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的变局

出版时间：2012-5-1  出版社：九州出版社  作者：郭廷以  页数：348  字数：33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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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联经版序　  吕实强　  先师郭量宇（廷以）先生，毕生从事于中国近代史的研究与研究的开拓，著有专书十余种，论文与序评等数十篇，编纂与校订之史料六十余种，可谓撰著等身（详见本书附录：张瑞德辑：郭廷以先生著作目录初稿）。于研究的开拓，则除授课之外，并于来台后，应中研院朱家骅院长之聘，筹创近代史研究所，建立制度，充实设备，培养人才，增进合作与交流，使该所迅速发展成为一个深受国际尊重与具有国际影响的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学术中心。　  从郭先生的著述来说，虽然他的多种专书，都是洋洋巨著，他却一直都自谦不敢以历史学术著作自居。如在民国二十九年出版的《近代中国史》例言中，便表示“本书编纂目的，在能于史料之整辑排比方面，尽其相当力量，为后来史家做下若干预备工作，……绝不以历史著作自承”。后来，于民国三十五年出版的《太平天国史事日志》凡例中亦云：“本书性质为属于工具一类的史事记，编者个人只求为他人作预备工作，期能节省具有才识德学之史家之精力时间，于愿已足。”直到他晚年完成，身后方由香港中文大学印出来的《近代中国史纲》中，载于书前的一篇他在病逝前半个月所写的“小记”，仍言其书，“非学术著作”。先生一再如此表示，固由其秉性谦虚，亦因其入手时代之学风使然。当时史学研究尚系初始，史料未备，一般人亦不甚重视，故傅斯年先生倡言“史学就是史料学”；罗家伦先生强调“研究中国近代史的方法，主要的部分就是整理中国近代史料的方法”。史学研究应从基础做起，对此项原则，先生一直在身体力行。　  尽管先生一再如此表示，但其著述却决非仅限于史料的整理排比与选录类辑。就《近代中国史》一书而言，不仅章节分明，脉络贯通，且于各事的演变及其因果关系，均加综合分析，恒深入而透辟。《太平天国史事日志》，亦并非仅限资料与史事之排比，实包罗当时与太平军有关之各种史事、政教制度，于悬疑之案，辨正考据，其剖析之精密，判断之谨严，往往与独立之论文无异。故罗家伦先生认为：“他（郭）治史是很谨慎的。他认为要写太平天国史，必先把太平天国的史实，用比较的方法，考订其准确性；再按其顺序，列举下来；以时间来统帅错综复杂的事实，俾便发见其因果或前置（antecedent）与后随（consequence）的关系，然后可以着笔。结果就成为这一部一千四百余页的大书。”　  就研究的主要目的或宗旨而言，先生一直重视近代中国的变局，这是因为他最关心的问题为中国的近代化。要了解近一百五十年来中国近代化的成败得失，并瞻望未来的方向与途径，必须对这变局，有深入的探讨，并能厘清其关键之所在。一九五○年，他在《大陆杂志》发表《中国近代化的延误》一文，除列举史实说明其延误的原因外，并提出一些原则性的看法。认为“任何一个国家民族的历史，均可以说是一部生存竞争的历史。竞争过程的顺逆和结果的成败，决定这个国家民族的祸福命运。顺逆成败则又决之于国家民族对于时代环境的适应能力，亦就是决之于近代化的程度。要能适应环境或近代化，首须对环境与时代具有正确的认识”。并阐释当时国人对西方的主要思想学说，以至社会、政治、经济方面的优长多不了解；西方列强一味的为其商业利益着想，徒恃其坚船利炮以达其目的，很少从友谊合作以及文化交流的途径，去促进相互的了解与信赖，以增进双方共同的利益。于晚年所撰成的《近代中国史纲》中，开章明义即表示：“历史是延续的，但永远是变的，因革损益，随时而异，……就中国而论，十九世纪中期以来，最为显著。当时有心之士，已……有人指出：今日之天下已非三代之天下；有人强调为三千余年的大变局，为秦纪以来未有之世变。……中国遭遇到前所未有的强敌，处境大非昔比。不仅不再是独一无二的神州，甚至存亡系于旦夕。”因而提出中国应秉承尊重文化的优良传统，发扬兼容并蓄的襟怀与理想，接纳吸取外人的优长，纵不能后来居上，至少亦可并驾齐驱。　  尽管先生的著作，随处都含有上述之心意，但因为专书篇幅巨大，不专精细读，往往不易深入体察。只有论文均各集中探讨一专题，较易给人以清晰印象。故先生的见解，亦以在论文中，发挥较为具体。惟论文为随时发表，零散刊载，通常既不易读到，日后更难以寻找。今联经出版公司本其发扬与传播文化学术的宗旨，搜集先生论文，获三十余篇，汇为一集，即以《近代中国的变局》为书名刊行，应为一极有意义之事。盖先生之论文，以其宗旨明宏，态度谨严，方法笃实，功力深厚，故几每篇均有独到之见解。刊行后自必深有助于读者，应可断言。　  所搜论文的内容，毋须详加介绍，惟仍可略为数言，以为举反之助。如其中直接与中国近代化有关者，有《中国近代化的延误》、《近代西洋文化之输入及其认识》、《近代科学与民主思想的输入》、《中国近代世变的由来》等数篇，均甚能发人深省。其晚年在夏威夷大学东西中心所演讲之“从中外接触上论中国近代化问题”，对前途更充满信心。他认为中国只要在相当安定的环境下，必能迅速的达成其近代化。他举例说：“一九三四至三七年间，当东北已经沦陷，强敌压境，黄河以北朝夕不保之秋，由于长江下游地区比较安定，英美亦略采善意的协助，三年之间，其在经济、交通、军事、学术、教育上的成就，实为过去数十年所无。……又如今日台湾，时时在备战的状况下，在美援中止之后，其经济成长，亦为人所共睹。”再如对太平天国的检讨，在其《太平天国的极权统治》一文中，对于太平天国政教的本质，提出极其重要的见解。在过去，一般对洪杨革命的评价，颇为分歧。毁之者斥其为异端、贼、匪，誉之者颂其为民族革命、农民革命、基督教运动等。但先生则认为其最大的特质为极权统治。他指出“太平天国的政治是神权专制政治，政制是极端中央集权制”；洪秀全革命的目的，在于“要来一个翻天覆地，……改变旧有的文物制度，排除其信仰，消灭传统思想，奴役人民，控制财物，最后是建立自己的王朝，一切归自己统治支配。他不仅要做中国的真主，还要做万国的真主”。这种看法，与萧一山、简又文、罗尔纲等的太平天国研究深具贡献的学者迥然不同。　  于台湾史与边疆史，也颇有精辟的见解。他撰述的特点，在于能从中华民族整体的历史着眼。如在他的专书《台湾史事概说》的引言中所说：“数千年来，中华民族继续不断分向四方开扩推进，经之营之，西北与西南，东北与东南，黄河两岸，长江南北，珠江流域，及滨海地带，均收入了他们活动的范围，生长孳息之所。由于大海的限制，台湾容或比较迟后一步，然亦不算太迟。而中华民族在这里成就之大，台湾的中国化或汉化的彻底，文化进步的迅速，不仅有过于大陆中国的若干边区，并亦无逊于中原腹地，诚所谓后来居上。他们不仅能保持民族固有的美德与优点，进而能适应新的时代，新的环境，使之发扬光大，继长增高。这是因为渡海东来的，大都为才智比较优秀，意志比较坚强，而又富有进取的精神。”在他的论文中，对此随时均有所发挥。如《甲午战前的台湾经营》一文，开始便指出“国际关系转变了近代中国，也转变了近代台湾，外患震动了近代中国，也震动了近代台湾。大家均感到情势不同，必须拿出新的作风，应付新的环境……”。在《台湾的开发和现代化》中，则认为“日军侵台，使中国的自强运动或国防建设再度展开，台湾开始走向近代化。中法战争复促起中国近一步的觉悟，富与强必须兼顾并进，在台湾推行尤力，所成亦最为可观”。甚至在《从张骞到左宗棠--西北二千年的经营》一文中，论及左宗棠的贡献，也特别强调：“一八八四年十一月十九日，政府正式宣布新疆设置行省。定迪化为省会，以刘锦棠为第一任巡抚。从此新疆成为中国第十九个行省。……新疆成了大西北的一部分，也成了中国永不可分的一部分。左宗棠在西北的成就与地位，颇似郑成功之在台湾的成就与地位，而刘锦棠则不如刘铭传。”　  总之，先生于中国近代史的研究与研究的开拓，确实已经尽其心力，并贡献卓著。其论文，由张瑞德先生搜集，交由联经出版，不仅大有裨益于学界，并且使其思想与观念，更能完整的呈现。实强忝为学生曾追随先生受业多年，于此书即将刊行之际，点缀数言于上，用以缅怀师泽，并对联经敬致谢意。　  一九八五年九月，于南港中研院近史所

