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时间:2010-11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作者:景春梅 页数:392
前言
城市化发展的水平,是人类社会发展水平和人类文明进步程度的重要标志。发达国家是世界城市化运动的先行者。20世纪以来,特别是20世纪后半叶以来,发展中国家也逐步兴起了世界城市化的新浪潮,而中国的改革开放,则掀起了世界新兴城市化的巨浪狂涛,产业和人口快速向城市集聚,全国各地兴起并膨胀着一座座新兴城市…… 2000年9月14日,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克林顿总统首席顾问、前世界银行副行长、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ph E. Stiglits)应邀来到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讲学,他说推动世界经济发展有着两个巨大动力:一是美国的高科技,二是中国的城市化。在这里,斯蒂格利茨不仅高度评价了中国的城市化,更重要的是把中国城市化看做是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的巨大动力。不是吗?中国的改革开放兴起了中国的城市化浪潮,这一浪潮不仅大大加快了农村人口向城市的流动,而且大大带动了中国建材、交通、商贸和金融、餐饮娱乐、文化教育等行业的超常规发展,使中国成为超级世界工厂。在全球化时代,一个不断增长着的巨大经济体的中国,必然对世界经济产生广泛而深刻的互动影响。 新中国成立60年来,我国城市化水平大幅提高。1949~2008年,城市个数由132个增加到655个,城市化率由7.3%提高到45.7%。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市进入稳定发展时期,城市化明显加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截至2008年末,我国已拥有6.07亿城镇人口,形成建制城市655个,其中百万人口以上特大城市122个,50万到100万人口的大城市118个,20万到50万人口的中等城市151个,20万以下人口的小城市264个,建制镇已经达到了19234个。
内容概要
本书结合金融危机之后中国城市化面临的新形势、新情况,以“政府悖论”的命题概述了我国城市化进程中政府行为的困境,分析了当前城市化中“土地财政”、寻租和腐败、公共政策失效、公共产品供给低效、虚假城市化等矛盾和弊端,提出了中国城市化动力机制应由“政府主导”向“政府引导、市场主导”转变,实现政府与市场“双强共赢”的观点。本书的创新之处是:在构建中国城市化动力机制指标体系的基础上,运用统计学和计量经济学方法对城市化中的政府行为进行了分析,在研究方法上做了有益的探索;对城市化中的“政府悖论”现象进行了较为全面、深入的剖析,弥补了已有文献的不足。希望本书的粗浅研究能为中国“政府主导”型城市化的探讨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作者简介
景春梅(1977~)
女,经济学博士,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助理研究员。参与完成中央“十二五”重大课题2项.教育部、国家发改委、国家电监会等省部级课题及中国国际经济交流基金项目等11项,公开发表论文近20篇.致力于城市化与宏观经济、能源体制改革等领域的研究。
书籍目录
第一章 导论 第一节 研究背景和意义 第二节 城市化与政府行为的研究现状述评 第三节 研究方法、研究内容和结构安排 第四节 可能的创新或贡献第二章 城市化、政府行为及其动力机制理论框架的重构 第一节 城市化理论概述 第二节 政府行为理论概述 第三节 城市化中的政府行为及其作用机理 第四节 城市化动力机制理论及其分析框架的重构 小结及启示第三章 中国城市化进程中政府行为的实证分析 第一节 中国城市化动力机制指标体系的构建 第二节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市化进程动力机制实证分析过程 第三节 中国城市化进程中动力机制实证分析的初步结论 小结及启示第四章 中国城市化进程中政府行为的巨大绩效 第一节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城市化进程中政府行为的历史考察 第二节 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政府行为特征 第三节 中国城市化进程中政府行为的巨大成就 小结及启示第五章 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政府行为困境——“政府悖论”第六章 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政府行为及其制度创新第七章 结论及其尚待深化研究的问题参考文献后记附录
章节摘录
遇到挫折,但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它。这些提前返乡以及春运期间返乡的农民工,绝大多数人已在2009年的春天再次踏上了返城的路。政府的职责,则是在这一过程中帮助每一个有能力就业的劳动者就业。第一,尽快让一部分在城市已经有稳定生活的人群纳人城市群体;第二,在中央和地方的财政资金中,拨出一部分资金用于农民工培训,一来提高他们的专业技能,为支持后续的产业升级做准备,二来也延缓劳动力市场的就业压力,为经济周期复苏赢得时间。此外,受政府调整的影响,工业布局过于集中于珠三角和长三角,导致沿海地区城市化不足,工业化过量;而内地和广大西部地区,在1998年积极的财政政策实施后,城市化发展起来了,但是工业化不足。因此,政府还应在产业结构和工业化布局方面进行政策调整,在解决沿海发达地区城市化不足问题的同时,促进内地工业化不足问题的解决,使农民真正参与到城市化和工业化的进程中去。 (三)加快城乡公共基础设施建设 解决就业最根本的出路还是要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增长。金融危机使得作为拉动经济“三驾马车”之一的出口遭受重创,而城乡居民收入提高还需一个过程,并且经济增长滑坡后,居民收入增长放缓,消费亦很难在短期内被刺激。在这种情况下,投资便再次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突破点。于是,中国政府于2008年11月5日颁布了规模空前的旨在拉动内需、促进就业、提振经济的4万亿投资方案,预计每年拉动经济增长约1个百分点。 但是向哪个领域投资是个值得斟酌的问题。目前消费品和重工业产品全面生产过剩,没有短缺领域;投资于产业,投资需求上去了但未来会留下很大隐患,是饮鸩止渴,也不是一个好的选择。而我国目前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矛盾在于关于民生的公共产品和服务的供给不足。因此,民生和公共基础设施便成为新的投资重点。从4万亿投资构成中可以看到,其中的大部分将被运用到基础设施和保障民生的领域,如图2-4、2-5所示。近年来,国家加大了农村基础设施的投入,但由于历史欠账较多,农村基础设施状况仍然没有得到根本改观。随着金融危机的加剧,农村的基础设施、公共设施与社会保障等建设一起,都成为关键中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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