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时间:2012-6 出版社:九州出版社 作者:赖贤宗 页数: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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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此书出版具有下列特殊意义。 首先,“如来藏说与唯识思想的交涉”在佛教思想史中是一个重要的论题,此一论题对于吾人了解中国佛教思想的形成史为不可或缺者。此书阐明早期如来藏说的三经一论逐步发展的“如来藏三义”,尤其是讨论了总结此一讨论的《宝性论》,本书将“如来藏三义”视为如来藏说的基本思想模型而加以阐明,可以见出中国佛教后来强调的“三法圆融”、“一心开二门”在印度早期如来藏说的三经一论已经有所论述,只是中国人将之进一步展开,我们不能执著于“回归佛陀本怀”,而对中国佛教对于大乘佛教的进一步开展的贡献,加以忽视。 其次,唯识思想在发展的过程中,部分唯识经论受了先前存在的如来藏说的影响,讨论了“界”、“藏”的问题,阐明唯识的主体如何在存在的根基上是具有众生与诸佛所共通的体性(“界”、“藏”)。而如来藏说在自身发展的过程中,也多方面展开了如来藏如何含摄唯识思想的论题。在《如来藏说与唯识思想的交涉》一书中,我将此一讨论延伸至真谛三藏(499-569)翻译的《佛性论》、《摄大乘论释》、《起信论》、《中边分别论》以及玄奘译《辩中边论》等释论的讨论,这则是分别表现为“以如来藏说为本而融摄唯识思想”和“以唯识思想为基础而兼摄如来藏说”的两个方向,显示了真谛三藏传承的唯识古学的两个基本方向。 真谛三藏与中国佛教深有渊源,他从印度西来的时候是从广州登陆。真谛三藏于文帝天嘉二年(561年),从晋安搭乘小舶到了梁安郡(现在的广东省惠阳一带),住在建造寺之中,译讲《解节经》等。当时中国颇多战乱,颇不利于弘法事业,于是在文帝天嘉三年(562年),真谛因感慨“弘法非时,有阻来意”,而坐船西返印度,却被风浪所阻,又飘回到梁安郡(现在的广东省惠阳一带)。刺史欧阳頠请真谛三藏为菩萨戒师,并迎住制旨寺。天嘉四年(563年),真谛三藏应智恺、欧阳頠等之请,译讲《摄大乘论》等,五年又译讲《俱舍论》。因为广东的道俗和刺史欧阳頠竭诚供养真谛三藏,加上智恺法师等优秀僧才也都来归于门下,所以真谛三藏感到大有可为,便在广东安住下来而继续从事翻译与讲学、弘法事业。真谛翻译经典的特色是一边翻译,一边讲学,译述并进,并时常在进行翻译的经论之中直接以自己师承的见解加以“义疏注记”,因此保留了早期唯识思想于其中,成为佛教思思想史研究不可或缺的材料。例如真谛三藏翻译《佛性论》是《宝性论》的异译本而以“论曰”的方式在译文之中加以“义疏注记”用以发展“以如来藏说为本而融摄唯识思想”的课题。真谛三藏最为重视《俱舍论》与《摄大乘论》两部书,以为是早晚期的世亲唯识学的代表著作。在他的影响下,汉地成立了摄论宗、俱舍宗两个中国佛教宗派。 关于真谛所传的唯识思想的特色与当代唯识思想研究的意义,吕澂早在《中国佛学源流略讲》第七讲中曾经加以讨论。根据吕澂所说,真谛所传的唯识思想的特色,与其前菩提流支译传的不同,也与以后玄奘传译者有着许多出入。 真谛的不少译本,后来唐代的玄奘都重新译过,两译具有许多不同。玄奘门下认为,这些不同的翻译是真谛译错。引起了唯识思想的新旧译的争论。关于这方面讨论的材料现存有唐代灵润法师所举的十四点异义(见日人良遍《观心觉梦钞》)。而近人梅光羲还增加了八义,见梅氏《相宗新旧两译不同论》。这些异义,诚然其中确有一些是出于旧译的错误,但是两译本同的主要原因还是来自两家学说的渊源不同。换言之,就是两家所得无著、世亲的传承不同。实际上,真谛忠实地遵守唯识古学,乃与世亲旧说、安慧、难陀等人,更为接近。此外,在前述唯识古学与唯识新学的历史知识的背景之中,日本佛教学者宇井伯寿十分推崇真谛所传的唯识思想的特色与重要性,唯识思想并不一定必须以玄奘大师的翻译为依归,从而推动了真谛唯识学的当代研究。
