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恒毅与中国天主教的本地化

出版时间：2011-1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作者：刘国鹏  页数：5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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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世界宗教在我们所经历的世纪之交、千纪之交空前活跃，并在中国出现了前所未有的迅猛发展。如何去认识、研究和理解世界宗教，这是我们在全球化时代所面临的一项重要任务。在中国当代社会政治、思想文化氛围中，人们已体会到宗教的普遍存在，并开始关注宗教问题，关心宗教研究，将宗教的作用及影响与现实社会的生存及发展密切关联。不过，在对宗教的认知和理解上，人们的见解和观点显然仍存有分歧，这给我们争取达到宗教审视之共识带来了种种困难，却也提醒并促使我们多层面、多角度地认识世界宗教的存在，观察其演变发展。　　在对各种世界宗教的复杂体认中，大致有如下两种视角：　　一是把宗教作为人类精神及社会生活的“常态”来看待，从世界宗教中体悟出人的社会性、人本性、文明性和超越性。对此，宗教研究者有诸多表述，反映出其对宗教所关涉的主体或客体、集体或个体、内心或外在的不同侧重。例如，奥托认为宗教是“与神圣的交往”，在此突出人对“神圣”或“神圣者”的信仰。缪勒也指出宗教是人“领悟无限的主观才能”，即人的内心的本能、气质、人寻求超越的渴望。斯特伦把宗教理解为“使个人和社会经历一种终极的和动态的转变过程”，其所言“终极转变”即从深陷于一般存在的困扰而彻底转变为体验到一种“最可信的和最深刻的终极实体”，由此在这种“构成生命的终极源泉”中确立自己的存在，使自己的精神变得充实和圆满。斯塔克则认为宗教是人之本性寻求补偿的体现，因而要追求一种具有超越性的信仰生活。宗德迈耶尔对此曾强调“宗教是人类对于超越经验的共同回答”。蒂利希则突出宗教是“人的终极关怀”，希望从这种关怀中体现出人的精神活动及其本真意义。

内容概要

　　本书以首任驻华宗座代表刚恒毅（CelsoCostantini，1876～1958）在华教务活动（1922～1933）为经，以同时期中国天主教的“本地化”运动为纬，在充分利用最新教廷档案的基础上，以多语种文献，多元研究视觉为解读进路，综合、立体地勾勒了20世纪20～30年代中国天主教“本地化”运动的挑战、问题和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刘国鹏，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世界宗教研究系哲学硕士，意大利米兰圣心天主教大学哲学博士，在巴黎三大—新索邦大学从事博士后研究。

书籍目录

第一章　中国天主教“本地化”的前奏与生态　一　1900～1920年天主教在中国的发展状况　二　“老西开事件”的多向解读　三　“宗座巡阅使”的中国之旅与历史批判的暧昧性　四　《夫至大》牧函及其革命性影响第二章　“本地化”的初启：“宗座代表”的任命与“第一届上海主教大会”的召开　一　第一任驻华宗座代表抵达中国　二　武昌筹备会议及历届主教会议回顾　三　第一个国籍宗座监牧区诞生的风波　四　第一届中国教务会议的召开、程序与结果第三章　“本地化”的突破：首批六位国籍主教的祝圣　一　两次“非基运动”的冲击和基督新教与天主教因应的差异　二　中国皈依天主教的障碍和传教问题　三　首批六位本土主教候选人的遴选　四　一枚硬币的两面：从“礼仪之争”到伪“满洲国问题”第四章　“本地化”的障碍与化解：教会与政治　一　法国保教权：作用、影响及转化　二　传教士遇害与赔偿问题　三　攘外必先安内：“卡普拉事件”、“道明学校风波”与加尼埃神父的攻击　四　中梵关系的新尝试第五章　“本地化”的成效：方法、视野与经验　一　中国国内新的政治特征和天主教的回应　二　他人与他者：从“文化适应”先驱到佛教的启示　三　文化传教的提倡：“集约法”与“广扩法”　四　从“适应”到“本地化”：神学、礼仪与宗教艺术参考文献后　记

章节摘录

　　第六，强调传教士须学习和掌握所在传教区的语言，以便能够亲自讲解福音要理，而不是将之推诿给教理问答员：“至于对基督教理论的解答，勤恳之传教士并不将之推诿于要理问答员，而是将之视为自己的分内之事，作为其最重要的职责的，他内心全然明白，他之由上帝差遣，如非为传扬福音，则无其他目的可言。”　　毫无疑问，这一点对很多在中国不能以中文传扬福音的传教士是一个严厉的批评。教宗进一步要求：一个好的传教士务必谙熟当地的文化，以便可以圆融无碍地融入当地社会，并同当地的上层人士进行交往。“作为教中之信使司铎，如果为现实之政权所宣召，或受邀于文人雅士之集会，如对当地的语言茫无所知，无从表达其所思所想，又该如何保全其体面与尊严呢？”　　总之，人们可以从《夫至大》牧函的核心思想得出两大基于实践层面的迫切需求。　　首先，任一传教区的本地神职必须得到适当的培养，以便“有朝一日承担起管理教会的职责”，因为，任何一个民族必须有其自己的教会。　　其次，传教士必须将所属国籍或修会团体的利益或特权，让位于向万民传福音这一根本需求。　　随着《夫至大》牧函的发表，教廷同殖民主义明确划清了界限，并由此催生了一系列的观念和态度（如同帝国主义观念保持距离），尤其是对教会组织建设的支持（如本地圣统制的建立等）。　　如前所述，《夫至大》牧函在整个天主教会内部掀起巨大的波澜。既然牧函总体上涉及天主教在华传教情况，那么，在华传教士又是如何来理解和对待牧函的内容和所指的呢？毫无疑问，服从是天主教会教阶制的基础，有些传教士就此深刻反省，并在传教态度和行动上做出调试；但是，大多数在华传教士只是在口头上加以服从，并有条件地接受。比如，宁波代牧、法籍遣使会士赵保禄一次给雷鸣远神父写信说，他对“通牒”不感兴趣，也看不出在他的传教区中有什么需要改革的。

用户评论 (总计4条)

•   学术性很凡，值得研究与学习！很好！
•   用历史的资料让你不得不相信那些事。
•   内容很客观，很好！见解独到
•   资料翔实，功底扎实，此类著作实在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