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时间:2011-1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作者:龙斧 等著 页数:413 字数:468000
内容概要
针对当前中国社会与经济发展重大问题,本书从和谐社会视角,交叉运用历史和逻辑实证主义、计量分析、数理模型等现代社会科学方法,对影响中国发展模式、政策、方法及手段的许多相关理论与观点进行剖析。尤其在思想观和方法论上,本书科学剖析了那些打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社会主义特色化”旗号的非马克思主义、非社会主义理论观点(如上海指数模式、中国科学院中国现代化研究中心的和谐指标、市场经济决定论、发展与和谐线性因果论)。与此同时,本书在交叉科学方法框架下,把现代社会科学的多种理论与中国社会发展大量实践问题紧密结合,展开论证分析并提出了社会和谐决定理论。借此,本书既对那些否定社会主义建设史的历史机会主义、唯心主义观点所造成的影响正本清源,又展现了历史与辩证唯物主义方法论在探索今天中国社会发展重大相关理论时的科学威力,并示范了现代社会科学研究方法与唯物主义方法论的高度统一。
作者简介
龙斧,1987年获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研究员基金资助,以Fellow身份赴美从事科研工作,后获SYraCUSe大学著名Maxwell研究院和Whitman商学院双向奖学金并获得学位。自199 1年起在美国Syracuse大学、纽约州立大学、东俄勒冈大学任教,2002年获管理学终身正教授。曾在国内外发表论
书籍目录
序言 一 本书的思想观和方法论认识 二 本书对中国社会发展理论研究的认识 三 本书研究方法的特点第一部分 方法篇 第一章 “社会和谐”的共性与特性内涵——中国社会科学研究的方法论问题之一 一 引言 二 衡量合理性问题 三 假设命题的逻辑性、科学性问题 四 横纵向比较的科学性问题 五 结论 第二章 “社会和谐”的西方化衡量——中国社会科学研究的方法论问题之二 一 “中、高度贫困率”标准——差异性、合理性、逻辑性问题 二 “贫富差别”、“最低月工资”标准——差异性、共线性和干扰因素问题 三 “儿童死亡率”、“童工率”标准——差异性、逻辑性和机械社会论问题 四 结论 第三章 “社会和谐”的数理化衡量——中国社会科学研究的方法论问题之三 一 引言 二 “指数模式”的衡量领域、类别 三 “指数模式”的方法和方法论问题 四 结论 第四章 经济利益关系作为最根本性决定变量——“社会和谐”决定之一 一 方法论讨论 二 命题与论证 三 结论 第五章 社会主导价值观、社会心理状态作为约束变量——“社会和谐”决定之二 一 引言 二 变量选择的合理性论证 三 命题与论证 四 结论 第六章 政府功能定位——“社会和谐”决定之三 一 引言 二 命题与论证 三 结论 第七章 政府行为特征——“社会和谐”决定之四 一 引言 二 命题与论证 三 结论 第八章 政府运行效率效益——“社会和谐”决定之五 一 引言 二 命题与论证 三 结论 第九章 社会和谐的决定理论 一 社会和谐决定论的方法论框架 二 社会和谐决定论的理论框架 三 结论第二部分 理论篇 第十章 怎样科学确立社会发展理论的内涵 一 引言 二 文献回顾 三 确立理论内涵模式的案例分析 四 内涵影响因素和科学模式的确立 五 结论 第十一章 社会发展理论的科学性检验 一 理论的科学属性 二 科学属性的有机关联 三 结论 第十二章 理论建设中的形而上学 一 问题的提出 二 “和谐社会”构成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发展吗 三 “和谐社会”的理论基础来源 四 结论 第十三章 马克思主义与“和谐社会”的理论定位 一 引言 二 文献回顾与探讨 三 “和谐”理论与马克思主义的宗旨和方法论 四 结论 第十四章 西方社会科学与“和谐社会”的理论定位 一 引言 二 西方社会科学的“社会和谐论” 三 结论 第十五章 中国传统文化与“和谐社会”的理论定位 一 文献回顾与探讨 二 中国传统文化的启迪与借鉴 三 结论 第十六章 论资本的社会和政治属性 一 引言 二 文献回顾 三 从资本的本质特征看其社会与政治属性 四 从“劳资契约”看资本的社会与政治属性 五 结论 第十七章 论现代社会契约理论的唯心主义本质 一 引言 二 西方流派的理论博弈 三 从“无知之幕”和社会契约概念看罗尔斯理论 四 从正义原则看罗尔斯理论的唯心主义本质 五 结论 第十八章 评和谐社会的市场经济决定论 一 引言 二 市场经济决定论的理论谬误 三 