内容概要

近代化可以说是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主流。要了解近百余年来中国近代化的成败得失，并瞻望未来的发展方向，必须对近代中国的变局进行深入的研究和探讨，厘清问题的关键所在。这个问题正是郭廷以学术生涯中最为关切的问题，也是《近代中国的变局》一书的中心主题。

作者简介

郭廷以（1904——1975），字量宇，河南省舞阳人。历任清华大学、中央大学、台湾大学教授，师范大学文学院长，台湾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长。1949年赴台，1959年起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研究所合作，首创口述历史工作，以口述笔记方式，为民国史搜集资料。毕生从事于中国近代史的研究与开拓，主要著述有《近代中国史纲》、《近代中国史事日志》、《中华民国史事日志》、《太平天国史事日志》、《中国近代史概要》、《中华民族发展简史》、《中国通史》、《帝俄侵略中国简史》、《中华民族发展简史》、《台湾史事概说》等。

书籍目录

联经版序
中国的近代化
中国近代化的延误
--兼论早期中英关系的性质
近代西洋文化之输入及其认识
近代科学与民主思想的输入
--晚清译书与西学
中国近代世变的由来
从中外接触上论中国近代化问题
太平天国史
太平天国的极权统治
太平天国战史
中外关系史
中英鸦片问题与林则徐的措置
六十年前中日的战与和
中日交涉中的历史教训
俄国早期侵韩阴谋的被阻
中国与第一次美韩条约
中越一体的历史关系
台湾史与边疆史
台湾的对外关系
--一个历史的说明
甲午战前的台湾经营
--沈葆桢丁日昌与刘铭传
台湾早期的经营
--二三○年-一六八三年
台湾的开发和现代化
--一六八三年-一八九一年
从张骞到左宗棠
--西北二千年的经营
东北的开拓
--明清的东北经营
附 录
《道光咸丰两朝筹办夷务始末补遗》序
《郭嵩焘先生年谱》序
评《捻乱》
郭廷以先生著作目录初稿

