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时间:2011-11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作者:邓野 页数:540
Tag标签:无
前言
联合政府的口号与国共关系的最终分野 国民党政权自建立以来,长期推行一党训政的国家政体,其根据直接出自孙中山的有关学说。孙中山在总结辛亥革命失败的教训时。认为主要原因是新生政权建立之后,没有经过军政、训政两个阶段而直接进入宪政。有鉴于此,孙中山将建国程序分作军政、训政、宪政三个时期。这个建国学说为国民党执政之后推行一党训政,提供了直接的政治依据。 第二次国共合作建立的方式,是在原有的、国民党一党训政的国家秩序之内,建立的一种不对等的合作方式。之所以不对等,说到底,这是当时的两党力量的对比在政治上的体现。这就是说,两党关系对等与否,取决于两党实力对等与否。 1944~1946年间,随着国共力量的对比互为消长,旧有的合作基础与方式,已经不能反映此一消长所产生的新的政治格局。为此,改变两党合作的基础与方式,被中共提上国共谈判的议程,此即联合政府口号的提出。所谓联合政府,就是要将一党训政变为多党联合执政,其实质就是关于中央政府的权力再分配。随着联合政府的提出,使一党训政这个在国父遗教名义下奉行多年的政治学说和政治体制,遭到空前的批判,旧有的国家秩序从此动摇起来。 从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全过程来看,1944~1946年间,是两党关系最后的政治转型时期。在以往的一段漫长时期,国共关系几经波折,曾经发生多次政治转型,不过,这一回的形式、性质与以往截然不同,这一回两党关系的政治转型,直接表现为国家政体和国家秩序的转型。因此,两党关系的转型过程,集中体现为两种国家政体的对立:联合政府与一党训政的对立。 由两党关系的转型而引出国家秩序的转型,据此,国共关系发展到其全部历史关系的最高阶段。这一次政治转型的失败,决定了国共两党由政争走向战争的最终分野。 迄今,没有人明确提出上述概念,没有人发现1944~1946年是国共关系的一个完整的政治转型时期;没有人发现其间完备的政治形态、统一的历史主题和连贯的发展线索。因为,没有人认识到这段历史的特殊之处,从而将这段历史内在的政治主题联系并贯通起来。 一直以来,关于这段历史的研究与叙述基本形成一个定式,首先,以1945年8月中日战争的终止为分界,分为战时与战后两个历史阶段,然后,按照不同的历史阶段,相当严格地分别论述不同的历史主题。根据这个定式,战时的主题是中日民族问题,战后的主题是国共政治问题,根据这个定式,1944~1946年是不能捏合为一个历史整体的。这就是说,将传统意义上的两个历史阶段的衔接部位贯通起来,作为一个完整的历史时期提出,本书的这一命题和架构,多少有些标新立异、不合章法。 如此看来,本书的架构能否成立,有必要对传统的思维定式略作清理。 的确,1944~1946年,是抗战末期和战后初期两个历史阶段的衔接部位。一般来说,两个历史阶段的交替,就是两个历史主题的交替,以往的研究与叙述,正是按照这个固定的思维习惯展开的。然而,发生在1945年8月韵历史阶段的交替,其不同于一般的特殊之处在于,历史阶段的交替并不以历史主题的交替作为基础,因此并不等于历史主题的交替。具体而论,通常的关于这一历史阶段的交替与划分,是以中日战争的终止作为依据,问题在于:中日问题并不是抗战末期中国政治的主题。 因此,怎样认识贯穿于1944~1946年间整个历史过程的政治主题,是解读这段历史的基点。具体讲,关键在于把握两点:第一,怎样认识抗战末期中日问题和国共问题的主次关系;第二,抗战末期与战后初期这两个历史阶段的交替,是以怎样的政治主题衔接并贯通起来的。 中日战争以国、共、日三个参战方为主体,由此构成两国三方的战争形式,这种战争形式的构成,决定战争的性质不可能是单一的。还在抗战之初,毛泽东于1937年8月提出:“在联合抗日的情况下,要把民族革命和社会革命贯通起来。”民族革命指中日问题,社会革命指国共问题,贯通指联系,指两种范畴、两种性质的革命,既有区别又有联系。这就是说,整个抗战时期,中共始终是将两个革命联系起来一并展开的。当然,两者之间有一个主次关系,问题在于:主次关系并非绝对的、固定不变的,而是依据战争的进程而调整。 