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沙白茉莉

出版时间：2009-8  出版社：九州  作者：黄仁宇  页数：274  译者：宋碧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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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近日，著名历史学家黄仁宇先生的历史小说《长沙白茉莉》由九州出版社出版简体中文版，这是该书在大陆的首次出版。本书原用英文写成，1990年由台北时报出版社出版繁体中文版，后又于1998年在台北商务印书馆出版，出版时署名“李尉昂”，是黄仁宇先生仅有的两部小说之一。书中的故事发生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上海滩，通过一位涉世未深的青年之眼，看着一整代的人，一整座的城市，如何在困境危局中追求生存与尊严。作者试图通过种种努力，将角色放置在时代的背景下，通过角色的种种遭遇，表现拉扯着这个特定历史时空的种种力量，让读者感受大历史中小人物的踟蹰无奈，探究小人物背后大历史的波澜壮阔与鲜活生动，进而窥见历史的形貌，这与他一贯提倡的“大历史观”不谋而合，是作者以一种另类的方式探究历史的另一种书写可能。九州出版社已于2005年出版了《黄仁宇全集》，此次《长沙白茉莉》的出版，可以看做是《黄仁宇全集》的补遗。

内容概要

　　《长沙白茉莉》的故事发生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上海滩，通过一位涉世未深的青年之眼，看着一整代的人，一整座的城市，如何在困境危局中追求生存与尊严。作者试图通过种种努力，将角色放置在时代的背景下，通过角色的种种遭遇，表现拉扯着这个特定历史时空的种种力量，让读者感受大历史中小人物的踟蹰无奈，探究小人物背后大历史的波澜壮阔与鲜活生动，进而窥见历史的形貌，这与他一贯提倡的“大历史观”不谋而合。

作者简介

黄仁宇，英文名Ray Huang，曾用笔名“李尉昂”发表小说。1918年，出生于湖南长沙；1936年，考上天津南开大学电机工程系；1938 年，黄仁宇考入成都中央军校，1940年于十六期第一总队毕业；1940年，任陆军十四师排长和代理连长；1943年，黄仁宇，英文名Ray Huang，曾用笔名“李尉昂”发表小说。1918年，出生于湖南长沙；1936年，考上天津南开大学电机工程系，后因抗战弃学；期间在长沙《抗战日报》担任记者与田汉和廖沫沙为同事。1938 年，黄仁宇考入成都中央军校，1940年，任陆军十四师排长和代理连长；1943年，担任中国驻印度远征军新一军上尉参谋，常为《大公报》报导战事；1946年，通过考试被报送美国堪萨斯州雷温乌兹要塞陆军参谋大学进修，毕业后曾任国防部参谋；1952年，从日本到美国密西根大学新闻系学习，后转至历史系。1954年，大学毕业。1957年，在密西根大学历史系获得硕士学位；1964年，在密西根大学历史系获得博士学位，成为南伊利诺大学助理教授。1967 年，经由余英时教授的推荐，进入纽约州立大学纽普兹分校担任副教授；1971年，纽约州立大学纽普兹分校升任正教授；1972至1973年，至英国剑桥协助李约瑟搜集整理研究有关《中国科学与文明》的材料。