章节摘录

　  中国近代化的延误　  --兼论早期中英关系的性质　  一　  任何一个国家民族的历史，均可以说是一部生存竞争的历史。竞争过程的顺逆和结果的成败，决定这个国家民族的祸福命运。顺逆成败，则又决之于国家民族对于时代环境的适应能力，亦就是决之于近代化的程度。要能适应环境或近代化，首须对于环境与时代具有正确的认识，否则就无从说起。无疑义的，近代中国在民族大竞赛中，纵不能谓为完全失败，最少也当承认是暂时落伍。　  中国的历史并不孤立，历史上很少孤立的国家民族。有史以来我们曾受过不少强大部族的凭陵，如塞外的匈奴、鲜卑、突厥、契丹、女真、蒙古以及西南的吐蕃南诏，但是他们仅恃一的优越武力，经不起长期的磨炼；我们也曾受过异域宗教思想的熏染，特别是佛教，然而印度只有其消极性的文化，谈不上别种企图。近代我们所接触的“前史所未载，亘古所未通”的西洋诸国，则大异于是，不仅有其强大的武力，而且有其积极性的高度文化。于是我们遇到了新的对手，向所未有的劲敌。诚如同光年间留心时务、目光犀利的郭嵩焘所云，西洋人之入中国是天地的一大变。李鸿章、严复也均说这是三千年来中国的大变局，是秦以来所未有过的世变。大家都知道时代是“变”了，外在的环境变了，而我们内在的生活方式未能切实有效的来赶上这个“变”，来适应这个“变”，因而诸事感到不“通”，一切受到威胁。这是由于我们知己知彼的工夫不够，尤其是知彼工夫的欠缺，所谓认识不明，蹉跎遗误，措施乖方，步骤紊乱，劳而少获，甚至无获。百年以来民族的悲运危机之所以致成，均须于此求之。　  二　  历史是整个的，在时间上如此，在空间上亦是一样。在古代或中世表示的容或不十分显著，在近代则几乎随处都可证明，各国的历史均成了世界史的一部分，中国自不能例外。十五、十六世纪的文艺复兴和地理发现，固然使欧洲历史起了变化，亦使全部世界受到影响，人类开始走入了“四海一家”的时代，逐渐成为“一个世界”，正是薛福成所谓“华夷隔绝之天下，成为中外会通之天下”。在此之前，中国与欧洲虽早有接触，但是那种关系是若隐若现，绝续无常的。蒙古西征虽一度使之呈现明朗，而当时的西方文化并不高过东方，甚或居于中国之下，同时蒙古人既不能了解西方文化，亦无资格代表东方文化。十五世纪末年，自西欧直达远东的航路发现，东西海道大通，一五一四年（明武宗正德九年）葡萄牙人到了广东，从此以后，中西的关系未再间断，愈趋愈密。　  开始与中国接触的“佛郎机”-这均是当时对葡萄牙或西班牙人的称呼，有不少是向东方觅取黄金的冒险家，但是跟踪而至的确有许多为了传布福音，具有宗教热诚的饱学之士与抱道君子，所谓“东来者大都聪明特达之士，意专行教，不求利禄”（《明史· 意大利亚传》）。他以学术为传教手段，借此以与社会领导人物的士大夫接近，争取他们的同情与合作。哥伦布、哥白尼（Copernicus）发现新世界、新宇宙以来的新知识，文艺复兴以后的新艺术，均经此辈耶稣会士（Jesuits）先后输入中土，包括天文、历法、算学、物理、舆地、美术、以及火器制造等实用科学。凡此均为明清之际，亦即自利玛窦（Matteo Ricci）来华至康熙末年一百四十年间（一五八二-一七二一）的成就。　  中国方面的反应与态度，有正有反。好之者是因为他们所讲的学问，“多华人所未道”，动机为“好异”，也可说是崇尚真理。恶之者是因为他们所奉的宗教为“不合于圣人之道”的异端，将沦中国于“无父无君”，动机为“辟邪”，也可说是卫护道统。在此期间，他们曾遭受种种的挫折磨难，但确已赢得睿智而有卓识的知识分子和杨廷筠、徐光启、李之藻辈的信服，及开明宏通的政府当局如康熙大帝的优待。康熙本人极为爱好西学，善遇西人，使他们“各献其长，出入禁庭，曲赐优容”（康熙五十九年十一月十八日谕西洋人）。时常由西洋教士进讲天算、历法、炮术，即是出京巡幸，亦不中辍，且将《几何原本》译为满文。第一部实地测量的中国科学的地图《皇舆全览图》即在他的手中完成。法王路易十四对于东西文化的沟通，尤抱有莫大宏愿，他有过书信给康熙皇帝，他派了许多有学问的教士前来，十七世纪西学的东传，法国人的贡献独多。他真是不愧为一位“大帝”。而康熙皇帝亦有其雅量与求知欲，自己对于历算的研究“妙契精微”。以皇帝之尊，躬亲倡导，自然会使“一时承学之士，蒸蒸向化，肩背相望”（《清史稿· 畴人传序》）。如果这种风气继续下去，试想当起如何的作用？近代的西方文化当在中国发生何种影响？中国是一个什么样的局面？　  我们承认明清之际所谓西学颇属有限，耶稣会士既比较保守，未能尽量介绍新的学理，而中国的一部分士子学人又自视颇高，华夷之见既深，名教观念尤浓，亦不是接受新的思想。