中日战争始于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但迟至1937年七七事变之后,民族矛盾才调整为中国政治的主题而居于主导地位。这就是说,民族矛盾是否居于主导地位,并不是无条件的,而是根据战争的进程而调整。那么,一个因战争进程而调整的问题,同样,必然因战争的进程而再调整。 1944年夏季,随着欧洲第二战场的开辟,德国战败已成定局,为此,日本的覆灭只是一个时间问题,中国的抗战进程步入末期。那么,抗战末期的中国政治的主题是什么?一句话,就是争取怎样一个抗战结果。这个问题的实质,就是由国民党还是共产党来赢得抗战胜利的果实。1945年5月,毛泽东在中共七大讲过这样一段话:“我们中国有无产阶级、大资产阶级、中间阶级……这三个阶级都在活动,尤其是在抗日战争快要胜利的时候,都在那里准备日本打垮以后干什么。去年九月召开的民主同盟代表会议,日前召开的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和正在召开的我们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就是这种准备的体现。”这就是说,在抗战临近结束之际,中国的各个党派提出了相同的一个问题:日本打垮以后干什么?这个问题的提出,就是把争取怎样一个抗战结果的问题提了出来,对于中共而言,其实质就是民族革命与社会革命主次关系的再调整,社会革命转换为中国政治的主题。 两种革命主次关系的再调整,具体表现为国共合作的基础与方式的再调整。抗战之初,以抗日为基础,国共实现了第二次合作。抗战末期,随着争取怎样一个抗战结果的提出,调整国共合作的基础与方式亦随之提上议程。毛泽东对赫尔利说:“中国需要在民主的基础上团结全国抗日力量。因此必须改组现在的国民党政府,建立包含一切抗日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的联合国民政府。”在这里,毛之所言,就是把调整两党合作的基础提了出来,而调整的方式则是改组政府。那么。改组政府是什么性质?毛泽东这样说:“我们对国民党的方针,自国共合作以来,就是改良方针……现在的口号是改组政府、改组统帅部。这个口号不是改良主义的,而是革命性的。”毛称:“这是一个原则的转变”。 从“改良”到“革命”这一原则的转变,就是国共合作的基础与方式的调整,及其性质的转变。而这个基础与方式的调整、这个原则的转变,具体而论,就是民族革命与社会革命主次关系的调整、主次关系的转变。只有将这个主次关系具体地调整过来,“日本打垮以后干什么”这个问题的提出,才能具体地体现出来。那么,代表这种调整与转换的标志是什么?就是联合政府口号的提出。 综上所述,以联合政府的提出为标志,中国政治的主题在抗战末期的1944年发生转换。因此,1945年8月的历史阶段的交替,是一种甚为特殊的历史现象,它并不以居于主导地位的社会革命的交替为基础,而是以居于次要地位的民族革命的终止为基础,主要表现为中国政治舞台的角逐者,由两国三方变为一国两方。正因为历史的主题没有中断,因此,历史阶段的交替并不影响中国政治本来的运行轨迹,联合政府这个抗战末期提出的政治主题,战后,依然延续下来,继续成为战后初期中国政治的主题。 总之,以历史主题为根据,从历史主题的发生、发展全过程来看,1944~1946年间是一个相当完整的国共关系的政治转型时期。 最后,笔者的结论是,通常的以1945年8月划分历史阶段的方式仍然可以成立,但是,通常的按照历史阶段的划分,分别论述不同历史主题的方式则应重新清理。因为,这种通常的方式,不能反映这段历史不同于通常的特殊之处,既不能将历史的主题表述清楚,更不能围绕主题的发生和发展,展开连续的、系统的叙述。迄今,人们所看到的有关这段历史的叙述,实际上都是支离破碎的。 其实,历史的分期可以根据不同的主题、不同的侧重面,采取不同的论述方式。通常的历史阶段分期方式,并不是唯一的方式。第二次国共合作历时将近10年,整个过程也分为前、中、后三个阶段,从这个视角来看,1944~1946年显然是这个历史过程的后过渡阶段。 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后期,其实质就是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分离时期,整个过程围绕联合政府与一党训政这一对立而展开。