参与狄百瑞主持的明代学术研讨会；也曾参加由著名历史学者富路德所主持的《明代名人传》的编写工作。1979年，在普林斯顿大学参与《剑桥中国史》的集体研究工作，撰写明朝部分；1981年，《万历十五年》英文版在耶鲁大学出版社出版，美国名作家厄卜代克在《纽约客》杂志撰写书评推荐。该书获得美国国家书卷奖1982和1983年历史类好书两次提名。1982年\1985年，《万历十五年》中文简体版及中文繁体版分别由中华书局台湾食货出版社出版，简体版由廖沫沙题笺。从此黄仁宇在两岸一举成名，先后写作和出版了《放宽历史的视界》、《中国大历史》、《关系千万重》等著作。2000年1月8日，因心脏病于美国纽约去世，享年82岁。

章节摘录

1别搞错。我仍是共产党员。就算你用手枪抵著我的脑袋问我同一句话，我也还是这么说。自重的人必须守信。我不急著写自白书求饶。但是你若有兴趣，我要告诉你我怎么会卷入这一切是非之中。事情很复杂，远比你想像中复杂多了。我要声明，这个故事可没有贪生怕死这回事。事实上，故事开始的那段期间，每天都有共产党员被公开处死。那是一九二七年，将近四年前了。那时候你若停在公共场所看墙上的报纸，总会听到黄包车夫在背后聊天。他们正在谈当天处决人犯的事。谈话内容可能是这样：“今天砍了二十七颗。”“只有二十七颗?”“只有二十七颗，这话是什么意思?如果嫌不够，我就把你的脏脑袋割下来，凑成二十八颗。咔嚓!”你仿佛看得见那人把手掌边缘当作利剑，要砍同伴的脑袋。但是另一位黄包车夫不闪也不躲。他说：“不妨事，不妨事，不过是个碗大的疤。”次年是一九二八年。当局不再在公共广场将犯人斩首示众，改押到识字岭公墓去桧毙，每次枪毙一两个。过了一段时间，长沙慈善委员会就在那儿立一道高高的石碑，上面刻著：“绞斩炮亡脱苦界，低头礼佛得生机。”真是谎话，真是虚伪!难怪马克思说宗教是民族的鸦片烟。主持善事的先生说他们给死刑犯带来安慰；但他们却鼓励死刑犯乖乖当待宰的羔羊。你也会恨那些黄包车夫，气他们迟钝和无知，他们任由军阀和卖国贼掌握他们的命运，使大家永远陷在耻辱和贫苦的深渊。他们耻笑那些想救他们的人，调侃那些在奋斗中丧命的志士。现在你渐渐明白中国国民为什么会像狗一样在小国城镇被外国入射杀了吧。我们活该!我们是一群被贫穷压垮了无知的人民。我们为什么会暡日本人欺侮呢!我们活该，用不著再细说了。为了拯救民族，我们必须唤醒大众。中国共产党就是为此而设的。不过，理想要付诸实现，可就复杂多了，远比我想像中来得复杂。我怎么会卷入这一切是非之中?这要从一九二八年，我十八岁中学毕业班那年说起。当时我正在恋爱，陷得很深。李丽华是我的同班同学，年龄只比我大几个月。打从中三，我就注意到她非凡的美貌。她的脸色白哲，肤质柔滑，白得像缎子，简直可比美那种薄得只剩一层釉的细磁。很多人说我喜欢把事情罩上浪漫色彩，也许吧。但李丽华可不是那种浪漫的弱女子：谁也支配不了地，对她神气活现。由于她有肺病，她从不让我嘴。是她带我去参加“马克斯主义研习团”的。我只吻过她一次。有一天晚上我送她回家，硬逼她就范。她很生气。地对我大吼，“你这白痴，一年后你就会害肺痨死掉。”我答道：“不会，你和我都不会夭折。我们会活很久。我们快快乐乐相伴过一生。”听了我的讲法，她似乎很感动；心软下来，但还是犹豫不决。她用手指抚摸我大衣的衣领，在上面画小圈圈，身体却跟我保持一段距离。然后她轻声说：“答应我，在我觉得妥当以前，千万别再这样，好不好?”我不太明白她是指她的病情还是我们之间的关系。她抬起下巴望著我，我看见她眼里含著泪，在月光下亮晶晶的。我永远忘不了那一幕；晶莹剔透，实在太美了。