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中国学术论衡

出版时间：2012-9  出版社：九州出版社  作者：钱穆  页数：293  字数：19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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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文化异，斯学术亦异。中国重“和合”，西方重“分别”。民国以来，中国学术界分门别类，务为专家，与中国传统通人通儒之学大相违异。循至返读古籍，格不相入。此其影响将来学术之发展实大，不可不加以讨论。晚清之末，中国有两大学人，一康有为，一章炳麟。其时已西化东渐，而两人成学皆在国内，未出国门一步。故其学皆承旧传统。康氏主今文经学，章氏则主古文经学。而世风已变，两人虽同治经学，其崇儒尊孔之意实不纯，皆欲旁通释氏以为变。康氏著有《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并自号长素，其意已欲凌驾孔子。其为《大同书》，虽据《小戴礼记•礼运篇》“大同”一语为号召，但其书内容多采释氏。惟康氏早已致力实际政治，谋求变法维新，故其宏扬释氏者并不显。章氏以为文排满下狱，在狱中读释氏书，即一意尊释，而排满之意则无变。自号太炎，乃尊顾炎武之不仕清廷，而亦显有凌驾顾氏之意。此下著书，皆崇释抑儒，孔子地位远在释迦之下。如其著《国故论衡》，一切中国旧传统只以“国故”二字括净。“论衡”则仅主批评，不加阐申。故曰：“中国有一王充，乃可无耻。”其鄙斥传统之意，则更昭之矣。惟其书文字艰拗，故其风亦不扬。章氏去日本，从学者甚众，然皆务专门，尠通学。惟黄侃一人，最为章氏门人所敬，则以其犹守通学旧轨。康氏门人少，惟梁启超任公一人，早年曾去湘，故亦受湘学影响，知尊湘乡曾氏。先创《新民丛报》，后改为《国风报》。创刊辞中大意谓，国风相异，英法皆然，中国亦当然。其识卓矣。后为《欧洲战役史论》，叙述当时欧洲第一次世界大战之来源，提纲挈领，要言不烦。如任公，实当为一史学巨擘。惜其一遵师旨从事变法维新之政治活动，未能专心为学，遂亦未臻于大成。及第一次欧洲战役既毕，任公游欧归来，草为《欧游心影录》一书。大意谓，欧洲文化流弊已显，中国文化再当宣扬。其见解已远超其师康有为游欧归来所草《十三国游记》之上，而亦与太炎大不同。惜任公为学，未精未纯，又不寿，年未六十即辞世，此诚大可惋悼矣。与梁任公同在北平讲学者有王国维静安。先治西学，提倡《红楼梦》。新文学运动受其影响甚大。然静安终以专治国故，名震一世。当时竞治殷墟龟甲文，而国维教学者，应先通许氏《说文》为基础。可谓当矣。惜静安亦不寿，先任公而卒，亦大堪惋悼。胡适之早年游学美国，归而任教于北京大学，时任公、静安亦同在北平。适之以后生晚学，新归国，即克与任公、静安鼎足并峙。抑且其名乃渐超任公、静安而上之。盖自道咸以来，内忧外患，纷起迭乘，国人思变心切，旧学日遭怀疑，群盼西化，能资拯救。任公以旧学加入新思想，虽承其师康氏，而所学实有变。适之则径依西学来讲国故，大体则有采于太炎之《国故论衡》。惟适之不尊释。其主西化，亦不尊耶。而其讥评国故，则激昂有更超太炎之上者。独静安于时局政事远离，而曾为宣统师，乃至以留辫投湖自尽。故三人中，适之乃独为一时想望所归。而新文化运动乃竟掩胁尘嚣，无与抗衡。风气之变，亦诚有难言者。旧学宏博，既需会通，又求切合时宜，其事不易。寻瑕索疵，漫肆批评，则不难。适之又提倡新文学白话文，可以脱离旧学大传统，不经勤学，即成专家。谁不愿踊跃以赴。其门弟子顾颉刚，承康氏“托古改制”义，唱为疑古，著《古史辨》一书，尤不胫而走，驰誉海内外，与适之齐名。同时有冯友兰芝生，继适之《中国哲学史》首册之后，续为《中国哲学史》一书，书中多采任公诸人批驳胡氏意，其书亦与适之书同负盛名。对日抗战时，余与芝生同在湘之南岳，以新撰《新理学》手稿示余，嘱参加意见。余告以君书批评朱子，不当专限“理气”一问题。朱子论“心性”，亦当注意。又其论“鬼神”，与西方宗教科学均有关，似亦宜涉及。芝生依余意，增《鬼神》一篇。并告余，朱子论心性，无甚深意，故不再及。并在西南联大作讲演，谓彼治哲学，乃为神学。余治史学，则为鬼学。专家学者，率置其专学以外于不论，否则必加轻鄙，惟重己学有如此。于是文学、史学、哲学，及考古发掘龟甲文等各项专门之学，一时风起云涌，实可谓皆自新文化运动启之。但适之提倡新文化运动，其意不在提倡专门，凡属中国旧学，逐一加以批评，无一人一书足资敬佩。亦曾提倡崔东壁，然亦仅撰文半篇，未遑详阐。适之晚年在台湾出席夏威夷召开之世界哲学会议，会中请中、日、印三国学人各介绍其本国之哲学。日、印两国出席人，皆分别介绍。独适之宣讲杜威哲学，于中国方面一字不提。则适之所主持之新文化运动，实为批评中国旧文化，为新文化运动作准备。当时有唱“全盘西化”之说者。而适之仅提倡“赛先生”科学与“德先生”民主两项。于宗教则避而不谈，又主哲学关门。适之有“大胆假设小心求证”一语。其所假设者，似仅为打倒孔家店，中国旧文化要不得。一意广泛批评，即其小心求证矣。至“民主”、“科学”两项，究当作何具体之开创与设施，则初未之及。亦别有人较适之更作大胆假设者，如线装书扔毛厕，废止汉字，改为罗马字拼音等。又如陈独秀之主张共产主义。适之对此诸端，则并无明白之反对。要之，重在除旧，至于如何布新，则实未深及。……余曾著《中国学术通义》一书，就经、史、子、集四部，求其会通和合。今继前书续撰此编，一遵当前各门新学术，分门别类，加以研讨。非谓不当有此各项学问，乃必回就中国以往之旧，主“通”不主“别”。求为一专家，不如求为一“通人”。比较异同，乃可批评得失。否则惟分新旧，惟分中西，惟中为旧，惟西为新，惟破旧趋新之当务，则窃恐其言有不如是之易者。此编姑分宗教、哲学、科学、心理学、史学、考古学、教育学、政治学、社会学、文学、艺术、音乐为十二目。其名称或中国所旧有，或传译而新增。粗就余所略窥于旧籍者，以见中西新旧有其异，亦有其同，仍可会通求之。区区之意，则待国人贤达之衡定。一九八三年冬钱穆自识于台北士林之外双溪时年八十有九

