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时间:2012-3 出版社:九州出版社 作者:杨奎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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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前 言 为什么要编这个集子?下面这件事可以让读者明白我的想法。 前不久,我接到一位电视台编导的电话,希望我能参加他们台里一个电视片的策划讨论会,对中央电视台某编剧提交的创作策划书提些意见。我请他把策划书的稿子发给我看一下,然后再来决定是否有必要去参加。 读过这个策划书稿后,我实在不知该说些什么。我当即回信给该编导,告诉他:去跟这种对历史无知到极点的编剧提意见,还不够生气的呢。 为什么说这位编剧对历史极端无知呢?请看他在策划书里写的几段文字: “辛亥革命,一个最重要的主题就是反帝反封建。” “孙中山因为他的文化基因是华侨,他出生在美国,他不是所谓儒学正统文化中培养出来的,他是属于异类。他推翻异族异种的满清,发动辛亥革命,是因为他对满清是没有感情的。后来之所以被袁世凯打败,也是因为他是外支。” “北伐到上海……共产党人认为时机已经成熟,共产党就组织了三次工人武装起义,准备争夺上海的主导权,抢占这块中国革命的根据地和大本营。但是蒋介石看到共产党的行动,他率领着北伐军拒绝进入上海,不给工人起义提供支持和援助。工人起义遭到工部局的镇压,引发了五卅惨案。” “共产党对于国民党是真心的拥护,是真心的相助,一直以为能够找到共同的相处之道。从四·一二之后才彻底决裂,只有这个时候天真纯洁的共产党人才真正的吃了大亏了,与国民党结下了血海深仇。” “共产国际是一种精神上的乌托邦,他们的成员实际上都是国际盲流,是欧洲的所谓资本主义阵营中的游离者,有着暴力倾向和暴力情绪的人。他们和帝国主义在骨子里面都是一丘之貉,在骨子里他们对东方民族都带着傲慢与偏见。” “如果你想从对方身上得到什么,一定要和当权者对话。这就是毛泽东为什么一生都想访问华盛顿的原因。因为他知道非当权者解决不了问题。” 老实说,这个策划书还只是一个讨论稿,外人可以不必求全责备。但是,作者并非普通人,而是著名编剧,把这样一个错误百出、近乎胡言乱语的历史叙说拿来给专家们讨论,说明作者并不认为自己的历史知识等于零,而是颇为自信。这就不能不让人要对之评头品足了。 说辛亥革命是“反帝反封建”;说孙中山出生在美国,是“异类”,发动革命是因为对满清“没有感情”,失败也是因为他是“外支”;说北伐到上海,中共为抢夺上海的控制权发动工人起义,蒋介石及北伐军不支持,导致工部局镇压,引发五卅惨案……,这意味着什么呢?这意味着作者连普通的中学历史教科书都没有读过。 如果说上面的胡说还只是知识方面的问题的话,那么作者斥责共产国际只是“一种精神上的乌托邦”,其成员“实际上都是国际盲流”,是些“有暴力倾向和暴力情绪的人”,骨子里和帝国主义“是一丘之貉”云云,那就不只是在斥责共产国际,而是直接在斥责作为共产国际下属支部而成立起来的中国共产党,在斥责像宋庆龄、陈翰笙等一大批当年共产国际直接发展的党员的人格了。这和作者所称,要展现中国共产党人“是一群有理想、有管理能力、管理经验、有执政能力的一群人”,只有他们有能力荡涤帝国主义、封建残余、军阀黑帮等一切黑恶势力和污泥浊水,国民政府等等都注定是短命的、要被放逐的之类的策划书主旨,根本就是背道而驰。真不知这位获奖无数的著名编剧在想什么?! 这位编剧所以会犯如此低级的错误,除了历史知识欠缺外,显然受了某些纪实文学作品的误导。我没有去查作者对辛亥革命、对孙中山、对五卅、对北伐等近乎无知的荒唐说法是从什么书里抄来的,但他对共产国际的看法显然一多半都是从金一南先生的书里来的。作者甚至在策划书里直截了当地讲了他读金书的心得体会。说:“《苦难辉煌》是金一南先生的著作,也是当代党史研究重要的新突破。他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解读中国革命的新视角,同时也是一个新的美学标准。”他表示,他的整个策划和创作,其实都是围绕着金书的内容和主题来展开的。 我在报纸上公开评论过金书,全文已收在《读史求实》一书里了。我评论金书的主要目的就是因为担心许多不研究历史的读者,许多研究历史不研究党史的读者,甚至许多研究党史却不知道用历史学的方法来研究的读者,把金一南纯粹只是当做文学来创作的一本书,当成是什么“当代党史研究重要的新突破”,然后口口相传,甚至以讹传讹地写到自己的书里,再去误导更多的人。有读者不理解我一个历史研究学者,去跟一本纪实文学较什么劲?原因就在这里。写纪实,搞创作,甚至抄错写错,那也是人家文学评论家的事,只要他别像过去那些剪刀加浆糊以挣钱为目的的有组织的“写手”,大段大段地搞抄袭大搬家,研究学问的人确实没必要去和他们叫真儿。