这均是中国对欧洲文化认识的障碍。而最大的阻力与不幸，则为雍正皇帝的禁教令。西方教士在华的活动本有许多客观的困难，而其自身的派别争执更增加不少纠纷。利玛窦时代为了顺从中国的礼俗，对于教徒的祀祖祭孔敬天均不禁止，并以天或天主来称上帝。但是方济各（Franciscans）、多明尼（Dominicans）等派则斥为不当，教王（教化王）亦认为不可，派遣教使，发布禁条，实行干涉。于是康熙皇帝大起反感，说是“教王条约与中国道理大相悖戾”，曾于一七二○年（康熙五十九年）一度表示除了“会技艺之人留用”，其余传教之人，俱令教王使臣带回，“以后不必西洋在中国行教，禁之可也，免得多事”。但最后的严厉遭禁，则是由于他们参加当时宫廷的政治斗争。康熙晚年，他的皇子为了争夺大位的继承，各树党羽，耶稣会士则站在皇九子允禟十四子允禵方面而与皇四子允禛（即后来的雍正皇帝）对抗，如为允禟向川陕总督年羹尧游说的穆敬远（Joannes Mouroo）为葡萄牙人，从中搆煽的宗室苏努父子又均为天主教徒。加之教士散布内地各省，早就有人说他们“邀结天下人心，逆形已成”（杨光先《不得已书》），而雍正皇帝又是治尚严明的，所以即位之后，一七二三年（雍正元年）正式颁布禁教明诏，所有的洋人，除了在京效力的人员外，一律送往澳门，各地天主堂均改为公廨，祠庙，或义学。乾隆时代（一七三六-一七九五），取缔尤严，一再查禁内地的西洋人与私习天主教者，甚至有被处死刑的外国教士。嘉庆道光两朝（一七九六-一八五○），供奉内廷的西洋人愈少，最后连钦天监内也没有他们的位置了。　  三　  这真是中国史上的一件大事，影响到此后中国三百余年的命运。民族文化的竞赛是无时或已的，进步是不可稍停的，否则是人不我待，时不我予的。时间是最无情的。　  十八世纪，也就是雍正乾隆两朝，是欧洲人崇尚中国文物的风气的极盛时期。他们是否真正了解中国，是否有充分的中国知识，虽系问题，然而对于中国确是有一往情深的好感，有些学者亦确能善于发挥从中国方面所得的启示。　  “十八世纪，再加上十九世纪前期，也就是雍正乾隆两朝加上嘉庆朝和道光前期，是欧洲历史进步最速，变化最大的时期。产业革命、交通革命、美国法国的革命、哲学政治经济科学上的新理论、新思想、新发明，蜂拥而起，日新月异，西方世界的面目本质均与过去大大的不同。我们试约略一览这个期间西方的重要成就及其发展，即可了然，这些成就均系对于人类的精神及物质生活具有伟大的支配力量。”　  文艺复兴的最大贡献为“人”的发现，从中古以“神”为中心的宗教时代进入了以“人”为中心的理性时代。但是他们过分重视过去，崇拜过去，复古的情绪十分浓厚。到了十八世纪，一部分人开始觉悟到这是错误的观念，自己应当力求进步，冲开以往的束缚，一切任其自然发展，走向科学合理的大道。所谓启明运动、自由主义，应时而生。法国的伏尔泰（Voltaire，一六九四-一七七八）、狄德罗（Diderot，一七一三-一七八四）就是这种新思潮、新运动的代表人物。于是风靡一时，连当时普鲁士、奥国、俄国的专制君主均为他们所动而予以相当的尊重。伏尔泰认为牛顿的发现万有引力超过历史上许多伟人的功业。狄德罗对于宗教的专制抨击尤力，他的《百科全书》是在一七五二年（乾隆十七年）出版。鼓吹自由民主，影响政治思想最大的孟德斯鸠（一六八九-一七五五）的《法意》（法律的精神）是一七四八年（乾隆十三年）完成的，卢梭（一七一二-一七七八）的《民约论》是一七六二年（乾隆二十七年）完成的，主张放任政策的经济学鼻祖亚当斯密（Adam Smith 一七二三-一七九○）的《原富》完成于一七七六年（乾隆四十一年），圭士奈（Quesney，一六九四-一七七四）也是属于这个时代。这均是支配人类近代思想行为的力量。而支配人类近代物质生活的力量的动力及机器发明（产业革命），则在十八世纪后期及十九世纪初期。一七六七年（乾隆三十二年）英人哈格里夫斯（JamesHargreaves）和稍后的阿克莱特（Richard Arkwright）发明纺织机，一七六九年瓦特发明蒸汽机，一七七四年哥尔特（Henry Colt）开始用煤铸铁炼钢。继之而来的则为运输交通方面的发明，如一八七年（嘉庆十二年）富尔敦的轮船，一八二五年（道光五年）斯蒂芬孙的火车，一八三一年（道光十一年）法莱得的发电机。至于美国的独立是一七七六年（乾隆四十一年）的事，法国革命是一七八九年（乾隆五十四年）的事，英国改革是一八三二年（道光十二年）的事。　  这是雍正禁教命颁布以后，中英鸦片战争以前的西方世界。　  