内容概要

　　《现代中国学术论衡》系钱穆先生就宗教、哲学、科学、心理学、史学、考古学、教育学、政治学、社会学、文学、艺术、音乐等当时之新学术，讨论中国学术传统之作。指出新旧学术本属相同，互有得失。读罢此书，读者自可明了中西双方学术思想史之相异处，亦可由中国学术旧传统，迎合时代新潮流。

作者简介

　　钱穆先生（1895.7.30-1990.8.30）字宾四，
1912年改名穆。先生自1912年始任小学、中学教员。1930年，他由顾颉刚先生推介，入北平燕京大学执教，从此跻身学术界。历任燕京、北京、清华、四川、齐鲁、西南联大等大学教授，也曾任无锡江南大学文学院院长。1949年迁居香港，与唐君毅、张丕介等创建新亚书院，任院长。1967年10月，钱穆先生移居台北，被选为中研院院士，台北故宫博物院特聘研究员。1990年8月在台北逝世。钱穆先生博通经史文学，擅长考据，一生勤勉，著述不倦。先生毕生著书七十余种，另有大量学术论文，共约一千八百万字。他在中国文化和中国历史的通论方面，多有创获，尤其在先秦学术史、秦汉史、两汉经学、宋明理学、清代与近世思想史等领域，造诣甚深。钱穆先生在现代中国学术史上占有重要的一席。