但有时候情况不是这样。十几年前,我就两度点评过纪实文学作家。头一次是与黎汝清先生商榷,原因是因为黎先生写小说,写纪实,却跨界写了一篇很长的后记批评党史学界读不懂历史,实际上黎先生自己也没有读明白。第二次是与叶永烈商榷,原因是当代所的程中原先生批评叶书中的史实错误,叶先生把程先生告上法院,要程赔偿100万元,我也撰一短文,指出叶书中几处重要的硬伤,是为打抱不平。 评论金书有点不同,我在文章中讲得很清楚,纯粹是因为金书突然间被炒作起来,竟然被许多人当成历史书来读、来抄、来信了。什么叫“三人成虎”?金一南先生初始动机未必有错,但后面人一个跟一个以假为真,再层出不穷地帮着越传越假就麻烦大了。要知道,虽然我没有读完金书,但是,就我读过的几章,金一南先生固然对共产国际颇多微词和不满,但似乎还没有直截了当地把共产国际及其成员视为“国际盲流”、“有暴力倾向和暴力情绪的人”,似乎也没有说过共产国际的人和帝国主义分子一样是“一丘之貉”。如果我的印象是对的,那就说明,以讹传讹是会成虎成龙的,其后果不堪设想,历史学者很难听之任之。 想当年,郑惠先生邀我一起创办《百年潮》杂志,我们当时的出发点就是基于这样一种担心:太多的地摊文学或曰纪实文学作品,会不会把本来就假说太多的党史、革命史,推向另一个极端,这会让真正以求真为目的的学术研究成果更加不受重视,历史的真相势必将更加难见天日了。我在《百年潮》杂志做了将近4年的时间,做了不少将学术研究成果转化成为通俗历史文字的工作,因此也愈加珍惜许多志同道合者共同打开来的今天这一小片求实求真的天地。今天读者的层次已经明显地高于当年了,我们已经不用太多做这样转化的工作了。但是,金书成虎成龙这件事再度提醒我们,今天依旧有许多读者还不习惯阅读未经转化的学术研究成果。 本书所辑文字,都是这两年我为报刊所撰或为普罗大众讲演整理发表出来的谈论中共党史或中国近现代革命史的通俗文字。除最后附录的一篇外,没那么学术,没多少考据,也没讲什么深奥的学理,因为宏观的议论和观点探讨较多,因此可能有不准确、不周延和容易引起争议的地方。但是,相对于许多不习惯阅读学术研究,更习惯于从宏观的角度来了解历史的读者来说,它们还是有些价值和意义的。做这些文字或参与这些活动,对我们这些做学问,还要上课,还要带学生的老师来说,要耽误很多时间。已经有朋友建议我应集中精力完成计划中的专著。我之所以仍未停止做这些看上去浪费时间的工作,实在是有一种莫名的担心。因为,今天能系统研究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的人本来就少,能用史学方法来研究的人就更少,如果仅有的这么几个人再不出来把我们的研究转化成普通读者或听众能懂的文字讲出来,社会难保不会又回到我们创办《百年潮》前那种读者被半真半假的纪实文学所吸引、所控制的局面中去。今年的情况就再清楚不过地告诉我们,这不是不可能的。 杨 奎 松 于上海虹桥怡景苑 2011年12月12日
内容概要
杨奎松的著述历来以史料发掘和实证研究见长,但本书展现的,却是他对中国近现代史、中国革命史,特别是对中共党史的一些宏观思考。从书中那些娓娓道来、看似通俗的访谈和演讲的文字中,读者会看到不少令人印象深刻的个性解读。
作者简介
杨奎松:1982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后历任中共中央党校《党史研究》编辑、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讲师、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华东师范大学特聘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共党史、中国现代史,著有《“中间地带”的革命——国际大背景下看中共成功之道》、《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史研究》(1、2)、《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
》、《读史求实——中国现代史读史札记》、《开卷有疑——中国现代史读书札记》、《西安事变新探——张学良与中共关系之谜》、《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内战与危机(1927-1937)》(《中国近代通史》第八卷)、《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海市蜃楼与大漠绿洲——中国近代社会主义思潮研究》等书。
书籍目录
建国前的中共党史研究问题
百年革命的反思
--有感于历史与现实的所想所思
近代中国的道路选择问题
五四运动有多重要?