反观同一时期的中国，统治权操于少数部族的手中，他们用尽方法来巩固他们的地位，除了继续以八股文来消磨知识分子的聪明才智外，雍正乾隆两朝更屡兴“文字之狱”，迫害所谓思想犯，假借编纂四库全书而实行书籍大检查，销毁所谓“逆书”--反动著作。在多种的高压磨折之下，自然难期有新的进武。虽然有人拿汉学或乾嘉考证之学来自慰，但是戴东原段玉裁及王念孙王引之辈对于民族文化的贡献终于不能与他们并世的西方学人相比。并不是中国人的智慧学力有逊于人，而是为环境机遇所囿。（亦有人以乾嘉之学方之于欧洲的文艺复兴，即令相当，而我们的文艺复兴已后于人家二百多年了）。　  知识的高低定民族的命运，特别是科学知识。中国的科学原本贫乏，明清之际的研究生机，几被雍正乾隆父子所根绝。禁教令虽然为对天主教而发，实际上等于对西方文化绝交。过去所谓西学与西教结不解之缘，二者几成一体。禁教以后，教士成了“黑人”，西学自牵连坐及。皇上既然深恶西教，谁还敢去甘冒罪嫌而追求西学。因之学者向一千多年前的故纸堆中找寻学问的出路，自是最安全不过的。其次，学术研究，大都为有所为而起，思想启发，亦须有其环境，换言之，均须有其外在因素。中国一向以文物之邦自居，雍乾两朝为清之盛世，高宗尤以右文之主自命，即至道光前朝，亦有小尧舜之称。在经济上，又自以为无求于人，“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因而生活方式，生活需要，并未感到有何不满足之处，更未感到有何变通的必要。再者，即令有人为求知欲、好奇心、或进步观念所驱使，有志于域外之学，事实既不许可，亦绝少可能。他无从得知所谓西学，无从探索接近，他们完全被关闭了。　  人家是一日千里的在迈进，我们是故步自封，孤陋寡闻，仍是吴下阿蒙。一旦集近代大变的大英帝国为了保持它的每年等于印度财政收入的十分之一的鸦片税源，为了推销她的工厂的大量成品，为了强以中西不同而为中国所绝不了解的国际观念逼着中国接受，挟其十八世纪以来新生的力量，威临到中国的大门，闯入了中国的腹地，我们自然是手足无措。明成祖靖难之役，建文帝的少子被圈禁了五十多年，一旦被释，据说连牛都不知道了，我们对于一别百余年的西方文化，自亦须重新认识，从头学习。　  四　  我们知道禁教之后，北京仍有若干的西洋人，广州对外的通商继续进行，从未中断，新教（耶稣教）教士亦有其活动，甚至有远赴欧洲留学的青年。然而甚少有裨于中国的西方认识，与西学的输入。钦天监、西洋堂，和画院中的少数西洋人，境遇已非昔比，既不被政府重视，亦无其尊崇的地位。他们自身的学养亦难与利玛窦、南怀仁（Ferdinand Verbiest）等同日而语，对于当时的欧洲学术，他们未必真正了解，即全了解，亦不愿或不敢介绍。利玛窦等之讲一大算地理，不是为了此项学问的本身价值，而是为了传教工作的便利。现在在北京的西洋人既失去了这个大前提，宗教活动已不可能，至无需乎敲门砖的西学。为了远嫌，他们亦不愿骛外，免得招惹是非。加之他们被“安置堂内，永远不准复回本国，亦不准与中国人民交结”（乾隆五十八年八月二十九日敕谕），事实上与西欧已断绝关系，知识来源困难，同时又与华人不易接触。而他们的科学根基既属不厚，语言又不甚解，汉文程度复过分低落，如乾隆嘉庆年间任职钦天监的洋人索德超（Joseph Bernardus d‘Almeida）即是一例，见人只会笑容可掬地握手说“好呵，好呵”（英人谓其算学知识极为有限）。至于通晓机器的西洋人，只是宫中的钟表修理匠。此外则为几位画家，郎世宁（JosephCastiglione）等，和设计圆明园和长春园的西洋建筑及作水法（喷水池）者，如蒋友仁（Mechael Benoist）。致力于学术工作的亦有其人，而他们所研究的是中国的经籍，如刘应（D， D，Claudus de Visde-low）、宋君荣（P， Antonius Gaubil）、孙璋（P，de la Charme）、钱德明（P，J.J.M.Amiot）等，能如蒋友仁之于译书经孟子之外，同时介绍一些西洋学问如哥白尼的地动说者，则少之又少。十八　  世纪是中国文化在欧洲极受欢迎的时代，研究中国学问自是颇为时髦的事。　  拉丁文（喇第诺，拉替努）是早期中俄外交上所使用的文字（也是对别国所使用的），尼布楚会议即系由西洋教士张诚（R.J. Fr. Gerbilou）、徐日昇（Thomas Pereira）担任通译，条约除用满俄文外，另一种文字亦是拉丁文。雍正皇帝对俄外交颇为重视，一是为了西北军事问题，一是误认俄罗斯为喇嘛教，特选八旗官学生入俄罗斯馆学习拉丁文，由教士巴多明（P.Dominicus Parreuin）宋君荣主持，这似乎是接受西学的机会，但是课程只限于文字语言。