这一时期发生在中国的全部重大的历史事件,都是这一政治对立直接或间接的体现,由此,构成这一时期历史走向的基本线索和基本内容。这些线索和内容,也就是第二次国共合作由政争走向战争的线索和内容。 总括而论,从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后期这个视角看问题,1944~1946年,显然是一个形态完备、主题鲜明、线索连贯的相当完整的历史阶段。 在中国,任何严格意义上的政治格局的变动,都是以武力的对比及消长作为最终依据。1944—1946年间,两个拥有各自的武装力量的合作政党,主要通过政治谈判的方式,协商如何将一党训政的国家政体,变为多党联合执政,这在国共关系的全部历史记录当中,是仅有的一次特殊的政治现象。这种现象的发生,从根本上讲,就是国共力量的互为消长在政治上的反映。 在长达两年的谈判过程中,双方的实力对比曾反复消长,双方的内外背景也曾反复转换,这种消长与转换体现在谈判过程中,表现为对阵的双方其各自的地位都不是稳定的,曾多次反复。由于这个特点的存在,所以,从国共谈判的全部历史过程来看,没有任何一次有如此次,谈判与武力的关系如此紧密,“谈”与“打”两者高度统一。由此而产生一种并不常见的现象,此即通常所说:谈谈打打,打打谈谈。 1944~1946年间,这是自国民党推行一党训政以来,中国政局呈现出少见的多元化的政治现象。民盟发展到其历史活动的巅峰,为第三方面争得一席之地。美、苏两国的直接介入,构成自民国建立以来前所未有的强大的国际干涉力量。这些内外力量的介入,对于国共政争构成相当的推动与制约的作用,正是这种介入、推动与制约,使中国政治呈现少见的多元化现象。 然而,所有这些介入的内外势力,其自身的利益都不能通过自身而直接获取,都必须通过国共两党而具体体现。因此,看似多元的政治现象,最终仍然归结为国共两党的较量。多元现象并不能改变以国共为主导的政治格局。 所有这些内外势力,都是怀抱着各自的现实利益和政治理念而介入国共政争的。他们的全部利益和全部理念,与国共两党都不是完全统一的。也就是说,现实利益统一与否,与意识形态统一与否,两者并不具有天然的同一性。由于这种局部的非同一性的存在,这就为国共两党在他们中间施展局部性的联合、分化、中立,提供了纵横捭阖的余地。这个余地既是局部的,又是广阔的。 这是一个任何一方都缺乏足够的稳定力量的年代。由于这个特点的存在,这也是一段少见的历史的活跃时期。这一点反映在现象上,表现为政局的走向极不确定。结果往往不是最终的,一个结果的产生,往往只是一个问题的重新产生。因此,问题的提出、展开、反复、转移,游移不定,令人目不暇接。 这种现象的产生,相当程度上出自诸多利益相互作用之下所形成的政治的合力。由于任何一方的利益,都难以单方面地直接获取,因此,诸多利益之间,往往通过反复地交换与取舍,从而产生一种叠加效应。所以结果往往不是最终的,往往成为另一次交换的筹码。基于这个特点的存在,把握这段历史的走向,应当十分留意跟踪诸多利益的走向,尤其留意跟踪诸多利益之间是怎样接合的,又是怎样交换的。 这是一个需要英雄而又产生英雄的年代。由于历史的条件提供了一个足够展示人的主观能动性的舞台,据此,那些在这个舞台上活动的人,足以将其文韬武略一展无余。 这是一个把政治真正演化为艺术的年代。在这里,民国政治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无不发挥到极致,留下一笔丰厚的政治遗产。 政治家关注结果,而历史学家则关注过程。也就是说,历史学家的兴趣在于,结果是怎样导致的?本书将集中论述这样一个问题:1944~1946年间,围绕联合政府与一党训政的对立,国共两党是怎样由政争走向战争的? 让我们从头开始,走进那个非凡的年代。
内容概要
1944-1946年间,抗日战争快要接近尾声,中国即将以新的面貌出现在国际舞台,为此,在接下来的政府中,国共两党应该居于一个什么样的位置,两党展开了激烈的论战与谈判。《联合政府与一党训政:1944-1946年间国共政争》就是对这一场长达两年的谈判的发生、发展和终结,进行了全程的跟踪考察,集中论述了国共两党是如何由谈判最终走向战争的。
本书既有共产党谈判代表周恩来的睿智与无赖,又有国民党谈判代表张治中的坚持与无奈;既有国民党外交苏联背弃中共,又有共产党利用美国施压国府,更有民盟的抗争与无奈,最终,当国共谈进行不下去的时候,又是哪方打响了三年内战的第一枪?