书籍目录

序
略论中国宗教 一
略论中国宗教　二
略论中国哲学　一
略论中国哲学　二
略论中国科学　一
略论中国科学　二
略论中国心理学　一
略论中国心理学　二
略论中国史学　一
略论中国史学　二
略论中国史学　三
略论中国史学　四
略论中国考古学
略论中国教育学　一
略论中国教育学　二
略论中国教育学　三
略论中国政治学　一
略论中国政治学　二
略论中国社会学　一
略论中国社会学　二
略论中国文学
略论中国艺术
略论中国音乐　一
略论中国音乐　二
略论中国音乐　三
略论中国音乐　四

章节摘录

版权页：   继孔子而起者有墨翟。儒墨成为先秦思想之两大派。墨翟言“兼爱”，与孔子言“仁”有不同。孔子言爱有分别，朱子言“仁者爱之理”是已。兼爱则是一无分别爱，故曰：“视人之父若其父。”既不主分别，乃亦不言礼。发明孔子言仁，不得忽略此礼字。墨子非礼又“尚同”，孔子则“尚别”，其言“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是也。故孔子又日：“必也正名乎。”名即其别也。若谓视人之父若其父，则父之名已不正。于是墨家之后乃又有名家，其论名，则与孔门儒家言又不同。然则讨论孔子思想，必当以与孔子相反之墨家作参考。而衡量墨家思想，又当以后起儒家之与墨家相驳辨者作论点。要之，中国思想属“共同性”，属“一贯性”，即儒墨相反，亦犹然。而后起儒家言礼又有主张“大同”者，则在儒家思想中又渗进了墨家义。孟子曰：“能言拒杨墨者，圣人之徒也。”乃后起儒家，又转引墨义来广大儒义，即大同之说是也。此见中国思想特富“和合性”。故治中国思想必当就中国思想之发展与演变中来说。苟以治西方哲学之态度与规则来治中国思想，则实有失却真相处。 儒墨之后又有道家。兹据《老子》为说，老子曰：“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老子特举“道”与“名”两词，其实即据儒墨之所争而言。不通儒墨，即无以通《老子》。老子又曰：“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始也。”此处老子所用道、德、仁、义、礼各词，皆承儒家言，而意义各不同。又老子此处反礼则同墨，是则儒、墨、道三家，在当时实同具有共通性，一贯性，而亦并有其和合性，与西方哲学之各自成为一专家言者，又大不同。 继《老子》之后有《中庸》，其书当出秦代，为治中国思想哲学者所必究。而其书收入《小戴礼记》中，则治中国思想哲学者，绝不当置礼于不问，此又一证矣。《中庸》言：“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此天、命、性、道、教五字，皆前人所熟论，而《中庸》承之。子贡言：“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但孟主性善，荀主性恶，皆力言性。天命犹言天道，孔子所不言，墨与道始言之。庄老道家不言性，专言道。苟子言庄子“知有天不知有人”，则庄老所言皆天道，非人道。老子曰：“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则庄老言道，即言自然。孟子曰：“莫之为而为者，天也。”则此“天”字亦犹指自然。《中庸》言：“天命之谓性。”斯性亦犹自然，是在儒家言中已融人了道家义。又《中庸》言：“率性之谓道。”此道始是人道，而连上句言，则天道人道亦一而二，二而一矣。是则虽同用此“天”字、“道”字、“性”字，而内涵意义则各有别，此即老子“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之旨也。是则儒家之显用道家义，又益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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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中国学术论衡(新校本)》乃钱穆先生就当时新学术研讨中国学术传统之作，将近代国人所承认之新学术、新门类及新观念，比照旧传统，指出其本属相同及互有得失，既具体条举诸例，并逐条详细发挥。

用户评论 (总计9条)

•   本书系钱穆先生就宗教、哲学、科学、心理学、史学、考古学、教育学、政治学、社会学、文学、艺术、音乐等当时之新学术，讨论中国学术传统之作。指出新旧学术本属相同，互有得失。读罢此书，读者自可明了中西双方学术思想史之相异处，亦可由中国学术旧传统，迎合时代新潮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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