中共早期历史研究的一个困难
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党关系概述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几个问题
关于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
西安事变为什么会发生?
--兼谈苏维埃革命的政策问题
国民党在政治上的失败
革命不是请客吃饭
--国际大背景下看中共成功之道
建国后的中共党史研究问题
中共土改史研究中的若干问题
谈建国史研究
为什么要研究建国史
国史研究的现状与问题
“中国道路”的推广与夭折
中国革命对新中国外交的影响问题
中共党史研究的状况与方法
中共党史研究为什么应该更开放些
……
从历史看现实
附录一 60年来共党史研究的学术发展
附录二 悼念高华
章节摘录
百年革命的反思 ——有感于历史与现实的所想所思 中国现实之具象 前晚,和几个朋友吃饭,不期然又听到几则值得记述下来的事情。 一是,一位在座都熟悉的友人意外摔伤胳膊,当场尺骨粉碎并穿透皮肉,血流不止。几名大汉紧急护送至某地著名大医院急诊室,发现那里伤者众多,痛苦不堪,护士不闻不问,全靠伤者亲属自己搀扶护驾,挤来挤去,拍片和检验。友人露着骨头、淌着血,万幸几名大汉眼疾手快抢到了急诊室中唯一一张活动推床,才免添在人群中拥挤碰撞之疼。然而,拍片检验之后两个小时过去,始终不见有医生或护士召唤入内检查治疗。不得已,陪同的朋友电话找到某领导的秘书,辗转找到市领导,再经某市领导找到市卫生局领导,再由卫生局某领导电话找到该院值班领导,这才引起急诊室医生护士的重视,从字纸篓里捡出被揉成团扔掉的检验单,对友人的伤口做了处理,并把人安排进特需病房。但此后为等手术,又等了两三个小时,眼看友人因失血及疼痛几近虚脱,而排队手术的人层层叠叠,陪同的朋友不得不再打电话催促相关领导,又一层层转至手术室,这才安排加塞儿给做了手术。托了这么硬的关系,友人还是得照惯例给主刀医生、麻醉师及护士等送礼并送红包。 一是,某县级市一领导为升迁,照例让司机给某省领导及秘书送红包,一个50 万元的一大包,一个100 万元的一小包,对司机说得清清楚楚,大包送秘书,小包送省领导。司机不知什么原因弄反了,大包送了省领导,小包送了秘书。回来后该领导发现气得不行,不得不再补送一包给省领导。 一是,某友人代表国营公司到西南某省位于山区的大工厂任职,无意间在山里发现时至今日仍有一家五口只有一条能够外出的裤子的贫困农民家庭。于是,该友恻隐之心大发,回去募集了一大批衣物,用车运至该村,想要分发给缺衣少盖的村民。不意,许多村民并不买账,还气吭吭地质问道:“光发衣服,钱呢?” 还是这位友人,发现厂子附近一村小学至村子之间几百米,没有路,坑洼难行。他便买了几车沙石和水泥,运到该村,想请村长安排人工把路修起来。不料村长张嘴便问:“多少钱?”友人解释不要钱,只是想要帮助村里为孩子做点好事。村长摆摆手,说:“我问卸一车你给多少钱?” 一顿晚饭,吃了两个小时,大家讲的几乎全是这类事情,从医界,到政界,到军界,到司法界,社会私欲与腐败泛滥之迅猛,即使见怪不怪者,也不免有些心情沉重。有朋友于是得出结论说,在中国,千万不能搞民主。大国、小国条件根本不同,现在放点儿权就这样乱象横生,真搞民主肯定全乱套了。 今之乱象所由来? 从毒咸蛋、毒奶粉、黑大米、地沟油,到“我爸是李刚”,竟至发展到佛山女童小悦悦事件,中国今日社会人心可谓乱象纷呈。此乱由何而来?今人说法不一,但似乎都和辛亥扯得上一点儿关系。有一种说法,认为中国近百年来之乱象,根本上是迷信革命的结果。中国革命自辛亥始,故辛亥革命实为始作俑者。 另一种说法类似,相信梁启超“人民程度未及格”,不能实行民主之说。认为中国近代之乱,根本上与盲目学西方,引入民主政治有关。说凡动乱年代,大多都是中央集权缺位之时;凡社会稳定之日,一定是强权专制稳固之年。故辛亥革命导致中央集权垮台,难辞其咎。 再一种说法,则肯定辛亥革命不仅无害,而且有功。他们将一切中国之乱,都与改良或革命不彻底挂起钩来。