作者简介
邓野,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员,专攻中国现代史,著述颇多。
书籍目录
导论 联合政府的口号与国共关系的最终分野
第一章 国共力量的消长与两党合作基础的演变──联合政府口号的推出
一号作战与国共关系
联合政府口号的推出
联合政府旗帜下的第三方面
中共的两个部署
第二章 联合政府与参加政府
史迪威出局与赫尔利入局
赫尔利斡旋下的国共谈判第一回合
国共策略的调整──两手对两手
赫尔利斡旋下的国共谈判第二回合
第三章 国民大会与解放区代表大会
两党的举措与意图
国共的两个党代会
第三方面的斡旋
中共关于“解代会”的筹备
第四章 中苏谈判与中苏条约──蒋介石的一个政治布局
国民党的政治需要与中苏谈判的提出
雅尔塔决议与中苏谈判的启动
中苏谈判第一阶段
中苏谈判第二阶段
中苏条约的批准与评论
第五章 重庆谈判──背景与条件的转换
两周的较量──日占区的归属与国共版图的重新划分
邀请与应邀
重庆谈判的基础与主题
主题的交锋与两党政治理念的展示
僵持与妥协
各方得失
第六章 国共两军战略方向的选择与展开
中共战略方向的调整
中共各项部署的展开
中共在东北的战略部署
国民党的战略考虑与展开
第七章 苏军的双重性与东北的三角格局
东北行营退出与再入长春
中共东北战略的再调整
国民党与苏军关于东北经济合作的争执
第八章 政治协商会议──背景与条件的再转换
政协会议的国内背景
政协会议的国际背景
政协会议的组成、议题与性质
政协会议前奏曲
五项议题的争论与协议
热议、隐患与结论
第九章 多向与无序的政局
政协会议之后中共关于时局的判断
国共关于整军方案的谈判
国民党对政协协议的不满及其焦点
中苏在东北经济合作问题上继续争执
国共在东北问题上继续争执
反苏反共游行的爆发
第十章 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两个僵局的形成
二中全会开幕与主题辩论
国共就两个焦点问题的磋商
二中全会期间的蒋介石
二中全会与国民党内部关系的变化
二中全会的政治后果──两个死结
第十一章 四平决战
三角格局的淡出与东北问题的演变──国共四平对峙的形成
中共关于进占长春的考虑与决策──政治要求之下的军事方针
四平决战与重庆谈判
战局的转折与谈判的转折
关于四平之役的争论与评价
第十二章 最后的谈判──第二次国共合作的终结
停战令与停战条件
中共的部署与反击
最后的谈判
不宣而战
结束语 民国政治的逻辑及其历史局限
章节摘录
蒋经国访苏之后,国民党与苏联的关系毫无改善,尤其在东北经济合作问题上,苏军的立场毫不松动。这样,杜聿明所部长时间滞留南满,不能展开军事接收。 如前所述,还在上年末张嘉璈率东行营重返长春的当日,张即判断:苏军之所以延缓撤军,其意图是:“可有从容时间,讨论经济问题”。看来,蒋介石比张嘉璈晚了一个多月才意识到这一点。1946年1月,蒋在一则日记中写道:“俄军似已决心拖移撤兵日期,其意有二:甲,必须经济合作条件达成其要求目的而后撤兵。乙,或待美国在华北陆战队撤退时,彼乃同时撤退。”为打开这一僵局,1946年1月中旬,蒋采取了一项折中方案,即选择部分企业与苏方合作经营,但拒绝全面合作,蒋称之为“缩紧”政策。1月中旬,蒋致函张嘉璈,表示:“关于经济合作方针,此时只可缩紧,不宜太宽。此事已考虑再三,不能不如此”。 完全接受苏方要求,既损国家主权,又超出中苏条约范围,将遭到广泛的批评;完全拒绝苏方要求,则又无法展开接收东北的行动;这个折中方案的意图,就是试图局部满足苏方要求,从而换取苏方协助国民党军接防。 ◇ ◇ 就在中苏双方为东北日资产业归属问题争执不下之际,作为这种争执背景的具体表现,发生了轰动一时的张莘夫事件。 