唯有白居易的“梨花一枝春带雨”差可形容。李丽华在六个月后去世，我茫然若失。长久以来我一直假定她马上就会复原，跟我厮守，现在我必须孤零零开创新生，带著破灭的希望翻开生命的新页。我不知道我是怎么毕业的。这大抵要归功于我的数学老师。他给我加分，而且跟别的老师说：这孩子本来是好学生，现在有烦恼，我们好心给他一次机会吧。就这样，我没有被退学。其实也没有什么差别。下管毕业或不毕业，中学文凭根本算不了什么。我不想在商店或其他地方当学徒，我若想当学徒，早就可以当了，何必辛卑苦苦念中学呢?但是我的成绩太差，自知不可能请到奖学金去上大学。靠家辖出钱在沿海的部市读书更是妄想。自父亲去世后，母亲便住在平江娘家，她已经把仅有的一点积蓄全部给了我：地觉得我若是好儿子，过不久就会寄点钱给她。毕业后我搬出宿舍，住进二叔家。我参加“马克斯主义研习团”每周的聚会，几乎从不间断。没事做是原因之一。我喜欢我们的小组长——左全和他太太姚梦都是学校的老师：他们和李丽华很熟。我想不起开会时我说过些什么话。想必很激烈吧，没有理由不激进的。不过现在回想起来，一切只是学术讨论而已。我们不是任何党派的正式党员，也没有签遇什么誓词或发过什么誓：但是研习团的每一个人部被视为共青团员。在国民政府和军合集团心目中，共青团员就是共产党，也就是共匪。他们不注意我们的组缴细节。他们订出一段时间该逮捕多少共产党的配额，最近我们人数不多，所以处决的人犯只有几个。大多数被捕的都是党员游击队，有些只是嫌疑犯而已，既非共产党，也非共青团员。我在亲戚家住了将近一年，仍然不知道该做什么。我的二叔曾对我说：“克明，我的好侄儿，听我说，我家就是你家，多亏你爹，我才有今天。他牺牲一切，让弟弟好好受教育，要是没有他，我不会是今天的我。他的恩情我一辈子也还不清，你在我们这儿爱住多久就住多久，不管人家说什么闲话，都别理他们。”这话我听了很感动。而他说的也是真情。我父亲确实牺牲过，而且是不小的牺牲。他辛辛苦苦帮助二叔上完土地测量学院。现在二叔是测量工程师，在湖南公路局上班。不过他应该先请示他太太再向我提出保证才对，我不只一次听见二婶对访客说：“每一家都有几个穷亲戚嘛。我们应该互相帮忙，不错。可是帮忙也该有个限度。我们可以帮忙三个月，或者至多六个月——这样已经够久了!”所以，我听到党要派我到上海那天，非常兴奋。至少我可以有机会脱离这种沉闷的生活了。2共党组织中，我只见过罗义农同志。跟他面谈的经验怪怪的：见过江西野战领袖的照片后，你会以为每一个共党头子都是大老粗，穿棉袄，吃狗肉。罗义农给人的印象完全不同。他穿西装，裤子上的褶痕好挺好挺。他曾脱下银边眼镜，用一条白手帕擦镜片，然后把眼镜举在空中检查，觉得满意了才戴回脸上。几分钟后又再来一次。他是习惯这样，还是心里想别的事，或者摘下眼镜偷瞄我?我真的不知道。起先他不叫我同志，跟“马克斯主义研习团”的朋友们一样叫我“小赵”。他也称呼左全“老左”。“老左，明天十点跟你碰面，不是在这儿，是在皇仓坪。”他就这样把我的小组长打发走了。现场只剩我们两个人，我们继续谈下去。他笑嘻嘻对我说：“听说你上海话讲得不错。讲一句来听听。”真没想到。前些时候我们学校的话剧社演过一出戏，剧中有个人物是沿海来的人，可怜他只会说家乡话，碰巧他要的东西在内地话辖听来像一种东西。那个角色由我饰演，对白很不错，我们都笑得半死。还有人夸我有语言天才呢。其实也不难，说话时只要把舌头顶著上牙床的恰当部位，稍微拖拉一下，含糊一点就成了。我喜欢学舌。那种话特殊的字汇不多，小鸡对付，我猜那出戏演得很成功。我不知道在湖南党委会相当重要的罗义农怎么会知道消息，单挑这件事来试我。