内容概要
如来藏说与唯识思想的交涉类似于主体性与形上学的交涉问题,因此是一个普遍的哲学问题,一直以来都存在二者彼此融合与含摄的研究与争论,《如来藏说与唯识思想的交涉》正是对这一论题中最具代表性的几种观点进行的阐释。
作者简介
赖贤宗,1962年生于台北市。台湾大学哲学学士、硕士、博士,1994-1998年留学德国,1998年获得德国慕尼黑大学博士。现任台北大学中国文学系教授暨中文系系主任、中文研究所所长。兼任台湾美学艺术学学会常务理事、现代佛教学会常务理事、台湾宗教与社会协会第一届理事、《汉语佛学评论》(广州中山大学)编委、国际东西管理与伦理文教基金会董事。2002年创办台北大学人文学院的“东西哲学与诠释学研究中心”并担任第一任中心主任。此外曾任现代佛教学会理事长、《思与言人文与社会科学研究杂志》总主编、第五届台北市丹道文化研究会理事长。 已出版《佛教诠释学》《体用与心性:当代新儒家哲学新论》《意境美学与诠释学》《信念与规范奠基:当代争议中的康德信念伦理学》《康德、费希特和青年黑格尔论伦理神学》《意境与抽象:东西跨文化沟通中的艺术评论》《当代佛学与佛学传统》《如来藏说与唯识思想的交涉》《海德格尔尔与道家禅宗的跨文化沟通》《道家禅宗、海德格尔与当代艺术》《道家禅宗与海德格尔的交涉》《佛教诠释学》《意境美学与诠释学》《道家诠释学》《儒家诠释学》等十余部学术专著。 文学创作有《雪蕉集》、《悄然生姿》、《月蚀》等诗集。 发表中西哲学论文(含佛学、美学)百余篇。
书籍目录
自序第一章 法藏《大乘起信论义记》及元晓与见登的相关阐释第二章 “转依”二义之研究第三章 如来藏说三经一论中的如来藏说之内在发展第四章 如来藏说与唯识思想交涉中的“信”与“佛性”第五章 如来藏说与唯识思想的交涉:以《佛性论》为中心的比较研究第六章 如来藏说与唯识思想的交涉:《辩中边论·相品》及《佛性论·显体分》所呈现的“境的思路”第七章 印顺法师的如来藏思想之研究:印顺法师如来藏学及其在对比研究中的特义……
章节摘录
第一章法藏《大乘起信论义记》及元晓与见登的相关阐释 导论 真谛译【真谛译《大乘起信论》,收于大正藏第三十二卷,页575-583。《大乘起信论》另有实叉难陀之新译,收于大正藏第三十二卷,页584-591。法藏的《大乘起信论义记》所依的文本为真谛的译本;而元晓《大乘起信论疏记》和见登的《大乘起信论同异略集本》比照法藏亦依真谛译本。】《大乘起信论》【关于《大乘起信论》的考证的问题,参照柏木弘雄《中国。日本にぉけろ大乘起信论研究史》一文的讨论,收于平川彰编《如来藏と大乘起信论》,东京,春秋社,1990,页289-334。】依“一心开二门”之体系,立“生灭不生灭和合成阿黎耶识”之说,这是如来藏说的思想体系含摄了生灭世界的展开唯识思想的课题。“一心开二门”指的是众生心开出生灭门与真如门,此中更有一心二门三大(体相用三大)之基本结构,此中除了一心是本真心的真心论之外,此中之生灭门也涉及了唯识思想的识转变到差别世界的生起的课题,《大乘起信论》在此阐释了三细六粗及心意意识转变的种种课题,开辟了真心论与唯识论会通之路,开启了如来藏说与唯识思想的交涉的新的理论空间,有这些理论上的突破,才使得《大乘起信论》在后来的东亚佛教的发展之影响既深且巨。 