一七二三年（雍正元年）意大利教士马国贤（Matteo Ripa）回国，在那波利（Naples）创办了一所文华书院（圣家修院），在中英鸦片战前确有不少中国学生前去读书（亦有往法国者），但是这个学校的目的在训练传教的人才，所学自以宗教神学为主。而这班青年东返以后，复受环境的限制，他们在西方文化输入工作上说不到有何贡献。　  禁教之后，天主教丧失了重要性，而十七十八世纪新教徒对于海外的布道事业亦不积极。近代欧化之输入中土，新教士自有其功绩，然而这是十九世纪中期以后的事。中英战前，他们的影响实属有限。并非是他们的才学不够，热诚不足，而是限于事实时势。第一个来华的新教士英人马礼逊（RobertMorrison），他具备有利玛窦所具备的条件，求学时代已发下来华布道的宏愿，谙习中国的语言，但是英国东印度公司反对他东来，深恐不利于公司的商务。最后他不得不转赴纽约，于一八○七年（嘉庆十二年）搭乘美国商船到达广州。为了中国严厉禁教与澳门葡萄牙人的为难，他只得进入东印度公司担任翻译，且曾一度充英国大使阿美士德（Lord Amherst）的随员。在中国人看来，他并不是一个宣教师，而他能用于传教事业的时间亦确属不多。离开公司他又无所托身。因之他就专效力于文字工作，一八一四及一八一九年先后将全部新旧约译为中文，一八二三年（道光三年）完成第一部英华字典，此外尚有不下三十种的宣传小册。他确有心将若干近代西洋的新知识介绍给中国人，因为广州澳门有其困难，他只能对他的学校“英华书院”（Anglo-Chinese College）和刊物《察世俗每月统记传》（Chinese Monthly Magazine）在满剌加（Malaccal）设立发行。满剌加有不少华侨，他以为华侨或易于接受新的知识。学校的课程有天文、算学、地理、伦理、英文、汉文，刊物的宗旨在灌输知识。阐扬宗教，砥砺道德，并及国家大事。用意均不为错。但是华侨的学识有限，生活又欠安定，入学的学生不多。前十五年（一八一八-一八三三）仅有四十名的毕业生，造诣均不甚深。刊物于一八一五年出版，一八二一年停刊，每期印行的数目，不过　  五百至一千册。这两种工作均由米怜（William Milne）负责，不幸于一八二二年去世，他失去了一得力帮手。一八三四年（道光十四年）马礼逊亦病卒于澳门。他是一位有见解，有学问，态度公正诚恳的笃实之士，他之早死，可能是西学东被的一大损失。　  马礼逊之外，英人麦都思（W.H.Medhurst），普人郭士立（Charese Gutzlaff）均为重要角色。麦都思曾刊行《天下新闻》（Universal Gazette 一八二八-一八二九），郭士立主编过《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Eastern Western MonthlyMagazine，一八三三-一八三七），均为综合性的宗教科学政治历史刊物，但均为期不久。郭士立的语文天才，一般常识，布道热情，均有过人之处，但是行事亦有易招疑忌与轻视之处。他与鸦片买卖颇有关系，一八三一至一八三三年他曾三次偷航北部沿海各省，其中两次所乘的是私售鸦片的烟船。他一面为人医病，劝人信仰教世真主。而他的同伴则在引人吸食毒品。比较有意义的是他二次北航时所散布的“英吉利人品国事略说”，颇引起若干华人的注意。　  美国教士裨治文（E.C. Bridgman），卫廉士（S.W.Williams），伯驾（P.Parker），合信（B.Hobson）等的续至，新教士又有许多新事业，如伯驾在广州所设的眼科医院，及继之而成立的“医药布道会”，裨治文等的“益智会”（Society for theDifusion of Useful Knowledge in China）则以刊行价廉易读的有用书报为主要目的。为要纪念马礼逊并完成他的遗志，他们又组织了一个“马礼逊教育会”，创办男女学校。中西关系逐渐走入了新时代。　  但是时间太短促了，来不及使之发生作用。所有新教士的重要事业，均是鸦片战前四五年，甚至是战事爆发的一年所举办的（如马礼逊学校），即使上溯到马礼逊时代，合计亦不过二十余年。文化工作的效力是稳而缓的，难期近功。其次新来的教士虽有其能力抱负，不过为数不多，人手不敷。由于时势的限制，他们的活动范围不能出乎广州澳门及南洋的华侨所在地，在广州有官府的干涉，时间的限制（每年五月至十一二月间），在澳门有葡人的阻挠。他们不能公开讲演说道，文字宣传的效力终不及耳提面命。而在无约时代，他们既少方便，又无地位。 　  ……