认为辛亥以后中国所以会陷入混乱,不是因为革了命,而是因为革命不彻底。共产党彻底革命,就有了统一、强固的新中国。今日所以会再现乱象,也是由于放弃了革命暴力的威慑作用和革命专政的统制方法,没有坚持中国特色。 比较清朝统治期间的大一统局面,辛亥革命后的中国确实陷入到严重的混乱之中。只是,把辛亥革命所带来的政治之乱,与今日中国的社会之乱混同起来,实不相宜。 中国之“乱”,素有两种:一种是政治之乱,一种是社会之乱。前者就像辛亥革命之后,国家四分五裂,任谁都统一不了中国,一切都取决于实力,而实力又依赖于对地方财力、物力和人力的控制,结果就形成了地方军阀割据和凭借枪杆子“打江山、坐江山”的政治乱象。 但是,政治变乱,未必会带来社会之乱。社会紊乱,也未必是步政治之乱而来。 比如,中国历史上王朝更迭、内乱外患不知凡几,民间统系、秩序等级、人伦关系、乡规民约、道德传统等,始终传承延袭,很少因政治变乱而发生剧烈变化。这也是建立在小农经济基础上的中国,两千年来时分时合,却总能够维系其大一统政治文化格局的一个重要社会条件。即使是发生了辛亥革命,国家变得动荡不居,四分五裂,中国基层社会形态虽也渐趋恶化,多半却还是维系着传统的结构和秩序。这种情况,读黄宗智、庄孔韶、李怀印、王先明等人写中国农村的书都不难有所了解。即无论国家层面的政治如何混乱,相对于基层,尤其是相对于广大农村来说,哪怕是到了抗战前后,许多地方社会及人心的改变并不大。农民仍旧延袭着世代相传的传统规约、道德和习惯,纵使是农村中那些有权力及有声望者,因为维护传统制度运作需要民心的缘故,胡作非为者也还是会有所顾忌。 反过来,社会及人心的紊乱,也未必一定相伴于政治的变乱。早年欧洲资本主义,私欲横流,道德沦丧,弄成贫富悬隔,阶级对立,各国政治本身却未必都发生了变乱。同样,今日中国政治之统一、国力之强盛,为百年来所未有,政治并未紊乱,却禁不住社会及人心乱象滋生蔓延。故简单地否定辛亥革命,认为用暴力的方式推翻帝制与集权政治,导致了中国 后来各种乱象的说法,未必站得住脚。而简单地断言大国国民道德伦理与社会关系的好坏优劣,取决于政治控制的宽严强弱,认为根除私欲、贪腐和黑恶势力,只能借助暴力与专政的观点,更是不知从何谈起。 辛亥革命隐与忧 “中国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认为中国革命应分三步来进行。第一步是要推翻满人统治,即实行所谓“民族革命”;第二步是要成就共和宪政,也就是所谓政治革命,孙中山又叫做“民权革命”;第三步是要在政治革命胜利的同时,“毕其功于一役”地实现限制资本和平均地权的目标,实行所谓社会革命,孙称之为“民生革命”。严格说来,辛亥革命只完成了孙中山计划中的一步多一点。即只是推翻了满人统治,并建立了共和制度,不仅他所主张的民主宪政,以及民生革命的目标未能达成,就连使中国在汉人统治下变成统一、独立的民族国家的目标,终其一生也未曾实现。 辛亥革命以来的中国政治进程显然不尽人意。说不尽人意,是肯定它把中国推向了共和之路,又遗憾它并未能带来西方共和政体所赖以确立的民主宪政。梁启超在辛亥前五六年就预见到这样一种结果。他断言:“凡因习惯而得共和政体者常安,因革命而得共和政体者常危。”尤其是那些历史上长期专制的国家,“一旦以武力颠覆中央政府,于彼时也,惟仍以专制行之,且视前此之专制更加倍蓰焉。”因古来相传之国宪尽毁,革命之后难免使人民四分五裂,党争层出不穷,最终非“有一非常之豪杰,先假军队之力,以揽收一国实权”不能解决问题。只是,“此篡夺者既已于实际掌握国权,必尽全力以求得选。当此全社会渴望救济之顷,万众之视线,咸集于彼之一身,故常以可惊之大多数,欢迎此篡夺者。而芸芸众生,不惜举其所血泪易得之自由……委诸其手。”结果,“此篡夺者之名,无论为大统领、为帝王,而其实必出于专制。”届时民众若再想获得失去之自由权,“舍再革命外,无他途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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