我随口说于几句戏里的台辞。罗义农说：“不坏嘛，你的口音像青浦地区的人。”他自己显然不太熟悉上海话。接着他说出几句话，要我用上海方言说一遍。他听了很满意。他第二次擦眼镜，就在这个时候。墙边有个脱了壳的旧式手提箱，用皮带束著。罗义农对我说：“我要你把这个东西举起来，扛在右肩上。”我听命行事。皮箱挺重的、我穿著长袍，费了一番工夫才把皮箱举起来。不过总算办到了。“看好。假设这是一艘小船的跳板。”他一脚前一脚后，踩上地面的一块木板，又回头摆个平衡的姿势，然后继续说，“我要你单手扶皮箱在上面走走看。左手要随时准备挡开港口附近的混混；他们可能会伸手来抢皮箱。”我不是运动健将，但我身高五尺九寸，这事难不倒我。我照他的吩咐做，自信二正能应付那种场面。我觉得真好玩。罗义农老是咧著嘴笑，我也笑了。但罗义农突然面色一寒，命令道，“放下，赵克明同志。”这是他第一次把我当党员，叫我同志，“这可不是儿戏，事关千万人的生死。”我放下皮箱，发现他又看了我一眼。隔著厚厚的镜片，他的目光冷得吓人，脸上的肌肉绷得很紧。我照他的吩咐坐下。“你想问怎么回事，对不对?千万别问，我们还在打仗，每个人都是战士。我们服从命令就好了。军队正在热战中，士兵一直问我们为什么这样，为什么不那样，包准有大祸临头。我们会全部完蛋!”他正用左手掌揉搓右手的指节，害我也好紧张。他说：“放轻松，你自告奋勇接下这档差事，我们很感激。”我可是头一回听到有这回事。我从来没有自告奋勇做什么。刚才左全才告诉我，上级要我跑腿办一件事。反正争辩也没有用。这时候我己彻底明白罗义农是什么样的人———无论讨论什么问题都是他有理就对了。等我们俩都平静下来后，他把我需要知道的事项一五一十告诉我。皮箱辖全是黄金，有戒指、手镯、项链、链环、耳环……一共五百十九件，总共三十五斤左右，全部是我们红军在江西的战果。国民政府军想包围毛泽东和朱德手下的战士，朱毛迎头痛击。起无国民政府军以为可以轻易得胜；他们涌到那几个地方，一发现情形不对，连忙脱掉袖子上的青天白日臂章，向我们投降。现在我们的苏维埃区扩大不少，春耕前的土地改革进行得很顺利。很多地主的财产被没收，连家用品也包括在内，这些黄金就是战利品。我们解放区实在用不著贵重的金属。必要的东西都有了。何况区内的银元够用好长一段日子。党部决定把金饰送往上海，因为我们的地下工作人员在那边压力很大。打一剂强心针可以鼓舞士气，而且可以巩固我们的国除地位。从江西到上海最好走的路当然是东北方向直行。不过国民政府军在那边设了不少路障，他们的情报人员在沿路的所有客栈徘徊流连。我们的策略是把黄金往西运列长沙，再由这边的党支部接转到海岸地区。把它分成许多小包裹会敌人疑宝，若有一包曝光，其他的也保不住，所以我们绕大圈子送货，采用集中方式，也就是全部放在一起，结果成功了。一位农家出身的女同志把东西全部放进竹篓，塞上脏兮兮的破布，扛在背上带进来，总共超过五百件，重达三十五斤。地讨饭讨了三天，才抵达军阀何键的军队控制的地区。这三天内没人猜想到这个乞丐其实是全区最阔的女人。她完成这截任务后，我没有理由不把下一段办好——下一段是坐河上的小船运送。 罗义农打开手提箱。他要我把大件的金饰放进一条棉被里，另外有一些塞进衬衫和长裤，有些跟袜子卷在一起。他解开其中一件，是一枚戒指。他指给我看，“看好，内缘刻有金匠的名字和商标。他们一直宣称这是百分之百的红沙纯金；其实成色不定。专家看一眼上面的小字迹就知道黄金的成色。看，这个小駮駮注明东西是江西产的。你一定奇怪我们为什么不把金饰熔掉。我告诉你，省得你多问。这方面我们有困难。三、四十斤黄金不是小数量。