张莘夫当年47岁,毕业于北京大学、美国密西根大学,曾任煤矿矿长、资源委员会汞业管理处处长、钨业管理处处长等职,此次在东北的职务为经济部东北接收委员。1946年1月14日,受张嘉璈指派,张莘夫偕随员7人,由沈阳乘火车前往抚顺,与苏方接洽抚顺煤矿接收事宜。1月16日晚,张莘夫一行由抚顺返回沈阳,途经李石寨车站时,张莘夫及其数名随员被杀害。 张莘夫案于1月下旬披露出来后,在中国知识阶层引起极大愤慨。国民党方面认为是苏军与中共所为,而苏联大使彼得罗夫于2月27日就此事答复重庆外交部时称:“张莘夫被害系暴徒所为”。 另外,中共中央在2月25日一份内部指示中表示:国民党“勾结日本人制造张莘夫惨案,以为反苏反共的借口。”由于相关各方各执一词,该案的真相,数十年来未能澄清。现在,随着相关材料的披露,该案的真相开始浮出水面。 吴亮平时任中共抚顺市委书记兼抚顺军分区政委,多年之后,吴亮平在文化大革命中写下一份材料,介绍了这件事的经过。吴写道:“国民党派张莘夫等人来接收抚顺矿务局和抚顺煤矿。那时,我们的方针是对接收进行抵制,他们未能实现接权。不多几天,他们就走了,我们派人送他们出去。到了半路,来了电话,说是苏联红军军官要搞他们。我当时在电话上听了,摸不清情况。当时苏联红军部队驻抚顺,实行军管,红军的事,我们无权管,(我)听了就说,让他们搞去,没有提出反对,这是政策上犯了大错误。苏联红军指挥我们部队,说他们是坏人,把他们几个人杀了。此事件给国民党利用作为进行反共宣传的一个口实,使党的政治影响遭受了损失,迄今每念及此,辄深为痛心。这一事件的重要责任,是作为地方党委书记的我,应当负责的。为此政策上的大错误,我受到东北局给的撤销工作处分,我作了检讨,并于1月底离开了抚顺的工作。” 根据这段材料,张莘夫事件基本清楚了,此即“苏联红军指挥我们部队……把他们几个人杀了。”指挥者为苏联红军,执行者为“我们部队”。 张莘夫遇害案并非一起偶然的、孤立的事件,而是有其特定的背景,此即中苏关于日资企业归宿问题的争执。抚顺煤矿的归宿当时尚未达成协议,在此情况下,一方要求接收(国民党),另一方,“我们的方针是对接收进行抵制”(我们当指苏军与中共)。作为接收与抵制这一对立的体现,于是发生了此一事件。张莘夫是受张嘉璈的派遣前往抚顺的,作为这件事的直接当事人,张嘉璈当时就在其日记中判断:“此事显然表明苏方不愿我方在经济合作问题未解决以前,接收抚顺煤矿”。 也就是说,苏军所以如此,是为拒绝向东北行营移交抚顺煤矿。 ◇ ◇ 在接到蒋介石关于经济合作采取“缩紧”的指示后,张嘉璈对于此项政策的出台作如下判断:“在中央辅助蒋主席作东北问题之决策者,为行政院长宋子文、外交部长王雪艇、及经济部长翁詠霓。宋王二人,因当签订中苏友好条约之冲,惟恐再受攻击,宋则取极端冷淡态度,王则取极端谨慎态度,翁则以宋王态度为转移……使蒋主席为主权与法理两理论所拘束,因有只可缩紧,不宜太宽之指示。”翁文灏字詠霓。所谓主权,指经济合作涉及中国主权;所谓法理,指经济合作超出中苏条约范围。张嘉璈认为,宋、王的这两点意见束缚了蒋,妨碍了蒋对东北问题的决断。 相反,王世杰则认为,接收东北之所以成效甚微,其责任在东北的两位主要当事者。王认为:“公权态度颇嫌软弱,对苏军过于迁就;熊天翼厌恶苏军,却又不肯负责应付。目前东北接收之障碍于以日增。” 为缓和与苏军的关系,政协会议期间,重庆政府特意选择此一国共合作的背景,派宋美龄于1月22日飞赴长春,代表中国政府向苏军有功将士授勋。苏方称马林诺夫斯基因事回国,宋未见到马林诺夫斯基,当然任何实际问题不能解决,宋美龄无功而返。 总之,东北的局面一筹莫展。 1946年2月1日,这是苏军撤离东北的最后期限,但苏军毫无撤退迹象。是日,马林诺夫斯基约见张嘉璈,直截了当地表示:“愿与阁下交换关于中苏经济合作问题之意见。”