编辑推荐

　  台湾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创建人及首任所长、一代史学宗师郭廷以对中国近代化研究的扛鼎之作。　  中国的近代化为什么被延误？为什么说太平天国是极权统治而不是民族革命？李鸿章的联俄制日外交策略为什么不奏效？一部清朝晚年的历史几乎均是丧权辱国的记载，为什么左宗棠的西北经略是例外？……

用户评论 (总计66条)

•   郭先生的《近代中国史纲》与蒋廷黻的《中国近代史大纲》双峰鼎峙，百代标程！近代化可以说是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主流。要了解近百余年来中国近代化的成败得失，并瞻望未来的发展方向，必须对近代中国的变局进行深入的研究和探讨，厘清问题的关键所在。这个问题正是郭廷以学术生涯中最为关切的问题，也是《近代中国的变局》一书的中心主题。本书精选了郭廷以三十余篇论文，如《中国近代化的延误》、《中国近代世变的由来》、《太平天国的极权统治》、《中日交涉中的历史教训》等，内容涵盖郭先生治学诸领域，每文都有独到的见地。
•   近代中国的变局（史学宗师郭廷以的代表作，论述改革、革命、共和、民主、救亡等的思想、实践、关系，及利弊得失） *综合评分：评分好低哦，如果您的不满意来自服务，请在服务评价中反馈5分非常喜欢——这本书非常好看，非常满意*标 题： 0/25请填写*读书心得： 您喜欢这本书吗？写点读书心得与大家分享吧~ 0000请填写 推荐到当当分享 评价审核通过后，您将获得一定激励（查看激励规则）
•   史学宗师郭廷以的代表作，论述改革、革命、共和、民主、救亡等的思想、实践、关系，及利弊得失
•   知道郭廷以先生，读过他的口述自传，一位能做事的学者，《近代中国的变局》买来读了一部分，此书不算专著，内容驳杂而有趣，读起来也不费劲，值得看看。
•   本书可以说是代表着海外中国近代史研究主流的一部经典之作，在某种意义上也代表着偏向国民党史学传统的一种论述。这其中，越是与孙中山无关的论述，其经典意义越大。
•   非常好懂，不像一般的学术论文，没有故弄玄虚的学究气，有点像读故事，但蕴含了深刻的道理，中国近代的变局尽在其中。
•   郭先生对近代中国的变化进行了较为详尽的分析，历史资料翔实，证据充分，读后让人回味无穷，更让人了解了中国的历史。与中学时期读的历史或现在书店里的历史书籍相比，没有了政治色彩的剖析，而更多的是个人观点的浓缩。很好的一本书。值得推荐。
•   十几年前读《近代中国史纲》（中国社科出版社，1999年第一版），对郭老先生很赞。
•   近两年对近代中国——这个从小教育中黑暗，不值得一提的时期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相关书籍一直在收集；希望离历史的真实越来越近！
•   对研究中国近代史很有帮助。
•   了解近代中国的变迁，很不错
•   早就知道太平天国并不像官订史书上说得那么辉煌，但到底怎么还是了解不深。郭先生著有关于太平天国的专著，是海峡两岸公认的太平天国史权威了。书中 太平天国的极权统治 一文 颇值得玩味，你懂的，呵呵。
•   郭先生乃真大家，对中国近代史有深厚学术功底，值得好好赏析。
•   郭廷以先生的大作值得一读！
•   书的介绍上已经说了——宗师级的！了解近代史一定要收藏此书。
•   大家风范，完全客观的就史论史。不愧为中国近代史的奠基人。
•   中研院院士的力作，学习近代史的必读书。
•   可以更好的了解中国的历史
•   对太平天国和左文襄公的评价很中肯对沙俄的企图分析的很详尽
•   买了两本，前一次买的呗同学看上拿走了，又买一本，真的不错，很值得一看的近代史
•   郭先生的代表作肯定是本好书，多看港台民国史学家的书有利于我们从多角度看问题，看历史，郭先生在前人的基础上再有研究，非常不错
•   介于本书作者是台湾人所以说话方式有一些不适应，也许是我才疏学浅了。
•   还没开始看，不错民国史学大家的力作，应该值得拥有
•   历史的书，比较随意
•   历史的教训后人从不汲取
•   挺好的，属于畅销书的一部分。比现在好多历史书写的好。起码不哗众取宠。
•   写的很有特点，但是对于内地的学者来说如果排除阶级的立场是本可以研究的书
•   这确实是一本很不错的书。
•   书送的很快，正准备阅读.
•   先看了他的其他的书才决定买的，很好的书
•   书好，一切就好
•   书不错，但是有点偏重做学问
•   书很不错，很精致，时间上也刚刚好。
•   很喜欢书里关于中西文化交流的几篇文章，个人感觉，即使就是为了阅读这几篇文字，也值得买下此书！还有，本书的装帧很沉稳，同样喜欢。
•   郭先生的书很好，喜欢读大家的作品
•   怕近亲繁殖,故应读一读海外的观点.
•   似无删节，只是加了许多&;ldquo;&;rdquo;
•   当当的图书配送实在是太慢了！！！！
•   本书内容很好!设计也很美观!
•   大家之作，拜读了。
•   研究晚清的社会变局必读
•   大师的作品，电子版的早已下载并精读过，买一本纸质的收藏。
•   好像郭先生是唐德刚先生的老师，老先生作为那个时代的见证者，写出的东西更有个人的感悟
•   速度挺快的 满意
•   还没读，应该很好，谢谢！
•   粗略的一番，质量还是不错，具体得细读之后才知道
•   心仪已久，应该看看。
•   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这是唐太宗说魏征的话，用铜镜子可以找出人的衣服和帽子，指的是可以看到人的外部形象；以人为鉴,可以明得失，意思是用人的事情做借鉴可以知道凡事应该怎么做，得到什么，失去什么；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意思是说借鉴历史可以知道一个国家的兴亡，这也是学习历史的必要性，且看《近代中国的变局》为我们拉开近代历史的帷幕。
  　　
  《近代中国的变局》分为四个部分，从中国的近代化起笔，到太平天国史，最后落笔于台湾史与边疆史，以中国近代化问题为主题，对近代中国的变局进行深入的研究和探讨，厘清问题的关键所在，探讨百年来中国近代化的成败得失，并对中国未来的方向和前途有所展望。
  　　
  还记得上中学时，历史老师讲林则徐虎门销烟时，自己激动的心情，林则徐不畏强权，一心为民的思想，深深吸引着我，他会同两广总督邓廷桢等传讯洋商，令外国烟贩限期交出鸦片，采取撤买办工役、封索商馆等正义措施，挫败英国驻华商务监督义律和烟贩的狡赖，收缴英国趸船上的全部鸦片，在虎门海滩销烟，这是中国第一次彻底禁烟，就连道光皇帝也说大快人心。
  　　
  翻看书页，鸦片战争、南京条约、甲午战争、马关条约等等跃然纸上，那些尘封的记忆，慢慢打开，清政府的闭关锁国，固步自封，官场腐败，导致鸦片战争的爆发；北洋海军建军后，中国海军原本居世界第八位，日本居第十一位，实力在日本之上，但后来日本每年填舰，北洋海军没有增添任何舰只，舰龄渐渐老化，与日本新添的战舰相比之下，火力弱，射速慢，航速迟缓，到后期竟然连弹药款都停止购买，只因此款给慈禧贺寿，致使甲午战争失败，难道不能给我们启示，国强首先要军事强，军事弱自然被动挨打。我们总称自己为老大帝国，看看满清政府末期，昔日的辉煌不再，就像大英帝国，日不落已落，蒙古帝国，盛世不再，所有的辉煌都有衰败的时候，难怪李商隐诗云：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破由奢。
  　　
  培根说，读史使人明智，通过学习了解、掌握和探究事情所发生的背景、原委、过程、结果意义等，弄清史实，并从中汲取经验教训，把理解历史当作把握人生和社会的一把钥匙。以史鉴今，知兴替，才能明白“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古训，社会才能和平发展……
•   孤立的哀鸣
  
  偷爱警/文
  
  工业革命一触即发，引爆西方国家，经济结构、社会阶级、国家体制、资本运作，空前推动提升。随着科技、文化的发展，西方国家的野心，渐进显露。攻城略地的扩张，成为另一个撷取的目标。此时的中国土地，国家软实力，得到稳固提升。康乾盛世，其乐融融。
  