假如在市场卸货，金匠有义务向同业公会的师傅报告，话就会传开。所以我佩只得照原样把东西运出去，我们在上海的朋友——我们在那边有位特别的朋友——懂得怎么处理。”“我知道，罗先……”我迟疑不决。见过乌云和艳阳轮流在他戴眼镜的睑上出现后，我不知道该叫他同志还是先生才好。但是罗义农似乎不在意。他说，“还有一件事，随身带些你写过字的纸张和笔记本。记住，你是内地学生，准备到大都市考大学。除非必要，你用不著说上海话。这趟任务不要求你耍什么手腕。我要你装傻，避免不必要的接触。只要东西送到，你就立了一件大功。”当时我还没会意过来，如果在今天就不同了。听他的语气，活像我是来应征这项差事的；可是我到那儿之前，手提箱上早就印好我的名字，衣服上的洗衣店标签也打上我的姓名。噢!这件行李箱装了好多宝贝。我不敢确定黄金有多少，全凭他一句话，我也不知道每一件都注明来自苏维埃。如果有人问我罗义农是谁，我很难说出差强人意的答案。我只知道他三十出头，体型微胖，衣著十分讲究。说老实话，那时候我甚至不知道他的真实姓名，他在党内究竟是什么身分。我用不著装傻，我本来就是大傻瓜。  3我不想长篇大论描写我到上海的经过。你们有很多人以前都去过，算不了什么。不过对那些从未乘船航行长江的人，有几件事必须提一下。首先你得乘火车到武昌。三等车厢的窗户通常都关不起来，梅雨季节当然也不例外。于是你需要一条大手帕，有条干净的毛巾就更好了。火车头叽叽戛戛往北走，洒得头几节车廂满是煤屑。所以你必须不时擦擦眼睛，挖挖鼻孔和耳朵外侧。到了武昌，就乘市内渡船过江到汉口，再连夜搭轮船顺流而下，或者一大早上船。长江边随时有轮船停著——通常是英国船；偶尔也有中国船或日本船。那天我搭的是英国籍的船，名叫“福州号”，烟囱呈橘红色，顶上有一道黑边。罗义农说得不错。我需要装出一副“别惹我”“我很有把握”的模样，才能挡开港口附近的那些家伙。黄包车夫吆喝著：“嘿，少爷，你要去哪里?”一两个流氓模样的家伙会走上前来说：“先生，要不要旅馆房间?”他们举起硬纸板上贴的红招纸，在你眼睛前面晃呀晃。假如你落人圈套，说不准流氓的另外一只手会在你身上搞什么花样，等你发现可就太迟了。若有满脸嫩相的旅客提著三、四件行李，这些无赖会上前各提走一件。人家诘问他们，他们便说年轻人初进城，无亲无故，他们好心帮忙嘛。那边当然有警察。不过，想想看这种场面他们见多了，一个月看三十天，一年看十二个月，白痴才相信他们有心保护你呢!总之，我得避开这些扒手、警察、地下工作人员、国民党特务和身兼上述几种身分的入。对我来说，他们的威胁部很大：都有可能坏了我的大事。 那么，为什么让我一个人走这趟路呢?这是罗义农聪明的地方。他要不是胸有城府，怎么会成为共党指挥阶层辖的大红人？他的主意是出奇制胜。出奇就得采用不合常理的方法行事。冒一次大险比冒许多次小险安全多了。我肩上扛著破破烂烂的老爷皮箱，左手挥著一把伞骨斑驳的乡下雨伞，骗过了那些自以为聪明的家伙。他们走近之前，我略微转身，把伞举到手肘的高度。我只要眼睛一扫，他们就不敢打我的主意了。试遇一两次后，我觉得好玩，还多加了一招。又有一个码头老前辈跟我打招呼了：“嘿，小子，你要去哪里?”我学他的湖北口音，说出一个料想不到的答案：“一个好地方。”他被唬得目瞪口呆，举步跟上来，嗓门却小多了：“是什么地方？”我得意洋洋说：“嘿，你居然不知道!还当向导?”不过这一招太莽撞了。罗义农同志如果发现，决不会饶我。搞不好全部计画都会遭殃：李丽华如果还在世，也决不会让我这么做。她会痛我的小资产阶级心态，事后还长篇大论教训我要怎么帮助这些被腐败社会害惨、却没有阶级意识的无产阶级。