)誓扫妖氛未死年二、求学琐忆(一)新旧三字经(二)濂溪高小(三)鹅湖书院(四)郴州中学的自费生(五)船山中学(六)工读互助在上海(七)南洋之旅(八)日本来去 (九)后话三、癌症与我 (一)前言(二)我竟害了鼻咽癌(三)镭锭医院与吴医生(四)治癌如剿匪的理论(五)脸皮厚与老花眼(六)出院以后又再住院(七)回籍竞选病势突变(八)祝福你得上苍护佑 (九)来台以后灾难又来 (十)“苦海救星”方主任(十一)后遗症的无穷苦恼(十二)赴美求医印象深刻(十三)共向人类公敌进军四、船山名师录五、一个亟应辨正的史实六、为一个亟应辨正的史实再说几句话(一)细看周陈张包四人究竟如何说法?(二)中国共党的前身问题(三)共产党为什么不能放过戴先生?(四)所以我要控诉我要辩白(五)当心自己的嘴巴和笔杆勿被共党利用七、早年与陈独秀的一些接触(一)时有来往、也有争论(二)他们有卢布用呀!苦什么?(三)陈炯明上了大当,有苦说不出(四)后话 八、往汕头去九、西湖游中寄之华十、宁远楼上一席话(一)明媚中的楼台(二)惦记着戴先生(三)开怀入座(四)无所谓落后(五)匪与江西(六)豪劣的由来(七)戴先生赞美苏东坡(八)“宁远楼上一席话”之后十一、忆孝园戴先生十二、戴季陶先生逝世三十周年感言十三、邵翼如先生殉国十五周年纪念悼词
章节摘录
任职黄埔军校政治部民国十三年六月十六日,黄埔军校举行开学典礼,我先于五月二十八日便已进入政治部工作。初期的政治部,教官有胡汉民、汪精卫、邵元冲等人。戴季陶任政治部主任不久,便为共产党排挤去职,因为共产党人及俄国顾问都不赞成他主持政治教育的强硬作风。戴先生的去职是由中央党部决定的,那时中央党部名义上是国民党的党部,实际上已被共产党人所把持。同时国民党为了应付英国的种种威胁,也需要国际援助,故有些地方不得不将就苏俄,这也就是所谓联俄的由来。要联俄就得容共,与容共就得处处迁就,戴季陶即因为联俄容共的政策而离开军校。以后代主任为邵元冲,邵先生虽也反共,但态度较温和,且其锋芒不若戴先生锐利,所以共党不畏惧他,但任期仍不长。这是共产党专门在军校内发展组织,军校的特别党部便由于共产党学生李之龙等的操纵,特别党部的委员都是他们的人当选,共产党控制住特别党部后,便以之与政治部对抗。情形愈来愈凶,邵元冲也只好离开了。这种情形,明眼人一看便知不妙。特别党部半年改组一次,是年改组前夕,教育长王柏龄于晚饭时,对学生说:“明天为特别党部改组,各位同志要注意,明天一定要来投票。”弦外之音,在唤起国民党同志的团结,要他们把特别党拿过来,以压制共产党气焰。时白瑜也来到黄埔军校,他问我:“你听到教育长的话没有?你要动一动啊!”当天晚上约八点钟,我去见王教育长,请教他有什么方法控制明天的选举,他把管理处的杨处长找了来,我们便一齐商量此事,我说:“共产党已经有组织,我们临时组织也来不及,我看工人的票最多,也比较容易控制,我们当先取得工人的票,学生的票则可以尽量活动为之。”于是传令吹紧急集合号,集合全体学生,由教官轮流训话,用以冻结共产党人当晚的活动。另一方面,我们则四出联络。训话至十二点多钟结束,大家皆已筋疲力竭睡觉去了,共产党也已来不及活动。第二天,所有的工人都来投票,共产党人见了大吃一惊,但有口难言,惟内心嫉妒而已。投票结果,共产党员只有二人当选,国民党则有邵力子、严重和我等六七人当选,总算把特别党部夺了过来。接着开执行委员会,时蒋先生为执行委员之一,因他的推荐,我又做了常务委员。不过,我们虽然夺得了特别党部,政治部却又被共产党控制了,因为周恩来接着便做了政治部主任。教官如高语罕、熊雄、鲁易等人皆为共产党人,我在政治部无法再待下去,旋调去校长室任秘书。“孙文主义学会”成立之缘起共产党在军校中有“青年军人联合会”的组织,国民党同志则有“孙文主义学会”与之对抗,此二团体皆发起于民国十四年。那时共产党已掌握了政治部,国民党则控制住特别党部。共党藉“青年军人联合会”以吸收党员,国民党则以“孙文主义学会”争取同志。“孙文主义学会”之成立有其历史渊源。民国十四年三月十二日国父逝世后,戴季陶先生即于四月间由上海到广州。他因为看到当时共产党把国父三民主义中的“民生主义就是共产主义”一句话曲解为“共产主义即是三民主义”,混淆视听,认为这是国民党的一大危机,他觉得国共两方的思想与主义该明显区分,为澄清共产党似是而非的说法,他在广州特别标榜孙文主义。因为孙中山先生已经去世了,人死后,思想与人格才是完整无变化的。孙先生的主义,当然可以孙文主义统称。戴先生认为孙文主义的哲学基础完全与共产主义相反,孙文主义以中国固有道德为基础,以仁爱为出发点;相反地,共产主义不具中国固有道德,且以仇恨为出发点,是其根本上之不同,根本不同,主张自然不同。这是“孙文主义学会”成立的由来,戴先生所发表的言论很多,共产党对于他的言论攻击反驳也最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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