张嘉璈根据重庆的“缩紧”指示,表示可就部分项目与苏方合作。对此,一同参加谈话的苏方经济顾问斯拉特阔夫斯基断然拒绝道:“华方提议,不能作为可使谈判成功之基础。” 接下来,张嘉璈转移话题,张说:“鄙人愿乘机会,与阁下一谈政治问题,实因政治与经济有密切关系。中国政府现陷于极困难之地位,因一般人士责难政府,数月内在东北,仅接收数市,至接收之省份,则名存实无……故今如订立经济合作办法,恐仍是只有义务,而他人享其权利。”张的意思,实际上就是表达了对苏方的不信任。 面对张嘉璈此番言论,终于,马林诺夫斯基也将苏方为什么坚持经济合作的真实意图和盘托出。他说:“满洲地形与苏境衔接,插入苏境极深,故必须借经济合作,使满洲不再对苏联有所威胁。”此言之意,就是要以经济合作这一方式,将东北纳入苏联的势力范围,以此方式保障苏联远东地区的安全。最后,马林诺夫斯基表示:经济合作“希望早日解决,使鄙人及军队可即离此。”等于重申,经济合作的成立是苏军撤军的先决条件。 ◇ ◇ 2月4日,张嘉璈铩羽而归,返回重庆。此刻,蒋介石也实在无计可施了,蒋对张说:“如苏方不撤兵,吾方即不前进,亦不谈经济合作问题,任其搁置再说。”由于熊式辉早已离开长春而驻锦州,张嘉璈此次返渝之后,奉蒋之命留渝不归,这样,东北行营在长春实际上名存实亡。 由于经济合作无结果,苏军开始将工矿企业的机械设备大批拆卸,搬运回国,东北的经济利益还是未能保住。 因经济合作而产生的僵局,其政治后果是,中苏条约谈判期间略有改善的重庆政府与苏联的双边关系,至此完全被抵消。关于这件事处置上的失策,张治中曾于1948年5月致函蒋介石,对此作如下结论:“今日东北局面之演成,实由于对苏外交之失败,当时外交当局,不知收回东北为政治利益,保全工矿为经济利益,政治利益当然重于经济利益,乃竟着重经济利益忽略政治利益,前提一误,全局皆输。”张的意见当时能否真正行得通,姑且不论,总之,就结果而论,在东北问题上,国民党最终是政治、经济“全局皆输”。 ◇ ◇ 中苏经济合作久拖不决,其另一个后果是,东北问题逐渐国际化,美国开始插手,从而使问题更加复杂化。 1946年2月9日,美国分别照会中苏两国,认为:中苏协商管理满洲之工矿企业,违反门户开放原则,此一问题之解决,须有美国参加。2月11日,美国驻华大使馆向王世杰转交了一份美国国务卿的照会,表示:“美国政府认为,日本的国外财产(如满洲的工业)之处置,系有关曾荷负击败日本任务的各主要同盟国家共同利益”。意即东北的日资企业为盟国的“共同利益”,而非中苏两国所有。“因此美国政府于接获中苏双方已在进行商讨,其结果或将使满洲工业成为绝对的中苏共管之报告后,甚为烦虑。”而美国之所以对此不满,其原因是:“美国及其他同盟国人民之未能获得参加满洲经济发展之均等机会”。 2月13日,美国国务卿贝尔纳斯通告王世杰:“苏联关于东北之权利,只限于中苏友好条约范围以内。现闻中苏两国商谈东北经济与工业之管制,若违背门户开放原则,美政府不能承认。” ……
编辑推荐
1.新观点。作者认为,1944年,也即日本投降前,中国的政治主题已经由两国(中国、日本)三方(国民党、共产党、日本),转变为一国(中国)两方(国民党、共产党)。 2.新史料。日本投降后,国民党政府派张莘夫接收东北抚顺煤矿,不料,张被杀害。为此,国民党认为张被共产党杀害,而共产党坚称张乃国民党杀害后嫁祸于共产党。作者根据最新史料得出,张为共产党所杀:“苏联红军指挥我们部队……把他们几个人杀了。” 3.故事性强,可读性高。叙事严谨,逻辑严密。步步深入,将国、共为何一直都在谈判,却最终没有谈成分析的透彻明了。
图书封面
图书标签Tags
无
评论、评分、阅读与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