上了轮船“福州号”，我爬上大统舱的一个上层卧铺，大统绘跟货舱同在甲板下面：卧铺分两层，一共有五、六十个。我多给了茶房一块钱，昕以我住的是靠墙的卧铺，不是靠走道的，而且头顶还吊了一盏灯泡。我跟他说晚上我要看点书，有灯太好了。我把手提箱贴著床头板放好，身子靠在手提箱上，把那儿当做小躺椅，睡了三夜。你大概会觉得我小心遇度吧。什么扒手有办法在钢板做哎的大统舱带走一个三尺半长、拴著皮带的大皮箱呢?不过事情很难说。长江的河船上，什么事都可能发生。小偷若非跟船员勾结，哪里敢在船上作案呢?听说他们连船锚都有办法带走。他们可能是“红帮”、“青帮”、“袍哥会”、“三合会”、“宁波帮”或“绍兴帮”的人——总之，什么都有可能。我知道有小偷用剃刀割开旅客的袋子和箱子。他们也可能派个人先喊“抓贼哟，有扒手!”等大家四下检查贵重物品的时候，真的贼在一旁细看，下一次就知道该从什么地方下手了。住大统舱有几个好处。行李不必寄存，比较不显眼。旅客不会应邀到包厢房去打扑克牌或麻将，也不需要到餐厅去用餐。吃饭时间到了，茶房会扛一大竹篓饭进来，宣布：“吃饭罗!”轮船公司只供应米饭。旅客冲过去，用自己带来的饭碗和搪瓷杯装饭，拚命填满，不久竹篓便见匠了。回到铺位上后，他们坐著或蹲著，用自己带来的一罐罐酱瓜、大白菜干、豆腐乳、熏鱼配饭吃，偶尔也有人带腌猪肉和香肠。有些旅客没有菜佐餐，只有一小包一小包辣椒粉，用滚水一泡，熏得眼睛和额头都红了。油腻腻热辣辣的气味在舱房襄好久都不会散去。上厕所对我来说是最严重的问题。洗手间在统舱外。我要跑上再跑下楼梯才能列那儿，而那边总有六、七个人在前头等著。只有那段时间，珍贵的手提箱暂时离开我的视线，我愈是急著赶快进厕所，好尽快回到卧铺，排在前面的人好像愈要在厕所襄磨时间。噢，我真是急死了，想想千万人的生死全仰赖我，我上厕所的快慢关系太重大了!我真的好紧张。后来我一想：妈的，就算我急得尿裤子也无济于事嘛，只会使情况更糟糕。有什么严重呢?万一黄金被人摸走，就随它去吧。等事情真的发生再操心世不迟，这一来我的心情马上就好多了。我觉得根本不必上厕听——至少不必上这么多次。这艘船宣布停靠九江、芜湖和安庆三个河港装卸货物，船三罪码头，旅客还没下船，民众就一群群蜂拥而入，有苦力，有摊贩，也有换钱的人。他们带著绳子和竹竿，一托盘一托盘的食品和香烟，一捆捆纸纱，一堆堆铜币和银元。他们大声吆喝，把手上钱币弄得吭吭响。晚上他们带著灯盏甚至火把上船。直到船上鸣锣开船，他们才肯走。第三天我在首都南京下船。轮船要继续开往上海。但我们知道国民政府军对进出上海的货物要抽内陆运输税，几个外国大势力加入竞争，所以僵持不下。中国海关不肯插手。打从满清时代，他们便一直听命于英国总税司。现在蒋氏的财政部长，也是他的大舅子宋子文成立一支税警队；可能会强行收税。他们至少会搜船找禁运品，听说相当麻烦。我奉命避开上海港口，由南京搭夜班火车。事实上坐火车路程还短些，只是一路上也要冒几个小险。我得通过三处检查哨。第一关在南京码头，第二关在火车站，第三关是我在上海下了火车，进入外国租界以前。京沪区被称为蒋氏的“下腹”不是没有理由的。那边警卫森严，到处部可以看到穿特种制服的宪兵。他们戴著红白蓝三色臂章，身上带著手枪。“福州轮”停靠时，我注意到他们在岸边活动。他们乘摩托车来回穿梭，一个负责骑，一个坐在船型侧箱里。他们总是两个两个结伴出勤。遇到避不开的危险情况，最好的办法就是鼓起勇气去面对，尽量先发制人。此时罗义农的忠告是无懈可击的。他推测国民政府的宪兵队只是仪仗官。他们整天坐在那儿等期盼中的嫌犯出现。其实他们最大的作用是用威武的表情吓走潜在的敌人。当局从来不要求他们有想像力，所以他们的想像力确实很缺乏。我们怎么办呢?不理会他们威武的表情，专心利用他们的弱点。上前吧。不入虎穴，焉得虎子。

