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政治科学2012/3

出版时间：2012-10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作者：阎学通  页数：144  字数：138000  

内容概要

阎学通主编的《国际政治科学（2012\3）》由清华大学当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编写，所选文章多为问题型的科学学术成果，特别是与中国对外关系相关的文章，对于促进中国国际关系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书中文章多为清晰描述国际现象，发现国际行为规律，或科学预测国际形势，或系统创建国际关系理论的重要论述。

作者简介

阎学通：现任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国际政治科学》主编、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主编。美国加州伯克利大学政治学博士(1992年)。著有《中国国家利益分析》、《美国霸权与中国安全》、《国际政治与中国》，合著有《国际关系分析》、《国际关系研究实用方法》、《中国崛起国际环境评估》、《中国崛起及其战略》、《中国与亚太安全》、《东亚安全合作》、《东亚和平与安全》、《王霸天下思想及启迪》，编著为《中国先秦国家问政治思想选读》和《中国学者看世界：国际安全》，译著为《争论中的国际关系理论(第五版)》。并在国内外专业杂志和报刊上发表文章两百余篇。

书籍目录

作者简介
中美竞争前景：假朋友而非新冷战
作为国际社会的朝贡体系
国际关系中的情景分析
攻防平衡理论及其批判
东亚区域主义的缘起与未来——评《经济区域主义的政治学》
注释体例

章节摘录

　　这清楚地表明，所有政治、社会团体和机构（无论是家庭、部落、国家还是帝国）的道德目的都是促进、建立和维护道德和政治秩序以及社会和天下和谐。这一信念深植于并明确表现在儒家的世界观中。正如本杰明·施瓦茨( Benjamin Schwartz)所断言的那样，儒家正统派认为国家的主要目的是支持和维护有关社会和平与和谐的道德、社会和文化秩序，这是中华世界关于国家道德目的的主导信念。作为宪制结构的关键组成部分，它显然既不同于培育了政治生活（bios politikos）的古希腊国家间社会，也不同于扩大了个人目的和潜能的现代国际社会。这一观察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因为这种差异关键性地解释了为什么我们在朝贡体系中发现的特定制度会被选择出来，以及历史上的东亚秩序在哪些方面与其他类似的社会秩序存在根本不同。　　与儒家关于普遍王权的理念联系在一起的是中国人独特的宇宙观，即中国不是一个更高级的文明，而是整个世界在文明上按照等级围绕其组织起来的唯一文明——世界的中心。正如潘恩简洁而又尖锐地指出的那样，“直到19世纪末，中国才知道文明是一个复数”。与这种关于文化优越性的认识相伴的是一套关于中国人和蛮夷之间区别与联系的悠久话语。这一话语既涉及中华世界的文化一致性，也涉及文明与野蛮如何定义彼此。然而，“中国人”主要是一个文化意义上的概念，而不是一个种族和民族意义上的概念。因此，从理论上讲，非汉人的族群、民族和国家可以通过接受儒家思想以及中华文化和文明的熏陶而被中国化，即蛮夷可以被改造。因此，区别可以通过“内”蛮（汉化程度较深）和“外”蛮（汉化程度较浅）得到维持。如果愿意接受“改造”的话，所有“未经文明开化”的蛮夷都可以变成“文明”的蛮夷。从这套话语体系演变而来的是中华帝国对于自身与其他民族和政治实体之间关系所作的严格区分；这是一种主宰与顺从的关系，中华世界与非中华世界共存于一个完全符合儒家关于天下和谐理念的体系之中。儒家的这种文明世界理念将中国视为世界的中心，根据其他成员的“文明”程度确定它们的适当位置。一套精心设计的仪式（礼）发展成为一种那些想要加入或被接纳进中华世界的其他人必须遵守和履行的传统“文明标准”。　　中国人与非中国人——文明与野蛮——的话语从两个重要方面显示了朝贡体系的宪制结构的构造。第一，它确立了朝贡体系的组织原则必须是所谓的有序的主权不平等。　“中国治下的和平”存在着先天的不平等，因为它具有从文化和文明角度界定的同心圆结构的社会等级制。正如康灿雄(David Kang)所说，在这种等级体系中，社会地位“是文化成就而不是经济财富或军事力量的函数”。无论是中国治下的和平的实际参与者还是潜在参与者都仍然是主权实体，因为他们在处理国内和“对外”事务上保持着自主性和独立性，甚至在它们相互主观地接受或默许这种根据地位排序的社会等级制度时也是如此。第二，它意味着中国的礼制习俗确定了被中华治下的和平的参与者认可和接受的程序性正义的系统性规范。纵观历史，中华帝国假想的朝贡国家对于这套程序规范的抗争并不少见，证明了这套话语实践对于朝贡体系运转的制度重要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