  作为中国的清政府，在接受礼节来访的同时，也在接受，西方文化的熏染。闭关锁居的大门，随着乐善好施的礼仪邦交，得到了外界的认可，中国市场，大开眼界。而随着清政府的根骨老化，身体发生，严重弯曲。孤芳自赏的清政府，并没有在外势力的奉承中把握机会，麻木中，颓废的苏醒。逐步迈向，衰退的时代。
  
  中国近代史的起步，逊色与西方国家，康乾盛世，给西学一个窗口展示。好奇的推崇和信仰，使得西学在中国得到施展之地。而西方列强的违心，严重干涉影响国家朝纲，饯行于此，对清朝权力的煽动性。清王朝开始修改，对外开放态度，逐步将西方主义文化、新学派、新事物的潮涌，阻隔在国门之外。确保自有文化，免遭侵害和制约。与此同时，拒绝了西方文化带来的现实影响力。此时的世界版图，在悄然发上变化，中国政府没有采取有效的办法，来改善与狼共舞的危险局面，而是遵循，千百年来，虚化若谷的面子工程。将中国的忍让，发挥到极致。礼仪之邦，大度有佳。
  
  清政府持续的紧缩政策，为丧权辱国的掳掠，付出惨痛代价，割地、赔款、、开放口岸，清政府在哀鸣中悲惨嚎叫，但只有帝王将相，能够体会，百姓依旧容忍和蒙蔽。
  完成态度的转型，迫在眉睫。实现现代主义革命的进步，太平天国，成为鸣枪者，局势动荡，民不聊生，历史进程下，再次出现了拐点和反思。而被误导的百姓，并不知道太平天国未来的目标特征，他们只是想要安定的过日子。伪善的太平军，异军突起，强化洗脑，干涉信仰教义。所以迹象表明，对清政府的失望、失信，成为清政府自掘坟墓的引子。上帝拯救人类，那应该是，西方传教士的神学讲义，中国并不是神的信徒，我们是有着千年文化的华夏子民，有勤勉的仁德教义，有独立完整的自我信仰。而在太平军的教派驯化中，看到的只是白日做梦的阶梯。邪恶歪曲的本质，随着太平军，权利的分裂，集权力的瓦解，洪秀全手中的权柄，移交给革命人士，真正的革命中国，刚刚睡醒，厚积薄发的新革命主义，登陆中国，太平军的失败草草收尾，算是一个教训和警示，任何歪理邪说，都是吹弹即破的神话。只有掌握在手中的思想更新，才是真的个性武装，进阶演化。
  
  作者论点很新颖，富有见地和张力。每一篇论文，在收尾处，都会点名作者的观点和见解。体现了作者对中国近代史的研究成果，以及个人主义情怀的灌输。细致透彻的一面综述分析，与大陆版本的中国近代史，有着某种相似处。对人物、事件、阶级立场的划分，很有层次感。与台版相比，出版说明起到提示作用，“保留原貌，对纪年、台局相关机构职务等，做技术编辑处理。”以此来看，九州首先对作者来讲，尊重郭先生的文字。并在书中明确表态“并不认同”郭先生的某些见地。以此判断，九州在左右诠释中，会保守本书中的一些文字，相对完整的编辑此书。异议问题，书中并未涉猎，但作为大陆简体版，能够出版，已算幸事。
  
  书中亮点，在于郭先生对台湾史料的描述，搜集。表露了台湾，对中国近代史的作用。关于台湾的论文，在大陆，近些年得以遇见，史料文献更是难得一见。实际不仅仅对大陆而言，实际在外界眼中，台湾始终是一个很罕至的极品海鲜，垂涎欲滴的外势力，无不时刻瞄着中国大陆的动向，而作为在清朝时期，就被大陆割让出去的台湾，悲悯伤心，溢于言表。
  
  台湾孤立无援的孩子，翘首仰望大陆的岸堤，而海风汹涌的巨浪，吞噬着海岛的孤立。孤傲不羁的个性，逐渐成为台湾的一种表象，自身形成一套完整的思想攻略，武装自己。没有他人的帮助和关注，台湾变得聪颖而智慧，他需要在亲与敌之间，找到一种自卫的基点。介于情感与脉络的传承，台湾近些年，争执不断。
  
  台湾史料在大陆研究者手中，很有价值，就本书而言，严谨的态度，为本书提供了一个很好的阅读平台，在阅读中，可以看到，台湾与大陆学者之间的差异文化，通过郭先生的综述分析，详尽的观察历史的侧面。
•   作为一个中国人，我们总会问为什么中国近代史会这样的曲折，我们总是心有不甘。希望有学者能够解开这个谜团。这本书开了个头。
•   研究晚清的社会变局必读。
•   本来这方面的书很多，看到这本书评价颇高就买了。总是作者研究的心得，本人也没有能力评价好坏，但觉得多听一种声音总是有利于开阔个人思路的。
•   一本论文集，写的还可以，作为备课资料不错。
•   文字中还是很重的民国腔调，读来有点不顺畅。
•   刚收到，还没开始看呢。等待看完后再补回心得.
•   受启发了
•   像点调一样，选了几个专题专论，论述还算透彻。
•   物流速度还可以，但送快递的人太没有职业操守了，态度不好！而且把我的书弄破了，本来不想签收的，但想想还是算了，不要计较这些。只是希望以后不要这样了！
•   书里有反动言语，值得警惕
•   有好多别字
•   目前还没看完
•   郭廷以先生水平是有的，论文集同样不错，编辑是干啥吃的，出现错字，卑劣的编辑
•   趁着活动 买的书 还没看
•   近代中国的变局
•   睁眼看近代史
•   书较大，不是我想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