法藏、元晓和见登在其解释《大乘起信论》的相关释论之中,逐步吸收了唯识学的理论来加强生灭门的说明,这是站在如来藏说的立场来收摄唯识学,阐释了“一心开二门”的思想架构,从而充实了如来藏说的理论内涵,发挥了中国佛教的心性论的真如随缘的课题,本文对此一思想进程加以探讨。就此一站在如来藏说的立场来收摄唯识学的思想脉动,吉津宜英指出,元晓显示了玄奘所传的唯识学与《大乘起信论》的一心的立场的无矛盾性,将玄奘所传的唯识学与《大乘起信论》的一心的立场加以合会,但是法藏却反对此一合会的立场,只在唯识旧学的意义下,与《大乘起信论》的一心会通【参见吉津宜英的《法藏の大乘起信论义记の成立と开展》,收于平川彰编《如来藏と大乘起信论》,页377-410,此处的讨论参见页395。】。 在吉津宜英所提示的理论背景之中,笔者本文的宗旨有三:(1)本文阐释法藏与元晓对《大乘起信论》之真心论与唯识论的会通的讨论之同异。(2)本文阐释见登对此一论题的后续讨论。见登继续在种种具体问题之上,发挥了元晓对于玄奘所传的唯识学与《大乘起信论》的真心论的立场的合会,本论文对见登所延续的讨论加以论述。(3)本文在上述如来藏说与唯识思想的交涉的思想史的反省中,本文进一步回到如来藏说的发展史之中,阐释《大乘起信论》的一心开二门是一种对于两种如来藏三义思想模型的融合,而有其如来藏说的思想史上的特殊意义。 本论文分为四节,第一节是“法藏《大乘起信论义记》的相关文献问题及如来藏缘起宗的课题的提出”,探讨法藏在《大乘起信论义记》用“如来藏缘起宗”来解释《大乘起信论》的一心开二门之理论背景。第二节是“《大乘起信论》所提的一心开二门的思想架构的理论意义”,我在此比较研究了法藏和元晓关于《大乘起信论》的“不生不灭与生灭和合,非一非异,名为阿黎耶识”的论述,两人虽然都想用《楞伽经》来说明“不生不灭与生灭和合”的问题,但是法藏基本上还是真心论的立场来结合唯识旧学,而元晓则进一步想要合会玄奘所传的唯识学与《大乘起信论》的一心之说。第三节是元晓与见登之收摄唯识说到如来藏缘起宗在一心开二门的思想架构中的生灭门的阐释中的进一步讨论,尤其是阐释了见登在此一论题的贡献。第四节探讨如来藏说的如来藏三义的两种基本思想模型,一者在三义之中强调隐覆藏义,融合了唯识思想强调如来藏于因位之中是隐覆藏,二者则是站在果位果德的立场来论述如来藏三义,本文在此一如来藏说与唯识思想的交涉的思想史反省中指出:《大乘起信论》的思想是一种对于两种如来藏三义思想模型的融合,而因此有其思想史上的特殊意义,因此必须从此一反省之中,我们也更能理解法藏、元晓、见登的起信论释论在如来藏说与唯识思想的交涉之思想史上的特殊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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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来藏说与唯识思想的交涉”在佛教思想史中是一个重要的论题。一方面,唯识思想在发展的过程中,部分唯识经论受了先前存在的如来藏说的影响,讨论了“界”、“藏”的问题,阐明唯识的主体如何在存在的根基上是具有众生与诸佛所共通的体性;另一方面,如来藏说在自身发展的过程中,也多方面展开了如来藏如何含摄唯识思想的论题。 “如来藏说与唯识思想的交涉”不只是一个佛教思想史的问题,也不仅是一个佛学问题而已,它同时也是一个普遍的哲学问题。也就是说,“如来藏说与唯识思想的交涉”至少在题材的类似性上是主体性与形上学的交涉的问题,或说是绝对主体道与存有思想的交涉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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