编辑推荐

黄仁宇秘密写成、雪藏多年的历史小说，大历史中的热血青年、上海洋场与风花雪月。

用户评论 (总计12条)

•   很迅速地，看完了黄仁宇的小说《长沙白茉莉》，远远比他的历史著作好看。在一个绮丽美女绰号作书名的背后，其实是一本朴实的自传性质的小说。写了一个来自长沙的青年人，怎么在上海十里洋场，与杜月生等“青帮”打交道的那一段人生。他从共产主义的队伍中脱离出来，也与青帮格格不入……我总是有个固执的印象，一般人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应该都是从自己的经历得来的素材吧。完全的虚构杂糅，要写出一部好的现实主义小说，也许大多数人都没有这个想象力。黄的小说，如果从刻画人物什么的来说，也许算不上佳品，但是，它模糊地写出了当时那个时代的一个侧面，毫无感情，毫无道德判断，反而给人更多的感慨。莫言说，文学可以与苍白的人生抗衡；这些模糊，反而是它胜过一切理论、一切学术的地方了。
•   重现一个时代的风云场面，所有的上场的人物仿佛都是活道具，只为衬托那个变幻莫测的乱世！
•   一如既往的平和，像历史书不是小说，转变了对青帮的看法
•   平和的文笔下，那个风云变幻暗流涌动的上海洋场，充斥着谎言、欺骗，一切都不过是一场又一场的阴谋，人只不过是棋子。赵克明只是一个愣头青，只因初恋女友李丽华，阴差阳错地卷入了共党、国民政府、青帮的棋局。棋子永远只能被安排，当他想逃离这个乱世的时候却发现无处可逃。最讽刺的是，他对胡琼芳有那么点不蛋定的时候被安排与未见过面的蒲艾龄结婚，当他爱上蒲艾龄的时候蒲艾龄却和情郎私奔了，之后当他听到胡琼芳要安排自己嫁给他的时候，他却仓遑而逃。正如赵克明所说的，“当我害怕看镜中的形影时，我已经失去少年时代的天真。我常喻为一枝梨花春带雨的李丽华的影像已经远远抛“在后头”。当初买这本书的时候，找了好些电商都没货，琢磨是不是因为花名犯了禁忌。现在不得不钦佩作者和译者如此接地气，如此政治正确。
•   小说的视角很特别,让受过几十年正统教育的人换个角度看那段历史.本来是五星,可惜印刷不好,错字好多.
•   文笔和情节都不是很吸引人，随便看看还行，不会去读第二遍
•   黄仁宇的书基本上弄齐了，以后合适的价格还会买，送朋友
•   书名叫白茉莉，但是猪脚却是以第一人称出现的一个男子，而白茉莉虽全篇出现，但着笔不多，像个推动情节的道具，所以没搞懂作者为何起这样的书名。不知道黄大师多少岁时写的这本小说，看多了他的史评，和这个笔法明显不一样，所以想看看汴京残梦，就可以对比一下了。
•   以小说的形式截取一个小人物的生活经历，描述了上世纪30年代上海滩的非政府组织在一个社会大混乱时期的作为和影响。可读性很强。
•   行文生涩，紧张，一口气讲完故事。不过作者的本意也不是小说吧。附注：纸张不怎么好。
•   历史学家黄仁宇生前，曾以笔名李尉昂发辫两部历史小说作品：《长沙白茉莉》与《汴京残梦》。前者写三十年代的上海，后者则是靖康之难前的北宋京城。两部作品各自写一个不稳定的年代，一座繁华的城市。... 阅读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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