市场经济决定论的方法和方法论谬误 四 结论 第十九章 经济发展与社会和谐的非线性关系——中国历史验证(上) 一 引言 二 文献回顾 第二十章 经济发展与社会和谐的非线性关系——中国历史验证(下) 一 三个历史时期的比较与验证 二 结论 第二十一章 经济发展与社会和谐的非线性关系——改革开放验证(上) 一 引言 二 经济政策的决策科学性 三 经济行为与社会主导价值观的一致性 第二十二章 经济发展与社会和谐的非线性关系——改革开放验证(下) 一 雇佣关系—劳资关系对劳动力社会属性的影响 二 社会问题与经济和社会成本 三 现代社会政府作为普遍性中介变量 四 结论 第二十三章 用对立统一规律看社会主要矛盾的政治经济学本质 一 引言 二 从中国历史看“构建”和谐的主要矛盾切入点 三 用对立统一规律定位“构建”和谐的着力点 四 能否运用对立统一规律是“构建”和谐的关键点 五 结论参考文献
章节摘录
第一部分 方法篇 第一章 “社会和谐”的共性与特性内涵——中国社会科学研究的方法论问题之一 一 引言 中国社会科学研究的方法论问题突出表现在中国最高研究机构和大学的研究之中。在“社会和谐”这一问题上,中国科学院中国现代化研究中心的《中国现代化报告2006))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下简称《报告》)借鉴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和“发达国家社会现代化经验”,选择“国际高度贫困率”、“国际中度贫困率”、 “贫富之比”、 “儿童死亡率”、 “童工率”、“最低月工资”六项指标,组成“中国社会和谐指标”。根据这些指标,它确定“中国社会和谐目标”为:“2010年,社会和谐部分指标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基本普及社会救助;2020年,社会和谐多数指标超过世界平均水平,基本消灭绝对贫困和童工现象;2050年,社会和谐全面超过世界平均水平,部分指标达到发达国家水平。”在西方社会、经济、福利等领域里挑选几个指标、对照中国这几个方面的现状从而发现差距并寻求改进方法无可厚非。但要以几个指标作为中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努力方向、目标和具体衡量标准,从研究方法看,就不能不确立衡量对象(“社会和谐”)的具体内涵,不能不论证使用某种方法的依据与目的,不能不阐明其功能、要求和局限性,不能不分析这种衡量本身的适用性、合理性、可靠性以及反映事物本质的程度等方法论问题。而《报告》恰恰是在使用量化方法时忽略了这些方法论问题。单纯的量化和简单的结果不仅在衡量方法上带有主观意识(甚至是主观唯心主义意识),而且衡量标准和指标选择本身也会对“社会和谐”内涵产生曲解。 从所选指标、衡量方法以及设定目标看,《报告》在未经论证条件下设定了国与国之间横向比较的“和谐指标”,使这些以资本主义国家在其自身历史、文化、经济、社会、政治结构、矛盾冲突、发展路径、意识形态等各种因素作用下形成的带有特性的结果成为带有共性和普遍性的“指标”,并以此衡量中国社会主义社会和谐。这样, 《报告》就预定(Presuppose)了以下论点和命题。①当“借鉴发达国家社会现代化经验”,“选择六项指标,组成中国社会和谐指标”时, 《报告》实际上为“社会和谐”做了定义。这六个方面也就构成了中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主要内涵,中国在这六个方面的指标越接近西方标准社会就越和谐;②联合国所设立的“千年指标”和发达国家标准是带有普遍性的国际指标;③社会和谐只有在经济发达条件下才能取得,而且经济越发达社会就越和谐;④西方国家不仅比中国和谐,而且是世界上最和谐的社会,其指标是世界其他国家努力的方向;⑤根据上述四点做反向推论,西方制度、价值观、发展路径和模式都是世界其他国家的方向、模式,是其他国家构建和谐社会的榜样(那么中国特色、其他各国自身特色从何谈起,又怎样解释西方国家之间的不同模式呢);⑥如果依据这种衡量方法和理论观点,发达资本主义社会是最和谐的社会,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将意味着在“最和谐”的社会首先爆发革命;⑦“和谐社会”的理论问题已经基本解决, “因素”关系已经选定(如根据《报告》所建立的关系,促进家庭和谐,童工率就会下降;降低童工率,家庭就更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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